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孝冬

摘要：敦煌卷子《启颜录》受到“世说体”的影响，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后世的谐谑小说的分类有着示范作用，但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已经显示“笑林体”非“世说体”;成为我国谐谑小说成熟的标志;《启颜录》“嘲诮”成为贯串全书的艺术手段，特征是“以隐为谐”;《启颜录》对小说“谐谑”生态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启颜录;谐谑小说;生态;文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言志人笑话继《笑林》之后，吸取民间的养分不断向前发展着，《启颜录》 [1]是又一部重要谐谑小说作品集，但流传不畅。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启颜录》载笑话四类共四十则，十分珍贵，这是我国最早具有分类意识的谐谑小说。敦煌卷子《启颜录》受到“世说体”的影响，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后世的谐谑小说的分类有着示范作用，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已经显示“笑林体”非“世说体”。《启颜录》顾名思义是让人启颜大笑，故注重“谐”的娱乐效果。《启颜录》不仅是民间嘲谑艺术的典范，也为后世小说创作谐趣提供种种可供借鉴的手法，“嘲诮”成为贯串全书的艺术手段，特征是“以隐为谐”;《启颜录》对隋唐谐谑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整个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敦煌卷子《启颜录》分类与《世说新语》分类的差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谈谐》一书时，提到三国时邯郸淳《笑林》，称“小说家有此格也”。《谈谐》是宋代陈晔撰写的俗文学作品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说：“所记皆俳优嘲弄之语。”三国邯郸淳《笑林》是今所见最早的一部笑话集，故以此类体名为“笑林体”。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史通·书事》云：“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 [2]395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大唐新语》：其中谐谑一门，殊为猥杂，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大唐传载》：其间及诙嘲琐语，则小说之本色也。《因话录》：五卷徵部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在文体层面上，小说经历了先秦萌芽时期依附于各体文学之内的混沌小说因子到汉魏六朝时期“笑林体”与“世说体”的率先成型。小说文体早期发生的生态是“笑林体”与“世说体”杂糅在一起。如“世说体”（《世说新语》中《排调》《言语》《惑溺》《任诞》等） “调谑小辩，嗤鄙异闻”的内容属于“笑林体”，而“笑林体”也有类似“世说体”的文字（如《启颜录》中《王戎妻》《杨修》《孙子荆》《蔡洪》《陆机》《诸葛恢》《诸葛恪》七则直接抄录《世说新语》）“世说体”与“笑林体”早期形态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文言短篇志人小说，在官修目录类常常被划分在轶事小说琐言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笑林》 “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 [3]64 确实，“笑林体”与“世说体”的文体形式都表现为散式文本结构;中立型叙事视角;具体条目叙事之戏剧性特征。但在传统目录学家如刘知己看来，两者取材、写作观念与创作目的并不相同。刘知几《史通·杂述》云“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 [2]459 刘知几将《说苑》《语林》《世说新语》收录于“小说”目录之内。以记录剧谈隽语为主旨的语录体《世说新语》等，基本符合刘知几所谓“偏记小说”的标准，更接近史传，具有“时有可观”的教化功能，而《笑林》《笑苑》《启颜录》等被刘知几排斥于“小说”目录，认为这类作品属于无甚可观的诽谐杂说，不屑一提。

从“世说体”门类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所说：“《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 [3]128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并非出自“创作”，而是抄纂《语林》《郭子》等书而成。《世说新语》将抄纂来的一千余则故事分为三十六门，呈现出一种类书的体式。刘义庆“纂缉旧文”而成《世说新语》，并非是一种偶然和特例，实在是时代风气使然。有些门目就如同刘义庆编《世说新语》那样，是作者（编者）自拟的，但有一些门目，则和六朝、隋唐之间的类书、类传有关。《世说新语》《五代新说》《大唐新语》等书是“纂缉旧文”，类书同样是如此，将三部小说的门目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三部类书的分类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门目上重合和相近的情况。[4]

现今“笑林体”的分类，最早出现分类意识的只能追溯到敦煌本《启颜录》，敦煌本《启颜录》分类有“论难”“昏忘”“辩捷”“嘲诮”四门。《启颜录·论难》代表了一种诽谐故事化的论议文本，亦即对唐代人口头传诵的论议趣闻的记录。“论难”又称“论议”“问难”等。中国自古就有辩难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聚众讲学与游说就肇始了论议的风尚。两汉时“论议”有了较正规的仪式，包括“会议论辩”“儒生会讲”“俳谐嘲笑”等。[5]195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三教论衡，始用鄙俚语，后索性进入对嘲。因而注重临场发挥，讲求辩捷，在问难时往往机锋迭出，甚至流于轻薄戏谑。随着娱乐性和表演性的增强，论议伎艺又集中表现为对三教命题的嘲讽。《启颜录》所载的七则论难故事，即是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等三教人物及其儒佛道等经典当作谑笑对象。敦煌文献《启颜录·论难》明显有别于《世说新语》的“论难”，《世说新语》《文学》《排调》等篇僧人与名士之间围绕玄理与佛理展开的论难，康僧渊、支道林等僧人论难追求“简约玄澹” [6]285 的雅量真致，谈玄说理“吐佳言如屑”（《世说新语·赏誉53》），“才藻奇拔”（《世说新语·文学55》）。而《启颜录》记载的是优人论难故事，具有伶人论议的嘲谑特色，按民间趣味塑造人物形象，把莊严喜剧化，用问难嘲弄的方式论说经义 [7]15 。

《启颜录》有敦煌本和《太平广记》两个系统的版本。《太平广记》作为一部古代小说总集，其中“谬误”“遗忘”“诙谐”“嘲诮”“嗤鄙”五类收录《启颜录》作品。张鸿勋通过《太平广记》与敦煌本对照发现，在某些方面《太平广记》尚存原著分类，如“嘲诮”;有些却有所改变，如将敦煌本“论难”故事改隶“诙谐”。这一改变，不但表明二书编者分类上着眼的不同，而且恐与宋初编纂《广记》诸公对儒、释、道庄严的讲经仪轨之一“论难”何以成为“启颜”之举不大赞同有关 [8]370 。从而反证了敦煌本《启颜录》分类的民间性，娱乐性。在游戏遣兴与载道训教间，更偏重游戏遣兴，“博君一笑”是创作的主要思想。朱瑶则通过敦煌本和《广记》引文相比较，发现《广记》增入了更多的子史旧闻、侯白故事、唐人故事和民间机巧言对，而删去了“昏忘”一门、石动筩与佛教大德论难以及侯白巧得富人钱财饮食之事。从《广记》引本对故事材料的取舍上，《广记》引本的编者在有意模仿《世说新语》类的著作 [9]敦煌卷子本《启颜录》虽然遵循“世说体”“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具有注重娱乐的独立的谐谑观念，也显示了与“世说体”的分野。

鲁迅先生评价《启颜录》“事多肤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俳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 [3]60 《启颜录》轻薄戏谑，属于历史学家眼中“无益于风规，有伤名教者矣”“空戏滑稽，德音大坏”的那一类鄙陋文字，刘知几将虽然将“嗤鄙异闻”的“世说体”划为“偏纪小说”，却鄙视其“调谑小辩，嗤鄙异闻”，在《史通·采撰》中云：“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2]193 刘知几本着“街谈巷议，时有可观”的原则，还是将“世说体”归于文言小说的琐言类。而对于《隋志》收录的小说《笑林》《笑苑》《解颐》等琐言小说，刘知几《史通·杂述》则不认为是小说。在刘知几文学观念中，“笑林体”比起“世说体”更为文体卑下，根本不入流，算不上什么体。《世说》被刘知几划为“偏记小说”，其云：“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2]456 《史通·杂述》又言：“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2]455 在刘知几看来，古代的三坟、五典、《春秋》《梼杌》是上古帝王的史书，中古诸侯的记载。作为规范，历代流传。“偏纪小说”自成体系，其与正史并行，价值就在于“其与正史并行”的政治历史书写功能，才能担负起“时有可观”的教化功能。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亦言“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10]178 刘勰对“古之嘲隐”具有“振危释惫”的趣味作用十分重视，但对于谐隐作品，他更看重悦笑背后“君子宜正其文”的讽诫内涵。从古代目录学的分类以及敦煌卷子《启颜录》与《世说新语》分类的差异，可以推论出“笑林体”与“世说体”并非一体。

二、《启颜录》比《笑林》更见谐谑观念的成熟

邯郸淳《笑林》标明“笑林体”文体的独立定型，《启颜录》则标明“笑林体”谐谑观念的成熟。《笑林》与《启颜录》虽然都是笑话类志人小说，《笑林》中笑话具有寓讽谏意的寓言比较多，如“平原人有善治伛者”“楚人有担山鸡者”“齐人就赵人学瑟”“人有斫羹者”等，都是从寓言脱胎而来，寓言为说理与论政服务，记事只是从属的功能，《启颜录》继承了《笑林》“举非违、显纰缪”的精神 [3]64 ，《启颜录》弱化了《笑林》寓言性“说”的讽喻讥刺功能，《启颜录》更偏于记事，发展了“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赏心而作”的游戏精神，是文人笑话、民间笑话和优伶笑话的综合，谐谑意味浓厚，小说的文体性质因此加强了，具有更加广阔的题材内容。

《启颜录》比起《笑林》嘲诮技巧更为巧慧成熟。《后汉书·朱穆传》载朱穆“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张超传》载张超“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在汉代嘲诮是与诗、书、赋、颂等并列的一种文体。关于这种文体的格式，王昆吾认为“嘲诮诗”这种文学体裁的兴盛还是属于隋唐时代的现象。《启颜录》以前的笑话如《笑林》只记笑话，不记嘲诗，至《启颜录》才有了“嘲诮”专篇。唐以前的嘲诮诗主要靠《启颜录》一书保存下来 [7]99 。据笔者统计，敦煌本《启颜录》“嘲诮”门有13则，其中用谐谑性韵语“嘲诮”有8则;魏晋嘲诮诗薛综的《嘲蜀使张奉》，北齐高昂佚诗敖曹诗，《全唐诗》卷869收录的梁宝《与赵神德互嘲》、欧阳询《嘲萧瑀射》、裴略《为温仆射嘲竹》、刘行敏《嘲崔生》、《全唐诗》卷870《与李荣互谐》及《歇后》等嘲诮诗均演变为《启颜录》的笑话;有些嘲诮诗俚俗诙谐，粗犷不羁。如高昂佚诗三首为《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八“嗤鄙”类收录，主流诗坛以“陋鄙”嗤之，《启颜录》却因其促狭笑谑的游戏意味而收之。裴略《为温仆射嘲竹》在《启颜录·嘲诮》转为裴略因嘲戏而得官的诙谐故事，这也表明了《启颜录》更注重机智的发现与展示。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对滑稽和“嘲”体文学做了理论总结，提出“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滑稽”本来指的是能言善辩，言辞流利，后来演化为言语、动作或事态令人发笑。在《启颜录》以前，优人表演比较质朴，而至唐五代，伶人反应敏捷，其嘲拨性韵语大多均为应景生发的“急就章”。陈旸《乐书》卷八七“俳倡下”条载：“故唐时谓优人辞捷者为斫拨，今谓之杂剧也。有所敷叙曰作语，有诵辞篇曰口号，凡皆巧为言笑，令人主和悦者也。” [11]20 《启颜录》“辩捷”“嘲诮”“论难”三门，均讲究“辞捷”，以临场发挥的机智表演为特色。《启颜录》“论难”以嘲诮表现博洽捷辩的才能，嘲诮已是唐代论议的基本手段，“嘲诮”因其滑稽风格和捷辩特色而成了唐代论议的灵魂。《启颜录》“辩捷”“嘲诮”强调临场反应与应对的敏捷，《启颜录》“嘲诮”成为展现机智的手段。《启颜录》偏重表演的“论难”门，注重竞智结果的“辩捷”门和“昏忘”门，“嘲诮”的伎艺手法贯串其中。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将隐与嘲对举，谐隐乃诙嘲与隐语两种手法的合一，《启颜录》嘲诮技法表现为“以隐为谐”的嘲谑技巧。诙嘲与隐语合一构成了《启颜录》体物型、字辞型、谐音型、反切型、叙事型五种谐隐类型。体物型谐隐主要通过描摹物态以构成隐语，并同时达到嘲讽的目的或造成诙谐的效果。《启颜录》“嘲诮”类载杜如晦、温彦博令裴略展示他的嘲诮才能，裴略即应声嘲“竹”和“屏墙”，“竹”和“屏墙”以物嘲诮温、杜二公对人才的隔堵，温、杜二公欣然将其“送吏部与官”。字辞型谐隐乃是通过“体目文字”的方式来达显示才学，三国时邯郸淳的“曹娥碑”就是“体目文字”的字谜。《启颜录》“嘲诮”“徐王”“徐卢”“马王”“张荣”等条都是姓或名的“体目文字”法。字辞谐隐中有时又包含有体物的手法，如《启颜录》中有“佝人”一则云：有人患腰曲佝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乾顶额湿，着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此则谐隐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驼背人的形貌舆“乃”“及”二字之字形联系起来。这种手法也只在汉字的体系中才有可能出现。谐音形与反切型两种谐隐手法都通过读音来构成隐语及嘲讽，借助于同音替代，或音近相代，绝大多数是用“双关”的方式进行。谐音型嘲隐起于《启颜录》记载的北齐的石动桶，盛于唐宋。如《启颜录》“韩博”条载：韩博有口才，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嘆焉。韩卢隐狗，刁隐貂，暗含“貂（刁）不足狗尾续”。《启颜录》中“封抱一”条、“患目鼻人”条分别记载了两个运用《千字文》构成谐隐的例子。反切型谐隐尚未见到唐以前的例子，《启颜录》《安陵佐史》条：唐安陵有佐史善嘲，邑令至，口无一齿，常畏见嘲。一日书判，佐史于案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居数月，方有人告之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这种谐隐手法几经辗转，颇类于春秋时期的曲折及义型隐语，但其手段却主要是反切法，故明了其奥妙者并不难于领会其中的嘲讽之意。叙事型谐隐是将诙谐语包含于故事之中的一个较为复杂的类型，其与先秦寓言的差异在于：寓言多用以表现道德或人生训诫，其含义往往在上下文中被点明，即使不被点明亦不难悟出;谐隐则含义较为隐晦，并且多无关乎道德伦理，其意趣也主要在于讥嘲与幽默。如《启颜录》“辩捷”“傍卧放气”条：陈朝又尝令人聘隋，隋不知其人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改变形貌，着故弊衣裳，诈为贱人供承。客使谓是贫贱，心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语，白心甚不平，未有方便。使人卧问候白曰：“汝国马价贵贱？”侯白即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足伎俩，有筋脚，好形容，直三十贯已上;若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直二十贯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直四五贯已上;若别尾熔蹄，绝无伎俩，旁卧放气，一钱不直。”于是使者大惊，问其名姓，知是侯白，方始惭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