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洲

时已寒冬，记者经由西安去延安踏访一个叫北京知青林的地方。

过八百里秦川，崎岖往北，经一道道沟梁之后，大河套里，就是延安。在原来的延安县，现在的宝塔区一百里外的金盆乡，“北京知青林”的标示牌在一棵大树后赫然出现，那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地方———南泥湾。

记者在那里见到四个人：周福生、傅和平、刘二顺、林树彬。他们是一场运动后留在了这里的北京知青。“这样的北京知青，在整个延安市还有346个。”来自延安市劳动局北京知青处处长童刚说。就在记者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又过世了一个。

他们有家不可归，或如当事人所言，“不愿归”。

满载知青的火车

1969年，当他们踏上西去的火车时，所有与生俱来的界限，诸如身份、地位、等级等等，都被磨灭干净。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带记者前往的，是素昧平生的已在西安定居的三个北京老知青：邵华、刘静、连方正。

我们走的路，已经不是当年的老路了。同样是出西安，过铜川，我们历时只有五小时。而41年前，北京知青们则要用整整三四天的时间。

大规模的迁移始自1968年12月，以每天三趟“知青专列”的速度，在随后的一个月里，27211名北京“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带着行李箱、铺盖卷，落户插队到延安1600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

1968年红旗漫卷的北京。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将整个北京闹得不可开交。这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响应号召，一种运动式的“上山下乡”就此开始。

北京火车站顷刻间挤满了前往全国各地插队的老三届学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青年郭路生以诗歌的方式记录了年轻人们“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后来被广泛传唱，年轻人们仿佛从诗句里“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青年郭路生去的是山西杏花村。

当时，数万知青中有个叫史铁生的，则去了延安，插队于延川县关家庄大队。他后来以一篇写当时生活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一举成名。

清平湾，就是关家庄。

在延安，他还遇到了一个叫王卫国的当地人。这个人后来以笔名“路遥”而广为人知。

当然，文学只是一种情怀。

史铁生后来也回忆说，他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要当作家的。

在那西去的火车上，血统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有众多高干子弟，或正掌权，或已经是黑五类。比如有邓小平之女邓榕、罗瑞卿之女罗朵朵和罗点点，有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王岐山。也有周福生、刘二顺这样的普通工人子弟。

在并不具备多少选择空间的大潮下，自愿还是被迫已经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那一刻，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知青。

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把你一下子就扔在了那里，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

载满知青的火车从北京途经西安，停车几十分钟，民众夹道欢迎。到了铜川，住了一夜，绑着防滑链的军用大卡车把知青们送到延安。在延安师范，各公社前来迎接的干部叫着分到自己公社的知青名字，扶他们坐上驴车，各自奔向新的起点。

年轻人总是充满着好奇，精力无限。何况，去的是圣地延安。一个中国革命的神话就是在那里变成现实的。

虽然，这群北京来的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在进延安时，对“咯吱”作响的防滑链、满眼枯黄的高原，甚或传说中已经图腾化的宝塔山、延河水，有着些许的失望，但相较于之后心理产生的落差，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首先是一场大火，提醒着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

1969年1月14日晚，宜川县寿峰公社薛家坪大队，北京知青彭维克，误把藏在窑洞一角的火药当作取暖用的煤渣扔进炉中，引起大火，包括彭维克在内的三名知青被严重烧伤。1月16日，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央派来直升飞机，将三名受伤的知青接到西安抢救。

这种偶然事故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讲还并未引起重视。

年轻狂躁的心被放置到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后，那种陡然间的手足无措，正如鲁迅所言，“置身漫无边际的荒原”。

11月初，在南泥湾北京知青林，带我前來的连方正，酒后躺在床上，一直絮语到凌晨两点，仿佛是一场噩梦的再次重温，把你一下子就扔在那里了，躺也由你，跳也由你，哭也由你，笑也由你，没人管你死活。自由固然，任由你自生自灭的抛弃感却更为强盛。

农村生活的单调，以至于前去插队的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回忆说：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当然不只是心理，煎熬的还有身体。

在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大队，北京知青王晨始终住在一孔做“磨坊”的窑洞里。“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时也借给别人用，磨盘、磨道设在窑里边，我睡的土炕在窑门附近。每天早起，我赶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牵着小驴来磨面，等到我晚上回来，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尘埃，窑里散发出驴尿的臭味。”“1969年冬，因为上级拨下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队支书开始带着大家在村子里为知青打窑洞。眼看“五孔”气派的大窑洞快打成，突然天降暴雨。大家赶紧收工，我也回到磨坊。不到半小时，突然传来闷雷一般的响声。五孔新窑全部坍塌。原来刀削一样平整的窑面，现在成了一面斜坡。”侥幸逃过一劫的王晨，现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住还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吃。

知青邵华回忆说：1971年一招进工厂，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去食堂打饭。而不用一天疲累之后，还要死拖着去弄吃的。

就吃而言，对当时知青心理威胁最大的，恐怕是分灶。因为不和而导致的分灶，并由此而引发的孤立感，是很多被孤立的知青后来找了当地人结婚而不再回京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一份材料说，在北京知青到延安吃完国家供应粮一年后，40%的人实现不了粮食自给。这样的苦，对于从北京来的知青，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适应。

还有半路溜号的。1969年1月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插队的任志强，第二年开春，因为胳膊不慎骨折，只好回京养伤。两月后他就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当然，还是有很多不幸的人。在大队做赤脚医生的张大力，出诊的时候跌下了山崖身亡。

据后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插队十年间，延安地区死亡知青70多人，在劳动中牺牲32人，非正常死亡和因病等死亡40余人。

究竟是天将降大任，还是“扎根一辈子”，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这已经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填饱肚子。因为，饥荒是那些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位知青后来写道：被飓风裹挟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功名利禄，只渴望享受一顿饱饭……

恋爱谈得太早

知青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村里人效仿。比如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刷牙了，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

这些15～20岁的中学生，进入社会后总会鼓捣些事情出来。

在史铁生到延安后不久，就有一个叫孙立哲的知青前来学习针灸。再不久，这个叫孙立哲的知青就声名大噪。

在赤脚医生被大力推广的背景下，他后来成为当时青年人中最具光彩的典型。他在窑洞里成功做成了许多现在都让人惊讶的手术，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他获得四处做报告的机会。

知青们在劳动之外多承担的另一项工作是教师。在延安县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邵华就是在劳作七八个月后当上村里的小学教师的。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六十多人。

知青们也自然而然地担起了发展农村科技的任务。逐渐融于农村的这些知识分子，农民化的同时也在收获属于他们的成熟。

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到延长县黑家堡村插队落户的林岚，因为刚到村里不久就和一名女知青谈恋爱，为此被打成了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分子，并被捕判刑10年。90年代的时候，他拜访摄影家黑明时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恋爱谈得太早，浪费了10年的青春，要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最后他几经周折，终于在延长油矿管理局找到一个管锅炉的工作。

这里也有关于读书的记忆。

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部某兵种部大校的王晓建曾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讲述当时跑几百里地互相借书看的往事。

读书，求知，这是那时许多知青的想法。只是，有人坚持着，有人则在劳作中忘却了。

在延安历史上，知青插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延安。

按老规矩，延安农村把女人叫“窑里人”，“窑里人”是不下地干活儿的。周总理在1970年3月26日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中就问：“现在的陕北女同志都下地劳动吗？”延安县河庄坪大队的北京女知青带头打破了旧风俗，与当地姑娘一起组建了延河畔上第一支女石匠队，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凿出了3000立方石料，修成了一条1200米长的水渠，当时有音乐家创作一首歌，歌名就叫“延河畔的女石匠”，流傳了好一阵子。

待不住

待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一个月的时间，两万余人进入了延安乡村。然后，他们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返回。不过，革命的激情似乎从未真正解决过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就在插队后不久，有消息传来，留京的68级初高中学生都分配工作了。

然后便是1971年林彪逃亡的消息传来。

待不住成为一种必然。

但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已经落户的知青们进城，和当时的农民一样，困难重重。

招工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方式。

1970年年初，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和向总理反映延安的生活情况。随后，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之后，北京决定对口延安援建一批“五小”工业，钢铁厂、水泥厂、化肥厂等相继开工。

这成为招工的一个重要来源。来自宝鸡、西安等地的招工信息也源源不断。

王岐山就是在1971年被招进陕西省博物馆的，从那里被送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在那里，他成为颇有影响的人物。据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的记录，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据说，王岐山曾将两人约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未能如愿。在招工之外，还有征兵和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名额太少。这个时候，出身和家庭背景开始起到一些作用。

周秉和插队不久曾被征入伍，但周恩来知道后又指示他退回延安插队。这使得周秉和被退回到河庄坪公社石窑大队，在那里，他成了邵华的队友。几年以后，他又被推荐上大学离开。

当然，有胆量者也可以选择像任志强这样的逃亡。1970年冬季征兵开始了，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关系，穿上了军装。

再后来，任志强成为著名的地产大亨。

但是，对一般知青来讲，能招工，将农民身份转成工人身份，是一种梦想。

属于延安地区的安塞县资料表明，安塞县1969年接收的1857名知青，当年因病因事离开的有191人。1970～1971年间调迁、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原因离开518人。1973年，实际在册的北京知青为207人。

甩不掉的印记

1976年，就在这场下乡大幕即将拉上的时候，延安又来了一拨知青。

他们有102人，有11人到了之前因为条件更为艰苦没人去的吴起县。

大院里长大的刘小南就是到吴起县插队的一份子。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由北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典型丁爱迪、孙立哲组成的宣讲队到了学校，号召大家继承总理遗志。

当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刘晓南，正在考虑摆脱家庭的影响，像水浒中的好汉一样去重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毅然报名到延安插队，这一去就是30多年。在北京知青纷纷把户口迁回北京之后，他仍把一家的户口留在了延安，如今他是延安市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

历史在重复发生。

“四人帮”被打倒，上山下乡被停止。孙立哲一度受到牽连。在1983年时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后弃医从商，成为美国万国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美国万国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美迪亚公司、华章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机会也是有的。

工人出身的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在这里，他曾经救过当时的矿长，这个矿长后来到延安市，把周福生也带了过去。再后来，这个矿长做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直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曾叫周福生同去，周福生却拒绝了。他解释说，“我生性不愿意往官场走。”他就一直在延安市炼油厂，做保卫科科长。

工人出身的刘二顺也曾经可以发一笔财。

80年代，他所在的砖厂倒闭时，他在下面发现了石油。那正是鼓励有水快流的年代，但是因为缺乏资金，他最终与财富擦肩而过。后来得了大骨节、克山病的刘二顺，一度孤苦无依，退休金每月300元。在和人说话时，仍然风箱般的喘气。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

刘晓南说，后来看到一本书，书名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不禁泪流满面。除了一口很地道的北京话外，他们和当地人已经看不出任何差别。

不过，北京知青的意识依然存在。2001年，周福生从炼油厂楼上摔下来，昏迷十几天。一些延安的北京知青纷纷前来看望。原本不关心北京知青这个群体的周福生大受感动。愈后，花了6万元钱，买成面粉、大米和油，分别送到了在延安各地的近300名贫困知青的手里。

陕西电视台的报道引起一些当年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注意，他们包括：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王晓安、延安市市委书记李希。2003年，在周福生的牵头下，延安的北京知青，通过政府无偿使用4座山头近千亩地营造了“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后来，这里成为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

“北京知青林”由此而来。“我的梦想是建一个地方，所有的知青都可以去重温旧梦。”周福生说。

周福生还曾经设想过在北京也找一块地，建一个知青点，让所有无法回去的知青能够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甚至为此去找过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不过进了市府，见到王岐山的秘书，他却又说不出口。最终没有提。

11月的冬天，天气寒冷，我们去北京知青林看他的时候，他开着猎豹轿车，在山路上艰难行驶半天之后，带我们去看长满草的桦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