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韦豫 刘建军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拜占庭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全称《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混血的边境之王》)由两部分构成：埃米尔的短诗(Lay of the Emir)和狄吉尼斯的冒险经历(Digeneid)。*Elizabeth Jeffreys， Digenis Akritis The Grottaferrata and Escorial Ver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本文所有中文诗句皆引自此英文翻译手稿，以下简称“Digenis”，后面罗马数字表示史诗卷数。“G”指代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手稿；“E”指代埃斯克里尔(Escorial)手稿。史诗前三章的历史背景是拜占庭到达叙利亚后和阿拉伯休战的10世纪，当时帝国的东部边界已经进入幼发拉底河。在史诗的第二部分(后四章)狄吉尼斯的冒险故事中，人物的活动重要集中在科马基尼(Commagene)东部，具体位置在撒摩撒塔(Samosata)附近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旁边。作为一部英雄史诗，这部作品通过父子两代英雄形象的塑造，表现了独特的东地中海地域的英雄观念。

一

西奥多·帕帕多普洛斯(Theodore Papadopoulos)认为，英雄行为“必须超越人类行为的普通水平，必须比平常人的经验更高尚而且必须尽可能地独一无二。”*Theodore Papadopoullos， “The Akritic Hero: Socio-Cultural Status in the Light of Comparative Data，” Digenes Akrites: New Approaches to Byzantine Heroic Poetry， ed.by R.Beaton and D.Rick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131.按此观点，此部史诗毫无疑问是一部英雄史诗。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本诗的人物有关。埃德温·特拉普(Theodore Papadopoulos)指出，《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的很多主题与使徒传记的传奇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且就是这些主题构成狄吉尼斯故事的主干部分。*E. Trapp， “Hagiographische Elemente im Digenes-Epos，”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94， 1976， pp.275-287.它们包括英雄狄吉尼斯的童年及其成长环境、他的英勇善战和孤独的生活、与龙搏斗、在沙漠中与美丽的女孩相遇、皇帝赐予的荣誉、去世前向上帝祷告以及临终前后的集会等。此外，还包括族谱介绍以及占卜式序言等内容。所以，史诗中的英雄与家族谱系密切相关。罗德里克·比顿(R·Beaton)认为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和埃斯克里尔(Escorial)手稿的情节结构代表一种“世俗的圣徒传记(secular hagiography)”。*Roderick Beaton， The Medieval Greek Ro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198-200； Roderick Beaton， “An Epic in the Making? The Early Versions of Digenes Akrites，” Digenes Akrites: New Approaches to Byzantine Heroic Poetry， ed.by R.Beaton and D.Rick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55-72.拜占庭圣徒生活中的一些传统元素经过修改后重新出现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并且构成叙事结构的核心部分。即使有人认为，在格罗塔费拉塔手稿中，皇帝赐予主人公荣誉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其实，这个情节也来自皇帝拜访并且赏赐隐士荣誉的风俗。所以很明显，如果从使徒传记的角度去考量这部作品，我们就更容易理解《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的价值体系。

史诗叙述了父子两代英雄从出生到死亡的经历。前三章主要以狄吉尼斯父亲埃米尔的事迹为主，主要描写了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血腥战争。有人认为把埃米尔对拜占庭的入侵和残杀行为列入英雄的范畴是不妥当的。其实，这很容易解释：阿拉伯和拜占庭之间的战斗暗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双方都想在对手面前维护自己的出身地位、种族或者民族利益。在这里，与其说这是血腥搏斗，不如说是不同民族的代表人物英雄气概的真实。有时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最好的例子是《伊利亚特》中的斯巴达王(Menelaus )和帕里斯王子(Paris)之间的战争。这部史诗中的埃米尔(Emir)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之间的决斗与上述例子类似：双方因为一个女人而对立、诱拐者被打败以及违反协议的行为。

但作品中阿拉伯的埃米尔被其未来内兄击败的事实使他的英雄身份暂时受到质疑。其实，这涉及拜占庭时代英雄的特质问题。在此时，行为上的战争已经转换为灵魂上的战争，战场上的英雄行为已经转变为灵魂上的或曰精神上的强盛。也就是说，埃米尔精神上的改宗行为，其实是一种更新的英雄特质——注重精神强盛的特质。从以后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去叙利亚的途中，通过杀死雄狮恢复了英雄名誉。学者们为埃斯克里尔手稿里的埃米尔猎杀雄狮的行为提供了两种重要解释。里克斯(Ricks)把这种行为和狄吉尼斯父亲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联系起来：父母还是妻子？故乡还是拜占庭？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因此，埃米尔实际上是和自己作斗争。通过猎杀狮子，他找到了解决自己内心矛盾的方法。作为证据，他把 “战利品”(狮子的牙齿和爪子)带给狄吉尼斯，目的是成为值得儿子尊敬的父亲。这样，他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David Ricks， “Digenes Akrites as Literature，” Digenes Akrites: New Approaches to Byzantine Heroic Poetry， ed.by R.Beaton and D.Rick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161-170.伯纳德·菲尼克(B. Fenik)认为，这段情节并不是在描述埃米尔面临的选择困境，并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在输掉和康斯坦丁之间的决斗后，埃米尔的英雄身份令人质疑。他在杀死狮子的过程中也杀死了那个失意的“我”( frustrated Me)，并恢复到自然的“我”( natural Me)——通过将一头狮子劈开，之前分裂的埃米尔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埃米尔回到儿子身边时需要证物，狮子的牙齿和爪子能够展现他的勇敢。但这也有助于他克服失败的过去，重整旗鼓。*David Ricks， “Digenes Akrites as Literature，” pp.168-169.因此，根据以上两种解释，杀死狮子的行为具有证明英雄勇气的作用。而且，这个行为产生的重要动机是埃米尔想把自己从内心的矛盾中解救出来。

史诗的手稿各异，但是这个情节是相同的。因此，没有理由不把这些解释应用到其他手稿中。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和形式并不那么重要。一般而言，英雄杀死雄狮或者猛兽是中世纪东西方文学中广泛运用的主题。这样的情节通常具有象征意义而不仅仅只是用来暗示英雄的身体力量。*例如在12世纪格鲁吉亚史诗《豹皮武士》中，主人公塔里埃尔徒手杀死一只豹(象征他失去的爱人)，然后把猎物的皮穿在身上。狮子、老虎或者豹的象征意义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示，甚至在其标题中都有体现。Anonymity， Knight in the Panther Skin， ed. and trans. by Katharine Vivian，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1977.在这样的背景下，埃米尔的叙利亚之旅(其中包含杀死狮子的情节)可做寓言性解读：这种肉体的旅程应该被理解为英雄的精神之旅。埃米尔面临的选择困境及其被削弱的英雄地位成为他的人生障碍；通过杀死狮子，他克服了这些障碍。因此，埃米尔的精神完美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他必须要成为值得儿子尊敬的父亲，而狄吉尼斯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史诗接下来的所有故事都是围绕狄吉尼斯发生的。在后面几章中，他的父亲(埃米尔)仅出现几次，而且作用微不足道。自此以后，年轻的狄吉尼斯则在历经一系列成长阶段后变成一位超级英雄。

狄吉尼斯的出生具有标志性——他是不同民族的两个家族的混血儿。这种非凡的出身自然也与他的根基密切相关。在当时的观念中，一个人的英雄身份是先天决定的。狄吉尼斯非同寻常的身份源自他的“两个血统(διγ νεια)”：阿拉伯血统的父亲(后来转信基督教)和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母亲。他的守护者圣·乔治(St. George)也是这样：母亲是希腊人，父亲是波斯人，所以他也是混血身份。如果我们接受格罗塔费拉塔和Z(TAPO)手稿中的“英雄定义”，那么一般而言，生下英雄的恰当方法是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因为出身，他也被称为‘双血统的迪格尼斯(Διγενη)’，来自异教的父亲和来自罗马的母亲。”*Digenis， IV， 50-51(G).英雄名字的另一部分“阿克里特(ακριτη)”象征“决心”和“勇士”。 在作品中可以看到，狄吉尼斯是拜占庭帝国东部疆域的守卫者之一，但是在很久之前，其他人就已经这样称呼他。正如乔治·赫胥黎(George Huxley)在边疆生活的背景下分析这首诗时所指出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有关拜占庭边疆贵族生活的诗意描述。*G. Huxley， “Antecedents and context of Digenes Akrite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 15， 1974， pp.228-238； M. Alexiou， Βασιλειοζ Διγενηζ Ακριτηζ και Το Ασμα Του Αρμουρη， Athens： Ermis， 1985， pp.72-73.英雄还有第三个名字“巴兹尔(Βασ λειο)”，这是他出生时的名字。“他一出生就被叫做‘巴兹尔’。”这是他的洗礼名，是诗中最不重要的名字。狄吉尼斯最重要的英雄特点与其父亲相同：都是出身高贵、孔武有力、英勇善战，但同样也都具有精神上强盛的特点。而他的精神强盛的特点，又是作者通过其成长过程的细致描绘表现出来的。

二

狄吉尼斯的成长历程，暗合了基督教使徒的成长轨迹。要想成为一名英雄，狄吉尼斯必须要经历自我锤炼的各个阶段，完成超越日常行为的壮举，让自己与众不同。戴克(A. R. Dyck)认为，史诗中描写的三个基本行为(首次狩猎、诱拐女性以及君主到访)标志着狄吉尼斯融入社会的三个阶段。*A. R. Dyck， “The Taming of Digenes: The Plan of Digenes Akrites， Grottaferrata Versio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35， 1994， pp.293-308.笔者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是狄吉尼斯融入社会的标志，而且象征着他一步步迈向精神的完善。第一个阶段是主人公12岁时的首次狩猎。12岁是传统意义中英雄的成熟年龄。一天，他主动要求和父亲一起狩猎，因为想通过与野兽搏斗检验自己的能力。狄吉尼斯独自一人杀死野兽，甚至有时是徒手搏斗，这让他的父亲和舅父康斯坦丁极度欣喜。在整个狩猎过程中，狄吉尼斯的舅父仅为外甥提供了一些建议。有人认为，在骑士象征主义中，骑士在狩猎时遏制野兽身上体现出的本能、激情和欲望，同时又是在经历精神的净化。*Z. Gamsakhurdia， Tropology of 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s Skin， Georgia：Tbilisi， 1991， p.257.当然，正如皮特·布里奇(P. Mackridge)所言，狄吉尼斯首次狩猎的成功证明他有权利拥有其所在地区中最美丽的少女。这不仅是他力量的展现，而且是他走向成熟和精神净化的重要一步。英雄在泉边洗漱的场景也可以支持这个论点。成功后的狄吉尼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他洗净身体并换上用宝石和金子装饰的全新华服，骑上佩戴着昂贵饰品的白色骏马，右手拿着珍贵的长矛。穿戴整齐、骑着白马的狄吉尼斯令人想起圣·乔治(St. George)以及其他一些圣徒战士，例如圣·德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和圣·希欧多尔(St. Theodore)。沐浴更衣暗示了主人公的第二次洗礼仪式。所以，狄吉尼斯从肉体和精神上都为接下来的英雄行为做好准备，即诱拐一个女孩。在狩猎后凯旋回家的途中，他第一次和自己未来的新娘相遇；与此同时，他的父亲最终把“舞台”留给了儿子。

在本诗中，诱拐女孩的尝试既有成功也不乏失败的案例。一般而言，女性总是面临被掳走的风险。这个主题是引起学者们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读者在不同版本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都能“追踪”到一些和妇女社会地位相关的内容，它们反映了拜占庭社会的特征——女性的隐居生活和从属地位。埃米尔和一位被其掳走的女孩结婚，这个女孩在婚前对未来丈夫毫无知晓，而且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发言权。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狄吉尼斯的未来新娘身上：她被锁在父亲的城堡中，没有人询问她的想法，虽然她最后克服了这种生活带来的孤独感。和前者不同的是，她和心爱的狄吉尼斯私奔了。然而，与狄吉尼斯一起在边疆生活时，她最终意识到自己仍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除了丈夫，没有人能够见识她的美貌。

重点不是诗中展现的一些社会现实，而是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以与拜占庭妇女实际地位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基督教意识中女性的象征意义。拜占庭作家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观点在此有所帮助，其中使徒传记作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对爱的寓言解释是澄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要想弄清诱拐女性如何成为一种启蒙行为，就必须要考虑其中的隐喻意义。作为一种文学主题，诱拐女性的情节在古代和中世纪史诗中随处可见。最佳的例子来自《伊利亚特》，这种主题经常被称为“海伦主题(Helen motif)”。诱拐女性的原因通常是爱。世俗的爱情被视为精神教化的外在表现，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学现象。爱德华·鲍伊(E.Bowie)认为希腊的传奇文学就是一种希腊神话，其表现了人类的孤独以及人类想要与其他生物(无论是神还是人)结合的要求。鲍伊同时与读者分享了罗伯特·梅尔克尔巴赫(R. Merkelbach)的假说，即每一个传奇故事都是一个带有神秘寓意的文本，并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寓言：人类通过痛苦、死亡、复活、(自我)肯定以及同上帝合一最后进入到“神秘领域(secretum)”。*E.L.Bowie， “The Greek Novel，” Oxford Readings in the Greek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5； R.Merkelbach， Roman und Mysterium in der Antike， Munich: Beck， 1962.英雄传奇文学中有很多与圣经故事类似的元素：以寓言的方式讲述创生和堕落，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就象征人类从精神到物质的堕落，然后再通过教化启蒙返回上帝身边的过程。因此，爱的寓意是宏大的。在史诗中，埃米尔和妻子之间世俗的肉体之爱被认为是上帝精神之爱的最低形式。*Johan Chydenius， The Symbolism of Love in Medieval Thought， Helsinki： Academic bookstore， 1970.登上“表演舞台”的英雄狄吉尼斯为获得精神上的重生一直不懈奋斗。为了解开世界的奥秘，他诱拐了这个女孩，她是神性和不朽的象征。而且，只有狄吉尼斯能见识女孩的美丽容貌，因此他也是唯一能够获得启蒙智慧的人。

狄吉尼斯在婚后离开了父母，独自安顿下来。换句话说，作为一名真正的“苦行者”，他放弃了世俗快乐并把自己隔绝在沙漠中。现在，英雄在追求精神启蒙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同时不断接受来自上帝的考验。我们说，圣徒和英雄总是以同样磨难和考验的方式实现自我，成熟的圣徒就是精神上的英雄和超人，他与肉体以及不计其数的诱惑作斗争。他通常能创造奇迹，这使其超越了自然规律。史诗中的英雄与真正的超人并无两样，他们的功绩和圣徒们的奇迹一样神奇。对狄吉尼斯的考验包括与恶龙、狮子和阿佩拉泰(Apelatai)*阿佩拉泰在诗中试图引诱迪格尼斯的妻子。作战并击败它们。本诗中共出现三次试图掳走狄吉尼斯妻子的情节，它们展现出诱拐女性这一主题的不同变体。应特别注意其中的屠龙故事，因为其提及了《圣经》中人类堕落之前天堂里发生的事情：和伊甸园中的蛇一样，恶龙试图引诱狄吉尼斯的妻子，但它失败了。在不同时期的各民族神话中，屠龙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蛇或者龙是阴间世界的通用符号，它们被认为是与死亡相关的地府生物；而且，英雄通常能击败恶龙。在格鲁吉亚(Georgian)以及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中，龙的象征意义与水、雨、富饶、多产相关。格鲁吉亚的流行故事强调：除非有牺牲者，否则龙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泉眼。*N. Abakelia， Symbol and Ritual in Georgian Culture， Georgia： Tbilisi， 1997， pp.5-17.值得注意的是，狄吉尼斯的妻子因为口渴接近泉眼时被一条龙袭击，但是它变身为英俊的男子后试图引诱她，而不是将她杀死。读者在此处可以发现一个对《圣经》中人类堕落情节的修正：狄吉尼斯的妻子并没有被诱惑，而是大声呼唤丈夫的帮助；英雄及时赶到解救了爱人，并杀死了恶龙。

因此，狄吉尼斯以屠龙战士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体现宗教中的真理、善良和爱的光辉。屠龙英雄重建生命，战胜死亡，把人类从黑暗力量中拯救出来。基督教圣徒圣·乔治(St. George)、圣·德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和圣·希欧多尔(St. Theodore)是狄吉尼斯的对应人物。西方学者指出，在中世纪，狄吉尼斯被认为是基督徒奉献精神的具体化身。隐修和骑士两种制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僧侣和骑士承担着共同的使命。骑士仪式是启蒙仪式的象征性表达；两种仪式的共同主题是进入到地下的阴间世界(即使骑士还没有死亡)并打败其中的黑暗力量。*Z. Gamsakhurdia， Tropology of The Knight in the Panther’s Skin， Georgia：Tbilisi， 1991，pp.160-166； J.E.Cirlot，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169-172.

总之，被频繁应用于圣徒传记和圣徒战士画像中的屠龙主题来源于《启示录(Revelation)》(12)中的一个场景：大天使迈克尔击败了撒旦。圣徒战士在本质上重现了迈克尔的行为，他们是与邪恶作斗争的战士和胜利者。狄吉尼斯也完成了同样的功绩。这个功绩与史诗中的其他证据共同支持了以下这个观点：对圣徒战士的狂热崇拜在中世纪得以迅速发展，其影响了本诗的创作和主人公的形象塑造。*E. Trapp， “Hagiographische Elemente im Digenes-Epos，” Analecta Bollandiana， Vol.94， 1976， pp.279-286； H. Delehaye， Les legendes grecques des saints militaires， New York: Nabu Press， 2014.一些圣徒传记和圣徒战士的肖像也能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克里斯夫多·沃特尔(Christopher Walter)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Christopher Walter， Warrior Saints in Byzantine Art and Tra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在尼基法拉斯·乌拉诺斯(Nicephorus Uranos)的《圣徒希欧多尔的生活》*F. Halkin， “Un opuscule inconnu du Magister Nicéphore Ouranos，” Analecta Bollandiana，Vol.80， 1962， pp.313-323.中，作者也对这个情景进行了进一步润色：是希欧多尔把正从泉眼中打水的母亲从龙爪下救出来。同样，在格罗塔费拉塔手稿中，狄吉尼斯宣称圣徒战士们帮助了他，其中就包括两位圣希欧多尔，这为狄吉尼斯的冒险经历提供了一个象征性解释：他追求的不是战场上的荣耀，而是精神上的完美。

三

在史诗中，“两位希欧多尔圣徒的两座镀金圣像”是狄吉尼斯和妻子收到的结婚礼之一。在幼发拉底河畔的花园中，狄吉尼斯也专门为圣·希欧多尔修建了一座教堂。因此，狄吉尼斯自称是“新圣徒战士(new warrior saint)”。他独自生活和战斗。但他并不是与拜占庭历史上的宿敌(阿拉伯人)作战，而是为“神圣的爱”而战；这种爱具体体现在永远处于被绑架危险之中的爱人身上。

狄吉尼斯在去世前改变了生活方式。他在幼发拉底河(源自天堂的河水)畔定居，并从那里开凿了一条河道直通自己的花园。诗人阐释，因为幼发拉底河是伊甸园四条河流之一，通过这条运河，狄吉尼斯建立了一个“新伊甸园”。此处的幼发拉底河并不是本诗中唯一有关天堂的暗示，狄吉尼斯修建的带围墙的拜占庭式花园也是有关伊甸园的寓言。在《创世纪》中，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四条河流：比逊河(被认为是恒河)、基训河 (被认为是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早期的基督教释义者认为，这些河流从伊甸园流入人间并灌溉那里的土地，从而把来自天堂的祝福带给凡人。*A.R.Littlewood， “Gardens of Byzantium，”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Vol.12， 1992， pp.126-153； A.R.Littlewood， “Gardens of the Palaces，” Byzantine Court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3-38； A.R.Littlewood， “Romantic Paradises: The Rle of the Garden in the Byzantine Romance，”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Vol.5， 1979， pp.95-114； J. Wolschke-Bulmahn， “The Study of Byzantine Gardens，” Byzantine Garden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pp.1-11； H. Maguire， “Paradise Withdrawn，” Byzantine Garden Culture from 829 to 1204，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pp.23-35.

就像天堂一样，狄吉尼斯的花园中有美丽的植物和花朵：葡萄树、亚麻花、玫瑰花、水仙花、紫罗兰、桃金娘、苹果树、枣椰树、芦荟以及凤仙花。这个神奇的花园里居住着孔雀、鹦鹉、天鹅、鹰，狮子以及黑豹，甚至包括仙女们。此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拜占庭人对伊甸园的位置有一个特别的观念。狄吉尼斯建造的“天堂”与拜占庭 “人间天堂” 的概念非常接近，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体现在气候、植物、动物种群以及景观等方面，而且地理位置也十分相近。狄吉尼斯在这个“天堂”中建起一座宫殿，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因此，英雄创造的这个世界是被逐出伊甸园之外的罪人们心中的永恒梦想；换句话说，他回到了曾经失去的天堂。在狄吉尼斯追求精神启蒙的过程中，圣骑士们，尤其是希欧多尔·斯特拉特雷兹，为其提供了帮助。这就是他在“新天堂”中为圣希欧多尔修建教堂的原因。所以，屠龙行为暗示了人类对自己堕落的修正，狄吉尼斯从此在精神上获得“重返天堂”的权利。结果，被堕落人类破坏的世界和谐得以恢复。

圣人或者以殉道者的身份结束生命，即为信仰牺牲；或者在经历漫长的苦行生活后平静离世。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是善良战胜了邪恶，灵魂战胜了肉体，精神世界战胜了物质世界。狄吉尼斯的结局似乎是属于圣人离世的第二种方式。

在格罗塔费拉塔手稿中，狄吉尼斯的死因是其在自家花园的池塘沐浴后患上了不治之症，而他的一些朋友当时恰好在家中做客。狄吉尼斯生病后，家人请来一位医生，但是他也无能为力。注定无法逃脱死亡的英雄让妻子坐到床边，然后讲述了他源于爱的英勇行为。狄吉尼斯的妻子开始祷告。在祷告结束时，因为无法忍受亲眼目睹丈夫濒临死亡时的痛苦，她倒地昏迷，并在丈夫之前离开人世。因此，狄吉尼斯和妻子相继辞世并被安葬在一起。史诗的结局是对狄吉尼斯夫妻的悼念，以及有关尘世生活的虚空的冗长“演说”。至此，英勇的天才和冒险家狄吉尼斯因不治之症而虚弱，随后在家中英年早逝，而不是像其他史诗英雄那样手握长矛战死沙场。根据以上场景，一般人认为，这种死亡不能被视为向永恒荣誉的过渡，因为这种荣誉不是源自光荣牺牲(ευκλεηθανατο或者 καλο)。韦尔南(J.-P. Vernant)认为，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期，死亡一直被视为是英雄在战争中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战场上，一个人可以展现自己的勇气、骑士精神和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获得了战胜死亡的永恒荣誉。因此，英雄被赋予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手持武器并且风华正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避免平庸和缺乏激情、衰老的晚年、听天由命的死亡以及被他人遗忘的葬礼。这是一个能够永远活在所有人心中的机会。通过“善行死亡(καλθ νατο)”所获得的荣誉使英雄的生存方式成为典范；同时，这也是统一和巩固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并有助于国家加深对自身的了解。因此，对个人而言，社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直面死亡的勇气得以获取。*J.-P. Vernant， L’individu， la mort， l’amour： soi-même et l’autre en Grèce ancienne， Paris： Gallimard， 1989， pp.81-89.

与上述认识相反，《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主人公的死亡方式虽然不能凸显古代英雄的勇气和力量。作为一名英雄，狄吉尼斯的死亡并不体面：平躺在床上、四肢无力、与死亡作斗争。但要注意，作者这样写作的目的并不是显示英雄的软弱，而是表明：搏斗和战争都无法击败他，而死亡是他唯一不可战胜的事情。明知死亡逃不过，仍然接受死亡，在拜占庭的史诗作者看来，也是一个英雄的壮举——他更类似于基督教圣者的“死”，耶稣就是这样“平静”的死，很多圣徒也不是倒在战场上。要害是他们以肉身的毁灭换来了精神的“复活”。

除了永恒的生死亡交替之外，诗人进一步指出了世俗生活的空虚和浮华。这些观点源自整首史诗的思想轴心——基督教的人生态度。基督教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它把灵魂从肉体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是人向另一种存在方式的过渡。殉道者的死亡通常被描述成一个重大而庄严的事件。所以，《狄吉尼斯·阿克里特》自然不会强调一位垂死英雄的力量和勇气。在这方面，本诗与基督教教士们的生活经历基本一致。

史诗交代，狄吉尼斯死亡的四个步骤分别是：在水中沐浴和患病、对妻子讲述之前的冒险经历、死亡和葬礼。

首先，根据基督教中水的象征意义，狄吉尼斯在水中沐浴象征净化和洁礼。在诗中，幼发拉底河被赋予了圣洁的灵气，这也基本和基督教精神一致。在“圣水”中沐浴后患病的情节为狄吉尼斯的死亡披上神秘的外衣，并把它描述成神的意旨。狄吉尼斯既没有在战场上失去生命也没有无疾而终。诗人在此处实际提供了一种避免上述两种死亡方式的途径并使狄吉尼斯能在人们记忆中永远保持青春年少的形象。

其次，伴随着无数的祷告和祈求，躺在金床上的狄吉尼斯提醒妻子不要忘记他为她完成的英雄事迹。这是典型的忏悔场景。在狄吉尼斯的临终遗言中，他提醒妻子，自从结婚以来，他的所有功绩都是为了保护和赢得她。狄吉尼斯在此时加强了悲伤的语气并且认定自己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所以，她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企及的。“我成功过，是为完全赢得你。但是我已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和期待。”*Digenis， VIII：122-123(G).从逻辑上讲，狄吉尼斯去世前对自己英雄事迹的回顾暗示他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在冒险结束后，他已经成为人们理想中的英雄，而其随后的死亡只是逻辑上的结局。

第三，史诗表现了狄吉尼斯与妻子之间伟大的爱情，两人似乎共用同一个身体和灵魂。狄吉尼斯与妻子同时离世是一种象征，其表明英雄的英勇行为带来的主要成就是：爱人和他同时消失。

第四，对人世间空虚和浮华的哀叹使整首史诗在悲剧氛围中结束。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够逃脱上帝的意旨，这是上帝对堕落人类的惩罚，即使强大的阿克里特在死亡面前也变得羸弱。故事结局中哀伤的语气和情节向读者灌输了基督教精神。

基督教思想可以用来解释狄吉尼斯生活的各个阶段：出生、诱拐女孩、杀死恶龙、建造花园以及死亡。这些情节都暗含了基督教启蒙思想，并说明本诗中英雄形象的刻画很大程度上受到圣徒战士形象的影响。考虑到《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的创作年代充满对帝国曾经辉煌的怀旧情结，所以把狄吉尼斯看作是一位追求精神救赎的理想化英雄是合乎逻辑的。*R.Beaton， The Medieval Greek Ro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46-47； R.Beaton， “Cappadocians at Court， Digenes and Timarion，” Alexios I Komnenos， Belfast: Belfast Byzantine Texts and Translations， 1993， pp.332-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