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力么沙各，陆保君，黄 予

（1.西南民族大学，成都 610041；2.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成都 610000）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依阿芝》与《乌鲁诺纪》分别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和贵州西北彝族地区。目前国内学者对《阿依阿芝》有所研究，但其角度略显单一且缺乏理论支撑，尚未发现对《乌鲁诺纪》及两诗比较研究的文献资料。以文献研究法及口头程式理论比较两部叙事长诗的异同，探讨其异同的深层因素，以兹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女主角身份背景比较

彝族六祖分支以后，奴隶家长制也随之出现。贵州西北是彝族先民奴隶制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贵州西北彝族阿哲部火济“（亦做济火，《西南彝志》作妥阿哲）于蜀汉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被封为‘罗甸王’，建立起‘慕俄格’奴隶制地方政权。自勿阿纳至火济时期，‘慕俄格’奴隶制政权建立起一套统治制度。”[1]107直到元明时期，该政权进一步演变为安氏土司。

《乌鲁诺纪》与《阿买垦》对鲁余黑娥的取名及其家族的描述如下：“慕勾祖摩家，/有一位千金，/有女本寻常，/取名不寻常，/叫鲁余黑娥。”[2]1“红红五颗星，/是谁的星宿？/红红五颗星，/慕勾君长的星宿。”[3]186上文所述的安氏土司即为鲁余黑娥家族慕俄勾土司。结合《乌鲁诺纪》及其他相关的彝族文献记载，不难看出鲁余黑娥是管辖贵州水西地区阿哲部的彝族土司慕俄勾家的千金。

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彝族文化史》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阶级划分描述如下：“奴隶主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兹莫、诺和小部分经济地位上升的富裕曲诺。奴隶阶级包括全部呷西和绝大部分阿加以及一部分因经济地位下降的贫苦曲诺。中间阶层劳动者包括大部分曲诺、少数阿加以及小部分因经济破产而贫困的黑彝。”[1]120林耀华先生在《凉山夷家》中指出：“大约黑夷聘礼从五百两到七八百两银，甚至有多至千两者。白夷聘礼只一二百两银子，因其地位低微。至锅装娃子之女，随主人之女为陪嫁，不收财礼”[4]50，林所说的白夷相当于上文所述中间阶层的曲诺。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阿依阿芝》对阿芝聘礼，即“五让者”的描述如下：“一百二十两银子，/十二头牛羊，/一两坛荞麦酒，/把阿芝换到婆家院。”[5]746此聘礼的价值与林所述的白夷姑娘的聘礼价值相当。虽说考证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主人翁的身份是件极不可能的事，但是从阿芝的聘礼价值来看，我们大概可判断出《阿依阿芝》描述的阿芝形象属于非奴隶主阶级。

在那个时代，包办婚姻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于奴隶主阶级的鲁余黑娥在年幼时期就受家族安排嫁到所谓“门当户对”的毕播勒土司家。“父母作主张，/许女儿终身，/给毕播勒家。”[2]5“是女儿脚短，/伸不拢马镫；/手骨没长硬，/伸不拢鞍鞯，/鞍鞯空大半；/执不拢辔头，/额头没长满，/就有婆家了。”[2]16非奴隶主阶级的阿芝同样无法抗拒接受包办婚姻的命运，最终被“换到”婆家。“阿依阿芝哟，/一百二十两银子，/十二头牛羊，/一两坛荞麦酒，/把阿芝换到婆家院。”[5]746“换到”一词反映了阿芝出嫁同样是被迫接受的。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两位女主角在身份背景上有差异，《乌鲁诺纪》里的鲁余黑娥属于奴隶主阶级，《阿依阿芝》中的阿芝则属于非奴隶主阶级。然而她们实则代表了千万生于旧社会的彝族女性。无论是受万人拥戴的奴隶主之千金还是普通百姓之女，她们都在家族的安排下被迫接受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包办婚姻制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的。

二、《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主题思想比较

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其主题思想，或赞美或鞭挞，比较主题思想能揭示两部叙事长诗的深刻联系。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在主题思想上有共同性。两部叙事长诗的女主人公分别在各自家族安排下被动接受包办婚姻，后因受到婆家虐待而采取反抗行为。两位女主人公都以生命为代价对旧社会彝族包办婚姻制度进行反抗，是代表受包办婚姻制度残害的千万彝族女性发出的呐喊，也是对没有人性关怀的家支制度的控诉。

父系社会替代母系社会后，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个体婚制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6]51

彝族文献尤其是《勒俄特依》对彝族社会变迁的记载，体现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彝族女性地位发生天差地别的变化。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变迁过程中，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则成为婚姻家庭的核心。马飞在《〈勒俄特依〉婚俗价值初探》中指出，支格阿龙母亲氏族家谱以母系来排列，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知母不知父”的特点。他认为“洪水泛滥”中记载的举木娶妻中体现出了父系社会的健全，“在以上尼托的嫁买过程中，恩体古兹的妻子始终处于无权的地位。”[7]530

彝族民间叙事长诗《阿依阿芝》与《乌鲁诺纪》的两位女主角在婚姻上的遭遇，同样体现了彝族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受男性支配的处境。鲁余黑娥与阿芝对自己的婚姻没有自主权，一个是在刚换牙的年纪就被迫出嫁，另一个是被以聘礼“换到”婆家。旧时彝族女性的婚姻多是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服务的。一段婚姻关系的产生，也是两个家族联盟的体现。

两位女主人公受家族安排而被迫出嫁后，迎来的婚姻生活是婆家无尽的折磨。鲁余黑娥放的鸭掉了之后，婆家对她不依不饶：“卖了你的身，/难赔我的鸭，/难抵我的鸭！”[2]34替婆家做重活，还得服侍婆家的奴仆，堂堂慕俄勾土司的千金在婆家过着连奴隶都不如的生活：“一日三背柴，/侍婆家奴仆，/也毫无用处。/播勒难伺候，/独女受尽苦，/的确是这样。”[2]45阿芝在婆家的生活也过得凄苦，出嫁几年都不曾被允许回家探亲还受婆家虐待：“阿芝流了一年血汗，/仍是襟口接绺口！”[5]747“荞子已经收了三次了，/阿芝还没回娘家。”[5]747“阿依阿芝哟，/坡上的斑鸠吃豌豆，/苦命的阿依阿芝哟，/在婆家吃棍棒。”[5]747在做好自己的本分后，出嫁多年的阿芝从没有被婆家允许回家探亲，甚至还受到虐待。阿芝的心灵与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最终，她们不再沉默。鲁余黑娥传信于哥哥，要他来探望自己并见证她在婆家所受之苦。之后在哥哥离开之际，她写下遗言，让哥哥第二天来打捞其尸首：“到明天午时，/阿哥为阿妹，/前来大河边，/把尸首打捞！”[2]66阿芝在低三下四祈求回乡探亲没有得到准许后毅然连夜出逃，即使途中遭遇种种危险，她从未反悔，而是咬牙坚持。“阿依阿芝哟，/千求万求婆家不准，/私自逃出豺狼门，/走过九条沟，/翻过九道岭。”[5]747最后在即将到达娘家的时候，阿芝被老虎吃掉，生命就此终结。“老虎哪能可怜阿依阿芝，/一口把阿芝咬死。”[5]747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受到的压迫进行反抗，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彝族人认为人的死去只是肉体的消失，灵魂则可以继续存在。彝族人的民间信仰观里，有祖先崇拜一说。云贵川三地都有“三魂说”，认为人有三魂，人去世之后，“一魂守焚场（坟墓），一魂归祖地，一魂守祖灵牌。”[8]6死后灵魂能否进入祖界对彝族人来说极其重要，然而进入祖界是有条件的，对于女性来说，“男女二十岁以下死的，不得设立（灵位）也不能葬入祖茔，俗称‘短命鬼’。女子即使在四十岁以上，若无子女，死后情形亦同此。”[8]11-12两位女主角本可以选择继续隐忍下去，这样至少等老了去世之后灵魂有可能得以归祖。但她们均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意志，鲁余黑娥选择投河自尽，以死明志，阿芝选择逃跑。她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夫家的反抗，更是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控诉。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家庭的核心，女性则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因受家族的支配而被迫出嫁。包办婚姻是父权社会的一种表现，其实质为家族联盟服务，直接获利者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在包办婚姻制度中，大多数女性选择隐忍，而鲁余黑娥与阿芝选择进行反抗，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她们是为自由婚姻而战的先驱。两部叙事长诗在主题思想上同为表达对不合理的家支制及包办婚姻制度的反抗。

三、《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程式比较

“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又称“帕里-洛德学说”(The Parry-Lord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程式是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常常用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的词组，它与其说是为了观众，不如说是为了歌手——使他可以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之下，快速、流畅地叙事。”[9]30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是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的学生，他将帕里的观点扩展到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语言(language)、主题和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及故事范性(Story-pattern or Tale-type)等方面,从而将这一理论发展成了适用于史诗所有层面的、更严密的理论体系。

“口头程式理论”的应用对象为民间口头文学，而《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正是用于婚嫁场合演唱的彝族民间叙事长诗，因此“口头程式理论”对《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比较研究具有普适性。用口头程式理论分析《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修辞程式及数字程式的异同，有利于探索《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创作方式的特点。

《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修辞程式具有差异性，《乌鲁诺纪》主要使用了对比和层递的修辞程式，而《阿依阿芝》则主要应用了象征及对比的修辞程式。就数字程式而言，《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具有共同性。两部叙事长诗均反复应用了大量的“三”“九”等数字，意在用虚数来表示“大、多”之意。

（一）《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修辞程式比较

修辞是帮助歌手演唱诗歌的一种手段，歌手使用贴切的修辞手法，将其要表现的主旨表达得淋漓尽致。两部叙事长诗在修辞程式上具有差异性。《乌鲁诺纪》主要应用了对比和层递等的修辞程式，而《阿依阿芝》则主要使用了象征、对比等的修辞程式。以下为《乌鲁诺纪》的修辞程式分析：

1.对比

“杜鹃枝密实，/栅不了道路；/往日家狗恶，/今日见初姆，/却不敢恶了，/高大的寨门，/挡不了初姆，/吱声被打开；/九十银篱门，/六十金篱门，/三十铜篱门，/出奇地开了，/是初姆撞开；成群的女伴，/是赛歌强手，/今日输给人，/初姆行无阻，/女伴闪开道；/往日濯嘎摩，/办事讲公道，/今日见美酒，/公道放一旁，/偏心向初姆，/只听初姆言！”[2]10-12

将杜鹃枝繁叶茂所具有的坚固性与挡不住初姆的表现相对比；凶恶的家狗与见初姆不敢恶的表现相对比；寨门的高大与挡不住初姆的表现相对比；赛歌强手女伴与输给初姆的表现相对比；将公道的濯嘎摩与偏心向初姆的表现相对比。这一部分的程式为用同一事物的性能及其遇到初姆的表现差异做对比，反复用这一程式列举出杜鹃、家狗、寨门等八种人和事物，体现了娘家的所有人与事物都轻易地将鲁余黑娥交给毕播勒家，鲁余黑娥在婚姻面前显得极其无助。

2.层递

“长到一岁时，/襁褓湿淋淋；/两岁的时候，/撑着锅桩爬，/倚着门槛站，/扶着篱墙行；/四岁的时候，/牙长如玉白；/五岁的时候，/发毛理整洁；/六岁的时候，/后颈护长发；/七岁的时候，/为阿爸分忧；/八岁的时候，/替阿妈出力；/九岁的时候，/剪花又刺绣；/十岁的时候，/长得好苗条，/面容似花朵，/时而寻伴玩，/时而修诗礼。/……/勤奋如蜜蜂，/欢快似小鸟，/自由赛蝴蝶。/……/翻过十一岁，/到了十二岁。”[2]1-4

这部分使用了层递的修辞手法，重复使用“X岁的时候”这一句式，“X”数值由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其后紧跟出嫁前的鲁余黑娥每个年龄段生理特征或行为内容，从一岁到十二岁依次描绘，层层递进。按照鲁余黑娥从小到大每个阶段的生长及行为特点的描写，体现出鲁余黑娥在娘家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与婚后悲苦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

再来看《阿依阿芝》修辞程式的应用情况：

1.象征

“老虎哪能可怜阿依阿芝，/一口把阿芝咬死，/把头扔在路上方，/把身扔在路下方，/把四肢扔进林子里。”[5]747-748

阿芝处在一个愚昧无知的社会里，在强大的家支势力面前她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家支要她嫁，她就得嫁，即使丈夫是个小娃娃，最终在从夫家逃回娘家的路上命丧黄泉。阿芝的头、身及四肢被老虎依次甩在三个不同方位，这里使用了象征的修辞程式，吃掉阿芝的老虎，不仅是我们熟知的老虎这一动物，更象征了阿芝所处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及家支制度。在强大的婚姻制度及家支制这两只老虎面前，阿芝显得如此渺小，她的婚姻在家族与社会的控制之下，全凭媒妁之言和父母的包办。她被迫接受包办婚姻，最终命殒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家支制这两只“恶虎”口中。

2.对比

（1）“栽下去的树子天天长大，/屋后的花树年年开花，/阿芝的丈夫哟，/仍是个小娃娃。”[5]746

（2）“坡上的雀鸟吃荞料，/树上的斑鸠吃豌豆，/苦命的阿依阿芝哟，/在婆家吃棍棒。”[5]747

（3）“水不能倒流，/船可以倒开，/阿芝流了一年血汗，/仍是襟口接绺口！”[5]747

以上内容均使用了对比的修辞，（1）中，快速成长的树木与成长缓慢的丈夫作对比，将阿芝对丈夫长大成人的望眼欲穿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2）中，将自由快乐的雀鸟、斑鸠和痛苦的阿芝作对比，刻画了阿芝在婆家遭受虐待的悲苦形象。（3）中，把进退自由的船与依旧悲苦的阿芝进行比较，表现了阿芝在婆家的凄惨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歌手反复使用对比的修辞程式，将阿芝在婆家的悲苦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也是为下文阿芝向婆家献酒以期得到他们让她回乡探亲做了铺垫。

（二）《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数字程式比较

两部叙事长诗在数字程式上具有共同性，都用虚数来表示“大、多”之意。《乌鲁诺纪》在第一部分，即《童年》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字程式，如“长到一岁时”[2]1、“两岁的时候”[2]1、“四岁的时候”[2]2、“五岁的时候”[2]2、“六岁的时候”[2]2……“到了十二岁”[2]4，用数字来指代鲁余黑娥的年龄，说明其童年各阶段的成长特点。描述了可爱又美丽、自由而快乐的鲁余黑娥的美好童年。在第四部分，即《出嫁》中使用了大量的数字程式，如“九十银篱门”[2]11、“六十金篱门”[2]11、“三十铜篱门”[2]11，“九十”“六十”“三十”为虚数，表示鲁余黑娥娘家篱门数量之多，可还是挡不住初姆，说明鲁余黑娥不想嫁却非嫁不可的形势。“用粮九十九”[2]12、“甘泉六十六”[2]12、“送亲三十三”[2]18，使用“九十九”“六十六”“三十三”等数字是虚数，表多之意，说明鲁余黑娥娘家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劝女儿出嫁。“一日三缸水”[2]44、“一日三角酒”[2]44、“一日三朵花”[2]44、“一日三背柴”[2]45，用数字“三”来指“多”之意，说明鲁余黑娥婆家有多不近人情，在她竭尽全力来伺候对方之时却没有一个人领情，鲁余黑娥在婆家的生活巨苦无比。“三岁白公鸡”[2]59、“六年窖米酒”[2]59、“九年老肥肉”[2]60，用“三”“六”“九”等数字来表明其婆家用来讨好哥哥阿固的食物品质极好。《阿依阿芝》的“荞子已经收了三次了”[5]747、“捡得三十三斗荞”[5]747、“煮成三十三坛酒”[5]747、“想念女儿坐在三岔路口”[5]747、“走过九条沟”[5]747、“翻过九道岭”[5]747、“走了九天九夜”[5]747、“跑出三只老虎来”[5]747中“三”和“九”这两个数字反复出现，“三”一共出现了7次，“九”一共出现了4次。在彝族传统中，经常用数字“三”“九”来虚指数量的庞大之意。在《阿依阿芝》中，量词“三”和“九”反复出现。歌手借鉴了彝族传统的表达方式，用“三”和“九”来虚指数量的庞大，表明阿芝离家未归时间之久及其回乡探亲路途所遇坎坷之多，将阿芝回乡探亲之旅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更表明阿依阿芝尽管在逃回途中遇到无数艰难险阻，但她依然毅然前行，可见她逃离的态度之坚决。

无论是修辞程式还是数字程式，其目的均如出一辙，都是反复应用固定的程式来力助诗歌的创作。《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在创作方式上所反复应用的大量的程式，即歌手不断使用的固定格式，使得诗句回环往复、衔接流畅。反复使用的程式不仅便于歌手记忆，还有利于诗歌的传播。《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不得不说有得益于应用程式进行创作的原因。

四、结语

分别从女主人公的身份背景、主题思想及程式这三个层面对这两部彝族民间叙事长诗进行比较，分析出它们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可见流传于不同地域即贵州西北彝族地区和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有可比性。

在差异性上，首先《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两位女主角的身份背景不同，鲁余黑娥属于奴隶主阶级，阿芝是非奴隶主阶级彝族女性的代表。所属阶层不同的两位女性同样因婚姻而丧命的原因在于受到旧社会的压迫，她们是被旧社会所压迫的千万彝族女性的代表。其次《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在修辞程式的应用上具有差异性，《乌鲁诺纪》的修辞程式以对比和层递为主，而《阿依阿芝》的修辞程式主要是象征及对比。

在共同性上，首先《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数字程式的使用具有共同性。“三”“九”等数字反复出现于两部叙事长诗中，其作用为用虚数表示“大、多”等庞大之意。其次两部叙事长诗的女主角都为各自悲苦的婚姻献出了生命，一个是投河自尽，另一个则在逃跑后遇难。这实质上体现了两位女主人公以生命为代价对来自家支制度及包办婚姻制度的压迫进行反抗的主题思想。

在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里，女性在婚姻上得不到权益保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流传于不同地域的彝族民间叙事长诗《乌鲁诺纪》与《阿依阿芝》的两位女主人公所属社会阶层不同，却同样被迫接受包办婚姻，最终也同样为包办婚姻献出生命，可谓殊途同归，这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