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与收编：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民兵志愿者”

2018-02-22顾艺炜吴玥嘉

新闻研究导刊 2018年4期

顾艺炜吴玥嘉

（1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 210097；2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1620）

在资本生产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大环境下，信息网络技术不断更新，数字新媒体产业日益扩张，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由此形成了许多新的劳动领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工组织形态和文化表达方式。而有一群人可以被称为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民兵志愿者”，他们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结构重组、文化产业框架另构、网络社会劳动异化等问题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网络字幕组是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民兵志愿者”的典型代表，原本是一群出于兴趣爱好而集结起来翻译各种海外影视作品的人所建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但是随着关注者与爱好者的逐渐增多，他们也形成了严格的组织制度和高效的工作机制。他们的发展过程也是当今网络语境下“民兵志愿者”的发展缩影。

一、“民兵志愿者”的产生：网络“玩工”与文化抵抗

（一）什么是“玩工”

库克里奇（2008）提出了“玩工（playbour）”的概念，他以网游玩家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这些玩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网络游戏上，潜移默化地为游戏制造商进行口碑传播，吸引了更多用户。并且在玩游戏的同时，免费为游戏商修改漏洞，生成内容，创造知识，进而改善服务，是网游商业模式中最受青睐的“民兵志愿者”。

扩展到整个新媒体语境，信息技术与网络服务日益发达的今天，微博、微信、知乎等等移动互联社交媒体让越来越多的普通“网络劳工”发声，为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赋权，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演变成网络“玩工”，他们分享心得、传播信息、生成内容，抵抗现有的劳工关系，书写群众时代，逆反主流文化，调侃、嘲讽、恶搞、戏谑权威媒体，借以表达自己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与抵抗，并在对抗与越轨的行为中，强调个人主义观点，寻找群体属性和身份认同，迫使大企业改变价值判断，促使国家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民兵志愿者”与亚文化反抗

“劳动异化，即劳动不为劳动者服务，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核心矛盾，在新型网络社会体系中尤为明显。”［1］譬如电子制造行业的普通中低层劳工，他们在电脑手机生产流水线上工作，上班却不允许使用手机或网络；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社会福利差、薪资待遇低；他们在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从事的却是密集型劳动。这种经济上的劳动异化与市场交换关系的不平等，极易产生社会阶层中的亚文化反抗。而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也是如此。

亚文化作为一个亚系统，实际是文化网状系统中更小、更地方化、更具差异性的结构，具有非主流、边缘性的文化特征。“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通过积极的方式消费文化产品和媒介文本，盗用一切可以为己所用的商品符号并形成专属于自己的文化意义，形成对统治阶级话语的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性的抵抗。”［2］

字幕组的产生就是“民兵志愿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抗的体现。大量的海外影视作品由于政策的原因无法引进，这些作品的受众数量也相当有限，同时海外作品往往还充斥着当地的价值观念，这就注定了这些作品在我国是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它们作为一种亚文化而存在。而这一小部分受众成立字幕组，既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一种在亚文化条件下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官方引进的海外影视作品基本都有配音和字幕，而网络字幕组翻译的基本都是没有从官方渠道引进的作品。因为“看不到”，所以“自力更生”，字幕组成员既满足了自己作为受众的需要，也通过这种行为使更多的海外影视作品得以广泛传播，扩大了这种亚文化的影响力，完成了对主流文化的反抗。

二、“民兵志愿者”的发展：网络赋权与弹性劳动

（一）网络赋权：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增强

为何信息新媒体环境下的中低层劳工自愿成为网络“民兵志愿者”？赋权（empowerment）应该是最大的吸引力。不考虑现象背后的本质，网络新媒体确实为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的边缘群体争取了权利，使得他们在UGC（用户生成内容）的过程中，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劳动尊严的认可。尤其是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作为普通人的“民兵志愿者”通过从事“志愿工作”，将自己的成果发布到网络上，并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在自身工作价值被认可的同时，也促使字幕组继续顺利运转下去。

当今的网络字幕组，尤其是很多成立时间较长的“老牌”字幕组，如美剧字幕组“人人影视”，日剧字幕组“日菁字幕组”，韩剧字幕组“凤凰天使”等都开设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在发布资源的同时也和自身的“粉丝”群体进行互动，渐渐地从资源发布的空间转变成了集海外剧集资讯发布、影视爱好者互动、影视资源发布等功能于一身的新媒体平台。通过网络赋权，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不仅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某些热门话题当中能够引导舆论，同时还收获了一些忠实受众，具备了一定的商业价值。

（二）弹性劳动：对劳动力的解放

另一方面，“民兵志愿者”具有自由弹性劳动时间，比如海外剧的网络字幕翻译人员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进行翻译、校对、上传，与自身的本职工作或学习时间区隔，不被任何外力压制，不带有任何的强制性，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相反地，他们反而将这种弹性的劳动视为休闲解压的方式。对于很多“民兵志愿者”来说，他们在工作的间隙抑或是入睡之前分享看法，生成内容，传播信息，与冗杂繁重的工作与学业大不相同，这种弹性劳动的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娱乐，虽然是无偿奉献，但当别人为他们的内容点赞或转发时，他们会感觉到精神上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字幕组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他们愿意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完成字幕组的工作，很多时候这样的动力就来自完成字幕作品后受众的感谢与支持。

“民兵志愿者”作为自发形成的群体，虽无任何劳动雇佣关系，但他们乐于分享文化劳动，利用一定的专业技能或知识于业余时间借助新媒体网络技术平台无偿传播生成劳动内容，一方面是一种抽离于工作压力的休闲娱乐，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自由；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增值的文化表达，在传播交流的赋权过程中实现了自我劳动成果的占有与自我尊严价值的满足。

三、“民兵支援者”的困境：隐形剥削与资本收编

（一）隐性剥削：“民兵志愿者”被收编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网络新媒体语境使“信息资本主义”愈发张狂，大众参与媒体赋权，表面上看好似消除了网络社会“被宰制”的不平等和霸权控制关系，实现了劳动所得自我占有，解决了劳动异化问题，可实际上这些表面的自由与弹性不过是隐藏了操纵与支配，劳动剥削被隐蔽起来，形成一种“超现实”的“拟像”。也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数码技术时代带来的后现代消费社会是在机械复制技术基础上所创造的超现实社会，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使人在潜意识中当作真实来接受。”

网络“玩工”的内容创造与文化抵抗就存在于这样的拟像之中。“民兵志愿者”自以为没有劳动雇佣关系，就不存在剥削与压迫，就没有劳动异化现象，“但背后的本质却是其主动嵌入到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生产的链条中，成为大机器自动装置中的小齿轮”。［3］他们所谓的休闲娱乐与弹性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不过是资本主义网络媒介传播出来的一种认知模式，不过是资本主义信息技术创造出来的一种“超现实”的“拟像”思维。

他们积极主动地生成文化内容，跨地域传播文化产品，无偿地促进海外文化工业的输入，却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收编，无形中陷入了“世界性地商品交换体系中”，［3］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渗透提供了便利，加剧了信息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又巧妙地隐藏了劳动剥削的手段与本质。

（二）版权争议和经济压力：“民兵志愿者”被收编的现实原因

对网络上的“民兵志愿者”来说，商业收编是大势所趋。以字幕组为例，近年来和官方合作的字幕组不在少数，譬如日剧老牌字幕组“日菁字幕组”就和爱奇艺达成了合作关系，为其引进版权的日剧提供字幕。这样的合作有着很充分的现实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版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近些年，版权保护的意识日渐增强，但是字幕组的片源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过影视版权方的授权，而没有授权的字幕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版权方完全有权利追责字幕组。显然，“民兵志愿者”们并没有能力来获取正版片源授权，而越来越多的字幕组也面临被各大版权方发律师函的窘境，甚至像“人人影视”这样的大字幕组网络服务器也遭到封禁，字幕组处境越来越尴尬。而获得版权的视频网站需要字幕，这无疑给了出于灰色地带的字幕组变身“正规军”的机会。不被收编就可能无法存活，在版权的争议下，为了不触碰法律的红线，被商业收编就成了必然。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字幕组都是义务劳动，但并不代表字幕组的运作不需要资金投入。购置字幕组网站的服务器、购买片源、购置硬件设备……很多都是字幕组成员自己投入资金。但是组员的投入也是有限的，很多字幕组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窘境。如果能和视频网站等商业平台进行商业合作，那么就能够解决字幕组日常开支的问题。这些商业平台对他们进行收购或给他们部分分红，这点与游戏网游的“玩工”一致，当他们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给他们一些奖金或提成，收编他们的亚文化内容，使之成为企业管理或政府组织服务的网络“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