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林中下脚易，月明帘下转身难。

——《憨山大师年谱》卷下，七十一岁

在我们来到自己栖身的时空之前，早有无数敏于探究的人只身穿过他们居停的当下，或默默在世上来去，或留下言传身教，把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探索留给我们。时移世易，典册中的教化历经劫火、尘土和时间封印，通往深远精神之域、原本开启过的大门关闭，嗜好沉思生活者也不得其门而入。那些后来的大力者，将试着打开封印，让过往曾经获得过的精神力量，重新流淌进我们置身的现实——包括清洗先进者昔日的精神伤痕，拔除加盖在他们身上的重重误解。

不过，所有雄心勃勃的后来者必须意识到，那扇用强力打开的大门，未必就是先进者的出入之处，他们对一己精神探索的审慎或缄默，或许自有深意。所有后来者的启封言说，必须经过以往路标和自身邃密的检验。在未能确证之前，我们最好谨慎地把这一切探索看成后来者自我的探索成果，不急于将其与历史上众多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些居留在时间远端的人，隐秘而曲折地把自己的精神信息传到我们手上，而我们面对的，始终是自身和自己时代的问题。

如此，当我们读希腊作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1883-1957）《基督的最后诱惑》（董乐山、傅惟慈译，作家出版社，1991年12月版）时，就可以明白，书中出现的耶稣、马利亚、犹大、抹大拉、保罗等，只是作者在他所处的时代为自己的精神探索重塑的形象，并非徒众心目中，也不是真实历史上——如果确实有——他们的样子。

那个被上帝选中的年轻人——作者称他为耶稣，并没有像很多（敏感如先知的）天才那样，因为奇异的梦境或者遭际而感到无上荣耀，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毋宁说，被选中作为上帝的代言者，几乎是最可怕的灾难。小说开始的时候，出生时的异兆并未带来平静，耶稣做梦都在逃脱，他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在搜寻他，梦里尽是刺梨树，侏儒，小矮人，棱角锐利的岩石，奇形怪状的刑器，荆棘编成的冠冕，还有巨塔一样的红胡子（犹大）。

在现实里，他时常“觉得那两只鹰爪深深陷进他的皮肉里，已经爪裂他的头骨，正在挠他的骨髓”。他偶尔为喜爱的姑娘心动，十只锐利的爪指便深深“掐进他的脑袋里，两张翅膀覆在他的太阳穴上，拼命拍打。他尖叫了一声，匍匐在地，口角冒出白沫”。每天晚上入睡前，他都要用带铁钉的皮带抽打自己，“打得鲜血淋漓，这样夜里他就会睡得平静，没有亵渎行为”。如此的苦行让耶稣觉得，“别的魔鬼都一一被他制服了：贫穷、对女人的欲望、年轻人的欢乐、家室的幸福。他把这些诱惑都打败了，只还剩下最后一个——恐惧”。

耶稣恐惧一切责任和牵累，“我想反抗我的母亲，反抗百夫长，反抗上帝——可是我害怕。我害怕哟。如果你能看看我身子里面，你就会看到恐惧，一只浑身颤抖的小兔，正坐在里头——恐惧，别的什么也没有”。而最深的恐惧源于一个声音，他分不清来自上帝还是魔鬼，却断定那是魔鬼：“我心中有一个魔鬼在喊：‘你不是木匠的儿子，你是大卫王的儿子！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先知但以理预言过的人子。不只这个，你是上帝的儿子。还不只这个，你是上帝。”如此的宣称，非常可能是撒旦借此鼓起人的骄傲，迫人跨越人的界限，做出渎神的行为。耶稣一直在逃避的，就是这个把他推上圣徒、先知甚至弥赛亚宝座的不祥声音。不管这声音来自哪里，他明白，一旦确认接收这声音的暗示，紧跟着的，将是苦难重重的人生。或许所有的先知都一样，他们起初听到上帝的声音时，第一反應是躲避和逃离，根本不会想到生前的炫耀或死后的哀荣。这一点，耶稣明白，他的母亲马丽亚也明白：“可怜可怜我吧，长老。你说他可能是先知？不，这可不成。如果上帝这样写下了，就请他把写的涂掉吧！”

上帝的决定无法更改，这一刻终于来了，“上帝战胜了：他强把耶稣推到他要他去的地方——推到人群前面，让他讲话”。无论怎样延宕，被选中者最终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耶稣开始宣讲爱的福音：“‘你们要人人相爱——这呼喊声是从他的内心深处进出来的。‘要人人相爱！”停止了搏斗，耶稣听从了上帝的召唤，他心里变得轻松了：“怀着对世人的爱心，高高兴兴地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到处向人们宣讲福音。”然而，爱的福音显得柔弱，只带来暂时的改观和少量的信徒，世界的败坏并未自此停止，于是，到沙漠里倾听了上帝言辞的耶稣，再说出的，则不只是爱，他要用火焰保证爱的施行：“爱只有在火焰之后才来。这个世界先要烧成灰烬，然后上帝才能开辟他的新葡萄园。没有比灰烬更好的肥料了。”他进一步确信，“我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

“哪里有先知起来拯救人民而不遭人民投掷石块打死的？”久处不义的人们认不出先知，也无法确认耶稣是不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不管是爱的宣讲还是火的预言，人们多的是纷纷散去，甚至是恶言恶语或实际的攻击，就连常随他身边的门徒，也不时犹豫动摇。耶稣走在一条满是荆棘的路上，上帝催促他讲出的所有福音和告诫，一进入人世，便仿佛泥牛沉入于大海，瞬时消失于无形。他的所有婆心与呼告，除了少数经历或见证了神迹的人，均宣告无效。为了清洗这罪恶滔滔的世界，耶稣必须坚定地踏足这条荆棘之路，并走到尽头，把自己献祭出去，“为了拯救世界，我，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必须死”。世人所有的罪过，都得由耶稣背负起来，如此，世间之罪或将及身而止，既不会反作用于施加者，也不会被转嫁，“他承担了我们的过错；他为我们的犯罪而受伤；我们的罪恶伤害了他。他受了伤害，但是他没有开口。他受到众人的蔑视和排斥，但是他向前进而不是抵抗，像一头羔羊被带到屠宰场”。十字架早就造好了，耶稣会骑着毛驴走向它，然后将被钉死在那上面。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大梦一场，耶稣醒了过来，他的守护天使告诉他：“从前，你的心不要人间，这是违背它的意愿的。如今你的心想要人间了——这就是全部秘密。人间与心之间的和谐，拿撒勒的耶稣，这就是天国……”就这样，耶稣过起了平常的人间生活，那些他过去以为已经制服的对贫穷的厌恶、对女人的欲望、年轻人的欢乐、家室的幸福，现在都得到了，他也辛劳，却在辛劳里得到满足。去沙漠的途中遇到的老太婆，仿佛早就给出了他如今生活的预言：“要找上帝不该去寺院，应该到普通人家里！什么地方你看到夫妻一起过日子，什么地方你就找得到上帝。什么地方有小孩，有生活上的种种操心事，什么地方有人吃饭做饭、吵架再和好，什么地方就有上帝……我跟你说，家庭的上帝，不是寺院里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才是你应该礼拜的。让那些懒虫，那些不能生儿育女的傻瓜们在沙漠里敬奉他们的上帝吧！”

天心月明，帘下人老，在家庭里找到上帝的耶稣已经白须飘飘。守护天使的牙齿突然间变得又尖又白，他警告耶稣：“末日来了。”与耶稣一起变老的门徒们找上他，大骂他胆怯，并告诉他，那个他收为养子的守护天使，是撒旦的化身，他引诱耶稣从十字架上逃离，只在他的“手上、脚上、肋边踩出了红斑”，让世人误以为他是那个承担了他们罪恶的弥赛亚，从而可以欺骗世界，欺骗耶稣自己。已经力不从心的耶稣意识到：“我失败了！是的，是的，我应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失去了勇气，逃走了。请原谅我，兄弟们，我欺骗了你们。唉，但愿我能从头再活一遭。”至此，撒旦取得了胜利，他对耶稣的最后诱惑，就是让他忘记上帝交付的责任，剪除他翱翔天际的翅膀，过完美满的尘世生活。这最后的诱惑，不妨看成那条未能走的路的诱惑——人们甚至会在垂暮之年去羡慕一个乞丐，因为我们不是他，没法踏上他那条跟我们不同的人生之路。

在“胆小鬼！逃兵！叛徒！”的咒骂声中，耶稣感到身体的痛疼，他想呼喊上帝，责问他：“为什么离弃我？”这时，耶稣醒了过来，原来，美满的尘世生活才真的是大梦一场。他仍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美满的漫长一生，不过是他昏迷时的幻觉。温煦的月亮消失了，荆棘遍布的路仍在脚下：“他感到手、脚、心痛得厉害。他的视力恢复了，他看到了荆棘冠冕、血、十字架……耶稣仍悬在空中，孤独一人。”这时，一阵不可控制的狂喜侵袭了他，因为“他光荣地坚持了他的立场。直到最后一刻。他信守了诺言”。

这个信守还有一个连带的牺牲，起码在卡赞扎基斯的书里是这样，犹大的出卖行为来自耶稣本人的授意：“你会有力量的，犹大兄弟。上帝会给你力量，你缺多少就给多少，因为这是必要的——我有必要去死，你有必要出卖我。”犹大问他：“如果换了你，你必须出卖你的老师，你会这么做吗？”耶稣想了很久，说：“不，我想我不会有这种力量。因此上帝可怜我，给了我比较容易的任务：被钉上十字架。”接过这个任务的犹大明白，从决定的那一刻开始，他将亘古背负叛徒的骂名，将不会有当时的尊荣，也不会有身后的赞美，而他自己，却必须对此保持永远的沉默，否则，这一切都会变成无力的辩护。或许，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会说，“你是个勇敢的战士，犹大，你甚至能承受最苦的滋味”。

卡贊扎基斯笔下的耶稣出于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死，他用死成就自我，完成了上帝交付的重任。这一行为也为后来的信奉者提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难免会有人忘记，耶稣是实验过各种对世人的唤醒方式之后，才艰难地走上十字架，在他之前，没有任何先行者。因此，他的死是眼前再无异路的选择，并不是为了某种隐秘的虚荣。后来的殉教者既有先例可循，就必须经受更为严苛的检验，才能证实他们是出于救世之心，而不是耽于虚荣而殉道。或许，我们该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果决地认定：“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

公元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受到挑衅，辱骂了另一宗教的先知，被捕之后，另一宗教信仰的法官并不想将他处死，因为这人“看似神志不清，最终要的就是殉教式的狂热”。被捕的基督徒在获赦之后，又一次破口大骂他教先知，法官只好被迫依法将他处以极刑。一群基督徒立刻肢解了他的遗体，郑重其事地供奉起“殉教烈士”的遗骸。这年夏天，约有五十人用攻击他教先知的行为让自己成为殉教者。这群殉教者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声称他们是为了信仰挺身奋战的“神的兵士”，以致在此前后，形成了规模不小的殉教运动。

这些殉教者因为行为中表现出的极度狂热，很容易辨认出他们被未经反省的激情左右了自己，只是某种盲目冲动的牺牲品。一旦殉教出现在更为博达睿智、对自己行为富有检省精神的人物身上，判断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辨认这类问题时，“所适用的判断标准，在每个案件中并不一样”。比如当我们面对的是T.S.艾略特（1888-1965）诗剧《大教堂凶杀案》（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的主角托马斯·贝克特时，这一困惑就显得特别明显。

1118年，托马斯·贝克特出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少年时喜欢狩猎，长于搏击，嗜好奢华，性情中有蛮勇的成分。后得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博德赏识，很快在教会里谋得圣俸甚高的职位。1154年，亨利二世正式即位为英国国王。1155年，在亨利二世即位过程中颇有功勋的西奥博德举荐下，托马斯被任命为枢密大臣，一时权倾朝野。他上任后，削弱领主势力，侵害教会利益，为维护王权尽心尽力，很快赢得了国王的友谊。1162年，亨利二世任命托马斯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形势陡转，大主教开始了他惊人的转变——生活由奢侈变得自敛，并从维护王权一转而为维护教权。自此，托马斯与亨利二世冲突不断，终于在1164年表达了对王权的蔑视之后逃亡法国。1170年，经各方势力争斗斡旋，托马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英国，继续主张教会利益，与亨利二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大教堂凶杀案》开始的时候，坎特伯雷的妇女（合唱队）和三位教士，正在大主教府邸等待他的凯旋，信使也带来了他的近期消息。只是，三方都表现出明显的忐忑，合唱队不知道“是危险吸引我们前来？抑或是对安全的期盼”；教士们则心中满是疑惑，他们不知道大主教的归来，带来的“到底是战还是和”；信使确信带来的是和，“却非和平之吻”，他“认为这样的和平，既绝非一个终结，又不像是一个开端”，大主教告别法国国王时的话，也没人认为是“乐观的预言”。“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在本该欢乐的时候，悲观的预感遍布在每个等候的人心里，那个此时本应是欢愉的核心，早散发出凄楚之音，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不祥的音符。

托马斯刚刚来到府邸，四位劝诱者便尾随而至。第一位劝诱者劝他与国王重修旧好；第二位劝诱者则引导他追逐世俗权力，让教权与王权和睦相处，他自己获得荣耀，人群也安享太平；第三位劝诱者期望他与领主结盟，共同对付国王。托马斯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接下来，第四位劝诱者登场了，他引导托马斯继续与王权对抗，从而将自己引向杀身成圣之路，成为光荣的殉道者：

与天堂荣光的辉煌相比，

什么样的尘世光辉，国王或是皇帝的，

什么样的尘世高傲，还不都显得寒酸？

寻求殉难之道吧，让你自己处于世间的

最底层，那可是高高地在天上翱翔。

那时再朝低处的尘世眺望，深渊依旧

在那里，迫害你的那些人，永久地受着折磨，

激情受到煎熬，赎罪却是绝无可能。

托马斯辨认出这不过是另一个自我对自己的引诱，那条求死的荆棘之路，在他心中却幻化为自天垂下的光明之途。卡赞扎基斯笔下的基督，也曾面临这样的诱惑指控——是彼拉多的话：“你侮辱罗马，是为了惹我生气，这样我就会把你钉上十字架，你就可以跻身于英雄之列。”耶稣对此指控，没有说话。托马斯则对此保持着足够的警醒：

你是何人，竟以我自己的欲念来诱惑我？

这些诱惑我清楚得很，

那意味着现时的自负与他日的煎熬。

难道有罪的自傲只能靠

更多的罪愆来祛除？我就不能行动或受苦，

而不遭永谴？

如今我的道路明确，如今意思也已清楚：

诱惑将不会以这种形式再次出现，

最后的诱惑将是那最大的背叛，即是：

为了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

至此，托马斯看起来已经克服了出于自负的殉教选择，拒绝了虚荣的诱惑，要清醒地为上帝的事业服务。这一清醒并未让托马斯坚决地活下来，他只是确认自己的殉道选择已克服了虚荣的杂质，现在已经变得纯净。这两部剧的“幕间”，是托马斯大主教在大教堂的布道，他把殉道归于神意，或许很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次殉道从来都不是人的谋划的结果；因为真正的殉道者是神的工具，他将自己的意志融入了神的意志，殉道者已不再有为自己的任何欲念，连当殉道者的荣耀的欲念都不再有。”他仿佛在大教堂里看到了自己世间之路的尽头：“亲爱的孩子们，我并不认为我会再向你们布道了；因为很可能在短期内你们将会又有另一位殉道者，这一位恐怕不是过去的那一位了。”

托马斯做好了准备，国王的骑士们也早已迫不及待，他们星夜兼程，赶到坎特伯雷，对托马斯高喊：“我们为国王执法而来，我们带着刀剑而来。”托马斯命令教士们卸下门闩，打开教堂的大门，让骑士们闯进来，他赴死之心已决：

我把我的生命

交付给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间的法律。

血的迹象，永远是

教会的象征。以血还血。

基督献出血使我得到生命，

我献出血以补偿他的死亡，

正是为了他的死我才死亡。

与此同时，托马斯郑重告诫四骑士，绝不能因为他的死害及无辜，他要把所有的伤害，都背负到自己身上——

为我的主，我现在准备走向死亡，

使他的教会得享自由平安。

想把我怎样，悉听尊便，其实对你们是羞辱与损伤；

但是以上帝之名，决不能殃及

我的部众，不管是百姓还是修士。

这样做我绝对不准。

清除了自身骄傲的杂质，把人间的罪责背负到自己身上，不准殃及无辜，托马斯似乎也由此得以在异代效仿了耶稣。作为诗剧的凶杀案至此结束，历史记载，教士们在清洗托马斯的遗体时，发现他贴身穿着刚毛衬衣，上面已经爬满了虫子。他的虔诚得了确证，有的信徒便从他的血衣上取下血块用作治病良药。时人甚至认为，谋杀大主教的行为，其严重程度超过了犹大出卖耶稣。1173年，教皇谥封他为圣人，1174年，亨利二世到他的墓前受鞭笞谢罪。圣者的名声愈播愈远，到后来，几乎所有的英国学童都晓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故事。英勇的教士最终战胜了世俗的君王，正义用时间上的胜利替换了逝者空间上的死亡，神圣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世间，不是吗？

“我们必须记住，没有任何视角是原初的或最终的：当我们探究真实世界时，我们指的是各种有限中心视角中的世界，这些视角就是各个主体；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是对我们而言的、当下的世界。”说出这番话的艾略特，当然不会让大主教的故事变成一个殉道者光荣赴难的直线传奇，不会让托马斯的自我说辞作为诗剧的唯一声音。在骑士们杀死托马斯之后，他立即给了他们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是质证大主教的机会：

自从他当了大主教的那一天起，他彻底改变了自已的政策；他显示出自己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而且，事实上，成了一个利已主义的妖魔。这样的利已主义在他身上得到恶性发展，直到后来他已经完全走火入魔。我掌握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完完全全走火入魔。我掌握着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能證明他离开法国之前，曾当着众多证人的面，毫不隐讳地预言说，他在世的时日已经不长，他将在英国被人杀害。他用尽了种种挑衅性的手段；从他一步接着一步的行为，人们可以做出的结论只能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去的这条路。其实即使到最后关头……他还是很容易便能逃离……但那正是他所不希望发生的；当我们处在怒不可遏的当口上，他却坚持要把大门打开。

“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即使托马斯·贝克特经过了自我澄清，他最后的殉道，究竟是把世人的罪过都盛放在自己流出的鲜血里，用自己的痛苦担荷了人间的不公，还是另一种自以为是，最终被虚荣侵蚀了心中的灵光，让殉道而得的天国奖赏和后世声名成了自己踏入荆棘丛的月明诱惑，仍然非常难以判断。只是，有一点大概需要强调，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所有的殉道者都先天具有模仿的嫌疑，而人子那条独特的通往上帝之路，原本在开始时就拒绝了所有的效仿者。因而，后来的殉道者，无论出于多么崇高的意图，都必须先行背负起虚荣者的称号。

1618年，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贝德玛尔侯爵策划了谋反威尼斯的计划，意图将威尼斯收归治下。执行此次谋反计划的，是来自普罗旺斯的冒险家皮埃尔和法国领主何诺。他们收买了大部分驻威尼斯的雇佣军和若干为威尼斯政府服务的外国军官，周密谋划，准备在圣灵降临节前夜行动。同为冒险家的加斐尔是皮埃尔的朋友，受皮埃尔邀请担任此次行动指挥之一，并在皮埃尔因故离开后成为谋反的最高头领。出于对威尼斯的怜悯，加斐尔向十人委员会告密，致使行动失败。事后，十人委员会处死几百人，贝德玛尔被迫离开威尼斯。根据这一史实，西蒙娜·薇依（1909-1943）写出了她平生唯一的悲剧作品《被拯救的威尼斯》（吴雅凌译，包含薇依为此剧所写的笔记，未刊稿）。

像薇依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这部悲剧并没有完成，但根据有关笔记和剧中提示，其构思已然非常完整，思想的线索历历可见。剧分三幕，从圣灵降临节前夜开始，至节日当天黎明时分结束。根据笔记，薇依要在第一幕表明，“这场阴谋的参与者是一群被流放的人、一群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厌恶自己的单调人生，这隐约促使他们因行动计划而感到振奋”。因为有共同的对象威尼斯，谋反者形成了一个小型团体（国家），也因此拥有了自己的“国家理性”。谋反者沉浸在谋反将为自己带来幸福和荣耀的亢奋之中，何诺控诉威尼斯政权时，高举暴力的旗帜，设想自己的荣耀。因皮埃尔邀请参与谋反的加斐尔听完何诺的讲辞，脸色变得苍白。

第二幕，皮埃尔因故离开威尼斯，让加斐尔代替他指挥谋反活动，何诺向他传授谋反者的国家理性，让他硬起心肠迎接杀戮和镇压，“做好准备承担新的责任”。参与谋反的军官和雇佣兵跃跃欲试，他们对威尼斯人表现出不逊，在想象中亵渎书记官的女儿维奥莱塔。维奥莱塔对威尼斯的赞美打动了加斐尔，他想起自己曾“因为怜悯这座城被洗劫而忍不住有些心绪不宁”，表示“他虽是外国人，却情愿牺牲性命保护威尼斯”。第三幕，加斐尔向十人委员会告密，行动败露，谋反者被捕。加斐尔告密时，要求对方发誓保证他同伴的生命，事后，十人委员会“经过长时间商议得出结论，国家理性不允许他们履行对加斐尔的誓言。大多数谋反者都被处死了，几乎所有雇佣兵也在内”。加斐尔本人也被捕了，十人委员会决定给他一笔钱，但他得离开威尼斯，从此不再踏足国境。囚禁中的加斐尔遭到看守和威尼斯匠人、学徒的侮辱，并经历了来于自己的精神折磨。

加斐尔先是背叛威尼斯，接着背叛了自己的谋反共同体，因而被指认为双重的叛徒：“这人就凭两次叛变，，干尽坏事却钱包鼓鼓开心地走人！/别拦着我！他和犹大一样坏，/让我啐他一口。胆小鬼，你跑不远。/叛徒，叛徒，这钱是你的同伴们的血！”遭受这样的灾难，源于加斐尔的怜悯。他怜悯威尼斯美丽的消失，怜悯生灵涂炭，怜悯如维奥莱塔样纯洁的女孩受辱，甚或怜悯某个人灵魂中的城邦，就像他自己在牢狱中说的，“我全部的罪过就是怜悯”。不知受难中的加斐尔是否意识到，“怜悯从根本上是属神的品质。不存在属人的怜悯。怜悯暗示了某种无尽的距离。对邻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没错，这怜悯有僭越之嫌，充满人的傲慢，但不可否认的是，加斐尔的怜悯在属性上是善的，因而在争斗的双方间显得尤其突兀，就像薇依在笔记中明确指出的：“在戏中某个时候要让人感觉，善才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在现实世界本亦如此。人没有意识到而已。艺术要呈现这一点。不正常的，但有可能的。善亦如此。”

加斐尔企图在敌对的两者间贡献出自己的怜悯，把一场并非由他筹划的谋反伤害减到最小，可他忘记了，双方遵循着相似的国家理性。薇依在剧本提示里有意写到，在逮捕加斐尔之后，书记官“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重复了第二幕第六场中何诺关于如何对付威尼斯的话”。敏锐的薇依还在国家理性之外，加上了威尼斯普通民众的反应（匠人和学徒）——他们对加斐尔的责难，甚至超过了国家理性的代表人物。如果加斐尔果真要让敌对双方在冲突中伤害最小，他在决定参与谋反或告密之前就应该想清楚这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计划，然后才有可能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显然，加斐尔没有如此精细的思虑，他先是被自己不当的怜悯吸引，让怜悯的光环成了自己难以转身的帘下月明时刻，又出于对国家理性的无知轻信了十人委员会的誓言，最后不得不在被动中成为双重的叛徒，既无力于威尼斯的背信，又在精神上经历着谋反方的责难。不知有人经历过这样双重的折磨吗？那是人间地狱活的写照吧？

可是，对这样一个因骄傲的怜悯和无知的鲁莽犯错的人，为什么薇依会在笔记中说，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这一悲剧传统”？在被捕踏上受难之路以后，加斐尔经受了什么？薇依在笔记中提到，“他的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什么，始终是一个秘”，能在剧中看到的只是，在受难之路上，开始是“加斐尔说话而无人应答”，后来是“别人对他说话而他不答”。我们实在忍不住要追问，在此前的不停责问和随后的深长沉默之间，那个薇依也觉得是秘的隐于灵魂深处的变化，究竟是什么？是否因为这一灵魂的变化，加斐尔才称得上是完美的英雄？

让我们把完美的英雄转化为薇依经常提到的完美义人：“几近正义的人的原型，只能是完美的义人。几近正义的人确乎存在。他们的原型如果是真实的，那就是说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除此之外，人没有别的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的存在，那么原型就是抽象概念。一个抽象概念可以成为真实存在的原型和完美化身吗？正义本身不足以做原型。对于人类而言，正义的原型是义人。”人，即便是完美义人，也不可能是正义本身，他们“只是极为接近正义的人。一个人要‘与正义本身毫无差别，在各方面等同于正义，那就得等神性的正义从天上降临大地”。不管多么好的人，只要是人，其行为总难免有漏有余，人并非出于故意，却仍会难以避免地犯错。犯错，甚至犯致命的错误，几乎人之为人的属性。一个人是否能被称为完美义人（英雄），或许要以其犯错之后的行为来检验。

“加斐尔。受难。受难情绪之一或许在于，一个人不想让周遭的人蒙受痛苦、耻辱和死亡，那么他必须要独自承受这一切，不管他愿不愿意。类似于某种精准的数学运算，摆脱多少罪过，就要承受多少不幸来抵偿，这样灵魂才能顺服恶（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顺服）。反之亦然，一个人的美德在于把正在承受的恶保留于己身，在于不借助行动或想象把恶散布到自身以外并以此摆脱恶。”不管是国家理性挤压之下的被迫选择，还是因为大众的无知造成的伤害，这些多出来的恶不会自动消失，需要有人通过自己的受难来承担，并完全地保留于己身，不再散布出去。如此，以往之罪才能及身而止。加斐爾的沉默，是不是可以看成让罪稳定地置于己身的努力？

加斐尔的沉默，避免了他因受难而获得名声，也为他承受的罪过加上了结实的封印。“完美的义人要成为人类的模仿原型，单单化成一个凡人的肉身还不够。还得在这人身上彰显完美正义的真实性。为此，正义必须不带幻象、赤裸裸地显现在他身上，必须剥除正义之名所带来的全部光芒，放弃尊严。这条件本身带有矛盾。就算正义显现，也必然为表象所掩饰、为声誉所包裹。”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有凭加斐尔样的受难来解决，就如“耶稣被剥光一切正义的表象时，他的门徒丝毫不知他代表完美正义”，否则，彼得也不会在公鸡啼叫前三次不认他。日后耶稣的名声，却又笼罩上了正义的光芒，“荣誉抹去了他受酷刑时的声名扫地。到如今，历经二十个世纪的崇拜，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耶稣受难中带有的沦落本质”，只看到他头上受难者的光环。或许我们不妨说，加斐尔的受难，因其最后的沉默，竞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艰难地抵达了某种人世罕见的真相？

或者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并不完美的加斐尔经过人世的洗练，终于生成了不完美的完整形貌。这不完美的形貌上，带着他自身的骄傲和无知，也带着尘世给予他的累累伤痕。与此同时，因为他沉默的承担，这一切属人的不完美，都艰难转化为独特的完美，隐藏在他灵魂的深处，并以其隐晦的样子，默默地传送回世界之中——就如同一首杰出的诗，“从沉默中来又回到沉默中去”。用这出并未完成的悲剧，薇依把封印严密的真相，悄悄撬开一丝缝隙，给出了微弱而机关重重的提示。借此，我们有幸认识到，“在时间的洪流里，人类当中确实发生过一些事”。也正因这轻声的提示，我们才有可能经过努力，隐约看到加斐尔即将奔赴的黎明和城邦——

死神来带我走，耻辱也离开我。

我即将看不见，眼前的城多么美！

我要远离活人的住所，永不返归。

无人知晓我去向的黎明和城邦。

黄德海，评论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若将飞而未翔》《个人底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