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美娜

（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并且迎来了生机蓬勃的全民抗击日本侵华的崭新局面。为了适应这一全民抗战新形势的发展和宣传报道的需要，在山西战场上先后诞生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通讯社和通讯站，其中民族革命通讯社因其规模较大、报道覆盖地区较广，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民族革命通讯社发展概况

（一）初创时期

民族革命通讯社（简称“民革社”）创办于1938年4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拨款创办的官方通讯社，由战区司令部秘书梁綖武任社长。它是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所属最早建立的一个单位。民革社是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产物，经过共产党的努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山西得到贯彻执行。阎锡山早期的立场是亲日反共的，后当日本侵略者踏进晋绥地盘时，阎锡山为了自身的生存改变了一贯的政治态度，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制定了“联共抗日”的策略。他在那时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以及他所采取的若干有利于团结抗战的进步措施，使他一度成为众所瞩目的风云人物。1938年初，为了宣传抗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命令梁綖武筹建民革社。

1938年4月15日，阎锡山及其总部从临汾撤至吉县后不久，民革社就在吉县古县村成立，并立即开始向第二战区《阵中日报》、向外地发送战报电讯稿。

（二）发展时期

民革社采取边发稿边建设的办法开展业务，总社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工作人员也日渐充实，并在各地陆续设立了上党、汾西、岢岚、五台、平陆、河口、榆林、香港、重庆、成都10个分社（后又增设雁北分社），逐步形成了分布全战区的通讯网。这时，总社编辑、记者和行政人员最多时有60多人，各分社有10人左右。总社所有的负责人及记者、编辑都实行聘请制，可以自由任职、辞职。物资设备也有所改善，战区各分社均配备了15瓦手摇发报机，总社则有50瓦汽油动力的发报机，每日定时收发新闻电讯。当时秋林的代号是“兴集”，从此开始由总社发出“民革社兴集某月某日电”电头的电讯，通过电波传播四方。

另外，在此期间，香港、重庆、成都等分社也相继建立起来。由于香港、重庆、成都都没有专设电台，总社编发篇幅较长的通讯稿及综合性的战局评述、专稿，专门编印《民革通讯》寄发各分社与有关的报刊。民革总社编辑部还经常向根据地的其他刊物供稿。有些编辑、记者直接与刊物（如《西线文艺》）联系，把反映战地生活的通讯报告介绍到后方去。

（三）兴旺时期

民革社建设一周年时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个时期，山西各地出现军民奋起抗战的高潮。生气蓬勃的全民抗战的局面，团结抗战的良好气氛，激励全社人员投入火热的斗争中，自觉地为战争服务，向海内外的读者报道山西前线的战况和人民斗争的事迹，及时而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传播给广大读者。由于在抗日宣传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民革社在全国新闻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总会从重庆向民革社发出热情鼓励的贺电。电报中写道：“当西北战场军事后撤以后，由于我们通讯网部署的不完备，由于我们国家通讯社主观力量的不够，这个被全国人民注视的西北战场，每天发出的消息日渐减少，日渐不足以满足读者的需求。正在这时期，民族革命通讯社出现于西北战场。从阴县、从绛县那些比较陌生的地方中发出来的电报，每天为全国几千家报纸所承载的全国几千万读者所珍惜。一年来，由于该社同志们的艰苦奋斗，在西北战场上特别是在山西战场上，已经奠定了若干通讯事业的基础，粉碎了无数敌寇宣传的阴谋。在全国的报社中，在全国的新闻工作者的记忆里，民族革命通讯社也获得了光荣的地位，成为西北战场上主要通讯社了。”[1]

这份贺电意在激励，虽然字里行间难免有些过誉之处，但基本上符合民革总社兴旺时期的气象。

（四）停办时期

自从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方针，以主要力量对待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这时山西政局迅速逆转，阎锡山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民革社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民革总社的进步人士纷纷离去，有的前往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的走向大后方，业务陷于瘫痪；而各抗日根据地的分社，均与总社断绝来往；其后总社苟延残喘，拖到1946年春在太原正式宣告停办。

据当时留任的总编辑曲咏善所写的《民革通讯社史略》记述：“1939年民革社发展很快，茁壮成长，但政局一变，即丧失了存在价值。……转年到1941年长官部重颁编制，总社大为缩编，分社仅存绥蒙、平陆及后方四个分社，这时二战区仅存晋西一隅之地，无可报道。长官部移住克难坡，民革社派记者每晚抄录官方新闻由有线电发至总社、转发报社及后方。1942年形势愈加恶化，战地已无新闻市场，于是大部分同志亦先后各奔前程……”[2]

二、民族革命通讯社的特点

（一）办社条件简陋

受环境、形势和条件的限制，民革社的创办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当时制定的《民族革命通讯社》章程写道：“本社组织由社长一人主持一切，并聘请名誉理事数人指导襄助之，下设编辑、采访、摄影、事务四部。”又说：“本社在武汉、重庆、香港、广州、西安设立分社，各派主任一人，主持一切。”[1]但实际上当时参与筹办者只有梁綖武、周近山、徐咸寿三人，尚未设置电台，报道战况材料大多来自第二战区参谋处、机要处，发往各地的电讯则依靠第二战区机要处所属有线电话和无线电台。

（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民革社较早建立的晋东南（上党）、晋西北（岢岚）、晋东北（五台）分社等都是经过协商，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分社社长是由当地党委指派共产党员担任的。因此战区各分社人员中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等。民革总社多数领导骨干和编辑、记者政治素质都比较高。采编人员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战前从事过新闻工作，他们大多都是来自大后方各地区的爱国知识分子，有的则是从民族革命大学挑选的学生，以及山西的青年学生，他们富有抗日爱国热情，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中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如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孙承佩就曾先后在总社和榆林分社工作过。由于当时山西统一战线形势很好，全社干部队伍中进步因素占据优势地位。

（三）积极宣传抗日

民革社创立时在《民族革命通讯社通讯条例》中提出“在‘巩固团结，抗战到底’的总原则下”组织报道，纵观1939年底以前民革社的发稿情况，大部分是遵循这个精神办事的。当时它所报道的战况不只限于阎锡山所属部队，八路军在山西境内作战情况，各地记者也都及时地据实报道。在山西政局逆转以前，民革总社编发的电讯、通讯稿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山西前线的战争面貌，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地方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的战绩，以及八路军三大主力进入山西战场以后，在山西新派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依据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起到了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作用。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1月11日第一版刊登了来自民革社的一则通讯，全文如下：《墨磴村民皆俊杰 四十三人齐参军——自卫队替抗属担煤挑水，民兵给军队放哨抬伤病》，民革社讯：武乡县属墨磴村，地邻辽县温城，时遭敌寇袭扰，对敌斗争情绪，至为高涨，今春参加抗日军者前后已达四十三人。近有四人因病回家，病愈后全村民众即热烈开会欢送归队，在大会上决议今后必须竭力优待抗属，并成立优抗委员会，决议全村自卫队轮流为缺乏劳动力之抗属无代价担煤挑水。（骏·军）

又讯：武乡县属墨磴村之自卫队青抗先，于上月十五日敌寇出犯黄土岭时，配合军队作战，抬送伤兵。并为恢复部队疲劳，当队伍胜利归来时，他们都自动说：“你们好好睡觉，让我们放哨！”终夜轮流站岗警戒，至堪钦服。（家骏）

（四）发展受革命形势影响

通讯社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状况联系紧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通讯社的发展则快，反之亦然，这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民革社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法则。民革社创办的动因是当时日本侵略者进入山西，阎锡山为了自身的生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从而筹建民革社。早期的民革社人力、物力各方面都很不足，发展艰难。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稳固，民革社也在山西各地陆续设立了上党、汾西、岢岚、五台、平陆、河口等数个分社，后又增设雁北分社，逐步形成了分布全战区的通讯网，其发展进入兴旺阶段。而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山西政局也随之迅速逆转，民革社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进步人士受到阎锡山的疯狂打压纷纷离去，民革社业务陷于瘫痪，终至1946年在太原正式宣告停办。

三、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战场上的通讯社事业发展迅速，虽然规模不大，但仍然在抗日战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自觉地为战争服务，向海内外的读者及时报道山西前线的战况和人民斗争的事迹，尤其是在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更加积极营造抗战舆论，激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群众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

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大批通讯社的创办，也带来了通讯社规模偏小、人员不足且混杂、管理混乱的问题。新闻并不完全体现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更多的是一种战争规律。这时的通讯社总体来说是为战争服务的，其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马明.山西新闻通讯社百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8-9.

[2]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M].太原：山西文史资料学会，198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