任正霞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

我国晚清著名散文家黎庶昌现存墓志铭35篇，绝大多数是为黎氏家族内亲戚，联姻的郑、莫、杨家亲戚及其培养的门生而撰写的。有《诰授奉政大夫黎府君墓表》《郑征君墓表》《莫止升墓志铭》《莫善征墓志铭》《先兄鲁新墓志铭》《仲兄椒园墓志铭》《从兄伯庸先生墓表》《长姬赵孺人墓志铭》《赵宜人墓表》等。它记录了黎氏家族的历史、变迁和兴衰，反映了贵州遵义禹门沙滩族群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一定程度揭示了“沙滩文化”的历史渊源，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一、墓志铭的祖先崇拜与家谱书写

我国先民历来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这一习俗一直绵延至清末民初，甚至是现代文明社会也念念不忘落叶归根。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认真地为父母亲办理丧事，虔诚地祭祀历代祖先，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从孔子开始我国历来重视丧葬礼仪，承续并加以理论化，构建了儒家仁与礼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规范。丧葬礼仪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墓志铭便是其重要的载体，它述说着祖先的诞生，家族的繁衍、发展和变迁，在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仪式中，表达对族中先人的追思和怀念，并通过家族仪式不断强化家族成员铭记老祖宗的遗训，遵照执行发扬光大。

《诰授奉政大夫黎府君墓表》是黎庶昌为其大伯父黎恂撰写的墓表，详细记录了黎氏家族的历史。黎氏祖先黎干(716-779年)，字贞固，戎州(今四川宜宾)人，祖贯寿春(安徽六安)，曾任京兆尹。京兆尹为京畿地区首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黎氏枝繁叶茂，后由于做官不断迁徙，有江西新喻(今新余的古称)黎氏，有四川广安黎氏等。传了若干代后，明万历中黎朝邦始迁贵州龙里，继迁遵义沙滩，为“遵义之黎”。黎氏祖辈多为廪贡生、举人，或官至知县，或赠奉政大夫，传了九代至黎庶昌，走出国门，为著名外交家、散文家。在《先兄鲁新墓志铭》中，黎庶昌同样也悉数祖先“曾祖讳正训，岁贡生，妣邹氏；祖讳安理，以举人官山东长山知县，妣杨氏；考为开州训导，讳恺，妣张氏，母氏吴，生子四，兄于次长也。”作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散文大家，黎庶昌绝不会在写作中简单重复家谱，这正是墓志铭文体所需的祖先崇拜，需要一次一次地述说，强化这种仪式感。

二、黎庶昌墓志铭揭示了“沙滩文化”的形成原因

(一)黎庶昌墓志铭与“沙滩文化”家族体系的建立

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战争及改土归流以后，大批入域的流官、兵士、移民，将各方文化带入黔北，形成了文化的融汇与交流。黎氏家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入黔始祖黎朝邦的率领下来到遵义沙滩，至今已有四百余年。从黎庶昌的《郑征君墓表》《莫善征墓志铭》，我们了解到郑家是七世祖郑益显因平播屯兵遂为遵义人，莫家原为贵州独山人，由于莫与俦任遵义府学教授迁居遵义。清代晚期一百多年间，世居贵州遵义禹门沙滩村落的黎氏家族与附近的郑、莫两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郑、莫、黎长期坚持家族的耕读文化传统，几代人中涌现了几十位作家和学者，人各有集。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郑珍、莫友芝知古通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精醇，在清代学界占重要位置，被誉为西南巨儒。同治、光绪年间的外交家黎庶昌，为晚清著名古文家之一。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把遵义禹门沙滩称之为沙滩文化区。由此，沙滩文化蜚声中外，影响深远。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近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透露，即将编撰的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列入“沙滩文化”条目，加大沙滩文化代表人物的录入力度。

黎氏后代，遵义师范学院黎铎教授还进一步从空间及影响定位方面对“沙滩文化”进行了概念界定，指出沙滩文化的亲缘联结范围可以辐射到团溪赵氏，遵义宦氏、杨氏、蹇氏，绥阳杨氏等，并且还有他们的门生子弟，基本涵盖了当时遵义大家族。在黎庶昌的墓志铭中便有为莫友芝的弟子贵州黎平人胡长新撰写的《翰林院典簿胡君墓表》，称许胡长新的教学“能使愚者明、惰者起、顽者革”“律严而道尊，言动而躬随，今之石徂徕、孙泰山也”。也就是说，沙滩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禹门，还影响到遵义地区，甚至是遵义以外的其他地区。胡可先教授认为中国文学具有家族性，文学家家族传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汉有班彪、班固、班昭、班婕妤家族，晋有王羲之、王献之琅琊王氏家族，宋有三苏。这种由于血缘与联姻为纽带形成的文化世家大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前进的步伐，墓志铭也必然成为家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助于文学家族谱系的梳理与建立。

(二)黎庶昌墓志铭与沙滩族群文化

“沙滩文化”的形成不仅是血缘姻亲关系，还在于学术诣趣相投，而墓志铭多有记载墓主家族的文化文学传承。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1785-1863年)，他26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后历任知县。除外出做官外，黎恂居家均在父亲黎安理创办的黎氏家塾中执教，并多次从浙江等地带回大量书籍供黎氏族中子弟研读。治史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主，为文宗尚韩愈、欧阳修。黎恂著述丰富，在云南大姚任知县时编写了《大姚县志》，并以日记形式写下《运铜纪程》记载了京铜由滇至京的情况，还有《蛉虫斋诗文集》《读史纪要》《千家诗注》《四书纂义》等著作。黎安理、黎恂及绥阳举人杨开秀先后执教于黎氏家塾，黎兆勋、郑珍、莫友芝、黎兆祺、黎庶焘、黎庶蕃、黎庶昌等一批名士都曾前来请业。六七年间，沙滩英才辈出，为黔中教育史所罕见。有歌谣“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黎庶昌《杨先生墓志铭》)

郑、莫、黎三家衡宇相望，郑珍除拜舅父黎恂为师外，还“与府教授莫犹之先生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钜儒宗旨。久之，经术益大涵肆，莫可殚诘。”莫犹之即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1763-1841年)，晚清著名教育家，嘉庆进士，40余年的执教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是“影山文化”奠基人，以著述宏富、精通许郑之学而成为汉学专家，誉为“清代后期西南地区的文化大师”(《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志》)。莫友芝、郑珍就是受其沾溉而成为“西南巨儒”。黎恺(1788-1842年)对这个家族群的影响也较大，虽说黎庶昌六岁时父亲黎恺就过世，但黎凯任过印江县学训导，开州(今开阳县)儒学训导，工诗文，著有《近溪山房诗钞》《石头山人词钞》《教余教子录》等著作。曾国藩撰文、李鸿章篆额、丁宝桢书丹的《遵义黎君墓志铭》中记载：“雪楼(黎恂)厚重寡言,气盖一世,君则倜傥通易,周览群书,兄弟间自为师友。”并称其为“穆穆硕儒,黔南之特,韬敛英奇,以修内则”应该对黎兆勋、郑珍、莫友芝等后生有直接影响，对黎庶焘、黎庶蕃、黎庶昌三兄弟有间接影响。

除有祖辈父辈授学，家族同辈之间，他们也相互切磋学习，黎庶昌在《先兄鲁新墓志铭》中怀念长兄黎庶焘，“每有述作，辄就诸弟与相违覆，剖瑕摘衅，辨析毫厘，交讼互褒，董劝并进。兄弟间自为师友，俨如也。”《莫征君别传》中记载莫友芝“与吾里郑征君子尹珍同志友善，笃治许郑之学。”“身通苍雅故训、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久之名重西南，学者交推‘郑、莫’”。《从兄伯庸先生墓表》记载黎庶昌堂兄，黎恂长子黎兆勋与郑珍相互研习，“退则与外兄郑子尹珍同事研席，锐志求通于古，而趣向各殊。子尹稽经诹史志，为通儒，兄则专力于诗，上起风骚，讫于嘉道，无不讽味。”。黎庶昌虽功绩与郑、莫相平衡，但年龄差距大，小于莫友芝26岁，小郑珍31岁。因此，黎庶昌曾以表兄郑珍，内兄莫友芝为师。

综上，“郑莫黎”立足于乐安江边禹门沙滩，互为联姻。郑珍的母亲是黎安理之三女，黎庶昌的姑姑；郑珍的妻子是黎恂的女儿；莫友芝的儿媳是郑珍的女儿；黎庶昌的原配夫人又是莫友芝的妹妹。他们有相同的政治追求，以经世致用为本，以修身养性为宗，以风雅时世为重，三大家族相互提携影响广泛，致使清代后期百来年间黔北涌现出二三十位学者文士。此外，在沙滩世家大族文化中，还不得不说到这些女子，迁居教子的郑珍之母黎氏，善教子女的郑淑昭。郑淑昭是郑珍之女，嫁给郑珍的弟子赵廷璜，是为赵宜人。黎庶昌为郑珍之女撰写的《赵宜人墓表》中谈到她“生而渊静慧敏，喜读书”，并有《树萱背遗诗》一卷。“宜人之教诸子也，经多口授，或据灶觚，或携之菜畛，或置纺车舂臼之旁，必使随音缓读，背诵如流乃止，课严而有恩，诸子学问之基，皆由此起。” 赵廷璜与郑淑昭的三个儿子皆中举人，儿媳罗绵纤、华璇均工于诗，遵义师范学院岑玲教授曾收集整理郑淑昭、罗绵纤、华璇及赵廷璜的妾唐贞的诗歌进行了注释，编撰了《赵氏闺媛诗注评》，这也是沙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黎庶昌的墓志铭不但为我们建立了禹门郑莫黎世家体系，还揭示了“沙滩文化”形成的背景及原因，为研究贵州近代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