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后人道主义探析

2018-03-05马娜薇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6期

马娜薇

摘要：通过分析一系列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中的案例，从人物的模糊化、情节的非连贯性和田园反讽等三方面来阐述“后现代主义”小说后人道主义的典型特征：后人道主义通过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批判，消解了人是自然“主人”的本体地位，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关键词：后人道主义；后现代主义；美国后现代小说；生态；本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6-0058-04

Abstract： This essay trie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posthumanism of postmodernist novels based on American postmodernist Novels from three aspects - characters uncertainty， plots disconnectedness and pastoral satire. Posthumanism criticizes the concept that human being is a scale for everything and the master of na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posthumanism； postmodernist； American postmodernist novels； ecology； subjectivity

“后現代主义”（或“后现代派”）（postmodernism）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思潮，对西方社会的整合、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理想提出了质疑，并从哲学上、文艺理论和小说创作上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表述方法进行反思[1]。后现代主义小说主张思维方式、表现方法、艺术体裁和语言游戏的彻底多元化，因此后现代主义小说所表现的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多义的、不确定的[2]87。文学创作是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进行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多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的迷茫、无序和反复无常。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概念，但由于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并举。

一、后现代主义的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是一种发轫于20世纪前半期、以批判和反思西方传统人道主义为主旨的后现代社会文化哲学思潮。它既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传统对自身的一次深刻反省[2]7。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sm）既不是人道主义也不是反人道主义，他在本质上实现了对两者的结构和消解[3]121。人道主义受到希腊罗马传统和希伯来传统这两大传统的深刻影响。希腊罗马传统从其本质上讲就是强调理性，认为人具有理性去发现自然和未知世界的规律，人可以理性生活，因此人道主义主张人是独立自主的，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尽管人不能更改自然的轨迹，人却能控制自身。在这里，理性不是人的特点而是人的本质，人成为万物的尺度来为所有事物立法。正如《圣经》所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道主义者对人赋予了绝对的在先性、中心性和自主性，这就是人道主义其症结所在。反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提出修正的同时，过度强调了自然万物的价值优先，导致了人类本体地位的滑落，在理论上和认识上容易陷入混乱和虚无主义。后人道主义以“中庸”立场强调人的道德行为选择要避免“过”和“不及”两个极端：人类在追求正当利益的前提下要保护生态环境，关爱自然万物，但同时也绝不是过分夸大其他动物的权利，否定具有社会性的人类的主体地位。这种后人道主义的“中庸”立场深刻反映出后现代主义一种和谐生态理念[3]121。

后人道主义通过对传统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评判、反思，彻底颠覆了反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从而超越了二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后人道主义理论批判传统人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摒弃单一、机械和碎化的现代思维，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探求差异、多元、有机及和谐的后现代思维[4]19。作为 20 世纪中叶出现在西方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后人道主义对于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人”及其信奉的“人类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反映出后工业时代的哲学家们对于传统人道主义设定的“人”的形象颠覆式和超越式的解读，是后人道主义者对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以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4]19。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应着西方的后工业文明，它以相当激进的方式重新评估、绘制种种既定社会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认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5]65。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传统的人道主义话语也转向一种“后人道主义”，其主要的思想内涵表现为要同时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种互为主体、平等对话的间性思维，重视边缘话语与差异性因素，从而有效应对后工业社会所招致的文化危机与精神困境[5]65。本文试以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为例，探析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后人道主义特征。

二、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后人道主义

（一）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派”）（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正式进入美国社会生活的词汇（在学术界略早些）。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与其时代紧密相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特殊产物，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极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后美国的状况。二战后美国的科技飞速发展，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价值评判、审美标准等都将被抛弃，一切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规范都被遮蔽。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继承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主题，用其独特的反讽和讽刺手法，反映多变的自然、社会和生态状况，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制度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并且揭露和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和科学主义。杨仁敬等撰写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论》在绪论中指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对美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变态和道德沦丧的揭露和批评，虽然力度不同，但倾向明显，有的在表达的形式里显露现实主义的威力，虽有时令人费解，但他们艺术上的试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6]。endprint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发展势头迅猛，呈现出多样的生态格局，既包括了主题的多元化，又包括了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呼应了后人道主义的文化的多元与共存的观念，并且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家，如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约翰·巴斯（John Barth）和唐纳·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等，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活跃又最具有影响力的也许是品钦（Thomas Pynchon）。他的4部重要长篇小说：《V》（1963）、《第49组邮票大拍卖》（The Crying of Lot 49，1966）、《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和《葡萄之乡》（Vineland，1989）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是空前的。其作品中的语言、叙述形式以及谋篇布局完全颠覆和解构了传统的艺术形式，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征：反讽、混杂、内在性和不确定性，是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一体的复合型小说。品钦（Thomas Pynchon）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在当代美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艺术成就超过了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7]。

后人道主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哲学思潮，以批评传统人道主义为己任，它反对人道主义标榜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应尽可能地对人类自身以外的世界万物给予“人道”的关怀。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USF）人文学教授西尔维奥·佳吉（Silvio Gaggi）指出，后现代主义也可理解为后人道主义（posthumanism），他指出：“后现代可理解为后人道，所指的是，人道主义传统最基本的前提——对人可以用理性去了解宇宙充满信心，相信自我的存在并且接受个体是存在的实体——已经站不住脚”[8]。当人类发展到21世纪，人们发现理性并不是万能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问题恰恰是理性导致的。正因为如此，后人道主义者对理性不再歌颂，而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理性只是权力者编出来的一套看似完美的谎言。在后现代主义作家那里，理性也像“人”一样遭到了嘲笑与消解，甚至被毫无保留地丢弃了。

（二）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哲学的“非中心化”和“人的终结”等观念无疑对文学领域，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呈现出多样的生态格局，多元化的主题，多样的艺术形式，呼应了后人道主义的文化的多元与共存的观念。

1.人物的模糊化与后人道主义。当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命题后，“人”便迅速地瓦解了自然和神的本体地位而成为思辨哲学的中心。“人”站在哲学的舞台上以自身为尺度考量万物的存在与价值，尤其是人道主义对人赋予了太多的在先性、中心性、绝对性、超验性、自主性等一系列特权后，人的“尺度”意识便进一步强化，这种超常强化让人漠视周围世界，始终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和历史的中心。后人道主义福柯认为，人不是什么永恒的无限存在物，“人”只是一个最近的发明。18世纪以前，所谓的“人”并不存在[9]29。德里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人”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只是一个梦想，只不过是无限的语言游戏中的一个词。后人道主义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人”在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里，人的本体地位彻底捐让出来，使坚实主体的存在缺位，在作家笔下，“人”变得抽象化，模糊化，不再是作品中的中心和支柱，而只是文本中一種可以替代的道具，起着把散乱的情节串在一起的作用[9]85。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家笔下的“人”不再是真实生活的主体，也不是话语的主体，人物仅仅成为“角色”而不是主角，这些“人”没有自由人格，没有自主意识和感情，语言不通，思维混乱，猥琐卑贱，随时处于生活破碎的边缘。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中曾言“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因为书里大多数人物都是被巨大力量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非是“人物”，而只是象征与符号。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中的主人公尤索林泥鳅般地游移在两个名字（尤索林和吉乌塞普）之间，一边坚持着象征自己身份的真名，一边顶替着他人身份的假名。一个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是虚假的自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作品中，尤索林的形象同样是模糊缥缈的，不确定的，作者始终没有对其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甚至其容貌等作任何介绍。约翰· 巴斯（John Barth）的《烟草经纪人》（The Sot-Weed Factor）中的亨利·柏林盖姆的身份持续变化，先是变成彼德·赛尔上校，后又变成巴尔的摩爵士，再后又变成农场主蒂姆·米歇尔和尼可格斯·楼厄。在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V》中，V的身份更是捉摸不定：可能是叫维罗尼卡的美国荡妇，可能是叫维罗尼卡的意大利富婆，可能是叫维多利亚的英国姑娘，可能是叫维拉的德国妓女，甚至可能是维莱塔城或是一个叫威伊苏的已经消亡的国家。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恰好符合德里达关于 “人”的论述，“人”只是一个梦想，梦想怎么会留下清晰可辨的、肯定的印象？后人道主义看来，随着福柯“人之死”所导致的人的消解，一切都是在“形成中”（becoming），而没有“存在中”（being）。人物的模糊化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精心策划的结果，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是荒谬荒诞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们千变万化、纷乱复杂、混沌一片，令人根本无法搞清楚。

2.情节的非连贯性与后人道主义。美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哈桑（Ihab Hassan， 1925-）曾就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多元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这种多元性特征就体现在文本叙事中的不确定、模糊、间断、散漫、反叛、变形等方面[10]。60年代期间，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代作家对传统叙事形式明确表示质疑，特别是对那些创造连贯或闭合的形式。Donald Barthelame 在The New Yorker中公开告诉其读者，支离破碎（fragments）是唯一可信的叙事形式[11]。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猫的摇篮》（Cat's Cradle）不到200页，却分成了127章。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结构松散，是一部用片段拼贴出来的作品，书的四个部分包括73 个用小方框隔开的片段，没有顺序和章节的标记，片段与片段之间的跳跃性很大，没有任何的连贯性，很难归纳出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情；小说的视角也是不确定的，大部分是第三人称，但有时突然会转向第二人称，作者直接面向读者说话。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路上》（On The Road）的各个部分所描写的事件彼此相互独立，没有逻辑关系。时间的空间化使时间变成了永远的现时，人物与自己的过去由于时间因素的消失与淡化而成空间的关系了。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所关注的是写什么，不是怎么写（现代派作家关注的），任何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可能的。endprint

情节的非连贯性反映出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欲望极度膨胀，人们处在道德崩溃的边缘，迷失了自我，无法把握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出现代人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莫里斯·伯曼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生活越来越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这样的结果。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导致精神家园的荒漠化，精神家园的荒漠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异化加速了人的异化，因此现代人无法摆脱某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这种忧虑在人与自然的抗衡越加剧烈的时候会更加深重。现代人这种“现在感”使过去与未来强行中断，同样使人类发展的和谐生态链变得支离破碎。后人道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中断的碎片进行拼接，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沟通机制，实现人与自然的亲密共生、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9]31。

3.田园反讽与后人道主义。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不得不面对许多前沿的伦理问题。后人道主义就是要思考人处在技术中心主义、官僚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沙文主义、“上帝已死”等多种思潮和意识形态并存的时代，普通人如何生存，以帮助人走出生存的困境[3]121。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田园反讽触及和批判一些严重的生态和社会问题。索恩蒂诺（Gilbert Sorrentino）小说取名《蓝色田园》（Blue Pastoral），而不是《绿色田园》，题名本身就带有讽刺的意味。作品中和绿色成为鲜明对比的有浅红色、黄色和白色，虽然有绿色，但是那是金钱的颜色，更加增添了反讽的力量，清晰地告诫读者它们早已失去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田园风光的生机、绚烂和纯洁。其田园反讽主要针对“技术污染”，即技术弊端给自然和生命带来危害，而小说人物虽然深受其害，却不以为然。其中最具有反讽效果的莫不过于此：

“空气对于肺病和抗平滑肌抗体非常有好处，只要风不是顺着迅速发展的、骄傲地给沉睡的小村庄带来进步成果的核电厂刮来的 …… 接触一点点空气中的辐射就可以杀死所有泥土和脏垃圾的原子以及蟑螂和蝎子……”[12]257。

科技在进步，历史是否也在进步，人类是否知识越多越理性，越理智，越文明？后人道主义认为，如果将人摆在“主人”的位置，人的“主人”意识就会过分张扬理性，在高科技的助推下，最终造成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如果人要淡化自身的“主人”意识，就必须打破“人是自然主人”的神话，瓦解人对自然的殖民主义[9]30。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田园反讽，使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科技会造成污染、垃圾，为什么会殃及人类生命，自然是否在对人类进行报复。自然已成为一种“操纵的范畴”而不再是人类文化被动的受害者，但它之所以操纵因为它首先被动[13]。

三、结语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体现了后人道主义思想特征。后现代主义小说通过反映当代复杂多变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状况，批判了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从而映射了后人道主義的特征：后人道主义通过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批判，消解了人是自然“主人”的本体地位，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弗洛姆写道：“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他从动物王国里走出来了，摆脱了适应性本能。他超越了自然，尽管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他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脱离自然，他就不能回归自然。一旦被赶出天堂——一种与自然的原生态———手持火剑的天使就挡住了他的回路。人只有向前走，培育理性，寻找新的和谐，人类的和谐。”[14]后人道主义虽然消解了人是自然主人的本体地位，但并不否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密共生的和谐关系，并且预言只有坚持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才能成为“完美的人性”，世界才能更加和谐，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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