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乡村，没有预想的那么好，但绝对不像一些学者描述的那么萧条。一些新要素开始注入乡村文化中，这些新要素不仅能让农村和时代一同前行，还能消除人为的城乡隔阂和生活的差距。

——題记

一

栗子坳在江西省罗田县城西五里，原是大姨垴下一个小山隘。明县志记载，山坳口曾有茶亭，家乡老辈人说，茶亭解放初还在，官府在不远处刘家塆内拨出了几亩薄田，以田产收益作茶水供应之资。历史上，因是县城西边的咽喉要道，地势还算险要，兵家常在此对垒争斗，最大的有两例.一是1862年太平军攻罗田时，秀才熊五曾经率团练兵依险抵抗，最后战死于此：二是1947年刘邓大军进驻罗田时，地方党组织在此开会，被还乡团报复，有几位党员干部牺牲。

很多年里，老家正式的称谓是罗田县城关区石源河公社三大队一小队。一小队就是以栗子坳为中心，由喻家塆、社塆、王家塆、童家塆和晏家塆几个相邻的小村落组成。我家不在正栗子坳上，但离栗子坳不远，当年只有三户人家，人称“散塆”或者就叫“徐先生塆”，姑父姓徐，是国军起义军医，一直在家乡行医，医术不错，口碑也好，故以他借代咱们塆了。

1973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罗田为不落后形势，决定上马“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是时任县委书记文长福，指挥部设在喻家塆，工程计划将栗子坳山坳南边的一座山劈开，让蜿蜒曲折的义水河从山口处直流，并建一座小型水电站，义水河原弯曲处的河道，则改造成千亩良田。在“以粮为纲”时代，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罗田，这个工程既需要胆略，也需要巨大的投入。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这项工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河沙地离良田差很远，有些地方根本不能种庄稼；小水电是建成了，但河水泥沙问题未能解决，没有送出过一度电。电站机房废弃好多年后，不得不拆除。

我们队位于这项工程的中心地带，受工程影响巨大，栗子坳上的居民全部搬迁，原生产队一分为二，小部分村民划到三大队二小队，大部分村民则划归到五大队，编为七小队。后来数字编号的大队改村，栗子坳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也为原三大队带走。而今我们小组正式的名称是：罗田县凤山镇合家畈村七组。

从地名可以看出，而今咱们村由县城凤山镇直接管辖。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能拥有城镇户口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而今城乡差别不大，大家对这个城镇户口淡然处之。

最近一两年，有一些报刊、杂志不断推出乡村观察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撰写者大多来自农村，在都市生活并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当他们以都市人的视角来看乡村时，发现乡村地位的尴尬，乡村有了现代气息，但远没有都市成熟，而传统乡村文化一些好的传统又丢失了。一句话，眼前的乡村和记忆中的乡村或者想象的乡村大不一样，于是在他们的文章中，经常看到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语词：破败、凋敝、贫困、萧条、衰亡。一个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一家之言，但当一批书写者都这样说时，很容易形成一个舆论场。对农村现状缺乏全面、理性的看法，可能误导那些关心农村，却没有更多机会去了解农村的读者。

真实的乡村是不是如此不堪呢？我以为，中国乡村远不是凋敝和破败所能概括的，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缩影，只是因为城乡差异较大，这些问题在乡村和城市的表现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重视和解决中国乡村问题，不仅关涉到八亿农民的幸福，也关涉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往高里说，甚至关涉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的大问题。

我试图将故乡栗子坳作为考察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样本，谈谈我对乡村问题的判断，栗子坳的历史和现状应该说在整个乡村变革中，还是颇有代表意义的。其一，因“治河改道工程”，栗子坳成了上世纪人民公社时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核心区域，故乡人在当时经历的种种生活，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其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栗子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变成了城乡结合部，村民的生活，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都市文明和传统乡村风俗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融合，乡村的一些新风俗正是先从城乡结合部出现并慢慢伸展到偏僻的村落。其三，这么多年，我经常回家，我的兄弟姐妹都还在乡村生活，我儿时的朋友还在乡村，这批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人而今都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了，他们对前后三十年的乡村生活感受是准确的，我自认为虽然谈不上乡村研究，但很多生活感受是直观的，很多材料来自我的观察和积累。

二

我非常不赞成说现在的农村破败，我不知道得出乡村“破败”的结论，其参照的乡村历史是哪个时间段？

中国是一个农村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农村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一部中国现代化历史，隐含着乡村动员、参与以及担当、牺牲的历史。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为例，乡土中国是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部分。早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乡村以“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革命。到1940年代后期，中共执政胜利在望时，迅疾在一些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鼎新之后，短时间内，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很快乡村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和高级社，最后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曾经写入教科书，关于这场乡村变革，当年有诗歌赞曰：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

合作化道路虽然好，人多车多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分得土地的农民在政府主导下，参与了一场社会主义乡村建设运动，生产资料公有，农民是“公社的主人”，但由于违背了经济规律，公社这座“金桥”比单干的独木桥差多了。在历经种种波折后，乡村的公社管理体制在1980年代初期被终止，几十年的乡村改革实验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农民以向国家承租的方式获得个人土地经营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声日益强烈，政府也开始从政治上重新考虑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中国乡村终于开始进入自主、平稳的发展阶段，当下中国乡村是宁静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让农民在奉献牺牲多年后，开始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补偿。endprint

我生活在农村，一直到1980年17岁考上大学离开，在乡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入城后，每年暑假，我都要回家帮助父母劳动。农民将种粮所得的大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其余部分才能分配給社员，如果年成好的话，生产队还有余粮卖给国家，获取部分收入：年成不好，能够满足口粮就很不错了。年终决算时，我们生产队“进钱户”极少，大多是“空钱户”。“空钱户”意味着，一年到头，一家人辛苦劳作，不仅没有收入，还欠队上的钱粮。以我家为例，父亲是生产队的壮劳力，每天拿十个工分，年终分红时，每天的工分收入不足四角钱，最差的年分大概每天就一两角钱。因为母亲和姐姐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且几乎都出“全勤”，我们家虽然不是“空钱户”，但很少有结余。

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从1971开始，县里、公社开始委派工作组进驻生产队，指导生产队的生产，虽然工作效率提高了一些，但因为体制问题，增产不增收，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到后来，工作组也无法推动乡村工作。

生产苦，生活穷，社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贫困成为普遍现象，农村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但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将农村人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和流动。农村人要想离开农村，渠道非常有限，是小伙子，如果身体好，可以参军，在部队追求进步，争取“提干”，才可能留在城市“吃米”；是大姑娘，通过婚姻关系，嫁给城里人。后一条路对乡村姑娘来说，充满了辛酸和泪水，由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之别，一般城里小伙子是不会娶乡村姑娘的，可供乡村姑娘选择的城里的结婚对象，要么是中老年丧妻的二婚，要么是智力有缺陷的城里人，还有就是特别丑陋，条件特别差的小伙子，不得已才娶乡村姑娘。栗子坳附近有一个姑娘，比我高两届，高中毕业，美丽聪颖，为了逃避乡村繁重的劳动和贫困的生活，下嫁给一个城里的工人，那人的长相实在是不敢恭维。虽然我们当时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非常可惜，但还是表示理解，因为农村生活看不到前途，让人绝望。到1975年，县城的一些大集体企业，开始零星招收一些临时工，虽然没有城镇户口，毕竟在城里生活，也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骛的选择。

大集体时代，终日劳作，不得休息。即便是种田，农民的自主权也有限，种什么，种多少面积，都要依据计划，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则很少有人负责，记得我们生产队曾经广种桑树，为的是养蚕，但没有几年，蚕茧卖不出去，又将桑树挖掉，重新种植小麦等农作物。1970年代初，栗子坳开始改种二季稻，五月一日前插头季稻，八月一日前再抢插二季稻，整个七月是劳动强度最大的月份，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顶烈日、战酷暑、抢时间，以确保不耽搁。一方面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一方面却是穷苦的生活条件。记得“双抢”结束，供销合作社给生产队每家每人供应三至四两肉，六口之家，也就两斤半肉不到的样子，合计不到两元钱。但即便只需两元钱，对有些家庭来说，还是很难拿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有些家庭因无力购买，不得不放弃难得的吃肉机会。

“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上马后，栗子坳生产队穷苦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我们队的主要田地在栗子坳边的山塆里，号为“正冲”，那是层层梯田，不仅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从栗子坳大塘放水，所有的田地都能浇灌，这些良田和山地一直延伸到石源河和义水河的交界处，是生产队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治河改道工程将这些田地全毁了。当少不更事的我们为这个工程宏伟蓝图而欢欣鼓舞时，父辈们却愁眉苦脸，没有了土地，今后该怎么生活呢？那年代提倡“龙江精神”，舍小家，为国家，大家担忧是担忧，还是全力支持工作。栗子坳村民拆迁，几乎没有什么补偿，县里说要在刘家塝附近还建新房，要将栗子坳规划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塆”，但有两年多时间，栗子坳村民就在改河的土坪边，用石头做墙，搭一个简易的茅草屋度日。在生产队领导不断汇报、求情、争取，向县里反映后，县里答应免除公粮，同时提供四个月的供应粮，这个看起来很优惠的政策，实际上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那年月，农村号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鼓励搞集体式的多种经营，实际上其他经营几乎很少。因此，靠种田卖粮挣收入的农民，却要筹钱去买粮食，哪儿能筹钱呢？虽然没有饿饭，但大家的日子过得非常窘迫。

“治河改道工程”让我们队的生产和生活一落千丈，工程本身对栗子坳附近的山林植被破坏也很严重。改河最紧张时，有万人参加会战，这些社员，有些住在简易的工棚里，有些就借住在附近村民家里。烧柴做饭需要柴火，按照规定，各公社自己负责柴火供应。刚开始两年，在栗子坳附近，还经常能看到各公社、大队用拖拉机送柴火，但随着工期延长，有些公社管理不到位，柴火供应不上，一些民工为了做饭，常常跑到生产队没有户主的山上滥砍滥伐，以致我们生产队附近的山林，差不多成童山秃岭了，少数私人山，要略微好一些。当然，栗子坳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治河改道工程”是主因，但也与当年乡村生活方式有关，农村烧火做饭、做农具、打家具、盖房，都需要大量的木材，栗子坳附近山上的树木有限，一些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而今乡村的植被恢复得很好，源于乡村建房有了坚固耐用的新材料、烧火做饭，大多用上了煤气，木材的需求量大减。许多当年我们必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到冬天，上山捡柴、挖死树蔸等事现在很少有人做了。每次回家，我总是见到一些丢弃在山上的枞树树杪，这是当年最好的柴火，现在安静地躺在山上腐烂，当年最好的枞树蔸，也没有人挖了。

“治河改道工程”完成后，生产队分得了部分沙河地，算是对原被毁良田的补偿，但这些田地离家很远，还隔着一条大河，几乎不能耕种。1978年，生产队在沙地上种了豆子，结果被洪水淹没，退洪后的田野到处是淤泥，生产队见没有什么收成，就让各家去捡炸开的、落在潮泥地上的豆子，收成归自己。近百米宽的沙田里，烈日炎炎，没有一棵树，我曾经去捡了大半天，结果被毒辣的太阳晒病了。耕种不便，劳而无获，补偿的田地划分各户后，村民勉力种了几年，最后不得不抛荒。

四十多年过去了，栗子坳劈山而成的河道里，依然乱石嶙岣，就像岁月的一道伤口，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愈合。而评价这项工程的对错，已经毫无意义。从积极方面说，这个工程体现了罗田人在特定历史时代，改天换地，追求幸福生活的激情和梦想，当年罗田人的辛勤付出，为今日凤山镇拉开现代化大集镇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今，这个政治色彩浓郁的工程项目，已经褪去了原来的色彩，栗子坳治河改道工程，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设计用途，曾经的沙河地变成了开发区，2016年农历正月初八，我陪同事到罗田旅游，车一出高速罗田口，眼前就是漂亮的楼房和整齐有致的街道，几家以生产加工罗田特产而建立的工厂和超市，格外引人瞩目，特别是大别山绿色生态食品交易中心，就在新河堤边。规模大，罗田特产应有尽有，从中可以看出最近几年罗田乡村的巨变，人们视界开阔，紧跟时代，知道打绿色、特色牌吸引消费者。endprint

三

最近三十年，栗子坳和中国社会一道，在逐渐进步。很多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得容易了。比如做房子，过去做的都是土砖房，成本并不高，但是因为穷，能盖新房的很少，即便能盖起来，也需花费毕生的血汗钱。我家1957年从社塆搬到散塆，只盖了一大间房子，1968年才盖了第二大间。因为是土砖瓦房，到1978年，已经摇摇欲坠，但无力翻修，一到下雨天，家里四处漏水，连增加点瓦的钱都没有。那时候，修房子成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梦想，直到大姐、妹妹出嫁、弟弟结婚都没能将这个梦想实现。但进入1990年代后，盖房子开始变得容易起来，因为改革开放后，栗子坳人的手头宽裕了一些。家家户户都将原来的土砖房改为楼房，最先的楼房是白砖墙体，比较简陋。最近几年，大家又将原来的楼房重建，外墙贴上瓷砖，挺美观的。而今栗子坳山口、石源河口两边，房子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中，远远看去，有点乡村别墅的味道。

大集体时代，我们穿着简单，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了传给老二，一个接一个往下传，直到破乱不堪。因为营养不良，农村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差别巨大，乡村孩子黑、瘦，个头也比城市孩子矮许多，当年同龄的城市和乡村的孩子在一起，立马分辨得出。而今，因为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乡村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无论在吃穿还是身高等方面，看不出差别。当然乡村和城市孩子接受教育的环境还是有差别的，在拥有社会资源等方面，机会不均等，但是相对于当年的城乡的巨大落差，客观地说，这个差别正在迅速缩小。我们队上大多数孩子都接受了高中或者职业技术中专的教育，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只出了两个大学生，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读大学的越来越多，其中重点大学的也不少。这些孩子因为有了知识，在城里当公务员或者在大公司工作，虽然户口不在栗子坳了，但依然和栗子坳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们是栗子坳引以为傲的后辈，也是栗子坳和现代都市联系的纽带和通道。

生活富裕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改变了。以往一般人家很少出远门，出门也主要靠两条腿。现在农村人交际范围扩大了，使用的交通工具悄悄发生变化，1980年代，人们购置自行车，到了1990年代，出行的工具由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现在有些人家，摩托车还不只一辆。最近几年，生产队的一些富裕家庭还买了小汽车。队上虽然没有大富之家，但只要勤劳、肯干，物质生活是有保障的。我的同学老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白手起家，先买一辆小手扶拖拉机，运送土方，后来承包土方，经过好多年的打拼，而今买了高档汽车，开起了水泥制管厂，还在栗子坳上建有八层楼房，利用大别山旅游商机，开起了宾馆。一般村民，除了将有限的田地种好外，就在家乡附近的化肥厂、商场和食品公司打工，补贴家用。我弟弟在化肥厂打工多年，每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弟媳也在附近的超市打工。显然，弟弟虽然是农民身份，但同时又是城里的打工者，多重身份的出现，使得村民虽依然依靠土地生活，但土地的收入已经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了。因为不是唯一，村民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获得了选择工作和迁徙的自由。这种自由，让乡村社会以一种自由的方式参与到都市建设，不自觉地融入其中，接受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都市现代信息的传播和一些新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开阔他们的视野，改变他们的习惯。相对于过去强制性地束缚在土地上，劳作整齐划一，普遍忍受贫穷，今天的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而自由是创新的前提，仅此一点，就是今日乡村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春节里，我拜访了小组长老汪，问到栗子坳的人口变化。1980年，我离开栗子坳时，队里大约130人，三十多年过去，生产队的人口还是139人，这样说来，乡村人口的增幅并不太大，这得力于计划生育政策。老汪还说，原来我们组有十二个姓，现在减少了两个姓。问怎么减少了两姓？他说，有一家迁到黄石，另一家迁回县城。经他一说，我想起来了，回县城的那家是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回城，而去黄石的一家则是因为男主人在国有煤矿工作时间长，享受带家属进城的优惠政策。当年回家卖房子时，女主人有点犹豫，几年前，听队上的人说，老人现在特别想回来，但因为房屋地基转卖给别人，找不到新地基，到现在还没有落定。从城市回流农村的现象在队上还没有出现过，但栗子坳附近的人口还在增加，因为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工厂上班的工人，通过各种方式在家乡附近的山坡地上盖了楼房，这些人虽然生活在栗子坳上，但因为不属于生产队的人，队上的人也不愿意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彼此相处很近，却往来不多。

栗子坳城镇化已经很明显，但原有的村组一级管理机构还在，大家依然有乡土认同。生产队的婚丧嫁娶、修桥补路等大小事都在一起商量着办。三十年过去，乡村熟人社会还在，对于我们这些离家三十多年的人来说，好多孩子叫不出名字，但只要问一下是谁家的孩子，马上就知道他们的爷爷辈和父辈是谁，于是就多了许多亲切的话题。因为生产和工作的家庭化，原来大集体时吵嘴、打架等事情很少出现，队里的整体氛围是比较和谐的。

2016年1月20日，大寒，我回到栗子坳的家参加侄儿的婚礼。侄儿读的是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户口在老家。读书时，与同班同学结识，毕业后一起到浙江打工，后来又一起到深圳，相恋五年，感情稳定，今年结婚。侄媳妇是新洲人，离我家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个距离不是很远的。说到乡村新气象，乡村的婚姻关系变化值得一提，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年轻人，眼界更开阔，交友的范围也更广，婚姻选择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我们这代人大多数婚姻不出乡、县，有故土难离、彼此照应的考虑，但下一辈对婚姻选择，却没有我们的顾虑。我们小村现在已经有八户人家，老方家的女儿，嫁到广东河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据说，女儿经常带着孩子回家常住。我问老方，孩子那边的情况可好？老方说，和我们这里差不多，都是最近几年做新房，三層。同学老徐的孩子嫁到四川绵阳。老徐说到孩子，一脸自豪，我说嫁那么远，不想么？老徐达观地说，现在交通方便，高铁、飞机随便坐，大半天就能到家呢。

乡村婚礼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婚礼注入了现代要素。比如，侄儿仅结婚照一项，花费近万，是在工作地深圳拍的，侄儿侄媳穿着时尚，造型优雅，和城里孩子没有什么区别。而侄儿的婚礼也紧跟潮流，过去结婚，新娘要穿红色外套，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穿白色婚纱，只有在敬酒时，才改穿红色的。乡村传统文化中，白色衣服只有操办丧事时才穿，现在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理念，白色代表纯洁无瑕。侄儿的婚房是前几年做的，弟弟问准了侄儿结婚的计划，一年前就开始装修。冰箱、彩电、空调等，一样不少。唯一的差别是，没有请专门的婚庆公司，我问侄儿为什么不请婚庆公司，他说，那种表演型婚礼，华而不实，不值得花钱。endprint

我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将我看成是家里的主心骨。弟弟很想叫我以家里长辈身份去迎亲，但不好意思开口，我想观察一下乡村婚礼，就主动提出去新洲。弟弟叫了六辆小车，早晨五点半扎婚车，风雪中开了两个小时，到达新洲已经八点多了。侄媳妇家是个大塆落，原来以为迎亲会有一番嬉闹，结果预想的嬉闹并没有出现。新郎到大门前时，女方亲戚要求唱歌，侄儿忸怩不唱，我鼓励，很快第一道门开了。第二道门，女方亲戚拿来了很好的音响，要求在客厅跳舞，侄儿象征性地跳了几下，门就开了。搬嫁妆非常顺利，侄媳母亲满脸喜气，没有曾经见过的“哭嫁”场面。家里的亲人都未了，说了许多祝福的话，随后在女方家两辆小车的护送下，踏上了归程。

小时候，婚礼是过年以外最美好的喜庆日。一家办婚礼，全村孩子都去看热闹。当然坐席的每家只能一人，有些妇女坐席时，会带点炸鱼或者红烧肉回家给孩子。结婚一般在晚上，新娘未了，就抢喜烟、喜糖，还要新娘表演节目，常常要闹到十点以后，大家尽兴而归。而今没有这些繁文缛节了，只是鞭炮、烟火放得比过去多得多。从婚礼也看出，人情客往是家里一笔比较大的开支，送礼的金额和城里差不多，一般关系二百元，血亲关系一两千的也有。不过乡村送礼之风虽盛，但主要是婚丧嫁娶之事，还是带有经济互助性质。小孩满月、周岁也办酒席，基本上一家人团聚，乡村人的交往有限，亲戚朋友不多，加上城乡结合部，挣钱的地方多，还不会成为太重的负担。

春节回家，我还参加了一场葬礼。死者徐烈生，暑假我还和他聊过天。他刚过九十岁大寿不久就去世了。听他家人说，发病就一会儿，等家里的亲人到床前，就落气了，如此高寿，又走得如此快捷，老人没有遭罪，而且也没有给家人添麻烦，大家认为这是积德修来的，要算喜丧。吊唁的人很多，敬香磕头的礼仪没变，但少了过去那种哭天抢地的场面，不是人冷漠无情，而是村民更理性地看待生死了。葬礼期间，村里的许多老规矩还在，老人去世当晚，每家的当家人，都会主动去“坐夜”。那几天下雪，大家在临时搭就的棚子里，围着火塘闲聊，话题是徐烈生的生平故事，当然都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追忆中有感恩和对人美好品质的表彰。坐夜时，我见到了儿时的朋友，大家都老了，要么发福，要么华发满头，问到最近一年的收入情况，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未来也比较乐观。第二天是老人上山的日子，考虑到徐叔是尊敬的长辈，也是同学的父亲，我再次到徐家送葬。葬礼的风俗也改变了许多，比如，以往要请道士唱丧歌，一般要一天，多的三天，现在几乎就两个小时，算是完成这一仪式。新式葬礼过程比较简单，村长主持，由村里一位擅长韵文的老师写悼词，悼词中，追忆死者生平。因为过去一大家人，生活穷苦，作为父亲，抚养一大家人不容易，有些细节可能是儿辈提供的，比较悲惨。几个孩子听了，抚棺痛哭。此情此景，也让我们流下了眼泪。追悼会结束后，就起棺送老人上山。队伍长长的，一路鞭炮不断。大集体时代，有段时间曾推行火葬，但效果不佳。因为每家都有祖坟山，不存在和活人争地的事情。因此村里“老了人”，基本上是土葬。

四

今日乡村是不是人间乐园呢？显然不是。一直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似乎日渐疏离。即便像栗子坳这样人多地少的村，也有土地抛荒，这让我不能理解。问同学，同学说，凡是抛荒土地的人家，日子过得是最好的。同学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一季种植的谷物收入1100斤左右，谷物的市场价格每斤1.2元，也就是说，全部变现，才1320元，扣除种子、薄膜、农药、化肥、机械收割、人工费用等，大概每亩的纯收入才300多元，这个收入，在栗子坳附近做小工，两三天就能赚到。种田既辛苦，又不能赚钱，有些条件好的人家，在无法转租给别人的情况下，干脆放弃。去年，我从栗子坳出发，行走石源河，发现河两岸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地抛荒现象，那可是肥沃的良田啊。一些地方山塆的土地，基本被植被侵占。

农村尚处在转型期，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已经瓦解，村民参与到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比如现在过年，在栗子坳很难见到打糍粑、磨豆腐的场景，我问妹妹，她说糍粑和豆腐可以到市场去买，味道也可以。请客也渐渐不用瓷碗而是用一次性碗筷。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乡村污染问题突出。其实环境污染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家外边的石源河，见证了乡村环境的变化，童年记忆中的石源河，清澈透亮，夏天在河里游泳嬉戏、捞鱼摸虾，成为最愉快的记忆。而今小河还在，但水量大不如前，鱼虾绝迹。在我家那段，河两岸成了一些人垃圾的倾倒场。农耕时代，每户人家的大门前，会有一个垃圾凼，扫地的地灰、煮饭的柴火灰白动入池，号为“农家肥”，到一定时候队上统一清理，送到田间地头，还能换工分。但现在这种农家肥性质的垃圾已经很少有人去保存，因为肥力比化肥差多了，今日栗子坳的路边、田埂、池塘、房前屋后的不远处，随处可见不易降解的垃圾，如罐头、可乐、各种饮料的瓶子，特别是五颜六色的尼龙袋、一次性碗筷。这些生活垃圾，焚烧不易，味道难闻，烧后也不能做肥料，于是只能随便丢弃。2015年9月，县里就清理乡村垃圾开了会，有详细的落实计划，我们村也行动起来，不仅将垃圾清扫一空，还在每个村子外偏僻处建了垃圾池。秋天回家时，小河边的路干净多了，但春节前回去，故态复萌，可以想见，生活垃圾的处理，这个让城市头疼的问题，開始出现在乡村。

如何重建乡村新文化，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乡村打麻将比较流行。偶尔娱乐一下未尝不可，但是长年累月沉迷于此，显然不是一个好生活方式。问同学，为什么老打麻将？同学说，闲暇时间，除了这个，还能做什么呢？好在罗田县委一班人已经将精准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起来。去年，罗田举办过全县乡村广场舞大赛，群众参与的热情非常高，因为广场舞不仅健身，还是一种通俗音乐教育。有一天，在栗子坳大桥散步，看到队上的几位嫂子结伴去大桥头跳广场舞，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些曾被称为“泥腿子”的乡村女性，在温饱得以解决后，也开始追求健康和美了。今年春节，罗田在乡村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三里畈张家冲就举行了民俗展示活动，群众喜闻乐见的采莲船、东腔戏又回到日常的生活中间。endprint

2013年，因写罗田晚清名翰林《周锡恩传》，我接触到了周氏族谱。周氏家族在罗田是望族，从明天启年间就开始修纂族谱，我看了光绪年间、民国年间和当下所修的族谱。仔细翻阅，感叹颇多。修纂族谱的目的就是要宏扬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价值，一些族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约束力。对家族历史上为社会和家族做贡献的人，都列有小传，翻阅这些连贯的族谱，一部以家族为线索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呈现在眼前。

族谱是联系家族血亲的重要纽带，是一个家族文化密码的外在呈现，而儒家的家族价值观念，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我在撰寫罗田先贤程莹的故事时，程莹家族后人联系上我，给我提供了家族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贯穿着一条主线，发扬先祖遗德，为家族争光，为国家做贡献。

五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知道有关乡村破败的主题在中外文学史上的书写绵绵不绝。乡村出现的一些问题总是能引起作家的敏锐思考，成为作家对社会问题思考与批评的载体。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保加利亚作家彼林·埃林、俄罗斯作家布宁、叶赛宁等都是书写这类主题的佼佼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将乡村破败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也不乏大家，鲁迅、叶圣陶、茅盾等人的一系列作品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在今天看来，当年这些大家有关乡村破败的书写是真实的，但乡村并没有按照作家预设的方向往下发展。中国最广大的乡村无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再多的艰难困苦，也不会让乡村失去希望。从苦难中不断自我修复是中国乡村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民族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栗子坳这个小村及石源河附近乡村的变化，让我感受到中国乡村充满活力。乡村人是最勤劳、最知足、最能忍受苦难的一个群体，而今，乡村熟人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农民以故乡为圆心，开始往不同的地域迁徙。他们忍受孤独、寂寞以及艰辛的生活，但在艰辛中，经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开拓了视野。他们开始以自我的话语方式，与这个时代对话，并以觉醒了的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个声音还比较微弱，但已经展露了新时代的新气象。他们将是农村变革最积极的响应者。

一切观察乡村的学者，如果选择性忽略计划经济时代的乡村生活这个参照坐标，所有关于乡村的叙述都是不全面，甚至是不真实的，因为今日中国乡村是从昨日的瞎折腾与穷困中走出来的。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提升乡村人的文化生活品质，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弥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心理鸿沟，这是新乡村建设的一个必须直面的艰巨任务。

陈春生，学者，现居江西九江。主要著作有《诺贝尔奖与文学》《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