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大学 西藏 拉萨 850000)

一、戏剧角色化

李渔创造了独特的“戏剧结构理论”,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他始终坚持认为戏剧与小说同源,坚持戏剧与小说的双向渗透。作为中国古代戏剧主要形式的戏曲,是以固定角色的唱、念、作、打来表现和解决戏剧冲突的高度程式化的艺术。李渔就按戏曲理论来建构小说,这样就使他所有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发展都成为表达作者要传递给读者的社会和人生意义的固定工具。

李渔曾说:“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1]这样的创作主旨更能说明李渔崇尚喜剧式的风格,李渔更倾向背景单纯、情节滑稽、场面热闹、情绪欢畅、语言诙谐的娱乐喜剧中,活跃在文章中的人物则必然是符合喜剧氛围并善于制造喜剧氛围的扁形人物。扁形人物的概念最先是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福斯特1927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出的。他认为,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可分为浑圆人物和扁形人物两种。前者有复杂多样的性格,具有多种侧面,并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展;后者则更具类型性和喜剧化,由单一的特性和素质构成。扁形人物不会随环境而改变。他们具有明显的特征性和识别性,同时易于产生喜剧效果。因为他们单纯,老是重复一种固有的带有印记的情节,围绕它产生许多重复的言行,甚至因为重复过多而显得啰嗦,颠三倒四,由此制造出一些笑料。李渔小说中具有大量的这类人物,也可以说是小说人物异化为一个个戏剧角色符号在传达思想与情感。

《合锦回文传》第二卷回末评中的“稗官为传奇蓝本,传奇,有生旦,不可无净丑”[2],就指出了李渔在小说人物设置上的理念。例如,《拂云楼》中裴七郎是生,丫鬟能红为旦,裴七郎的前妻封氏为丑等。同时李渔还严格遵循戏曲的一般原则来链接各个角色的结局:生旦必得善善终,末角只为过场,净丑则定受讥弄或惩报,如封氏为丑,就必然要受尽嘲弄或终有恶报。

二、自我映射化

李渔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以他演自我,用人物来代替自己,融合了他自己的亲身际遇、人生经验和内心理想,在演述别人的同时展现了自身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

《三与楼》中的虞素臣,“是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构造园亭。”而李渔自己平生喜欢做的就有置造园亭。他先后在兰溪营建伊山别业,在金陵构置芥子园,在西湖建造层园。他的园林美学思想直到现在仍然被人称颂。并且同小说中的虞素臣一样,他心爱的园林因经营不善都卖给了别人,因而他自身对于卖楼的辛酸更为感受深刻。他把自己的诗作《卖楼》、《卖楼徙居旧宅》作为《三与楼》的开场诗,可见其悲凉的色彩与悲剧的意味。

《闻过楼》中顾呆叟被认为是李渔中年形象的完整再现。主人公一向喜欢笔墨,为人恬淡寡营,过了强仕之年遂无科举之意,于是自结茅屋,隐居山野,以耕云钓月为事。这都与李渔本人的经历相似。顾呆叟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其实就是李渔的出世入世态度。他在小说的入话中,直接引用了自己的《甲申避乱》:“市城戎马窟,决策早居乡。…去去休留滞,回头是战场”,之后又写道:“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居乡之乐。”虽然有些夸张,却是作者心声的真实写照。李渔三十七岁时,曾在原籍兰溪伊山上营建伊山别业,住了三四年,小说中的《山斋十便》其实就是他的绝句《伊山十便》的映射。

和李渔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象相比,这些自我映射化的人物在情感表现上更丰富、更真实。因为这些都是李渔自身的经验与思想,加注到人物自身的设置中思想深度更加深刻,对社会问题与现象思考、体验认知的更为全面。这种创作手法开创了一种新的小说人物构造的艺术创新。对于更为深度的挖掘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多维度性格大有裨益。之后有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有相当浓厚作者自我映射的作品出现。虽不说他们受了李渔创作手法的多大影响,但是这一点上,李渔是具有前瞻性的。

三、并行对比化

李渔认为:“古人做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可以看出李渔主张小说的人物塑造中都存在一个或一对明显的中心人物,情节主要围绕中心人物展开。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往往通过对比并行发展,突出具有相像或者相反的矛盾化性格特点,丰富了人物的饱满形象,增加真实性和可读性。

如在《鹤归楼》中,将段玉初和郁子昌进行并行对比,段玉初和郁子昌对待人生不同的态度让他们收获了不同的结果,同样是面对与妻子的分别,一个平静淡然,一个难舍难分,8年后,二人归来,郁子昌之妻因思念过度而亡,郁子昌本人也须鬓皓然。而段玉初把生离当作死别,以决绝的态度断了妻子思念之心,他在临走时将楼匾题上“鹤归楼”,寓意死别不归,中途之时还作诗一首:“文回织锦倒思妻,断绝恩情不学痴;云雨赛欢终有别,分时怒向任猜疑。”这首回文诗反读时竟然是一首含情脉脉的思念妻子之诗。当他归来时,夫妇安然无恙。段玉初的人生哲学是将念想杜绝,如果得不到或是伤身心,那么就以决绝之行为回绝妻子,让妻子从心底真正的放下,惜福安穷,这样一来却使二人都得到了保全,成就了完美结局。他对于人生处世的态度就是遇事平静安然,常怀一颗平和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却得到了常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小说中通过中心人物之间的并行对比,具有非常强烈的教化作用,同时丰富了彼此人物的性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结论

综上可知,本文基于《十二楼》具体作品文本,从情节构思的个性化和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李渔小说创作的个性化体现,不仅情节构思独特新奇,而且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大团圆式结局收尾给人以喜剧性的感官体验;还有李渔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创新了笔法,将人物戏剧角色化、自我映射化、并行对比化等,使其小说作品具有独特的韵味和可读性,研究李渔的小说创作理论对我们深刻认识到小说发展的历程和趋势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1] 李渔.李渔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03.

[2] 李渔.李渔全集(第九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