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苏亚 齐静

【摘要】 《玉禅师》（即《玉禅师翠乡一梦》）是明代徐渭戏剧作品《四声猿》中的一部两出小戏。《玉禅师》的故事取材于民间，通过僧、官、妓等人物的恩怨纠葛上演了一出人性的悲喜剧。戏剧中个性鲜明、命运迥异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不仅批判了佛教禁欲主义的虚伪，还投射了徐渭本人坎坷不幸的个人遭际，揭露了永恒的人性，折射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的发展实况。

【关键词】 《玉禅师》;人物关系;禁欲;人性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玉禅师》是明代徐渭戏剧作品《四声猿》中的一部两出小戏。《水经注》中记载有三峡民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1]，杜甫在《秋兴》中也曾写道“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清代顾公燮更是在《消夏闲记》中指出“盖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2]。可见《四声猿》所发具为悲声，《玉禅师》所属其中，自然也是徐渭所发悲声的一部分。《玉禅师》主要通过玉通和尚两世的遭际，讲述了僧、官、妓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在这些人物的自身以及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之间，我们可以了解徐渭自身遭际在这部作品中的投射，以及明代中晚期阳明心学影响下的社会实况。在《玉禅师》这部作品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徐渭想要表达的思想，每一对人物关系之中都有着徐渭想要传达的情感意蕴。通过对《玉禅师》中各种人物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这部作品，了解徐渭，了解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现实。

一、《玉禅师》中的同类人物关系

（一）玉通与月明

同为僧人的玉通和月明在性格、修行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因而导致两人的人生遭遇也极为不同。通过剧中玉通和尚与月明和尚的身份，两人的性格、遭际，可以窥见明代中后期佛教的发展情况以及徐渭个人对于佛教的理解。

玉通出场便交代了自己和师兄月明和尚的身份，两人原本都是西天的古佛，身份是相同的，但剧中重点展现的是两人极大的不同。从外表看，玉通修行五十二年，二十年不下竹林峰，远离红尘，虔心向佛。不随众去迎参新到任的柳宣教也正是因为清高的性情。懒道人评价玉通“坐着似塑弥陀，立起就活罗汉”[3]26，红莲也评价“玉通是个好长老”。月明和玉通是不一样的。从外表看玉通更符合一个清心寡欲的有德高僧的形象，月明倒像是一个酒肉和尚。可是两人的遭遇却与外表形成巨大反差。玉通是一个禁不住情欲诱惑，失足犯戒的僧人，月明是修成正果，甚至可以度化他人的僧人。这样的对比反映出外在的皮囊仅仅是一副皮囊，它是具有欺骗性的。僧人堕落，妓女成佛，道貌岸然的儒士却内心恶毒，徐渭用这短短的两出小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

对于佛法，玉通和月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玉通说：“俺想起俺家法门中这个修持像什么？好像如今宰官们的阶级，从八、九品巴到一、二，不知有几多样的贤否升沉。又像俺们宝塔上的阶梯，从一、二层爬到八、九，不知有几多般的跌磕蹭蹬。”[3]20这是玉通对于修行的理解，也是徐渭对于科举做官的理解。本是远离尘世的佛教，事实上却和红尘俗世的官场一样，要一层一层的往上修行，才能修成正果。这样的等级森严，与佛家强调的“众生平等”截然相悖。修行正果的不易，如同科举做官一样的不易，这样的不易，徐渭是深有体会的。徐渭在20岁上得应乡科，获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然而却屡试不中。徐渭在《自著畸谱》中记载：“二十三岁。科癸卯，北……二十六岁。科丙午，北。……二十九岁，己酉科，北。……三十二岁。应壬子科。……后北。……三十五岁，乙卯。以第二应科，复北。……三十八岁，科戊午。复北。……四十一岁。应辛酉科。复北……自此崇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3]172-174他一次次地参加科举，又一次次地失望而归，最后的“与科长别”是绝望也是无奈的反抗。徐渭科举无望后“与科长别”的选择与玉通证果无望后愤而坐化的选择是十分类似的。玉通修行五十二年，二十年不下竹林峰，修行不可谓不虔诚，却只达到个形似，终究没能证果成佛，最后落了个“汞飞炉败”“报怨投胎”的结局。从这里可以看出徐渭对禅宗北宗清心禁欲渐悟成佛的修行方式的否定。

月明和尚与玉通的修行方式是不同的，他采用的是禅宗南派的修行方式。与玉通相比，月明和尚对于佛法的见解显得更加透彻和觉悟。他将法门比作荷叶上的露水珠，荷叶下的淤泥藕节，它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法门可以沾着淤泥，带着龌龊，可是该纯粹的部分又必须纯粹。法门的要义不需要你过分地带着欲望去追求，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能习得，年久日深，自然能够修成正果。最能体现月明和尚性格的莫若那句“不如连金杯一泼”。一句“连金杯一泼”带着满溢的豪气，和玉通的小心翼翼的修行方式截然不同。接着月明又说出：“俺也不晓得脱离五浊，尽丢开最上一乘。刹那屁的三生，瞎帐他娘四大！”[3]32等一系列瘋癫大胆的语言，更是和玉通和尚清高谨慎的行事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月明度化柳翠选用的也是使柳翠顿悟的方式。他深知度化柳翠的困难，“象医瞎子的一般”[3]33。于是他选择了特别的度化方式。“不是言语可做得的”，只能用禅家“哑谜相参，机锋对敌的妙法”，要“猛可的照见这柳翠”，亦即通过种种动作，使其顿悟前生，识其本来面目，从而迷途知返，达到彻底证悟之境地。[4]徐渭选择剧中剧，用哑剧的方式使得柳翠顿悟禅机，得成正果。再次强调了徐渭对渐修的否定，对佛教禁欲主义虚伪的批判。

（二）红莲与柳翠

剧中除了同为僧人的玉通与月明有着可比性，同为妓女的红莲与柳翠也很有可比性。一红一绿，极为不同。红莲在出场的时候就交代了她是一名营妓。邓之诚所著的《骨董琐记》中有关于营妓官妓的记录。“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营妓以句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批政。”[5]140营妓是在官府直接欺压下生存的一群人。毫无疑问，红莲是下层人民，甚至是比普通百姓地位更加低下的人。正因为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所以红莲很是懂得下层人民的生存之道。在后来完成陷害玉通的任务时，红莲也表现很“出色”。

柳翠与红莲是不一样的。红莲是在风尘中久经浸染的，而柳翠却是大家闺秀沦落风尘的。她从前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只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不得已才沦为娼妓，追欢卖笑，以此生活。如果抛开前世因果不提，柳翠便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弱女子的典型。她的不幸是被逼无奈的自愿选择。柳翠与《雌木兰》和《女状元》中的两位女性不同，花木兰与黄崇嘏是少之又少且极为幸运的特例，而柳翠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女子更具有代表性。男权社会的重重伦理纲常压迫束缚着她们，即便是官宦小姐，失去了男性作为依附，也难以生存。想要生存，唯一的方法是寻找新的男性依附。她们弱小得没有一丝能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柳翠与红莲又是相同的。

如果联系前世因果来看，柳翠是高僧为报怨投胎而生。前世今生，不管是有德高僧还是大家闺秀，其沦落风尘的结局都是让人唏嘘的。不管是报怨投胎还是为了生存，妓女柳翠的身份看似自愿选择，说到底还是被逼无奈。投胎转世为妓是玉通破戒后成佛无望情况下的自愿选择，沦落风尘为娼为妓是柳翠在父亲去世，生活无以为继情况下的自愿选择，是绝望中的无奈，也是劫难下的抗争。所以玉通和柳翠都是悲剧的。甚至强烈的对比之下让人觉得这悲剧悲得有点荒唐。柳翠式的现实逼迫下的物质绝望，玉通式的理想实现无望的精神绝望，徐渭都是有切身体会的。徐渭出生刚刚百日，父亲去世，而后生母被逐，养母病逝，妻子离世，房屋变卖。徐渭饱尝飘零之苦、生活之艰。他自负才情却屡试不中，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玉通和尚为报复讨债，败坏柳府尹家风，投胎为柳翠，为娼为歹，追欢卖笑，受尽屈辱。这种自我折磨、自我遭踏、自我作贱的疯狂行为，和徐渭的自残、自虐，又是何等的相似！[6]也许正是这份懂得，让徐渭对于破戒的玉通多了一份同情和宽容，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虚伪和禁欲主义的荒唐。

二、《玉禅师》中的对立人物关系

（一）玉通与红莲

玉通与红莲，一为僧人，一为妓女，两人之间的身份对比十分强烈。身份迥异的两个人，“情欲”却又偏偏能将两人联系起来。玉通身为佛门中人，是禁欲的。而红莲作为营妓，是以引诱人的情欲为生的。红莲如何设计，如何诱使玉通犯戒是第一出戏的主要内容。徐渭将两人之间的对话描写得十分精彩。玉通问懒道人：“那妇人老也小？”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在佛门中人的眼中十七八岁的妇人和七八十岁的妇人是不应该有差别的。玉通上来却是关心妇人的年纪。在听到懒道人回答“十七八岁且样貌美丽”之后，玉通说的是：“这等却不稳便，叫他去，可又没处去。”[3]22不仅看出玉通是情欲未断之人，也能看见玉通性格里虚伪的一面，正因为如此，红莲才有了设计陷害他的机会。而后，红莲装作肚疼欲死的样子，玉通说出：“不好了！这场人命呵，怎么了？验尸之时，又是个妇人！官府说，你庵里怎么收留个妇人？我也有口难辩。道人又叫不应，也没奈何了。”[3]22玉通为自己找了道人、人命、官府等借口做幌子，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摆脱不了情欲的诱惑，终至一念之差落入红莲的圈套之中。玉通用蝼蚁穿漏黄河堑形容自己被红莲陷害一事，可是红莲随即讽刺他的黄河堑不牢固，反问玉通：“师父，你何不做个钻不漏的黄河堑？”红莲那句“不动念，临了那着棋儿，谁教你下？”[3]23也是问得极好，彻底揭穿了玉通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幌子。相比之下，作为凶手的红莲坦诚率性，甚至显得有些可爱。看似是红莲恶意设计，然而到底是玉通自己意志不坚定，没办法彻底摆脱情欲，才落入圈套之中。徐渭并没有着墨太多去描写红莲设计的部分，可见引诱玉通落入圈套并没有费太多心思太多力气，更加说明了玉通的“黄河堑”不牢固。剧中玉通用阿难菩萨的故事为自己开脱，由此也可明晰徐渭的思想倾向，连阿难这样的菩萨都难以摆脱情欲的诱惑，更何况是世间凡人呢？禁欲主义本就是违反人性的，情欲并不丑陋，用禁欲主义这样虚伪的外衣去粉饰人性的真实才显得可笑和荒唐。

明代中后期正是阳明心学盛行的时代。徐渭早年师事王守仁大弟子季本，并长期追随老师，季氏的思想对徐渭影响最大。加之徐渭出生在王阳明去世的前几年，与王阳明又同为浙江山阴人，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个人学习上，徐渭都受到阳明心学的极大影响。徐渭的戏剧思想提倡“本色”，徐渭在“西厢序”中指出：“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7]3徐渭本人的思想也是提倡真情，崇尚本色的。所以徐渭在处理玉通与红莲的关系时，从身份到性格都作了强烈的对比，明明是红莲不怀好意地设计玉通，明明玉通是可怜的受害者，可是偏偏红莲率性坦诚得有些可爱，玉通胆小怯懦得很是虚伪。徐渭反对佛教虚伪的禁欲主义以及儒学中的假道学的思想就更为明确了。

（二）玉通与柳宣教

如果说玉通与红莲之间是以“情欲”为纽带的对立关系，那么玉通与柳宣教之间就是以“仇怨”为纽带的对立关系。柳宣教与玉通结怨的原因是玉通没有随众庭参，于是柳宣教怀恨在心，利用红莲设计报复玉通。因为被柳宣教设计陷害毁了多年修行，于是玉通转世投胎为柳宣教的女儿柳翠，通過为娼做妓败坏柳家门风来报复柳宣教。在戏剧中，玉通与柳宣教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甚至柳宣教这一人物都没有正面出场，但是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串联起了戏剧的核心部分。因为柳宣教要对玉通施以报复，所以才有了红莲与玉通之间引诱破戒的故事;因为玉通要对柳宣教施以报复，所以才有了月明与柳翠之间度化成佛的故事。

和情欲一样，复仇心理也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古今中外，复仇的故事数不胜数。复仇的原因也种多样，情节也不尽相同，可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心理却是一致的。“需要满足受挫是原始心态和复仇情结形成的基本动因。”[8]这种永恒的潜在情节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古以来的平等意识，一旦这种平等遭到人为的攻击，复仇心理便被激发出来。《玉禅师》通过短短的两出戏将人性中的复仇心理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不管是儒学士子还是佛门僧人，都难摆脱固有的人性。柳宣教仅仅是因为玉通在他上任之时没有随众迎参便怀恨在心施以毒计，毁了玉通五十年的修行。俗话说“杀人莫过诛心”，对于一个潜心修行的僧人来讲，毁去他的修行，斩断他的修行之路比取了他的性命还要狠毒。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柳宣教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一点。派红莲引诱玉通破戒绝非是一时兴起的玩笑。他抓住了玉通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去毁灭。这样狠毒的报复比之玉通未去迎参这样的小事，实在是过于心狠手辣。面对柳宣教狠毒过分的报复行为，玉通选择是转世投胎败坏柳家门风，以此对柳宣教回以报复。这样的报复行为虽然不符合慈悲为怀、善恶往来的佛法，却显得正义甚至带点解气的味道。从有道高僧，变为风尘妓女，这样的报复，毁灭的不仅是他人，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显得极其绝望和极端，甚至有点荒诞的味道。作为二十年闭门不出，潜心修行的高僧，可以说是用了一生的时间和气力去摆脱传统视野下被称之为人性弱点的东西，结果一切都是徒劳。在遭受他人蓄意地谋害之后，他和普通人一样选择报复。月明将玉通一系列遭遇总结为“我相未除”。佛法中对于我相的解释是私见、私怨。佛家主张禁欲主义，认为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言不着迹象，方为真谛。从佛门角度去评价玉通，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僧人。可是从人性角度去看，抛开佛教禁欲主义的外衣，玉通不过是一个有真性的人。徐渭想要批判的并非玉通个人，相反，他对玉通是有同情之心的。徐渭同情玉通在佛教禁欲主义欺骗下被压抑的正常人性。徐渭批判的是禁欲主义的虚伪，通过对禁欲主义的鞭挞来伸张被压抑已久的原始人性。

三、《玉禅师》中的特殊人物关系

《玉禅师》写了玉通和尚两世轮回，从僧到俗、从男到女，情节曲折，关目的组织甚见机杼。[9]通过抱怨投胎的情节，实现了从玉通到柳翠的转变。因果轮回，善恶有报，以死亡为节点，串联起了前世今生的恩怨情仇，戏剧的内容和结构也变得丰富有趣起来。玉通和柳翠，是两个人也是一个人。从僧到妓，人物角色自身的转变也使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与玉通和柳翠关系最为紧密的就是从未出场却无处不在的柳宣教了。玉通与柳宣教，是官与民的关系;柳翠与柳宣教，是父女血亲的关系。柳宣教与玉通的冤冤相报向我们展示了一场官与民之间力量悬殊的搏斗。两人之间仇恨的起因不过是僧人玉通没有迎参新到任的府尹柳宣教。于是柳宣教設计报复玉通，进而玉通要报复柳宣教。将这场仇恨的角逐放入官与民的社会关系中分析，让人不禁咋舌。柳宣教对玉通施以报复甚至不用亲自动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置玉通于万劫不复。而玉通对柳宣教进行报复，只能通过毁灭自己这样决绝的方式才能达到报复的目的。不管是作为僧人毁灭生命还是作为女子毁灭贞洁，都是代价沉重的复仇。玉通的毁灭，红莲“犯佛菩萨”的不得已，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官吏以势欺人、横行无忌的丑恶嘴脸，平民百姓生活在等级制度中无力和无奈。

从玉通到柳翠，也让妓女引诱僧人堕落的故事重新书写成了僧人度化妓女成佛的故事。僧人堕落，妓女成佛，生命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差别的。身居高位的柳宣教并没有比官妓红莲高贵在哪里，寺庙中吃斋念佛的僧人并不比俗世中追欢卖笑的妓女更接近佛。可是现实中往往是堕落的僧人多，成佛的妓女少。现实生活中永远都有无法超越的等级制度，亲疏有别，尊卑有序，永远有阶级的划分。就像红莲轻而易举就能引诱玉通堕落，而月明度化柳翠很是花费了一番功夫。柳翠最后在月明和尚的度化下得成正果，更像是徐渭的美好的愿望。因为对比之下，徐渭所遭遇的现实更加悲凉得彻骨。徐渭在遭受命运的不公之后，他没有像戏剧里的玉通一样拥有转世投胎的机会，没有“翠乡一梦”的传奇经历，更没有受度化证果成佛的美好结局。

四、《玉禅师》中人物关系设置的意义与价值

《玉禅师》的人物关系的设置不仅对于戏剧的结构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玉通和月明的对比，妓引诱僧、僧度化妓的僧妓关系的前后对比，使得戏剧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批判禁欲主义、张扬真我的主题更加鲜明。

徐渭创造性地设置了玉通和月明的师兄弟关系。这样的设置使得玉通和月明两人之间存在着相同之处，也让两人的不同更加明显，增强了两人的对比性。在这一层对比中可以看出虚伪的禁欲主义并不能使人真正摆脱自身的欲望，不但没有促使人成佛，反而扭曲了人性使之离佛更远。

柳翠与红莲的存在让僧、妓关系更加大胆和颠覆。妓引诱僧，僧度化妓的情节对比一目了然。这也使得戏剧的矛盾冲突尤为明显，更易激起观众的情感反应。僧人堕落，妓女成佛，人物的命运在原来该有的轨道上被颠覆了。传统价值观中本该成佛的是僧人，本该堕落的是妓女，而徐渭用这种颠覆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凸显了人性上的平等。玉通与月明，红莲与柳翠，以原始“情欲”为纽带的玉通与红莲，以永恒“复仇心理”为纽带的玉通与柳宣教，这些人物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反映了徐渭对虚伪禁欲主义的批判，及张扬人性的思想。

从玉通到柳翠，生命完成了从围困到突围的转换。玉通报复柳宣教，选择的是利用血亲关系进行报复，而不是选择投胎做一个比柳宣教更加位高权重之人然后施以报复。这和徐渭本人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徐渭本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科举失败之后，他对科举制度同对禁欲主义的虚伪一样，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柳宣教在剧中的身份是新到任的临安府尹，毫无疑问他是科举制度的成功者。可是柳宣教是虚伪的，是丑恶的。徐渭不屑于成为这样的成功者。如果放弃人性的本真去获得世俗意义的成功，徐渭便不再是徐渭了。徐渭屡试无果，不是因为他的才情不够，而是因为他的真性情与假道学格格不入。他选择的是“与科长别”，而不是虚伪的放弃自我，迎合讨好。戏剧中红莲在柳宣教指使下明知是“犯佛菩萨”却依旧去设计玉通，玉通被柳宣教设计陷害后“愤而坐化”正是徐渭对虚伪蛮横的科举制成功者的谴责和不屑。即便命途多舛，但现实的残酷并没有磨平徐渭的棱角，反而造就了他的癫、他的狂。在杂剧创作中，徐渭敢于直面社会的阴暗面，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性情，这些正是徐渭的可贵之处。

一部《玉禅师》，僧与妓、官与民、佛教与儒教粉墨登场，包含了世间百态。通过高僧的堕落、妓女的证果，颠覆了宗教的神圣性，肯定了世俗的情欲，张扬了本真的人性。猿啼四声，肠断哀鸣。《玉禅师》包含着徐渭的自况和自吊，也包含了徐渭对现实的批判和不满，同时也包含着对宗教的解构以及对人性的张扬。这种颠覆和解构是大胆的，对晚明文学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明代戏曲较元代更为繁盛，但由于大量的文人参加写作和统治者强化封建道德的影响，也出现两种颇为严重的不良倾向：一是文辞趋向典雅骈俪，二是宣扬封建纲常的内容泛滥成灾。[10]679《四声猿》的创作变革了之前的戏剧创作风格，其后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以及后来的张岱等人的创作都深受徐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二[M].北京：科学出版，1955.

[2]（清）顾公燮.消夏闲记[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3]（明）徐渭.四声猿歌代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王彦明.《玉禅师》佛缘探微[J].四川戏剧，2012（6）.

[5]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骨董琐记全编·卷四·宋官妓营妓[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林国清.论悲喜剧杰作《四声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

[7]黄桃红，刘宗彬.徐渭小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8]储继红.永恒的潜在的节[D].山东师范大学，2001.

[9]薛珊.浅析《四声猿》的荒诞色彩——兼论中西戏剧荒诞性之异同[J].名作欣赏，2012（11）

[10]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三百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