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路

汉晋时以四言为诗歌的正统体式，往往以之颂德言志，抒发较为正式严肃庄重的情感。五言诗则起源于街陌谣讴，往往为乐府民歌所采用，所以在当时人心目中五言就是流行歌曲，其表现的情感内容也来自乐府，最初多以之描述羁旅行役、游子思妇、离别相思，游仙求道，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私人的、非正式场合的或比较哀怨的情感内容，抒情也较四言坦率。四言诗因其雅正的地位而题材固化，五言诗因其为俗调不受身份限制反而能容纳更多的题材，一些新兴的题材如咏史、咏物、咏怀、送别、赠答等亦以五言为之。这些题材往往表现知识人情怀，这样五言诗逐渐亦能言志抒怀，其表现的题材亦远超四言诗，而且格调不断提高。但时人仍根据诗歌表现情感的雅俗等来选择四言与五言，比如张华以四言写《励志诗》，而以五言写儿女情多的《杂诗》《情诗》。同样是赠答诗，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歌颂西晋以礼治国及冯文罴之才能，故以四言为之；五言《赠冯文罴》则是表达对冯文罴朋友间的思念。虽然时人心目中五言诗仍是流调，但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感内容的表达正由五言诗承担，故实际上已成为最主要的诗歌体裁，四言虽仍是雅正之体，但实际上使用面很窄。①有关汉两晋南朝的五言诗雅俗观变迁详见陆路《论汉魏六朝五言诗雅俗观的变迁》，《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故本文对汉晋南朝五言诗雅俗观仅据需要概述之。北朝本土文人五言诗雅俗观既有对汉魏西晋五言诗雅俗观的继承，也源于在与南朝的交流中伴随南朝诗歌的传入而受到相应文体观的影响。最能体现诗歌体式雅俗之别的是诗人在表达不同内容时对诗体的选择，常常同一位作者在表达不同内容时会选择不同的诗体，当然这种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对不同诗体雅与俗的认知的影响。所以分析诗人的诗体选择，正是探究当时社会对不同诗体所持雅俗观的途经，加之北朝文学理论留存极少，就更需借助具体作品的诗体选择加以考索。因此本文拟结合具体作品研析北朝本土文人五言诗雅俗观的变迁。

一、四言与五言诗的雅俗之别

北朝前期文人亦继承了汉晋文人的诗体观，如赠答诗即以内容选择诗体。宗钦《赠高允》是歌颂高允的德行、文才、著述等。高允《答宗钦诗》称赞宗钦的才能，以西晋平吴得二陆比魏平凉得宗钦。段承根《赠李宝诗》歌颂了李宝的德行、功业。三诗表现的皆是非常正式的内容，并非私人间生活类的赠答，故皆使用四言诗。如果表现较为私人化情感的赠答诗，则倾向于选择五言，如《魏书》卷五十二《胡叟传》：“在益土五六载，北至杨难当，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无附之之诚，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①[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50页。胡叟是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怀，非关政教，故使用五言。《魏书》卷六十《韩显宗传》：“韩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曰：‘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从？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②[北齐]魏收：《魏书》，第1344页。韩显宗被免官，以诗赠中尉李彪，所表述的不得志的哀伤是私人化的情感，因此使用五言。而且五言表现这类情感较之四言，有流走之气，所以五言表现私人化的情感，不仅有体式雅俗的原因，也因为以五言体式写这些内容抒情更为流畅。

北朝诗人讽谏匡正之作，继承汉初韦孟以来的传统，亦多采用四言诗。如阳固《刺谗诗》《疾幸诗》，皆出于讽谏。《北史》卷四十七《阳固传》：“宣武末，中尉王显起宅既成，集僚属飨宴。酒酣，问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婴湫隘，流称于今，丰屋生灾，著于《周易》。此盖同传舍耳，唯有德能卒，愿公勉之。’显默然。他日又谓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库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欤！’显大不悦，以此衔固，又有人间固于显，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遂阖门自守，著《演赜赋》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谗疾嬖幸诗》二首。”③[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21-1722页。阳固二诗是对聚敛之臣的讽刺，所以并非是简单地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关系到为政，是非常正式的内容，固亦使用四言体式。

具有褒扬性质的作品亦继承汉魏传统选取四言。《魏书》卷九十二《列女传》：“勃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曰：……（即《咏贞妇彭城刘氏诗》）。”④[北齐]魏收：《魏书》，第1978页。高允该诗赞刘氏之义，犹如褒奖词，故亦使用四言。

高允《罗敷行》则继承汉乐府《陌上桑》传统使用五言，可见高允有明确的诗体雅俗观。《乐府诗集》中同一题名的排列是先南朝后北朝。以《罗敷行》为题，南朝以萧子范为首，北朝以高允为首，萧子范为齐豫章王萧嶷第六子，时代上晚于高允（高允去世时，萧子范仅两岁），故高诗远早于萧诗。高允诗：“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巧笑美回盼，鬓发复凝肤。脚着花文履，耳穿明月珠。头作堕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趋步，襜襜曳长裾。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并亦如《陌上桑》铺叙秦罗敷之装饰，保有民歌色彩。而萧子范之作“城南日半上，微步弄妖姿。含情动燕俗，顾景笑齐眉。不爱柔桑尽，还意畏蚕饥。春风若有顾，惟愿落花迟”，已采用五言八句新体诗，“春风”两句，更具有余不尽之味。此亦可见高允不仅诗体观念上继承汉晋传统，在表达方式上亦沿袭汉魏古诗的质朴。

北朝释奠诗亦继承汉晋传统使用四言，但作品留存极少，现存有北朝后期诗人李谐、袁曜等的《释奠诗》，皆使用四言。

崔鸿《咏宝剑》、冯元兴《浮萍诗》二诗继承了蔡邕以五言诗咏物的传统（蔡邕有《翠鸟诗》），二诗皆传承了屈原《橘颂》的传统，以咏物述志，并未受到南朝新体诗但咏物以显才的咏物诗风的影响。

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安定胡叟为河西诗人；高允出于渤海高氏、阳固出于北平阳氏、李谐出于顿丘李氏、冯元兴为肥乡人，皆是河北诗人；袁曜为河南诗人；崔鸿出于清河崔氏，居于临淄一带，属齐鲁诗人，而皆据表现内容而选择四言或五言，可知当时诗人普遍继承汉晋人的四言、五言雅俗的看法。

在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山水五古的影响下，北朝山水诗创作逐渐复兴，代表诗人是郑道昭。郑道昭在永平间任光州刺史期间作有《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顶扫石置仙坛》《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登云峰山观海岛》诗，三诗在山水描写中叙述游览路线，铺叙景象，基本对仗，结尾处有时抒发玄理，多有谢灵运诗的影子。

北朝后期，随着南北交流频繁，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作用，五言诗已包含几乎所有的重要题材（现存北朝后期诗歌绝大多数为五言诗），如赠答、游览、咏物、公宴、咏怀、应诏等。颂德、匡谏类的诗歌大幅度减少，这与四言诗的锐减互为因果。典重的四言诗在北朝后期很少见，一般在表达官方性的颂德内容時才使用四言，比如北齐武平五年（574）阳休之抗表悬车之时，卢思道作《仰赠特进阳休之》，赞扬阳休之的德行、功业，很有官方的褒扬意味，故采用四言。而卢思道《赠李若》《赠李行之》《赠别司马幼之南聘》《赠刘仪同西聘》等表现的是私人间的情感，因此使用五言。可见卢思道非常清楚四言与五言诗表现内容的不同，也隐含着传统上对二者雅俗之别的认知。而应诏等诗中的颂德内容大多被移入了五言诗，因五言诗已成为主要的文人诗体裁，早非街陌谣讴，这类诗已非纯粹颂德，且其颂德内容与写景等配合（如温子升《从驾幸金墉城》、李德林《从驾巡游》等），与五言诗流畅的文体风格相契合。有的赞颂类题材已转为咏怀之作，则亦以五言诗表达，如《魏书》卷八十二《常景传》：“（常）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①[北齐]魏收：《魏书》，第1802页。诗中对四君的吟咏，是以四君的有高才而无重位，来抒发自己有才而不受重用的愤懑，此类哀怨的情感已与承担颂德、教化功能的四言雅颂之音不合，亦非典重四言诗所能够表达。四诗名为赞，但主要内容是在咏史感怀，故选择五言流调更为契合。鲍照《蜀四贤咏》：“渤渚水浴凫，舂山玉抵鹊。皇汉方盛明，群龙满阶阁。君平因世间，得还守寂寞。闭帘注道德，开封述天爵。相如达生旨，能屯复能跃。陵令无人事，毫墨时洒落。褒气有逸伦，雅缋信炳博。如令圣纳贤，金珰易羁络。良庶神明游，岂伊覃思作。玄经不期赏，虫篆散忧乐。首路或参差，投驾均远托。身表既非我，生内任丰薄。”先后咏蜀地严君平、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贤者，每位贤者以四句咏之，借咏四位贤者有高才而不被重用的遭遇感叹自身的有大才而志难酬。可见常景《四君赞》在四君的选择和抒发的情感上皆受到鲍照的影响，此外还受到以咏历史人物抒己之怀抱的颜延之《五君咏》（据《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颜延之出为永嘉太守，甚愤懑而作是五诗）的影响，如颜延之《五君咏》之《阮步兵》：“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可知常景《四君赞》在结构上亦受到颜延之《五君咏》的影响，一首咏一位历史人物，首二句总述所咏人物，此后四句描述所咏人物主要特点，末二句评论所咏人物，咏己之怀。当时南北交流频繁，颜延之、鲍照诗传到北朝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常景是模仿了颜延之的诗，但另一方面，北朝文人本继承了汉魏以来的文体意识，咏史怀古之作本以五言为之，《四君赞》之赞其实相当于咏，是咏史感怀之作，故本当使用五言。咏怀感遇之作，则连鲜卑文人亦知当以五言为之，如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临终诗》、北魏济阴王元晖业《感遇诗》、北魏中山王元熙《绝命诗》等。

二、五古与新体的雅俗之别

受到南朝民歌影响的圆美流转的齐梁新体产生后，与早已文人化且日益显现繁冗板滞的晋宋五言古诗之间又产生了表现情感、内容的雅俗之别。最初新体诗相对于古体诗而言是俗调，所以齐梁文人将闺情、咏物写入新体诗中（咏物在五古中本不兴盛，同时齐梁时期咏物诗越来越宫廷化，所咏物越来越细小化，亦鲜有寄托，很多咏物诗已经与闺情相联系，所以与闺情一起最先写入新体很正常）。原先五言诗是民歌，经常表现男女之情，五言诗文人化逐渐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后，闺情倒是成了乐府诗、七言诗等俗调的专属，不适合五言正体了，齐梁文人将闺情写入新体诗中，也与新体诗相对于五古来说较俗有关。齐梁诗人在体裁选择上正体现了五古与新体诗的雅俗之别。如谢朓诗中山水行旅、赠答等题材主要采用古体，而咏物、闺情等题材则基本使用永明新体。

在南北文化交流过程中，齐梁新体及五古与新体间的雅俗之别亦影响到北朝本土文人。由于北朝后期，五古已占诗歌主流，且随着表现范围的扩大，文体地位亦不断提高，故有关五古与永明新体表现内容不同、有雅俗之别的文体观也很易于为北朝文人所接受。如阳休之《春日诗》（8句）、《秋诗》（4句）、《咏萱草诗》（6句）描写景物细小亦几无寄托，故使用新体诗。温子升《从驾幸金墉城》（20句）采用五古，而《春日临池》（8句）、《咏花蝶》（8句）使用新体诗，可见温子升以五古写应诏、游览等题材，而以新体诗写景（尤其是细小的景物）、咏物。裴让之《从北征》使用新体诗，由于边塞诗原属乐府，近于俗调，故以新体为之，而其《公馆燕酬南使徐陵》（24句），写接待使者，这是非常正式庄重的内容，故以已经雅化的古体为之。邢劭以古体咏怀，如《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30句）、《冬日伤志篇》（18句），而以新体诗写闺情、咏物之作，如《七夕诗》（12句）、《应召甘露诗》（6句）。魏收现存的诗歌主要是咏物、写景之作，故主要使用永明新体。卢思道以五古写游览之作，如《游梁城》（16句）、《从驾经大慈照》（20句），而闺情之作则以新体诗为之，如《夜闻邻妓》（8句）、《赋得珠帘》（8句）。李德林以五古写游览之作，如《从驾巡游》（20句）、《从驾还京》（16句），而以新体诗咏物，如《咏松树》（8句）。现存魏澹之诗主要是写景（细小之景）、咏物之作，故基本使用新体。李孝贞以五古写较为正式的官场间的唱和之作，如《奉和从叔光禄愔元日早朝》（16句），而以新体写闺情、咏物，如《酬萧侍中春园听妓》（8句）、《园中杂咏橘树》（8句）。隋炀帝杨广以五古写有关朝会的内容，如《冬至乾阳殿受朝》（20句），而以新体写景咏物，如《晚春》（8句）、《悲秋》（8句）、《冬夜》（8句）、《咏鹰》（12句）、《北乡古松树》（8句）等。阳休之出自北平阳氏、邢劭出自河间邢氏、魏收及魏澹出自巨鹿魏氏、卢思道出自范阳卢氏、李孝贞出自赵郡李氏、李德林为博陵安平人，皆是河北诗人；裴让之出自河东裴氏，是河东诗人；温子升原籍太原，但其祖父居于济阴遂为济阴人，可见北朝诗人已普遍接受南朝诗人对五古与齐梁体表现内容的定位。北朝诗人在学习新体诗时，有时只是采用其形式，在风格上仍保有北朝特点，如元子攸《临终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形式上是新体诗，质朴的语言、感叹人命危浅又具有汉魏五古之风，别有特色。鹰作为一种猛禽并未成为在南朝文化氛围中成熟的传统咏物诗的歌咏对象，隋炀帝《咏鹰》是现可知较早的咏鹰之作，是北朝雄武贞刚的文化土壤的产物。

北朝文人倾向于以五古抒写较为正式的情感，描写较为壮丽的景象，而以新体诗写细小、清新的景象以及咏物、闺情之作。从中可见北朝文人在接受齐梁新体诗时，对其特点有十分明晰的认识。这样的文体观亦影响到唐初文人的诗体选择，如唐太宗即以古体写重大的题材、述怀言志（《经破薛举战地》《登三台言志》等），而以新体诗咏物（《咏烛》《赋得樱桃》等）、写景尤其是纤细之景（《初秋夜坐》《赋得夏首启节》等），同样是写雪古体诗《喜雪》（22句）用赋的手法铺陈雪花落在楼宇、树木等形成的不同景象，表现了帝王对瑞雪兆丰年的喜悦，不管是写作手法还是题材皆适合使用古体，而《咏雪》（8句）仅描写雪花纷飞之貌，并无铺叙亦无寄托，故采用新体。魏徵《述怀》（20句）纪行中描绘隋末战乱残破之景，抒发施展抱负的慷慨之志，手法和题材上皆适用古体，而《暮秋言怀》（8句）则抒发淡淡的乡愁，情感细微，较为私性化，故使用新体。李世民是关陇集团文人，魏徵出于巨鹿魏氏按籍贯为河北文人，可见北朝文人五言诗古体、新体的文体观的延续性。

南朝后期文人以新体写乐府诗，打通了乐府和新体。如谢朓《鼓吹曲》十首、《永明乐》十首，已初步尝试将永明新体诗运用到乐府诗中，且让它承担原先属四言诗的颂德责任。萧纲诗中咏物、闺情、宫体诗几乎全使用新体诗（这类诗本身就是萧纲诗歌的主体），而且新体诗还可以写谈佛论道、咏史（其父萧衍、其兄萧统基本以五古写这类内容）、山水行旅等原先较多由五古写的内容。这样就扩大新体诗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体诗的格调。北朝文人亦有此做法，如温子升《白鼻騧》（横吹曲辞）、《结袜子》（杂曲歌辞）、《安定侯曲》（杂曲歌辞）采用新体五言四句，偏于游侠题材。《有所思》汉铙歌之一本为杂言写闺情，南朝文人刘绘、王融等将其改为新体（五言八句）依然写闺情，北朝文人如裴让之、卢思道亦接受这一改编，亦采用新体（五言八句）。《思公子》（杂曲歌辞）王融首创以五言四句新体为之，邢劭亦用新体五言四句并咏本题，但更突出思妇对游子的思念。《蜀国弦》（杂曲歌辞）约为梁简文帝创调，咏蜀地事，采用五古体，有二十句，萧纲将咏史题材拓展到乐府，大约因咏史传统上使用五古，故在创该调时以五古作之，但卢思道以新体为之改为五言八句，则是将咏史题材拓展到新体诗中。萧诗因用长篇古体，对蜀地之事，多有铺叙，卢诗使用新体短章，侧重于写锦官城，仅以结尾两句“琴心若易解，令客岂难要”写卓文君司马相如事，余音绕梁，启人遐思。可见卢思道熟悉新体诗文体的特点。《短歌行》曹操所创原为四言，此后所作亦为四言，北周徐谦、隋辛德源以新体诗写该曲，二诗皆五言十句，辛德源在北齐待诏文林馆，其诗亦有可能作于北齐时，所以徐、辛二人孰先以新体写《短歌行》难以判断。徐诗表友朋之情，辛诗述及时行乐。《猗兰操》（琴曲歌辞）采用四言，传为孔子所作，写高雅脱俗而不为时所用，辛德源以新体写之（五言八句），也抒发超凡脱俗的情怀。《成连》（琴曲歌辞）约是辛德源的创调，采用新体五言八句，写征夫思妇这一传统题材。《芙蓉花》（杂曲歌辞）亦约为辛德源的创调，采用新体五言八句，题材为咏芙蓉花。可见北朝文人以新体改编乐府旧体或创新调，包含以往五言诗的主要题材，如咏物、咏史、咏怀、闺情、边塞、游侠等，不仅拓展了新体诗的题材，而且以新体写乐府，极大开拓了新体诗的使用面。

三、结语

综上所述，北朝前期本土文人对五言诗的雅俗观，是沿袭汉晋以来的传统，以四言为雅正之体，主要表现颂德、进谏等比较正式、严肃的内容，五言为俗调，主要表现私人化的或不是非常正式的内容。以赠答诗为例，高允表达庄重、严肃的内容选择四言，而私人化的轻松的内容选择五言，与陆机赠答诗对四言与五言的选择如出一辙。是时北魏都城尚在平城，南北亦尚缺乏交流，高氏又为河北旧族，高允四言、五言的雅俗观当然是来自他所熟悉的汉晋传统。北朝后期，四言诗虽仍有雅正之名，其实使用面很窄。在南北交流中，五言诗虽无雅体之名，但格调已大大提高，已成为文人诗最主要的体裁，几乎可以表现各种主要内容，如赠答、游览、咏物、公宴、咏怀、应诏等。齐梁新体传入北朝后，北朝文人亦接受了南朝在新体产生后形成的五古与深受南朝民歌影响下的新体诗之间的雅俗之别，咏物（主要是咏细小之物、鲜有寄托、为显才而作）、闺情等往往以新体诗为之。部分文人又接受了萧纲等扩大新体诗表现范围以提升其格调的做法，将传统的咏物、咏史、咏怀亦写入新体诗，提升了新体诗的品格。经过南北朝文人共同的创作实践，到南北朝末期，五言新体诗几乎可以表现社会生活和情感的的方方面面，五古和新体间的雅俗进一步模糊，二者的不同更主要是表现在风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