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文化的当代价值分析

2018-03-04周博何涛见

艺苑 2018年6期

周博何涛见

【摘要】宗祠作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祭祀建筑，是传统社会文化精神的物质表现形式，蕴含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历史发展经历了由皇权到民间的过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宗祠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教化价值与社会治理价值两个方面。社会教化价值表现为民众的思想启蒙、道德教育、失德惩戒、文化继承与延续;社会治理价值围绕着宗祠为核心展开，蕴育宗族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荣辱观，推进民众的社会化，反映基层社会的治理功能。

【關键词】宗祠;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社会教化;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沉雄古逸、端庄典雅、布局规整、分布广泛的宗祠建筑，是中国汉民族千百年来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灿烂结晶，承载着丰富的宗族礼制、血缘伦理、社会教化的文化内涵。宗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凝聚作用。《尚书》中提出“礼行于之上，化而为风;民习之于下，变而为俗”，[1]81以礼正俗，规范人的言行，从上至下教化民众，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如今浮躁繁杂、道德没落、信仰缺失的社会状况下，探究传统宗祠文化中的精髓，弘扬宗祠礼制的社会教化价值，挖掘其人文及实践内涵，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合适的理论支撑，对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宗祠的历史发展演变

宗祠又称为祠堂，乃中国传统社会缅怀先人、举行祭拜礼仪的殿堂，承载着一个宗族起源与发展的特征。宗庙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自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对祭祀的描述，最早的祭祀文献《周礼》中就对祭祀的圭表与差异有着详细的规定：“宗庙有大、小宗之分，以周王室为大宗，拥有祭祀始祖的权利，同姓诸侯为小宗，只以始封君为祖先进行祭祀。”[2]224。依据《礼记》里所述：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而民间不允许设立宗庙，只能在家中设龛祭祖，称为家祭。《左传·成公》中描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戌。”[3]387《国语·鲁语上》叙述：“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4]215这些文献典籍表明，作为皇权象征的祭祀权很长一段时间是帝王才能拥有，因而宗庙成为统治阶级权利的象征。司马光著《文潞公家庙碑》指出汉代祠堂常建在陵墓旁，又称为墓祠。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各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玄学与佛道教等此起彼伏，对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础的宗祠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仍受限于昭穆分明的七庙之制。唐《开元礼》规定朝廷五品以上官衔官员可以设立“家庙”。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对社会造成剧烈动荡，“瓦季之乱，礼文大坏，士大夫无袭爵，故不能建庙，而四时寓寄室屋”。[5]130直到北宋中期，“家庙”仍是高级官员才能享有，以供奉其祖先，庶人不能立祠堂。南宋偏安一隅，社会相对趋于稳定，朱子《家礼》“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凭借其声望，广泛传布理学思想体系，而理学思想又和宗族礼法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极力倡导民间建造宗祠以此来传播其思想，此后，士庶阶层建祠风气渐开。鉴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家礼》中提出“宗祠的士庶化”和“祭祀的俗礼化”，通过宗祠在民间的推广，国家礼仪逐渐到达基层组织。明代是宗祠的蓬勃发展时期，祭祖和宗祠的礼制、规制得到具体确立。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以上谕及法律的形式，正式诏令民间必须祭祀祖先，民间修建宗祠获得合法地位，通过官方的推动，宗祠得以在全国大规模修建，统治阶层以此来强化对基层的控制。清袭明制，“士大夫于正房之东建家祠，一二品为五间，四至七品次之，为三间，庶人为一间”[6]86，由此可知清代宗祠的建造规模有了明确的等级规定，民间建祠由于受限于“间”的约束，转而演变出组合丰富、空间复杂多样的建筑群体。此后，伴随着宗族势力的发展和壮大，宗祠逐渐成为宗族的象征，宗族中不仅设有“总祠”，内供奉共同的始祖，而且族内各支房还设有支祠，以祭祀直系祖先，而在聚落的布局中，常“每一村落，聚族而居，其间不杂他姓，设则有屋，宗则有祠”[7]101。冬至、清明举行祭祀，祭坛坐北朝南，沿入口大门轴线规整阶梯状排列，循辈分长者居高位，始祖牌位于首排正上方，始祖以下，左尊于右，第一世居于左，朝南称昭，第二世居于右，朝北称穆，往下以此法排序，宣扬祖先功德，尊老敬贤，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宗祠的涵义得到衍生，建筑也趋于型制化，功能更加丰富，融入地方特色，呈现独特的地域性，内容和形式上发展到了顶峰。在南方地区，村村建祠，族必有祠，蔚然成风。

宗祠是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载体，是传统社会的缩影。宗祠虽然只是一种物质形态，其结合礼制后呈现出教化民众和社会治理的功能。从实际生活看，宗祠的神圣地位是通过祭祀的仪式和过程来体现，以此来教育感化族人。因而，围绕着宗祠建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丰富的宗祠文化，宗祠成为礼制的象征，形成宗族精神的核心。千百年来，宗祠凭其深厚的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化价值，彰显社会治理的作用。

二、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价值

朱熹《家礼》道：“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8]96该文意为敬宗旺族是宗祠的重要功能。祖先创立基业，后世应该追思先祖、寻根溯源。宗族的发展、兴旺是祖先的庇护，子孙后代的发展都可从祖先那寻求庇护，因而，家族的兴盛、子孙的繁衍兴旺需要敬宗尊祖。随着民间兴建宗祠之风兴起，宗祠不仅发挥着凝聚本宗成员的使命，而且还可聚合不同地域的同姓同宗族员，表现了超强的精神聚合力量。再扩大之，汉族始祖黄帝宗庙，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感，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思考，传统宗祠文化蕴育出了宗族聚合。

（一）多祠聚合展现“和”文化

聚族而居是传统社会典型的特征，“宗族群是某些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组成的一种社会群体。这类群体，在旧中国乡村中曾极为普遍，而在今日虽未绝迹，但已不是很普遍了”[9]119-120。聚合而居的群体，不仅是同宗共祖，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通过划分明确的地域边界，以示和其他族群区分。如北方村庄多以姓氏命名，而南方村庄多以地名加所属房支命名，这些均体现了同宗同姓的宗族群体与地域的完美结合。当然，在诸多宗祠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多祠聚合。按照传统宗祠建造的习惯，本地域内不允许非同宗的人建造宗祠，因为这有可能影响本宗族的发展。多祠聚合源于多姓杂居的居住模式，从而形成了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聚落形态和文化。不同族群的聚合而居、多祠共聚体现了“和”文化特征，而“和”文化的出现有诸多原因：第一，不同的族群聚合而居，彼此影响，对文化认同感趋于一致。聚合而居的族群虽然姓氏不同，但有着相同的文化和风俗，长期生活在一起，互敬互爱，彼此扶持。第二，崇文有利于形成“和”文化。族群内崇尚读书，开办私塾，形成“不读诗书，纵有万金，定遭愚人之消。能通经史，虽家徒四壁，亦称儒雅之门”。[10]180通过已取得功名族人的示范效应，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第三，联姻促进了“和”文化的形成，并把各异的文化融合于一体。不同的族群之间随着彼此的联姻而变得更紧密，这样就加强了凝聚力，容易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整体。第四，宗祠族规体现“和”文化。朱子理学中就要求族人循规蹈矩、遵守族规、惩恶扬善、扶弱济贫。宗族礼制主要强调道德教化，而宗祠通过世俗的行政权力惩戒族人的行为。[11]67

（二）祭祀先贤体现社会教化价值

宗祠文化的形成受社会教化价值的影响非常深远，宗族中的日常活动围绕宗祠进行。[12]91“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于是乎教化之权，常不在上而在下”[13]101，体现了国君的治国思想与百姓的祭祀活动的协调统一，国家由此来教化民众。教育的启蒙、道德的培养、失德的惩戒和文化的延续等社会责任均通过宗祠举行的活动得以进行。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儒学，而儒学的基础之一是认祖归宗，以此来教化民众。通过建造宗祠，供奉先祖，祭祀先贤，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开业传世之本也。[14]168-169族人通过祭祀先贤来进行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在祭祀活动中，按照长幼、主次的顺序依次行礼，在仪式中感受内在的规制及忠孝礼仪，从而实现道德礼制的教育。民众精神和文化的源泉来自于祭祀礼仪中的尊祖敬宗、忠君爱国，通过恪守祖训、感怀先祖的恩德，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感受到宗族历史的渊源，明确了宗族的家国观念及社会责任感。

宗祠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而且是精神文化的象征，是社会权利秩序的体现，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精神场所，并成为宗族成员的根和联系的纽带，这也是其重要的社会教化价值。

（三）社会教化价值的其他表现

倡学是宗祠的社会教化价值的表现。文治复兴开启了祠堂之制的转变，建立士大夫祠堂来祭祀，包括士大夫祠堂和书院所附属的学祠，这是从寺庙规制中演变过来的。[15]76南宋时期开创了宗祠兼书院的风貌，江西是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而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就是宗族倡导的学祠教育，教育的基础形式是宗族的族学，宗族成员的启蒙教育来自于宗祠，通过祭祀中的礼仪学习如何成为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因而宗族的教育源自族内的倡学。例如通过在宗祠广场前树立功名旗杆，用以表彰那些金榜题名的族人，也对后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宗祠还设立族学“奖学金”奖励和扶持那些贫困但虚心好学的学子。

惩戒是宗祠另一社会教化价值的表现。宗祠作为全族最神圣的地方，还起到制定族规惩治子孙违法乱纪、处理族内矛盾、告诫后人遵纪守法的作用。宗祠通过内部共同议事以约束教化族人，若遇到违反族规的现象，往往会在宗祠内进行大众教育和惩处。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伦理是通过宗祠来实现，对社会规范的形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是宗族内部的法庭，是民间的司法治理表现形式。

堂号堂联是宗祠社会教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宗祠内常悬挂匾额，上拟堂号堂联，堂号多悬挂于宗祠大厅正上方，多为烫金字，堂联则立于四周立柱上。它们多为先祖典范、宗族渊源、明理忠孝、光宗耀祖、金榜题名、仕途功绩等内容，起到勉励后人的作用，告诫族人维护宗族声誉，孜孜不倦，奋发进取，且多为名人名家所题写。宗祠内匾额的规格和数量体现了本宗族的荣耀，增强了宗族的荣誉感和内部凝聚力。

三、宗祠文化的社会治理价值

在历史发展背景下，宗祠形成了特定的社会治理价值。在中国农耕社会，特别是隋朝以后，“圣明之君治吏而不治民”“皇权不下县”的现象非常明显，中国基层治理的规则逐渐形成。至上而下的管理一般仅到府县，而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基础组织通常由具有血缘的宗族构成，宗族在传统社会管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宗族中最突出的建筑是宗祠，它是传统社会中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是宗族集体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宗祠为中心开展的社会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培养民族兴衰荣辱观

宗祠是传统社会中联系国家与社会的关键因素，以此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和集体意识。在祭祀活动中，围绕宗祠为核心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宗族形态和观念，这也构成了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认同观的基本单元。在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宗祠文化折射出民族的兴衰荣辱。在宗祠的各项活动中渐渐形成了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祭祖是宗祠活动的纵向表现形式，敬宗收族体现了集体荣誉感、奉献与责任，强化了同宗族人的集体意识。联宗是宗祠活动的横向表现形式，通过对同宗文化的确认，强化了同宗族人的民族认同。

（二）促进个人社会化

人具有社会属性，并在与社会的交往中形成风格各异的人格，人在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学习社会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社会化的学习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宗祠的活动中进行的。宗祠在祭祀中强调长幼、忠孝的伦理道德，尊师长，孝其亲。个体通过参加宗祠婚丧嫁娶等祭祀活动，以暗示、感染和模仿等方式形成记忆，强化个体对家族历史和祖宗的记忆与认同，从而实现全社会个体的道德社会化。

（三）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从历史的发展看，统治者非常重视通过宣扬“笃宗族以昭雍睦”来维持社会稳定。从唐代开始创立的里坊制中强调宗族和里、保甲的相互协同，从而达到基层社会治理的目的。如在宗族族谱族规中规定需按时缴纳赋税、服兵役、保安防、练乡勇等。宗族还可以享有一定的司法权力，处理纠纷、治安事件可先于宗祠办理，而后酌情交由官府，这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四）实现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虽然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但由于宗祠历史发展的过程曲折，文献典籍记录缺失，致使宗祠文化载体的数量非常少，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缺失的，保留至今的宗祠以明清为主，而且多以名门望族的宗祠居多。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宗祠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包含向后代宣揚忠孝礼仪的文化责任，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公共空间，保护好宗祠也就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

综上所述，宗祠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筑，它包含了历史、文化、建筑技艺、民俗活动等丰富的内涵。从社会教化和社会治理的视角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育了宗祠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宗祠文化反映出基层社会的道德准则和宗族集合力。因而，历史的经验敦促我们应该去深入挖掘这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优秀的宗祠文化，构筑民族的精神乐园，以实现社会大同、和谐稳定，实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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