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壮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梁启超治学常作出一些规划，大者如纂修“中国通史”，小者如编写“图书馆小史”，但多数无果而终。钱穆指出：“他一辈子太忙，没有真用功做学问。”[1]但即便如此，他依然留给后人极为丰富的论学文本，引导和影响着相关领域的学者。其中，有关章学诚的论断，就是一种“未完成”的遗产，散见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及《儒家哲学》等众多论著。学者们对此见仁见智。唐爱明认为：“虽然梁启超曾感觉到章学诚的伟大学术成就，但多为预见性结论，缺乏具体论证，因此无法凸显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2]而黄兆强、廖晓晴、梁继红等则充分肯定梁启超在章学诚研究之兴起过程中的重要贡献。[3-5]陈鹏铭更是直接指出，梁启超的宣传影响到内藤湖南和胡适，进而导致章学诚研究的兴起。[6]前者侧重对梁氏论断本身的学术价值予以判断，后者则重在凸显梁氏论断在学术史中的贡献。本文将对梁启超众多“预见性结论”进行梳理和概括，一方面阐述其对后世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其学术史论断的独特价值。

一

章学诚为乾嘉时期重要的文史学者，生前鲜有知音，死后“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作一篇详实的传”[7]，他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之地位的确立主要得益于时代变迁之际学者的倡导。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他分别从四个方面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作出判断：

一是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中的位置。梁启超曾言：“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8]25在这里，“历史”与“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为对过去的记载，而“史学”则为对历史编纂的理论概括。章学诚与刘知幾、郑樵一并成为传统史学的代表，和中国史学之成立与发展关系密切，不仅“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8]307。类似论述在梁文中屡见不鲜。与肯定、赞扬三人史学地位相对应的，是对他们著述的推崇。梁启超讲：“关于中国史学的书籍，如《史通》、《通志》的序文、《文史通义》三书，是非读不可的。”[9]章学诚《文史通义》，俨然被塑造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经典著作。通过对比，梁启超又把章作为总结刘、郑而集中国史学之大成的人。他说：“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8]25并进而指出：“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8]308这里所谓“集中国史学之大成”，依然指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领域的集大成。靠后的时代，使章学诚有条件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损益，有所突破，这是一种自然的优势；而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治学往往能够“自出机杼”，拥有洞察“学术大原”以“融会贯通”的灵性。这样，梁启超就以其特有的“夸诞”语言将章氏描述为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学者。

比较与会通中西史学，是为章学诚定位的另一种语境，由此使其在世界史学史中据有一席之位。梁启超指出章学诚著述与近代西方史家之言“多有冥契”，存在将“史学”做成“科学”与体现“新史学精神”的地方。[8]25不仅如此，在他看来，章学诚还在历史哲学领域具有独特贡献。1923至1924年间，他多次将章氏史学概括为历史哲学，将章氏本人称为历史哲学家。1927年续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视域纵横古今中外，总结道：“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幾、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8]310这里的“历史哲学”，大致指对历史本体的哲学探讨。其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引入中国，《新史学》有言：“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10]可见在他心目中，章学诚已然成为可与西方史学相颉颃的本土史家。

二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位置。辨析章学诚在清代学术史中的位置，自清末以来常常要围绕着“浙东学术”的话题来谈。章学诚生前曾撰有《浙东学术》和《朱陆》二文，内含有关“浙东学术”源流的叙述，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浙东学派”这一名称，但归纳得出维系浙东学术之生命以至延续不绝的精神内核与治学宗旨，即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11]121-122。清末民国学者议清学流派，多将章学诚归入他自己所建构的“浙东学术”体系之中，如章太炎、刘师培、刘承幹，表述近似，却各有独自的视角与诠释理路。[12-13]梁启超也不例外。他正式提出“浙东学派”的名称[14],以黄宗羲为创始人，强调将“史学”作为浙东学风的核心甚至全部，浙东学派被塑造为浙东史学派。梁启超对章学诚的定位在不同阶段表述略有差异，大体呈愈渐重要的趋势。20世纪初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中，称章学诚为浙东学派之巨子，与全祖望、邵晋涵相提并论。[15]至20年代讲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浙东学派放在清代史学史的视域下进行考察：“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16]171三人之中，以章学诚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16]294。逝世前两年撰《儒家哲学》，又称章学诚“集浙东学派之大成”[17]。

三是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位置。除定位为史家外，梁启超还意识到章学诚在思想方面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与独特魅力，这是为刘知幾与郑樵所不及的地方。《清代学术概论》有言：“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18]69-70这段话涵盖了梁启超对章学诚思想之历史位置的全部认知，以后所述与论断均未过此范围。主要包括两个要点：其一，将章学诚置入乾嘉时期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中，强调其学术和思想的独特性。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把章学诚作为清代思想家的代表之一，并解释道：“为什么章学诚不摆在史学家而在思想家呢？因为他的思想确乎可以自成一派，比史学的建树还更大，并不是单纯的史学家。”[8]240梁启超并未对章学诚思想内涵有过多阐释，他所推崇和强调的是其获取思想与表达思想的方式，即从历史上去探求古人的思想，并将自己的思想蕴藏于史学之中。基于此，梁启超从章学诚和戴震这样一对学术论敌身上发现了共同之处。梁启超讲：“实斋的全部工作，皆在史学；然单以史学，看不出整个的章实斋，好像单以经学，看不出整个的戴东原一样。二人于本行之外，在儒家道术上亦有相当地位。”[17]章学诚与戴震，两个生前存有芥蒂、学术异趣、世间境遇势成霄壤的学者，在梁启超笔下被塑造成为乾嘉思想界两座并立的高峰。其二，梁启超还注意到章学诚学说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称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为思想界起一大变化”[19]74。1927年，他在《儒家哲学》中说：“他(即章学诚——引者注)的价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认出来”[17]。

四是在中国方志学史中的位置。梁启超极大肯定章学诚在方志理论即方志学方面的贡献，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建立应该从章学诚开始，赋予他以刘知幾在中国史学中的类似地位。梁启超指出“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16]294，并从三个方面归纳章氏之贡献：第一，改造方志概念，确认其地方专史的性质；第二，扩充方志内容，主张编修者应立三家之学；第三，明确方志与国史之的关系，方志专供国史取材。梁启超还格外赞赏章学诚所修方志的价值，称“宜为斯界最适之模范”[19]95，“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16]298。

二

梁启超有关章学诚学术地位的论断，对后世的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与编纂，及章学诚学术探讨均产生极大影响。

首先，梁启超的论断直接推动了章学诚研究的兴起。1922年是章学诚研究兴起的关键年份，这一年胡适出版《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发表《文史通义札记》，张其昀发表《读史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和《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甘蛰仙发表《章实斋的文学概论》。四人的章学诚研究均与梁启超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胡适自称作《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动机，起于1920年冬天读内藤湖南的章氏年谱。[7]但在这之前，他很可能已经从梁启超著作中获取对章氏的最初认知和印象：一是《中国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称他“最爱读”这本书，认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20]；一是《清代学术概论》，胡适几乎全程参与了其写作与发表[21]。这两部著作载有关于章学诚的许多鲜明的断语甚至较大篇幅的论述。何炳松研究章学诚的处女作《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一文中讲道：“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为有清一代关于史法之唯一著作。论者谓其可与刘知幾之史通相埒。”[22]所言“论者”当指梁启超。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言“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幾”[18]54，即何炳松所述之根据。张其昀撰《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称，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为“吾国史学评论第二部名著”。此处的注文补充道：“《通志》实一革新体之史著，而非评论史学之专著，其史例大要见于总序及艺文、校雠、图谱诸略，识力精绝。顾范围尚狭，近代史家所论之内证、外证、史之宗旨、史之述作之类，郑君多未及议。余故以章君之书，为中国史学评论第二部名著。”[23]这是对梁启超并举刘、郑、章三人的商榷甚至驳议，但也从侧面凸显出梁氏此论在当时的流行与影响。可以说，张其昀是承继梁氏指出的方向而开辟学术新境的功臣。甘蛰仙当年著有《章实斋的文学概论》，于1922年12月6-13日《晨报副刊》连载发表，是章学诚文学研究的第一篇专文。1924年，又在《晨报副刊》9月7—16日连载发表《章实斋之历史观》，可谓促使章学诚研究真正兴起的一篇力作。在文章导言部分，甘蛰仙的表达几乎是梁启超论断的复述，他称刘知幾、郑樵与章学诚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权威，“及章实斋出，始集刘郑之长，而力避其短：一面更扩大史料之范围，提高史学之地位，而卓然在哲学的史学(一曰历史哲学，亦曰历史观，简称史观)界独树一帜，且于方志学上巍然为不祧之祖焉”[24]。

其次，在后世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中，章学诚占有重要位置，这与梁启超最初的推崇是分不开的。1927年，梁启超续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明确提出将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并就“中国史学史”的撰写提出一些看法，认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史家、史官、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8]297梁启超曾说，章学诚为中国史学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史家之一，这种写法无疑暗示出章氏应有的分量与位置。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受业弟子姚名达和冯永轩。姚名达入学之前即怀揣著作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志愿，入学后在梁的指导下以“章学诚之史学”为研究对象，为中国史学史的撰述作准备。冯永轩遗留有《中国史学史讲稿》，该书呈现的思路与梁启超所讲完全一致，对章学诚史学作有集中论述。[25]此外，成书于民国期间的魏应麒《中国史学史》、董允辉《中国史学史初稿》以及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均有浓重的梁氏写法痕迹，并都为章学诚设有专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虽然写法有很大创新，但章学诚在史学史著作中的重要位置得以进一步确立，主要的撰者有张孟伦、朱杰勤、刘节、李宗侗、尹达、仓修良、王树民、瞿林东、杜维运、乔治忠、谢保成等。

再次，梁启超的许多重要论断成为后世学者的开拓研究领域的指南。兹举数例。如对史学三大家的研究，梁启超将刘知幾、郑樵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推动形成史学三书、史学三大家的研究热潮。吴怀淇先生指出：“梁启超的见解直接影响到20世纪史学史研究与专书的撰写。大量研究三大史家，研究三人的学术成就，讨论三位史学家史学的特色的论文不断推出；多数专书都有专门篇章，研究介绍三大家的成就的。”[26]比如，论文有傅振伦《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新晨报副刊》1928年11月26—29日)、苏渊雷《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专书有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与林时民《史学三书新诠》(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苏渊雷在文中称：“自孔丘据鲁史策书成文作《春秋》、司马迁继承父任写《史记》，而国史始具规模；至刘知幾撰《史通》，郑樵创《通志》、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而史学始有体系。”[27]这种将“国史”与“史学”相区分，以及将刘、郑、章作为中国史学之代表人物的立论简直就是梁启超论断的翻版。林时民追溯“史学三书”称谓之由来，认为“推先于梁任公”。[28]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梁启超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乾嘉时期的思想双峰，促进后世学者对章、戴之比较的关注，甚至一度影响到对清代中期思想史的认知。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钱穆与余英时师弟子。钱穆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所著同名，有争胜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将章学诚与戴震作为清代乾嘉时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予以论述与表彰，正是对梁启超论断的践行。余英时则著有专书，题为《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认为戴震与章学诚“紧紧地把握住清代思想史的方向”，是“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更进一步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对二人及其著述加以审视。

章学诚为历史哲学家的论断，也影响了一批研究者。如前述，甘蛰仙是最早的响应者，他在《晨报副刊》9月7—16日连载发表长文《章实斋之历史观》，专门阐述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此后，余英时尊章学诚为“二千年来中国唯一的历史哲学家”，《文史通义》为“唯一的历史哲学的专著”，[29]并撰有《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将章学诚置于世界史学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可谓对梁启超论断的切实论证与发挥。周建刚、张万红更是以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分别为《章学诚历史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1)与《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与文本诠释思想》(苏州大学，2008)。刘延苗博士则以《章学诚史学哲学研究》(西北大学，2008)为题，也可谓在这一领域的继续开掘。

在方志学方面，梁启超对章学诚方志及方志学的推崇与解读，成为后世方志学和方志史学者无法绕开的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学界同人编辑出版两种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文集，一为张树棻辑、1934年于瑞安温处仿古印书局印行的《章实斋方志论文集》，一为《章氏遗书》的抽印本、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志略》。此外，李泰棻的名著《方志学》与傅振伦所著《中国方志学通论》，也于1935年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二书都以大量笔墨阐述章学诚方志理论。这些成果均可看作对梁启超倡导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直接反应。此后，撰文探讨者层出不穷，并冠章学诚以“方志学开山鼻祖”、“方志学之祖”、“方志学的奠基人”等称谓。今人仓修良有《方志学通论》一书，在述说方志发展史时将“章学诚的方志学”予以单独集中阐发。可以说，自梁启超多加推崇，继之以后人的整理、研究，章学诚在中国方志学史中的位置最终得以确立。

此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注意章学诚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和作用，所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不断印证梁启超断言的正确性。如龙武《清末湖南维新运动中的章学诚热》(载卢敦基主编《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4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鹏鸣《试论章学诚对于近代学者的影响》(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以及日本学者井上进《六经皆史说的系谱》(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等论著，都或多或少涉及章学诚在晚清思想界的存在与影响。但距离真正揭开章学诚在彼时之形象与地位的历史面纱，澄清梁启超的论断，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一段自我评价：“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18]97-98“梁启超式的输入”遂为后世学者所津津乐道。而“梁启超式”的学术史论断，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无系统，少论证，常夸诞，多真知。这既是性格与气质使然，又是个人与时代互相选择的结果。

康有为曾批评梁启超“流质易变”。这种“变”源自一种“觉世”追求，在学术上则表现为难以在一个领域内持久耕耘，常常随外界与内心而变。梁启超曾说：“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30]故其学术史论断多集中在讲义、讲演笔记、及序跋文等无意传世的论著中，而他所志在传世的著述，则无一部果成。因此，其涉及领域甚广，论断多而论证少。章学诚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11]256对于学术研究，此二者缺一不可。无考索之功，则其独断之学难以切实有据；无独断之学，则其考索之功无以尽其所用。但在浮躁而紧迫的年代，“易变”的梁启超绝无心思与可能沉潜于某一领域之中，作窄而深的开凿，但其涉猎广泛、修养深厚、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使“独断之学”有足够的学术土壤和底蕴可以深植与培育。故而，梁氏所发论断，虽常夸诞，但不乏真知灼见，常常能窥见历史的暗流、事物的本相，谓之章学诚所谓“别识心裁”当不为过。梁启超的“易变”特性与彼之时代正相符合，以至在广博的学术世界中，迸发出无尽的光芒，留给我们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