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占青，丁一木

(1.黄淮学院 天中学刊，河南 驻马店 463000；2.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一、问题的提出

闲话是在一定的人际交往范围内，具有一定信任度的两人或者更多人在非正式场合对不在场的他人及其相关事情的评说。国外有关闲话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围绕闲话的定义、内容、功能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进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格拉克曼，他在代表性作品《闲话与流言》中认为：“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成为强力纽带，起着维持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的作用。”[1]潘恩在《闲话是什么？一个两难假设》[2]中提出“是个人而不是社区在讲闲话”的观点。在国内的研究中，闲话往往以三种表现形式被提及：表达形态的闲话、权利形态的闲话和文化形态的闲话。方慧荣[3]、郭于华和孙立平[4]对农村土改时农民“诉苦”的语言表达做了研究，认为诉苦是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王绍光[5]的研究认为农村闲话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趋势。以仝志辉[6]和贺雪峰[7]为代表的闲话研究认为村庄社会中存在三个层次的权力结构，分别是国家精英、地方能人、普通民众，其着重研究了国家权力形态和意识形态在农村社会的变化。

系统地、真正以农村闲话为研究对象的是薛亚利，她在《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一书中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以农村闲话为研究对象，厘定了农村闲话的定义，探讨了闲话的主题、闲话传播的机制、闲话的功能以及闲话中的权力等问题[8]。冯广圣基于对桂东南L村的实地考察对闲话传播的人际传播属性进行了简要阐释[9]。李永萍基于对川西平原L村的调研认为，闲话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了“信息进入—信息发酵—信息反馈—信息接收”的闲话传播周期，闲话激活了村庄规范，实现了私人生活中特定内容的公共化。通过这样的方式，闲话能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有利于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10]。桂华注意到村庄闲话日渐生变，通过对闲话的“消失”和村庄交往变化的考察，认为在村庄社会交往中公共性在弱化，私人性在增强[11]。王会通过村庄闲话本身的衰落、闲话内容的变化和闲话功能的异化三个方面考察村庄闲话的变迁，发现村庄闲话的道德评判功能不仅降低，而且走向异化，折射出乡村社会价值观的变化[12]。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闲话的研究国外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其日常互动形式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特征，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关注闲话的舆论制约功能及其功能的弱化与变异，但是对闲话功能异化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尚未做深入挖掘。同时，已有的研究忽略了闲话与地方社会的嵌入性关系(格拉克曼认为“在社区生活中闲话不但具有独立性的作用，而且它本身就是社区生活的部分血液和组织”)。本文即是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村庄结构、闲话传播主体、闲话传播客体三个方面来探讨农村闲话走向异化的原因并揭示闲话之于地方社会再生产的意义。

大丁村属于河南省南阳市所辖邓州市湍河边上的一个自然村庄，辖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900余人，全村95%以上村民为丁姓。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建工作的开展，大丁村被规划为“湍北新区”，大部分耕地被用于筑路和修建各种建筑。由于耕地缺失，年轻的村民纷纷选择外出务工，一批留守村民平时没有事做，便经常去村北部的“茶馆”消遣娱乐。大丁村的茶馆是一个各色人等经常汇聚的场所，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农村“闲话”的舞台。在记录一个多月间茶馆传播的闲话后，经过仔细鉴别、归类、分析，我们尝试着重回答如下问题：闲话的道德规训、舆论影响功能为何弱化以至消失？村民为何不愿再传播涉及道德规训的闲话？闲话传播为何更倾向于娱乐化？为何村民不愿聚在家里而要来茶馆这个公共的场所说闲话？

二、闲话传播的个案阐释

(一)闲话的主题

通过实地聆听和调研，我们发现大丁村村民传播闲话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婆媳妯娌矛盾、子女品德教育、娱乐、邻里交往这4类内容上。

1．婆媳、妯娌矛盾类

在调研过程中，令人印象最深、被谈论次数最多的就是婆媳和妯娌矛盾的闲话。

案例如下。妇女王某抱着自己两岁的孙子来茶馆，跟周围妇女打过招呼后，大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知道疼老婆，媳妇刚要去洗衣服，他就赶紧弄几盆子水放那给人家洗。看看咱们年轻时候，天天起早摸黑，回家了娃子饿得睡床上哭，猪饿得直叫唤，你婆子不帮忙就算了，还光挑唆你男人打你。”话音一落，妇女李某接着话茬说：“还说你们那咧，看看我们家的那两口子(指自己的儿子、儿媳)，天天吃完饭，碗往下一放，人家俩人就手拉手上楼去了，从来就没有洗过碗。”比她们要年轻十来岁的妇女唐某说：“咱也没有个儿子，要是咱有个儿媳妇，那肯定要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人家。想想自己年轻时候受婆子的气，自己就不会给儿媳妇气受。俺们婆子有三个儿，老大家添两个儿子，俺家不争气，添俩闺女。老三家媳妇在城里上班，俺婆子不敢跟人家置气，就剩下我是个气包蛋。分家的时候给你十斤红薯干，啥都是靠你自己。那时候老头(唐某的公爹)有工资，处处帮大儿子家。现在老了，退休金不够花了。上次我听见老婆子让老大媳妇给她洗被罩、床单咧，后来还是俺闺女给她洗的。”

2．子女品德教育类

尽管农村相对不太注重孩子的教育，许多孩子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务工，但是村里人对孩子的生活作风问题看得还是很重。一个孩子成绩不好可以被原谅，而生活作风不好，孩子的父母，尤其是女孩子的母亲，会成为村庄闲话的焦点。

案例如下。茶馆外聚集的妇女正在谈论某村民的儿子带了几个打扮妖艳的女子在家疯闹。妇女汤某从家里来小卖部买喜糖，因为她又添个小孙子。汤某说：“本来儿媳妇说这胎想要个闺女的，不过是个儿子也好。俺家的闺女都是不争气的，养大了都飞了。”汤某说的“俺家的闺女都是不争气的”，指的是其本家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时谈了个男朋友，不久即辍学出嫁，但女儿出生没多久即离婚。目前大女儿在外务工，听说在男女关系方面比较不检点。小女儿初中时沉迷网络，通过网络认识了省外的某男子并迅速远嫁，这种事在当地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

3．娱乐类

人们喜欢听说闲话，除了获取必要的信息，也可以从闲话中获取愉悦之感，如探听一些八卦消息使精神获得极大满足，这也是闲话得以久盛不衰的原因。

案例如下。早饭过后，老党从村南往村北走，老四从家里出来，两人在茶馆相遇。老党说：“这么早就去坐桌(打牌)啦？”老四回答：“你也不访访问问我认得牌不！”周围听到的人哈哈大笑，老党讪讪离去。经过打听，笔者方知原委。多年前派出所来茶馆抓赌牌的人，当事人纷纷跳窗户逃离，最后只抓到了在旁边看牌的老党。民警要把老党带到派出所，老党说：“你们也不访访问问我认得牌不！”由此这句话成为村民经久不衰的笑点，时不时就会有人拿这句话逗乐。再有，一日下午，众妇女对出现在茶馆的一名陌生男子表示好奇。妇女曾某说：“你不认识他啊，村南头的，出去鬼混，回来穿的内裤不一样，内裤上印个鸟。他妈问他咋买这么鲜的内裤，他说这是情侣的，女人的内裤上印个鸟窝。”周围听的人一阵大笑。

4．邻里交往类

村庄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村庄里的家庭之间构成了细密、巨大的网，邻里交往构成了村庄中人际联结的基础。但是在邻里交往中也容易发生各种矛盾，其中被说闲话最多的是“凑份子”事件。

案例如下。村西头的一对夫妇以吝啬闻名。自从他们家前年娶了儿媳妇后，去年生孙子，今年生孙女，三年间村人去他家喝了三场酒。由于如今礼金比较重，接连给他家送三次礼金，不少村民表示不满。妇女曾某说：“你看看我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俺闺女出嫁他家都没来，他家添孙女还要去给我报喜，人家都跑家里给你说了，你不去不是得罪人家嘛！”曾某的言论引起大家共鸣，因为被议论的这家人几乎不参加公共人际交往，但是他家有事又喜欢到处跟邻居报喜，邻居为了面子虽然也会去凑份子，但是内心却很不满。

(二)闲话的性质

闲话，从字面上看是指与正事无关、背后议论、不负责任的话。在农村，人们习惯将闲话称为“老婆话”，这一方面指出了闲话传播的主要载体——上了年纪的妇女，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闲话在人们心中低下的位置。通过对搜集到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闲话具有如下性质：传播范围广、内容杂、时效性长。

1．传播范围广

村庄是一个熟人组成的社会，除了少数边缘人(人品极差或者守不住秘密的人)较难进入闲话的传播体系当中，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传播了闲话，正如俗语所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正如上文所举“情侣内裤”案例，当事人虽然长期不在本村居住，但闲话很可能经过曲折的转述过程慢慢传到妇女曾某耳中，然后又经其口传到其他妇女耳中。因为村庄是天然的熟人社会，所以其间流传的闲话具有潜在的扩散性，以至于闲话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在全村或者更广范围流传，每位村民都成了闲话的制造者和传播者，闲话得以成为“村庄共享的秘密”。

2．内容杂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村民讲闲话并没有一定的主题。很少发现有哪位村民是“特意”来传播闲话的，通常情况下是闲聊，当话题牵扯到某个人之后，知道相关事情的人才会压低声音娓娓道来。所以说讲闲话并没有一定的主题，在讲闲话的过程中话题可以随时切换。无论是描述性质的闲话还是议论性质的闲话，涉及的内容都极其驳杂，整个村庄发生的大事小情，都被闲话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牢牢把控，从而将村庄生活私密性的一面抹去，使村庄生活具有隐秘的公共性。

3．时效性长

被千百人说了千百次的闲话，在每一次被说出时总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而这类闲话更明显地集中在娱乐类闲话上。上文提到的案例——出自老党之口的“你访访问问，我老党认识牌不认识”就具有这样一种效果。说这句闲话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几年前发生的事，如果听的对象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出处，讲闲话的人也乐于重述一遍。闲话不会随着时间而平息，因为它承载着村民对人和事件的评议和看法，关于某事件的闲话或许会在某一阶段沉寂，但是在合适的时机，又会草蛇灰线不离主题地被提起。看似散漫无章的闲话，背后承载着村庄的价值尺度，这个价值尺度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因此闲话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三、闲话的走向异化及原因探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闲话在规范村庄社会交往原则、影响家庭关系、边缘钉子户等方面有显著作用。村庄闲话之所以具有这些效力，主要是因为闲话产生的舆论压力迫使当事人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整个村庄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由于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村庄中的人对于参与公共生活具有迫切的要求，谁都不想在背后被说闲话，不愿被孤立。而村庄闲话不可能是一种客观中立的言说，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势必会与闲话传播者的价值观、村庄集体的行为规范联结起来，从而使闲话具有一种“道德审判”的功能，符合行为规范的人会被褒扬，违背行为规范的人则会在闲话的口口相传中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所谓的“唾沫星子淹死人”。

然而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村庄的闲话走向了异化，具体表现为村民不太想说闲话，即使说也是反复谈论那些无关痛痒的娱乐性闲话，对于婆媳矛盾、邻里关系、家庭伦理这些涉及道德评判功能的闲话，村人往往以一种“哑巴吃饺子——嘴上不说心里有数”的暧昧态度来对待。具体说来即是闲话在村庄社会交往中，功能性代替了情感性，娱乐性代替了伦理性。针对这一现象，下面将对闲话产生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

1．新式房屋布局影响闲话传播

阎云翔意识到了农村“串门子”现象减少的现象，并据调查做出解释：在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的背景下，农村人从城市获得“灵感”，由此带来了思想和行动的变化，阎云翔将其定性为“村民隐私权的兴起”[13]148。笔者通过考察大丁村的房屋建筑模式发现，近几年其修建的房屋一般都是两层小楼，且在室内布局上与城市的单元房保持一致，进门即是客厅，这是唯一的公共区域，楼下的厨房、卫生间、卧室、储藏室都被一扇门与外界隔开，形成私密区域。家庭成员出入房间、开门关门等动作也在隐隐提醒着来访者“侵入者”和“外人”的身份。因此，除非确实有事需要登门，一般村人是不愿意随便进入别人家庭内部并久留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之前院落式的房屋布局，一进大门就可以通览房屋，大门时时敞开，给人一种畅快的感觉，这为闲话在家居中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态势。贺雪峰从农村生产方式变化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导致村庄异质性增强的角度认为，村庄生活的半熟人化是解释农村闲话变迁现象的关键。村庄社会分化与村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导致村庄中形成了一种“有了兴趣和爱好，就到公共场所走一走，而没有兴趣就可以退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去”的生活方式[14]15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没有了共享资源的需求，村民聚集的频率大大降低。笔者通过观察得知，闲话的传播主体——带孙子的中年妇女白天通常聚集在茶馆的小卖部(因为这里夏季有免费空调供应，孩子有玩伴且可以随时买到零食)，晚上则三五成群骑着三轮车拉着孙子到村后的小广场跳广场舞、纳凉。前几年随处可见的三五个邻居吃饭时端着碗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说闲话的现象再也见不到了，连日常的串邻居也很少发生了，村民也自发“抵制”闲话，不愿意刺探、传播别人家的秘密，经常把“少说闲话，少生闲气”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一变化反映了村庄社会生活的改变使得村民私人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2．闲话主体“顾虑重重”

从闲话传播主体这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闲话承载着道德审判的功能，所以那些不能“独善其身”的人自然对闲话避之唯恐不及，以此来逃避舆论的压力。比如不孝顺父母一类闲话，年轻人不愿谈论，因为他们多数不需要赡养老人；对此老年人虽有发言权，但是也多选择沉默，因为到处埋怨对自身并没有好处，反而会引发家庭矛盾；这类话中年人最有发言权，却也“谈孝色变”，因为谁都没有资格站出来指责别人，许多人自身与闲话中所指责的人的行为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罢了。因此在这个话题上，众人选择了缄默。再如对村中某些“强人”的看法，村人总是在其背后做出一副你知我知的表情，最多发出一些感叹：“你瞅瞅，你瞅瞅这人，啥办法呀……”这主要是因为这类闲话曾经招惹过是非。比如，某年某日丁某打牌输掉几千元钱，当时其叮嘱在座的人，此事不能让其家人知道，众人满口答应。但是没过多久，丁某的妻子就知道了，闹着要和丁某离婚。丁某喝醉后拿着刀到茶馆大闹，后来还是在报警后此事才得以平息。自此之后，村人再不愿传播这类闲话，不愿招惹这类“强人”。

3．闲话客体心态发生改变

闲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它实际上承载着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展望。它试图构建和维持一种观点，即得体的、受欢迎的人类行为应该是怎样的。对越轨行为的鄙弃有助于界定什么是正常的、恰当的和受欢迎的行为[15]118。这些闲话谈论的事件成为完全不受欢迎的行为的负面案例，由此达到了批判的目的。因此，这些涉及道德约束的闲话内容可以被看成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文本。如果不孝顺父母的人和悭吝贪利之人能从这些闲话中吸取教训，那么社会将会达到一种象征的平衡。这些带有道德规训性质的闲话要求闲话的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放弃眼前的物质利益。然而好名声有多重要呢？换言之，坏名声的代价有多大呢？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是谁，因为坏名声代价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坏名声的人施加的社会和经济制裁的轻重。从农村社会来看，好的名声相当于社会保障政策，人们借此来应对农业社会中遇到的不测，好名声是通过积极勤劳、慷慨大方、热心实在等行为获得的，得到的回报包括获得尊重、得到帮助等。名声好的人会比较容易借到劳动工具，遇到麻烦会有人来帮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的普及，农村已不存在抢种抢收这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活动，盖新房也都承包给包工队，不需要邻居的帮忙，每家每户都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闲话的道德约束功能始终存在，但是被约束对象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他们宁愿承担被说闲话的风险，也不愿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

四、结语

村庄里的闲话集中反映了社会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由一组组具有依赖关系和道德需求的群体构成，从这个层面来讲，闲话永远不会消失。闲话的变迁只能归因于群体生活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不能归因于闲话自身的随意变迁。从新式房屋布局的角度来看，闲话的变迁是因为在村庄交往行为中私人性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是村庄社会交往公共性丧失的后果；从闲话传播的主体来看，闲话发生变迁更多的是因为在闲话传播过程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全身而退”，因此闲话被人为地“断流”；从闲话传播客体的角度来看，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被舆论孤立、被说闲话而付出的代价远不及因其行为而获得的利益，村民宁愿放弃一个好名声也要维护其物质利益。村庄闲话的变迁是村庄社会性质巨变的风向标，重建农民的生活价值观，让村庄有健康的舆论导向，有道德压力，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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