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炜

（重庆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重庆 400074）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一词。阿尔蒙德等人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情感、认知、价值取向的整体分布状况，通过把个体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价值取向汇总就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1］“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很快取代了常见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但难以进行实证研究的概念，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其实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早在我国先秦和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后来鲁迅致力于以文学形式表现国人的“国民性格”，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掀起“文化寻根热”，其中对政治文化的探究都是主因。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以人为本”的时代潮流与互联网联手推动网络问政、网络议政和网络执政快速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6.3%。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积极性高涨，他们“以网络为媒介，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监督政府行为，评论现实政治，并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2］网民围绕热点、焦点话题，以偶然聚合的形式表达带有必然性的舆论倾向，有时甚至能左右视听与事态的发展，引起党和政府、媒体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正在深刻地改变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心理。

一、对古代民众政治文化的简略回顾

（一）古代民众、士人的依附者和旁观者心态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封建统治集团长期力推科举制度，“待价而沽”、依附权力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的主要方式，只偶有落魄文人加入农民起义行列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无缘爬到科举考试顶端“释褐”做官，与普通百姓无异。和平时期的布衣士人与民众参政方式主要是请愿、民谣、申冤，送万民伞、清官匾之类，对朝政的影响有限。“几千年来……儒家从血亲伦理关系出发，推演出由近及疏、由上及下、由尊及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准则，使政治生活宗法化。而严密的官僚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也导致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系统的生存依赖，整个中国从上到下构成了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秩序链，这些就塑造了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中国人依附型的政治人格。”［4］

古代统治者用残酷的手段惩罚敢于出头的民间意见领袖，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文字狱”，这使民间自组织能力不断遭到摧毁，民众完全缺乏与封建统治集团抗衡的力量。民众对清明政治局面的渴求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就演变为怒目而视的沉默旁观。旁观者心态的特征是对人生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又不得不活下去，将现世人生视为一系列平淡日子，大喜大悲之剧则只属于政治舞台上的当权者。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平民一般总是跑龙套角色，“治人者”当然是主角，购票、捧场、旁观是观众存在的唯一理由。这种旁观者心态有助于淡化现实政治的威压，是减轻现实痛苦的麻醉剂。观戏听书可以模糊现实与历史时空的界限，观众可在浓缩时空的戏台上看到历史轮回、因果报应，心中的不满与怨愤无形中就得到了宣泄。

与现实政治几乎无区别的戏剧由他人编导、表演，观众可以不动脑筋。国人在被动观看演出的生涯中暂时忘却了对现实的批判、减轻了现世痛苦，麻木了政治神经。明代杨慎的《临江仙》就道尽了这种旁观者心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旁观往往意味着不作为、不行动，甚至也不用作出道德批判。“太平时代道德观念可以控制人类之行为。丧乱之世，道德有时反成为人类生存的障碍，所以乱世之人往往没有道德观念。道德观念一旦沦亡，求生便成为人类的最高目的。”［3］看了清官英雄戏，人们除了感叹与敬佩，没几个人真正想去效仿；读罢奸臣贪官传，人们除了再送上几句咒骂以外，没几个人愿意与现实生活中的奸臣贼子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古代帝王深谙此中奥妙，对批判现实、涉及官场争斗的戏曲并不采取一律禁止的态度。

（二）国人面对矛盾时的基本态度：尽量避免当面斗争

“面子”历来是个要紧的东西。在自己的人际交往圈中“有面子”地生存是很多人的本能要求，“没面子”为人生一大悲哀，竭尽心智维护面子乃人生第一要义。古代官场斗争经常是“桌面上笑着、脚底下使绊子”，面子一般不轻易彻底撕破。欧美议会里那种常见的激烈论战、大打出手的情境，被国人视为野蛮而无教养之事。

古代传播媒介和渠道稀少而不畅通，民众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只有服从的义务，基本没有对朝政的发言权。官员与官员、官员与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桥梁，人们平时一般都避免互相当面批评和指责，分歧与矛盾隐藏得很深，一旦发展到尖锐、激烈程度，往往直接跨越过渡阶段，造成出乎意料的严重后果。例如，韩信被杀于长乐宫，原因是刘邦长期以来对他的不信任；秦末农民起义的起因是陈胜、吴广等赴渔阳屯戍，因大雨失期当斩而不得不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导火线竟然是朝廷裁撒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驿卒。

在我国传统官场文化中，“撕破面子”意味着决裂，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当面相斗，一旦面子撕破，那就得斗个你死我活，并延及后代子孙，失败者常常是诛灭九族，身败名裂，不少宫斗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骨子里的残酷。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就得适当给他人留面子，力求把争斗维持在某种水平上。但丢面子、损面子的事实际上仍然经常发生。人们一方面在表面上掩盖矛盾分歧，一方面则加紧在暗中展开激烈斗争。既要顾及面子又不能吃亏、败人于无形，这就导致了谋略文化的异常发达。

虽然封建时期传统政治文化也有家国一体、经世致用、道德与政治融合、扬忠抑奸、为民请命等优秀的一面，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制度设计固化了公众的依附者和旁观者心态，再加上传播渠道的壅塞，极大地消减了古代中国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

二、网络造就有公心的公民

“民众”（the common people）是依自然要素（如民族、人种、地缘、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聚合存在于国家、社会中的自然人的集合体。

“大众”（the masses；the people）的实际内涵与“民众”相似，但这个概念更接近勒庞所说的“群体”，是“有着一定利益诉求、被意见领袖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群体”。［4］聚散无常、政治热情易涨易落是其主要特征。

“公众”（public）是以积极进取姿态存在于现代社会、依托大众传媒和人际传播主动表达意愿及利益诉求、有着各种自组织形态的群体。“公众”之“公”体现在有鲜明的群体意识和阶层利益诉求，有“公心”，关心涉及群体利益的社会事务，有强烈的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愿望及相应的能力。

支持当代中国公众舆论的力量，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广开言路的政策；二是网络技术革命的伟力。在网络时代，媒介和信息传播渠道众多，各种信息、意见的交流与碰撞取代了极左年代众口一词的状况，造就了大批有自觉意识的公众。

大多数公众对政治学、政治文化和政治活动并无专业的研究和了解，但他们依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政治诉求。网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并塑造民众朴素的政治文化意识。

改变之一：网络激发了大众的公民意识。民众从传统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血缘宗族成员演变为现代公众。网民在网络世界中与成千上万陌生的人交流，其必须适当关注时事、了解舆情、具备基本的网络法规知识和技术操作能力，尤其是对热点、焦点事件具有相应的分析和反应能力。网络已经成为几亿中国人重要的精神活动场所，其对传统的旁观者政治文化心态进行了有力的解构。

改变之二：网络激发了大众的多元化、多样化意识。网络意见并非都可以用标准答案、是非善恶的二元对立思维加以归纳。虽然网上不时有公众话语暴力出现，存在“沉默的螺旋”，但网络的容错和纠错机制都是十分强大的，只要不触及网络管理法规和网络道德底线，偶尔发表一些幼稚、荒唐甚至不妥的言论可以得到宽容，但居心叵测的反动、邪恶言辞会引起大家的强烈批评和反对。网民在网络上学习政治、感悟政治、感受网络舆论的力量。毋庸讳言，网络信息确实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人眼花缭乱的问题，但它也给网民提供了广泛与他人交流、向他人学习的机会，拓宽了网民的视野，扩展了网民的人际交往圈和意见表达圈，使其得到全面发展。

改变之三：网络增强了公众的自信心。无名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群活跃于网络，文化精英不再独霸天下。传统社会里，只有少数专职文化人才可经常使用有限的传媒资源，形成文化垄断和精英崇拜。今天，平民大众在遵守网络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自己开博或上网发布各种意见、作品，从传统精英手中夺走大量受众，给传统媒体带来强烈冲击，甚至使一些纸质媒体因失去受众而面临生存危机。这种情形的出现使人们强烈意识到，网民作为一个难以精确描述和预测的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网民采用匿名、化名等方式隐藏私人信息，大大减轻了对“面子问题”的顾虑，这种“超视距表达”使网民得以摆脱现实顾虑，追寻心中的公平正义。网民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投，形成一种舆论合力，颠覆了“人微言轻”的潜规则。网民不担心结仇，也不用顾虑开罪强势人物，这为当下公众关心国事、追问公理、议政参政大开了言路。

三、网络舆论形态的多样化与平民化

除了让网民解除当面批评带来的现实麻烦，蓬勃兴起的网络社交平台还使舆论表达和意见交流有了更多的类型。

第一，跨地域、跨媒体监督。例如，甲地发生了负面事件，甲地媒体一言不发，但乙地媒体却在详细报道；纸媒、广播电视未予报道的，网络却可能有反映；门户网站未报道的，论坛、博客、微信、QQ、贴吧上可能已经在热议。在一些涉及外交、军事敏感信息的领域，网络舆论场成为主流媒体不便表态和透露相关信息时的缓冲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有分寸地透露一些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既可解其他网民对有关信息的渴求，又可避免外交纠纷和泄密；官方媒体通过自办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些言论，也可以达到既引导舆论又避免正式代表官媒说话过于严肃的气氛。

第二，非直接利益关怀。这是最能体现当代公众具有“公心”之处，人们除了自扫门前雪，还要关心他人瓦上霜，凡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涉及面比较广的人和事，网民都要掂量其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社会公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充分显示出非直接利益关怀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舆论的主要动因，网络政治文化已经从个人利益关怀提升到对社会正义、社会公平、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层面。

第三，舆论的平民化、平常化和广义政治化。在传统的新闻舆论史中，我们经常看到杰出的政论家、新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与著名媒体如何产生重要的影响，引领舆论，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张季鸾、马铁丁等等，很少看到普通平民对舆论能有什么作为。长期以来，政论、媒体言论是专业人士、精英人士的专属之物，尤其是新闻评论的不少文体形成了必须由特定人士撰写的规则，一般人难以涉足。

舆论显然是政治文化的重要表达形态，而网络改变了传统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格局，开辟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传播渠道，从而使舆论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影响力的言论不必都具备完整的文章形式，它可能只有一句话，如“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居然成为2009年的网络热词。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地位不高、沉默寡言的人，在网上可能是积极的意见表达者；一些琐细微妙似乎不值一提的事，在网上述说后却可能引发广泛关注。2015年4月14日，某中学老师的辞职信在微博和朋友圈引发热评，辞职的理由仅有10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网友评论这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千万普通平民——经常有人称之为草根阶层——以他们对热点事件的议论登上舆论高地，形成舆论合力，造就舆论热点现象，成为网络舆论的主力军。这些舆论热点事件有个鲜明特点，即它们虽然并非都属于狭义的政治范畴，但却与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都有一定关联，属于广义的政治范畴。再如某农民自称发现早已绝迹的华南虎、城市女孩与男友农村家人发生矛盾、某明星妻子出轨、某明星宣布恋情、中学生偷走家里存款打赏女主播等等，这些事件都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关注。时至今日，谁（尤其是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还像在现实生活中忽视普通民众那样忽视网络世界的公众，不注重自己的言行，说了出格的话、做了出格的事，谁就有可能触发网民热议和众怒，轻则狼狈不堪，重则身败名裂。这一类网络舆论是对政治文化的扩展与延伸，也可以称之为网民从平民角度谈论泛政治性话题。随着民众在网络世界的话语权的增强，政治性不那么强但却能引起普通民众广泛关注与共鸣的舆论现象会成为网络舆论的常态，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1］ 袁明旭.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功能及其系统优化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生活版），2017（3）：64-73.

［2］ 张子奇.关于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分析思考［J］.学理论（下），2014（36）：7-8.

［3］ 王琼.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1895～1920）——以知识阶层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09（5）：42-46.

［4］ 勒庞（法）.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