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文昌中学 滕倩 海南省琼台师范学院中文系 杨彬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言文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随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国学学习的热情，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篇目和难度也在不断加大，中高考考试的题目中，文言文所占的比例和分数也在加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文言文教学占的比重较大，说得夸张一点，文言文教学已经占了中学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

“知人论世”是文言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对中学文言文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知人论世”一词最早出自于《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孟子认为如果要上溯古代，跟古人交朋友，仅仅读他们的诗和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所处的时代、了解他们的生平，这既是孟子的交友之道，也是他的读书之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知人论世”渐渐发展演变成了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即结合作者的生平和作者的创作时代来解读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也经常需要借助这一方法进行教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文学作品应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身世经历、时代背景、创作缘由等材料。”［2］在文言文教学中，这一方法更为常见，因为中国古人写文章讲究含蓄，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喜欢用典，仅仅通过对文本的分析阅读往往很难理解作者的真正用意，这时候就需要知人论世，结合作者的生平和创作的时代对文本进行分析，了解文本背后的真正含义。本文将以文言文为例，结合具体的教学篇目分析“知人论世”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因为古今文化的差异，仅仅依靠对文本的阅读，学生往往难以想象文言文中描绘的场景，难以理解作者当时的心情和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对作者和文本抒发的感情能够感同身受。“知人论世”便是一个常用而且很实用的方法，在中学语文教学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中，这一方法的作用很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学生把握作者的内心情感。文章乃有感而发，任何一篇文章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准确理解作品的前提，“知人论世”法的运用有助于帮助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把握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比如在学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过程中，可能有学生难以理解文章结尾处作者发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如果教师在课堂中能够给学生讲清楚当时范仲淹和滕子京的处境以及滕子京要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庆历三年，范仲淹参与领导了一场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新政实施后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为邓州知州，但他并没有因此破罐子破摔，依旧恪守职责、勤于政事，希望在邓州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富国强民的梦想。通过这一点可以让学生了解范仲淹高尚的情操，体会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滕子京跟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滕子京非常有才华，他当时也遭到了贬谪，被贬谪后他励精图治很快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不免为自己的政绩感到欣慰，同时又为遭贬之事忿忿不平，心情十分复杂，便写信给范仲淹，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色图，请求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范仲淹接信后，生怕滕子京忘乎所以再遭人嫉恨，闯出祸来，于是规劝滕子京要以天下为己任，不要过于计较个人得失，于是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段千古绝唱。很多教师在讲解《岳阳楼记》的过程中都没有跟学生讲到范仲淹和滕子京当时的处境，因而很多学生在学习了这篇文章后也很难理解范仲淹为何会发出如此的感慨。

第二，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很多文言文作品如果离开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很难把握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能够详细地跟学生讲授作品出现的时代背景，帮助学生准确理解作品。比如韩愈的《师说》，很多教师在讲授此文时仅仅局限于文本，劝诫学生要有从师求学、不耻下问的精神，如果只是这样讲解的话，恐怕学生很难准确吃透这篇文章的主旨。韩愈之所以写《师说》这篇文章，是出于对当时社会上一些耻于相师的现象的批判，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士大夫之族耻于相师”的现象呢？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一直都是勉励读书人要谦虚、勤奋、不耻下问，为何在韩愈那个时代会出现大量“耻于相师”的人，而且还是士大夫之族，以至于韩愈要亲自写文章来批判，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自南北朝以来，骈文在文坛上纵横驰骋，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如南北朝时期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小园赋》和《哀江南赋》，唐朝初期王勃的《滕王阁序》等，但骈文过于注重形式，讲求对偶和声律，多用典故，堆砌辞藻，忽视了思想和内容的表达，这种华而不实的文体严重阻碍了当时文学的发展。同时，由于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而且无论他们学业如何，都可以做官，所以出现了柳宗元笔下的“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3］的现象，韩愈等人在这个时候举起了“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师说》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如果教师跟学生讲明白了这些，学生就不难理解《师说》中韩愈为何要批判士大夫之族耻于相师，痛呼“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提倡大家学习古人，行古人之道了。

第三，有助于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文史素养。文言文之所以是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难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言文很枯燥，难以理解。但文言文往往涉及到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教师如果能够做到“知其人、论其世”，在讲解的过程中将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串联到课堂中，无疑会丰富课题的内容，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热情，并且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史素养。比如在讲授苏轼和苏辙作品的时候，可以联系苏轼和苏辙名字的由来这一故事来讲解。这样既能拓展学生的课外知识，又能提高课堂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同时还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二人的性格和作品。据说，苏洵根据苏轼、苏辙二人性格的不同，给他们兄弟二人分别取名轼与辙。并特意作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内容如下：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轼的轼指的是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对马车的正常行驶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而车的轮，辐，盖，轸的都是马车行驶所必不可少的。所以说，轼是外在的、装饰性的东西。苏辙的辙指的是马车压出的痕迹，车辙对于马车来说，既没有功劳也不会因为翻车而被殃及，因此它可以保全自身。苏洵发现苏轼禀性刚直,锋芒毕露，这种性格容易招致祸患，所以他为苏轼取名“轼”，希望他通过一些外在的、装饰性的东西，掩饰一下他性格中锋芒毕露、狂放不羁。苏辙跟苏轼性格差别很大，他性格深沉低调，苏洵知道他这种性格不会招致祸患，能够平安度过一生，所以为他取名“辙”，这也跟他的性格相符。苏轼、苏辙兄弟的命运也印证了苏洵的这段话，苏轼因为放荡不羁的性格招来了很多祸患，一生颠沛流离，多次被陷害、贬谪。也正是因为苏轼的这种性格，他才能写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迈的作品。苏辙性情温和低调，一生比较平稳，仕途也比较顺畅，他的作品思想和才力跟苏轼相比也都显得逊色。教师在讲解文言文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增加一些类似的故事，使课堂充满趣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也有助于学生积累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知人论世”在文言文教学中的作用非常大，能够极大地提高课堂的效率，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水平。中学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这一方法的运用，帮助学生提高文言文学习的效率。但是在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很多老师过于注重文言文中字词句法的理解，忽视了知人论世这一方法的运用，使文言文的学习变得很枯燥，老师讲得无味，学生听得也无味，让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充满了畏惧。也有很多老师运用这一方法时不注重方式方法，针对性不强，不能紧扣主题，虽然讲了很多故事，但并不能对学生学习文本起到很大的帮助，甚至陷入了历史考据的深渊，把语文课上成了历史课，这些都需要改进。总而言之，“知人论世”这一方法是中学文言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教师应该多使用这一方法，同时也要正确地使用，使这一方法能够真正地为课堂服务，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