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周期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哪里来？

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是进入到调整和转型阶段，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它既有独特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它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跨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都会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并不是一个特例。

增长的源泉是从哪里来？各方面的因素都很多，我想提和改革开放有关的两个经济效率的提高。

一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打破了旧的体制、计划体制的束缚，允许资源开始自由的流动，这样为中国工業化铺平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市场的导向之下，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效的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工商业的资本积累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二是从低效的部门流向了高效的部门。在资源总量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在劳动资本和土地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出来的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

而之所以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是因为我们从1978年开始推进改革开放，在工业化过程当中，由于工商业的资本需求要高于农业，所以伴随着工业化我们经历了资本积累，也就是投资的高速增长。

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的快速形成，一方面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带动了需求，这就是工业化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这并不是什么特例，在历史上德国、日本、俄罗斯，在工业化阶段都会出现由于资源的重新配置而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

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当时领先的英国、法国；日本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在太平洋地区领先的美国。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

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当前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整个增长重心从10%左右降到6%、7%，原因是什么？

用我们刚才讲过的思路来进行考察，一个原因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投资高速增长，资本积累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不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资本不再稀缺，反而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要素。工业化的过程，也已经基本完成了。

数据方面的支持，也和我们的论断是基本相符。中国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经历过几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在1990年代初，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迅猛，这是典型的工业化阶段，资本加速积累表现出的统计特征。

第二个投资高峰从2000年中国加入WTO变成了世界工厂，那时候资本稀缺，大量的海外订单进来以后，国内的生产能力不够，进入了第二个投资的高增长期。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高峰，历经的时间比第一个更长，大概从2000年、20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年。

在工业化的过程完成，资本积累已经结束时，经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运行特征？它的运行特征和工业化期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投资高增长不再。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下滑，2017年最终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估计是和GDP同步，在工业化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超过GDP的增长，因为资本积累的需要，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资本积累的需要。

但是在工业化结束以后，投资增长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高。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今后我们的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基本保持同步增长，也就是单位数的同步增长。

单位数的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政策、后工业化时代投资策略和工业化时代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期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经济新周期是有可能出现的

后工业化时代的另外一个表现，是PPI（生产价格指数）从投资高峰进入到通缩时代，这个通缩表明什么？

表明产能过剩。从宏观经济的总体供求形势来判断，已经从计划时代的短缺经济变成当前的过剩经济。从宏观角度来讲，产能过剩，供应能力大于需求。因此，造成了价格的下降，也就是通缩的现象。

为什么货币短期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么明显？为什么2017年全年中央政策的基调是收缩银根？原因是中央多次强调的，2016年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时候提出防范系统性风险，非常及时，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控债务，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全年货币供应是从紧。

中国经济的负债已经很高了，不能再继续增加下去。再增加负债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年全年的货币政策也会是继续去年的趋势而偏紧。

货币偏紧，PPI的价格就没有支持。补库存，对于PPI的推动作用第二个因素在今年会逐步减弱，乃至于消失。最无法预测的第三个因素是行政化的去产能。

在这样的分析之下，中国经济确实是像权威人士所讲的应该还在“L”型中。但是说中国经济处于“L”型是不是对前景看淡？不是，尽管新周期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新周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它的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消除我们多年执行拉动需求政策所积累的系统风险。

第二个条件是促进企业的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

工业化阶段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在拉动，工业化之后，后工业化阶段投资跟GDP同步增长，增长点从基层来、从微观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在过去几年提出两个非常及时的政策方向转换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后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的常态和工业化时期的常态是不一样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