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长伟

清晨，“牛头”车从“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出发，向着大漠中的那段现存仅5公里的“世界上最长砖砌公路”抵进。两三个小时后，我和同事及砖砌公路当年的建设者高敦禄一起抵达它的近前。退休赋闲在家已年届七旬的高敦禄老人，踩着眼前斑斑驳驳的砖砌公路缓缓地走，眼神让人难以琢磨。

一

1966年夏天的北京，“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当时，在京各大农场接受“正面教育”的知识青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观看《生命的火花》《军垦战歌》《黄沙绿浪》《天山上的红花》等影片，于是人们对美丽壮观而又遥远的新疆产生了向往。

看过电影，居然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给知识青年们作报告介绍新疆的情况，动员有志青年报名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于是，后来就有了一帮北京知识青年，高唱着“满怀热情，满怀理想，跨山越水到边疆”的歌曲登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高敦禄称，在北京的天河农场接受“正面教育”前，他是山东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因为在课堂上向老师问了些对浮夸风不能理解的问题，被打成是彭德怀等人的“应声虫”，而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受打击归受打击，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们的爱国激情并没有因为时代特殊而减退，所以很多北京知青积极报名来了新疆。”高敦禄说，1966年那趟由北京到新疆的列車上，有已“摘帽”的和犹未“摘帽”的“右派分子”；有对“极左”路线和“三面红旗”略有微词的“思想反动者”；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而被称为“盲流”的农民子弟；也有稍具劣迹的城市失足青少年。那是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他们的出身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有研究生、留学生，也有小学生甚至文盲。

经过四天四夜颠簸，高敦禄这一行人终于到了大河沿（吐鲁番）火车站。刚下车，他们就受到热烈欢迎，一位全副戎装的兵团领导当场宣布：你们这批北京青年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的新成员！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当即被编入兵团建设工程第二师工程支队（1969年二师解散，工程支队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并接受指令向南疆尉犁县开进。

“到了尉犁县，我才知道是让我们去修尉犁到若羌的公路。”高敦禄说，开始的时候，这支队伍的队部设在尉犁城南桥头上。当时，尉犁至若羌公路的代号为“654工程”，意思是说，是国务院于1965年4月正式批准立项的。

二

“由尉犁至若羌原本是有路的，盛世才两面三刀依附蒋介石政府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给新疆拨付1305万元兴建库尔勒至甘肃安西的等级公路，这条路就经过尉犁和若羌。但由于民国时期这条路的修建标准低，沿线又多为沙漠戈壁，所以路况很差。1966年，我们北京知青来到这里时几乎看不到公路的样子了，过往汽车大多要靠拱沙包，扛杠子，铺红柳枝，才能勉强通过，由库尔勒到若羌一般要走四天。”高敦禄说，民国时期的那条公路叫南疆公路，全长1344公里，其中库尔勒至若羌为422公里。新中国要重修这条路，一是为沿线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二是要为新疆寻求第二条连接内地的大动脉。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北疆通往河西走廊的路一旦被卡住，新疆就会与内地失去呼应。

高敦禄说，他所在的建设工程第二师工程支队的二大队八连，当年的第一站住在尉犁县卡拉附近的戈壁上。他们一个班十几个人住一顶帐篷，时值8月下旬戈壁上骄阳似火，帐篷里和蒸笼没什么两样。到了夜晚，凉风阵阵，大多数人身上也只有一件单衣，施工战士们又被冻得瑟缩发抖。

高敦禄回忆说，那些年轻人本想到了兵团上级会发给书包、衣物，但没想到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军装、军帽都迟迟没发下来。在尉犁通往若羌的那片茫茫的戈壁和沙漠上，他们那批来自京城的青年，第一次领略了“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内陆沙漠性气候。

“气候决定了我们吃不上新鲜蔬菜，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吃点四川腊肉。我们的主食也就一顿两个窝窝头。由于没有机械，工程得全靠手工来干。”高敦禄说，当路修到尉犁至若羌间的英苏地区的时候，施工队伍已经没有足够的砂石料，经工二师党委与新疆交通厅研究，决定由工程支队就地取材，用风干胡杨作燃料烧砖砌路，先试点，取得经验再全面推广。由此，“654工程”中，全长102公里的砖砌国道公路，就此全面在若羌县英苏地区推开。

三

戈壁上没有专门制作砖坯的机器，施工队员只好土法上马，他们先平整场地，再备上土烧制砌路的红砖。高敦禄回忆说，那制坯的土很有讲究：黏土和沙性土要搭配合适，黏性大了，砖坯容易干裂；沙性大了，砖坯回“酥”，强度不够。制砖的土要用水泡透，不能有疙瘩，软硬也要适当，泥硬了灌斗不实，砖坯缺棱短角，泥软了砖坯凝不住会变形。

烧砖要建砖窑，没有现成的图纸，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青林锋和刘雪鹏有了发挥专长的用武之地。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两人白手起家与大家一起边试验边改进修起了两座“马蹄窑”，又经过多次摸索试验，竟烧出了高标号的红砖。高敦禄说，用风干木做燃料，窑火力猛、温度高，烧出的砖像涂上瓷釉，色泽青黄，黄中透绿，颇似北京故宫用的琉璃瓦，轻轻敲击则叮当作响，仿佛金属发出声音，其硬度和强度都大大超过了青砖，接近于陶瓷，施工队员叫它“琉砖”。有时砖窑内温度过高，琉砖熔化变形，互相黏结在一起，出窑时要用铁锤敲打分离开才能取出砖窑……

实在没想到，高敦禄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居然能够把烧砖的工艺回忆到如此火候。他说，砖坯模子也是施工队员动手做的，按照红砖的标准规格长24厘米、宽12厘米、厚6厘米，用木板钉成六块连在一起的坯斗，一次可倒六块砖坯……

如今，人们经过尉犁至若羌的那段218国道公路，仍会在路旁看到一些废弃的砖窑，它们虽然已经火灭灰冷、四壁坍塌，但仍可映现烧砖人当年的智慧和艰辛。

高敦禄说，砖烧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是砌砖路面。这项工作要把黏土路基垫平夯实，使之中间稍高，略成拱形，两边各留出一米宽的路肩，上铺二十厘米厚的黏土洒水夯实，内侧立一排横砖作边界。中间六米宽的路面下面先铺一层平砖，上面再按“人”字形拼码一层横砖，这很像镶木地板的样子。砖与砖挤得很紧，虽然没有水泥灌浆勾缝，只有用细绵沙填充砖缝，路面却紧密无间，浑然一体。

四

218国道尉犁至若羌方向931至1033公里间，曾经坦坦荡荡地铺展着102公里的红砖路面，它于1966年8月开工建设至1971年5月竣工。于今，在它殘存的5公里的路基的一侧，新疆交通厅公路管理局立起一块“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纪念碑，其近旁还有一块“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简介碑。那纪念碑和简介碑都用大理石砌成，是过往行人凭吊“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的主要物什。

高敦禄缓缓走到那纪念碑和简介碑的跟前说，“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共计用了6200多万块砖，足可建上百幢楼房，但当年的筑路队员当时住的却是帐篷和地窝子，竟没有人说要用砖来盖住宅楼。20世纪70年代初，西北公路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闻讯前来考察。他经过实地调查、检测后大发感慨：这样的砖砌公路世界少见国内仅有。兵团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修起这样高水平的公路，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值得载入世界公路建设的史册。

2002年7月28日，新疆交通厅与巴州党委、巴州人民政府，在库尔勒联合举行最长砖砌路国道公路吉尼斯世界纪录颁证仪式暨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理事、新疆总代理为新疆公路管理局颁发了最长的砖砌公路创“吉尼斯世界之最纪录”证书。

时至今日，那段“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公路”引来不少猜疑：在茫茫戈壁滩上，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砖铺路面呢？有人说，是从几百公里外的库尔勒、尉犁运来的；有人说，是重刑劳改犯就地烧制的；还有人说，当年修路的工人在这里砍伐了大片胡杨林烧砖铺路，破坏了生态平衡……

林林总总的猜疑让高敦禄这位历史的见证者百口莫辩，他只是站在砖砌公路上自言自语：“不管怎样褒贬不一，这条路为人们提供了交通方便应该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吧。”

在我的眼前，那段现在仅存5公里的砖砌公路，也并不能够轻易地望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