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选址布局的政治文化内涵

2018-02-25张博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张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119)

安西王府位于“今西安城东北约3公里，南距秦家街120余米，东距浐河2公里许”[1]。若以元代京兆府(后改为安西路、奉元路，下文一概称京兆府)城范围计之，安西王府显然处于城外，这与传统布局明显不同。藩王坐镇京兆地区，府邸一般均置于京兆府城内，如明代秦王府就位于西安城内，而元初却出现了官府衙署(包括安西王相府邸)均在城内、唯独安西王府位于城外的怪相。这虽然看似只是城市空间布局或城市规划问题，但实际上其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学界关于安西王府选址的讨论

关于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城外的原因，相关学者从多角度做了分析，主体观点可归结为两大类:

首先是从城市面积方面分析。元初京兆府城基本因袭唐末韩建所建长安新城*吴宏岐先生在《西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将这一时期的京兆府城归为“因袭旧城改造更新类型”。，《长安志图》载：“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重修子城。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元武门，是为新城。”[2]由此可见，韩建所建新城面积相比于隋唐时期已大大缩小。而安西王府城规模宏大，元《延厘寺碑》载：安西王府“包原络野，周四十里”*元代安西王府不同于传统汉族政权藩王府邸，其构成不仅有府邸，还有大量的驻军及其家属，故此处所提及的四十里，并非是王府方圆四十里，而是王府及拱卫王府的驻军范围周四十里。[3]。《蒙兀儿史记》亦载：“关中父老望之眙目怵心，以为威仪之盛，虽古之单于无以过也。”[4]与元大都正殿大明殿相比，“安西王府正殿殿基，无论长度。宽度还是高度，均超出了皇宫正殿殿基”[5]。马可·波罗亦称：安西王府“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6]269因此，马正林先生认为安西王府“这么大的宫殿，自然是韩建新城难以容纳的。城内既然容纳不下长安、咸宁二县治，要营建规模宏大的安西王宫，就不能不另择新地。”[7]朱永杰也认为：“长安城规模较小，若再在其内建王城或显拥挤，而在城外另择新址较为合适。”[8]49

对于京兆府城面积较小无法容纳规模宏大的安西王府这一解释，部分学者表示异议，如辛玉璞先生以规模更为宏大的明代秦王府建于西安城之内为例提出：“如果忙哥剌有意将安西王府建在城内的话，何不可以扩大城区，反被东城墙与北城墙束住手脚而改建王府于城外？”[9]故京兆府面积狭小无法完全解释安西王府建于城外之原因。

部分学者也尝试从地理与蒙古习俗等方面对安西王府的选址进行分析，如朱士光先生提出：安西王“为了兼顾蒙古人的生活习惯，王宫修建在府城之外的浐河尾闾处。这里地势低平，有河流湖沼，草木葱茏，飞禽走兽众多，还可供王族射猎游乐”[10]。辛玉璞认为：安西王“留恋蒙古旧俗，选择优美环境”[9]。王宗维亦认为：“京兆城东北，包络原野，方四十里的平原，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正为大批牲口提供了极好的牧场。”[11]52而这为惯于游牧生活的安西王及其部众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场所。但地理与蒙古习俗因素也不能完全解释安西王府建于城外，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安西王的大部分部民虽然依赖牧业，但其从事游牧的部民主要集中在更宜牧业的六盘山以及察汗脑儿一带，京兆府地区的游牧部民相对较少。第二，从王府自身方面考虑，虽然安西王府也放养牲畜，但据《元史·赵炳传》载：“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12]3837。可知安西王亦有类似于“四时捺钵”之习，其夏季居于六盘山，冬季才返回京兆地区，而冬季则为牲畜最为虚弱之时，不可能大规模地在浐河一带放养，故安西王不可能为了放养有限的牲畜而将王府建于城外。第三，安西王拥有稳定的收入可以供养其军士部民。姚燧称：“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制，不入王府，悉邸自由。”[3]此外，在今西安以及开成的两座安西王府，“不足取之于朝廷，岁或多至楮币贯计者百三十万”[3]。而元政府对于安西王的赏赐更是频频见于史册。可见，安西王拥有稳定而充足的非牧业收入来供养其军士部民，故其所经营的牧业规模有限，仅为保存旧俗，而非单纯仅为收入。要之，地理与蒙古习俗因素亦无法完全解释安西王府建于城外之原因。

综上所述，京兆府城面积小、宜牧地理环境及蒙古习俗等因素虽均是安西王府选址的重要因素，但都有不足之处。事实上，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是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不会有一个能解释一切的原因，只能用不同视角去分析这一问题，从而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断完善。

二、安西王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

“城市的形态和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13]元代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之外的特殊城市布局也是权力运作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产物，但其中政治权力为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政治学原理，所处的地理条件、有益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均是政治权力的客观构成要素。[14]故从空间与权力理论视角来看，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主要是由于安西王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造成的，而安西王府的布局正体现了这种藩王权与皇权的矛盾。

(一)皇权的象征——京兆府城

陕西地区在元代是“天下之重轻系焉”[12]4214之地，而“臂指陇蜀”[15]125的京兆诸郡又是忽必烈为藩王之时的封地。故有元一代，以京兆府为核心的陕西地区有极高的政治军事地位。早在至元元年(1264)，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就“已有了较为稳定的统辖区，而且位于中书省直辖以外，设置时间比较长，统辖节制权限明确”[16]。此外，诸如廉希宪、杨惟中、姚枢等忽必烈的亲信重臣均曾在京兆府城主持政务。故京兆府城既是元政府治理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皇权在地方上的象征。

在分封安西王之前，川陕区域最高行政机构均位于京兆府城内，而且“元时并没有改变五代、宋、金的政治格局，其政治中心仍然位于城中心”[8]29。马正林先生认为：“政治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都设有森严的衙门，也都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或制高点，既雄伟庄严，又安全可靠。”[17]岳华也认为：“空间中的几何中心、轴线、焦点等特殊位置具有不同于其他位置的特殊性或唯一性，因而能够将空间中的某些群体强调出来并使之特殊化，从而显示出空间中存在的身份等级差异。”[18]故行省官署衙门布置于京兆府城中心不仅是为了占据地理优势，更是象征着中央政府与皇权的至高无上。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分封安西王后，诸如税使司、惠民局、察院、左作局、怯连总府等机构衙署仍布置于城内，甚至连安西王相的府邸也在京兆城内。而居住在城内的时任京兆路总管(后一度为安西王相)赵炳更是忽必烈所信任的“刚鲠旧臣”[12]3836，故当时京兆府城内分布的是非安西王族势力的机构与官员，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忽必烈皇权拥护者的据点。

(二)藩王权的象征——安西王府

至元十年，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坐镇关中，“统河西、土番、四川诸处，置王相府，后封秦王，绾二金印”[12]302。其“教令之加，于陇、于凉、于蜀、于羌”[3]，并兼管怯怜口民匠总管府、织染提举司等机构。安西王权势之大，可谓空前，致使“至元二十三年以前的二十七年间，陕西四川行省竟然因安西王相府的替代而被废罢近八年，接近这段时间的三分之一”[19]。除掌握地区行政外，安西王府还掌握有一定的财权，“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盐池皆置使，督其赋悉输王府”[20]。另据《元史》载：至元三十一年“以陕西道廉访司没入脏罚钱旧给安西王者，令行省别贮之”[12]386。可见在此之前，脏罚钱也是入安西王府的。对内，安西王忙哥剌实施善政，“颇受人民爱戴”[6]269；对外，安西王也有较高的威望，“诸侯王、郡牧、藩酋，星罗棋错于是间者，靡不舆金帛，效马献琛，辐辏庭下，勃磎竭蹙，如恐于后”[3]。总之，安西王在元初政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是“元朝在我国西北、西南的最高统治者”[21]。

安西王府是王权势力的集中体现。首先，安西王城内的居民主要是王室成员，“从整个王城的建筑布局看，王宫、王城是专供蒙古王室成员处理公务、生活居住使用的，而不是王相府办公之所。城内虽有住房，但并不多。”[11]52甚至连作为安西王相也仍住在京兆府城内，故安西王府是完全属于蒙古贵族的。此外，安西王府不仅仅是府邸，它有自己的城墙与团楼，故安西王府又称安西王城。“筑城，从发展的观点和广义角度来说，实质是为保障军队射击、观察、指挥、掩蔽和阻滞敌人行动而实施的阵地工程构筑及其体系。”[22]而安西王府的城墙极为坚固，特别是其“城的四角均向外突出，突出部分的平面近半圆形，直径在29-30米左右”[1]，其在军事防御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另据马可·波罗称：“军队驻扎在宫之四周”[6]269，这使得安西王府不仅仅是王族住地，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军事据点。

总之，从安西王府的居民来看，其城内均为安西王亲信的蒙古王族；从其筑城角度来看，王府高大坚固，攻守兼备；从其作用角度来看，王府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军事据点。要之，安西王府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藩王权力的象征。

(三)王权与皇权矛盾的体现——安西王府的选址

从上述分析可知，京兆府城是皇权的象征，安西王府是藩王权的象征。而“权力和空间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权力形式是影响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元素，权力造就了城市空间”[18]。故当皇权强于藩王权之时，藩王府邸自然会处于皇权管控范围之内，藩王也会成为皇权的维护者，如明代秦王府就坐落于西安城中。而当藩王权与皇权势均力敌、甚至强于皇权之时，二者之间的矛盾会使两者的据点很难长期处于一地。

在分封之初，安西王忙哥剌与京兆路总管(后一度为安西王相)赵炳相处较为融洽，但其内部仍然存在较大的矛盾。作为忽必烈的亲信，居住在京兆府城内的赵炳一方面协助安西王治理封地，另一方面也在监视安西王的势力，以防其有不臣之心。如在安西王府宫殿的修建上，忽必烈“诏炳为治宫室，建筑如制，不逾侈”[4]。虽然王府并未建在城内，但安西王的藩王势力与赵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仍然产生了各种矛盾，如赵炳对于“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12]3836。忙哥剌去世后，忽必烈“询及民间利病，炳悉陈之，因言王薨之后，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恣为王法”[12]3837。诸如此类的举动使安西王府势力部分要员与赵炳矛盾加深，致使安西王“王妃杀王相赵炳于六盘”[15]222的事件出现。因此，陈广恩先生认为：赵炳遇刺表明“安西王府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非常尖锐”[5]。

综上所述，从空间与权力的角度来看，京兆府城是皇权的象征与代表，而安西王府则是藩王权的象征，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主要是由于藩王权与皇权的矛盾所致。安西王在封地内有极大的权力，且在不同方面显示不臣之心*关于安西王之不臣举动，辛玉璞先生在《西安地区元代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中亦有具体分析。，故其将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摆脱皇帝监控与干涉，以维护自己在封地内的统治权。

三、蒙古贵族对汉文化与农耕生产方式的防范

有益的文化传统是政治权力的客观构成要素之一，而畜牧业是蒙古民族的经济基础，故游牧文化便为蒙古民族有益的文化传统。“正是借着弓马之利和畜牧业经济基础，蒙古贵族在汉地的统治才得以建立。”[23]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贵族为了维护统治，不仅要学习汉文化，更要坚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故安西王在适宜牧业发展的浐河西岸建府，不仅是为了顺应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以此与京兆府城内汉文化与农耕生活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保持蒙古传统文化，维持与其他蒙古宗王、贵族的联系与团结，维护安西王在封地内的统治。

(一)汉文化与农耕生活方式的象征——京兆府城

京兆府城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同时也是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虽然经过蒙金、蒙宋战争，关中地区人口大量流失，水利设施湮废，但其深厚基础并未受损。在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等人的治理下，关中地区大有复兴之势。

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早在元太宗六年(1234)，元政府“发平阳、河中、京兆民两千屯田凤翔”[3]。世祖至元九年(1272)，许楫关于在京兆西“募民立屯田”[12]4358的建议被采纳。安西王相李德辉也在泾河两岸“起庐舍，疏沟浍其中，假牛、种、田具赋予贫民二千家屯田，最一岁入，得粟麦石十万，刍槁束百万”[15]214。为了配合农业的发展，元代“京兆一带水利活动最为频繁”[24]，泾渠等水利工程均得到整治。总之，“终元一代，关中等地的屯田一直非常兴盛，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4]马可·波罗也盛赞京兆府城：“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6]269

其次，在文化方面，元代陕西地区“其人质直而慎重，导之以善，易于兴起”[25]29，有极大的文化发展潜力。早在忽必烈受封关中时期，其便“首征许文正公典司教载，所以作新斯文，表帅多士”[25]29，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京兆大儒杨恭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亚于许衡。杨恭懿“以奥学笃行，模范乡邦，名闻天聪，征入禁近，国有大政，谋猷是咨”[25]29。更重要的是杨恭懿与许衡一起在关辅地区“倡明理学，以淑多士”[25]117。这使理学思想在关辅地区极为盛行，并开启了“治丧不用佛、老，棺椁衣衾悉遵礼制”[25]117的风气。此外，在京兆府主政的官员也多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重学思想，如廉希宪“于书嗜好尤笃，虽食之顷，未尝去手”[15]125，有“廉孟子”之称。安西王相商挺“以博古名世”[15]141，并曾与姚枢、窦默、王鹗、杨果“纂五经要语凡二十八类”[15]221进献元世祖。继任王相李德辉亦“有余则市笔札录书，夜诵不休”[12]3815。故他们在任时均于教育事业发展上有所建树，特别是廉希宪主政时“首请用衡提举京兆学校，教育人才，为根本计”[12]3085。以京兆府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因之成为西北的文化重地。

(二)游牧文化与蒙古旧俗的象征——安西王府

忽必烈统治时期，元王朝在各个方面积极推广汉法，但正如许衡所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12]3719。故安西王作为蒙古统治者，其自然也保持蒙古旧俗，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其王府所建之地的地理环境。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的浐河西岸，距渭河12公里，属渭河南岸的二级阶地*参见李健超《陕西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地势较为平坦，且渭河二级阶地“南岸西安分布较宽”[26]，故马可·波罗称安西王府“在一大平原中”[6]269。此外，安西王府一带“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6]269，特别是龙首渠“自长乐坡西北流入王城”[27]。故安西王府所处之地水草兼备，极宜于发展畜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安西王府建于宜牧之地，不仅出于经济以及生活方式需要，其还有较为鲜明的政治目的。

安西王府的内部布局也体现着草原文化，如据考古发现，“整个城址内的建筑遗迹并不算多，除中央大殿之外，仅上述东西两侧及其北面近城墙处有些小型的建筑遗迹，此外多是空地。”[1]这种格局与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以及明代俺达汗所建的归化城有相似之处，大量空地用来搭建蒙古人习住的毡帐，故安西王府内有“毳殿中峙，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3]之景出现。

蒙古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汉地，面对数量远超于己的汉民，其一直保有警惕之心。甚至在元末，丞相“脱脱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28]。故终元一代，蒙古统治者都会刻意保有一些草原旧俗，如在用兵方面“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29]；在礼制方面，“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12]1779，甚至在元大都宫城内也有小型草原的存在。蒙古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顺应蒙古贵族的传统生活习惯，二是防止后人丧失其民族精神文化，更重要的是以草原旧俗维持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特别是与漠北地区依然维持游牧生活的蒙古诸王)。故安西王建府于宜牧地，保持一定程度的游牧生活，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目的与自身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以安西王府为中心形成一个蒙古传统文化的据点，既维持了与统治集团内部的贵族、部民以及与其他蒙古诸王的团结，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其民族精神文化的丧失，更好地维护其在封地内的统治。

(三)蒙古传统文化与汉文化初步接触的体现——安西王府选址

安西王受封于至元十年(1273)，此时元政权尚未统一全国，且其在各地的统治也未稳固，所以安西王的首要目的是协助元军作战以及镇压西北西南地区的反抗势力。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虽然初步了解了汉文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防范之心。安西王虽受商挺、李德辉、赵炳等王相影响，在发展农业、大兴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对汉人仍存不信任感。故安西王府内只住蒙古贵族，且有军队驻扎保护，可谓是纯“蒙古城”。而其他汉族官僚甚至王相也只能居于京兆府城内。所以，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之外是蒙古统治者初期接触汉文化之时存有警惕与防范之心的体现。

四、结论

安西王府作为元初关中乃至西北的实际政治中心，却建于治城京兆府城外，这一反常空间布局不仅有其经济、地理原因，更有着浓厚的政治因素。

首先，京兆府城作为关中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忽必烈势力更是在此经营已久，行省各大衙门多位于城中，故京兆府城是皇权在地方上的象征与维护者。而安西王作为掌控川陕实际权力的强藩，无论从实际需要还是草原旧俗上，其均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且怀有“谋篡父位”[30]之心，故建王府于城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皇权的压制与监控，维持安西王府的独立性。

其次，京兆府城作为华夏古都，其汉文化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而安西王作为少数民族初入关中，在全国尚未统一的乱局下，对汉文化与汉人有一定的防范之心。此外，为了维持与其内部蒙古贵族与部民的联系，特别是与漠北诸王的团结，从而巩固安西王在封地内的统治，故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成为蒙古传统文化与草原旧俗的据点。

“空间的形式和秩序中，隐含了权力的意味”[18]。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这一现象，看似只是城市空间布局或城市规划问题，但实际上其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通过对元初安西王府建于京兆府城外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元初地方藩王权与中央皇权之间的矛盾，以及蒙古贵族为维护统治而防范汉化的心理。随着元朝统一中国以及安西王势力的覆灭，关中地区的上述现象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这也为元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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