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雨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一、草根狂欢广场：受众与传者的共舞

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曾这样描述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1］巴赫金指出的第二种世界即现代互联网技术构架下的虚拟世界。

狂欢的实现需要“狂欢广场”，对于草根主播而言，以快手APP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即为广场。在这个平台里，受众可以任意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不受限，任何通俗、非主流都能被平等展示、平等接受。草根主播和受众之间因为相同的兴趣、文化背景或生活经验而相互吸引，形成一场声势浩荡的“狂欢仪式”，这便是巴赫金所说的“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1］

在“狂欢仪式”上，草根主播刻意展现出受众期望的模样，极尽荒诞与夸张，屏幕即半透明的面具将他们真实的模样遮掩。对于受众而言，他们能从这场仪式中得到自我满足感，更紧密地向主播这个草根文化的中心靠拢，并将对这个社区的归属感通过社交软件传播出去。当受众为他们找到能取悦自己的表演者而洋洋得意时，半透明屏幕后的草根主播早已成为这场仪式的“狂欢国王”，他早已通过受众的欢愉和鼓舞完成了王的“加冕”。受众和草根主播就通过这样的互动传播，不断扩大“狂欢仪式”的规模和声势。

二、媒介即讯息：网络审丑文化的沃土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一种媒介——即人的延伸——都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对“整体的心理”和“社会复合体”产生影响。

互联网技术促使单纯的受众向用户转变，“人人皆可成传媒”的图景初步形成，并深刻改变着传播领域的权力分配、游戏规则、力量对比以及话语方式。这是一场由传播的技术革命引发的从传媒到社会的“语法革命”。［2］

快手的出现，再次曝光了互联网环境打造的信息传播新秩序，同时也展现了当代受众追求娱乐、渴望自我表达的心理需求。网络首先作为一种媒介、一项技术，给快手等短视频软件“审丑文化”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影像技术、图片修改技术的普及又为快手等“丑文化”的普及推波助澜。视频“多维一体”的特性为“丑文化”短视频增加大量点击量，吸引更多注意力。

由此可见，“媒介即讯息”的重要意义在于媒介对大众感官器官的延伸，网络技术与媒介手段的更新换代，实际上也是大众心理需求的自我塑造，它对文化需求、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极具影响力的，这也是网络技术成为网络审丑的沃土的原因。

三、使用与满足：受众需求的导引

短视频行业的井喷式发展，是互联网进入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结果，是社交需求的又一次胜利。但从受众出发，诸如快手一类的APP能够吸收如此巨大的流量，获得高用户黏度，绝不止于社交需求，它开发且满足受众的其他深层需求。

E·卡茨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该理论认为受众作为具有辨别能力的媒介使用者，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对信息的利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首先，快手满足了大众对通俗文化的需求。通俗文化是对我国主流文化的补充，是扎根于社会的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主流媒体常歌颂主旋律而会使受众出现审美疲劳和逆反心理，他们渴望“不同”，来打破当代文化传播的千篇一律，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达到轻松的目的。此时，快手作为不同于央视等权威平台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应运而生，它所记录和分享的普通生活场景是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受众的内容，容易引发共鸣。当大多数受众逐渐不能在传统媒体满足自己轻松娱乐的需求，他们就会转向快手，以期自我满足。

其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大众天生喜欢群居生活，自然对“围观”极为擅长。人的看客心理使得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内容持续发酵。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大众媒介为大众创造了一个拟态环境。如今，大众已然在拟态环境中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他们只会在围观人群多的地方聚集而不试图辨别真伪。所以，短视频的制作者无须考虑是否夸张、是否出位，他们只需考虑如何用极尽夸张的表演形式获得更多的注意力，满足受众的围观心理。但这样的受众需求却极易使短视频内容生产驶离轨道，奔向低俗之路。

2017年是移动短视频行业迅速发展、爆发极大红利的一年，短视频日常化的路途再一次缩短。但量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短视频行业的质的飞跃，如何生产更优质、更具创意的内容，打造品牌效益，促进流量变现，是短视频软件公司的迫切任务。

［1］ 巴赫金（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184-186.

［2］ 喻国明.中国传媒业发展30年：发展逻辑与现实走势［J］.北方论丛，2008（4）：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