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 宝 刘怀玉

列斐伏尔是一位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试图在回应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时候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和批判性，尤其是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与空间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综合性的元理论家的特点和气质。[1]总的来说，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其空间生产知识被同时代以及随后诸多领域和学者所接受与共享，发展出了一种蔚为大观的空间理论以及城市马克思主义流派。仔细审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知识的贡献及其当代影响，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指导中国现实的城市化发展实践，都具有必不可少的价值和意义。

一 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为激进批判理论打开新的空间

对马克思而言，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指南，其作用之一就是以辩证的方式去叙述由他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而对于列斐伏尔来讲，辩证法的作用首先是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论，同时，也正因为在1938年写作的《辩证唯物主义》，列斐伏尔成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旗手。当后来西方诸多激进左派向右转的时候，列斐伏尔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新领域，他也因此成为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论与实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日常意识与物质生活进行矛盾性的结合，从而去系统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问题的第一人。列斐伏尔指出：

“辩证法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了。只不过这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像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的一样……今天的辩证法不再与历史性和时间性相关了，或者诸如“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之类的时间性机制有什么关系了……因此，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新的与悖论式的辩证法：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这就是对辩证法的恢复……这就是关于空间生产的知识之最普遍的产物。”[2]

也就是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同，列斐伏尔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从对时间与历史的强调转移到了空间。辩证法在今天如果还能够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必须从历史决定论的窠臼之中超拔出来，去分析空间问题，分析城市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特殊矛盾是什么，从精神空间或者物质空间的二元对立之中走出来，去分析社会空间，这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碎片式的都市空间规划科学，而是一种普遍的“空间生产的知识”。

空间在传统人文科学看来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中立的自然永恒存在，或者是牛顿的绝对时空，或者如康德所言是人类认识的先验形式。一直以来空间被视为中性的、空洞的容器或者平台，而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它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幻象”。[3]要想揭开资本主义的都市幻象，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们对空间的误认问题。福柯在《知识考古学》指出：问题不在于划分年代断裂的认识结构，而在于找出权力的运作是如何与人们的认知形式在空间中得以无声地布展开来的，这在《规训与惩罚》（1975）一书中得到集中详细的阐述。但是这一工作是由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中首先公开论述的。在列氏看来这种误认是通过透明性幻觉和实在论的幻觉实现的，而这两种幻觉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传统认识论的二元论方法：前者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空间观，把空间当作是精神性的空间，其借助于思维、语言、句法、文本和逻辑观念表现出来。然而真实的社会空间和实践活动，感性的客观物质空间则被遗忘了；后者是自然主义机械论经验主义的空间（时间）观，这种空间观把空间看作是自然给予的现实“事物”，是一种纯粹被动的客体，一种建筑空间或者几何空间，而拒绝深入到空间表象背后去探究其意义这两种幻觉并不是截然对抗的哲学认识论模式而是相互滋养着对方。

对空间的认识这一问题的解决既是其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前提，也是其理论展开的结果列斐伏尔的目的与其说是将其政治视角进行一种现实的经验扩展或者应用，毋宁说是对资本主义都市时空幻象的批判塑造了其激进的政治态度与辩证的空间想象。通过空间他重新思考了哲学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与表征性空间，既是对马克思改造世界旨趣的发扬，也是对他的著名提纲里的“环境与人的辩证关系的空间阐释。[4]

首先，通过日常的空间实践，“空间”被辩证地生产为“人类的空间”。这种生产不是无中生有、来自于先在的神秘形式，而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遗产和土地的物质性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空间实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原则的第一性，这既是一般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活动前提，也是特殊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基础。它确保社会以相对凝聚的方式的连续性，并保证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其次，空间再现是指与生产关系相关的空间逻辑、知识的形式、理论、代码的意识形态的抽象描绘，即被分割为碎片化的专业知识这是列斐伏尔极力批判的抽象空间，后者把空间中的生活经验抽象化、简单化、逻辑化成为一组组数量关系的运动变化，并且变成了生产关系的秩序，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真理的”知识，甚至它们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权力结构。这一点与福柯对空间、权力、知识的关系的批判是一致的。

再次，表征性空间是对现有空间的复杂重构，是对资本主义支配性的社会秩序的批判。这一概念与美学中常常表达的象征抵抗的社会思想范畴类似，如同斯图亚特·霍尔的“仪式抵抗”或者大卫·哈维的“地理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为激发可能的、潜在的人类日常生活解放策略保留了希望的空间。同时这也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是生命空间的核心范畴，也是实现“总体人”的重要斗争场域，它可以提供一套重构空间制度的替代性（革命性）选择，建立新的空间栖居模式，也就是列斐伏尔一直所称的“在场的瞬间”，或者是一种社会化的乌托邦空间。

最后，以上三个方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如果三者之间出现不平衡或者一方主导着别的方面的话，这就标志着社会空间化的特殊生产方式形成之过程。

可以说至此，列斐伏尔以社会空间辩证法和空间生产方式重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每一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空间生产模式。辩证法的空间化，不仅仅使地理学进入当代批判理论的中心，把历史性和空间性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空间化——这种开放的辩证法为把各种进步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可能。

二 空间的生产：走向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

城市与空间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和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在既有的研究中已经到了重视和强调。[5]同样在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的奠基人那里，列斐伏尔最先将城市与空间生产的问题带入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核心位置，得出了一个对于整个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最为重要的结论：即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形构，而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转变为了对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不仅定位了当代城市政治空间实践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维度，而且把空间生产的知识作为理论研究与批判实践的目标。

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一种理想类型，即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资本一般的运动形式的分析的话，列斐伏尔则完成了从抽象转化到具体的任务：即将那种抽象的一般形式分析具体化为资本主义都市化、空间化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就像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之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认识的水平，今天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具体布展，因此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空间与政治》《空间的生产》等重要著作中认为，有必要将碎片化的空间科学（生态学、地理学、管理学、城市规划等等）升级为“空间生产的知识”。[6]

“空间生产的知识”的前提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城市化、空间化改造，而城市与都市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焦点棱镜。这种批判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ensemble）之上的”对从乡村到城市现实总体的、综合的批判。一方面这是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之结果，另一方面是列斐伏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和图绘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发展史、社会形态史而开拓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新维度。[7]换言之，这既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沉降，也是资本主义批判新领域的开启，他意图通过将空间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与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做出了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8]

首先，列斐伏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追溯，认为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系统性的阐释城市问题的著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与空间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支撑和前提。总结来说，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以下重要地位：（1）马克思讨论了城市形态发展的历史以及城市乡村之间的复杂的关系，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乡村的城市化，而不是相反。（2）劳动分工、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前提，而城市的发展又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着重要的贡献。（3）城市的问题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与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突出问题。（4）空间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特殊性最初由马克思在《资本论》“论三位一体的公式”的分析之中揭示出来。

其次，因为当代的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现实已经超出了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从宏观的思想史来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拉美的不平等交换和依附论等都试图把握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地理、空间扩张与资本积累的实现问题。而列斐伏尔抓住了这个关键。资本主义除了向海外扩张，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领土，另一个主要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国内社会空间和城市本身的殖民化来实现剩余价值。（2）从空间生产的微观的具体机制来看则是资本两次循环论，第一次循环是指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之中的商品生产，这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以建筑业、土地、空间、房地产投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建设成为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重要构成。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第二次循环取代了第一次循环，变成了根本性的东西”，促使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暂时抵挡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9]（3）国家生产方式在当代资本主义幸存、空间生产与全球扩张中发挥着关键的链接作用。资本主义国家从地方、都市与全球化的各个维度，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并对之进行再生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需要将国家空间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来考察，这就为批判盛行全球的国家生产主义与资本积累提供了最合适的理论方法。（4）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南，建立了社会历史的空间生产方式元理论。列斐伏尔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他以社会空间辩证法和空间生产方式重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每一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空间生产模式。

最后，只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危机的诊断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走向当代。后来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诉求，以曼德尔、弗兰克、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为代表的不平衡发展全球性形式的分析，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空间生产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路径。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把握到了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运行机制。当然，列斐伏尔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审视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而是通过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而在回应现实资本主义问题的时候，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三 空间的政治学：不可能的可能性

1968年前后，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列斐伏尔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左派的理论前提、社会想象与革命策略，重新发明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再一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议程的激进化，这就是其基于空间生产基础之上提出的空间政治学。

不过，与空间政治学一起，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革命之“瞬间”“节日”等概念之中发现列斐伏尔的乌托邦冲动，但是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再也没有比今天更需要乌托邦理念了，这种乌托邦不是那种空想，而是一种张扬人的主体性与革命行动能力的不可能的可能性。[10]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具有其现实的潜力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如同拒绝资产阶级一样拒绝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在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历史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只需要等待资本主义矛盾爆发就可以搭上开往社会主义的列车了。与曼纽尔·卡斯特浓厚的结构主义认识论相反，列斐伏尔并没有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来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他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不是依赖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二分法，而是始终以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实践行动，弥合和链接差异的、多元的政治主体共同反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这揭示了列斐伏尔与卡斯特两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重大区别，因为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理论。[11]

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诸如“城市权利”、“城市革命”、空间政治学、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愉悦的建筑、节日、韵律等术语勾勒其政治理念与乌托邦理想。不过纵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知识学的整体构成，有几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必须强调：

（1）进入城市的权利与都市革命。这是他那两本名著标题的应有之义，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城市危机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通过都市主义或者城市规划在国家、区域和地方等不同的尺度上进行城市控制的再生产的危机表现。所以争取城市权的斗争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寻求解放正义的必然要求。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策略的分析很明确地聚焦于空间凯恩斯主义的运作机制，指认其为“消费被控的官僚制社会”，因此，城市权利斗争成为列斐伏尔关于都市与空间政治的一个主体性的入口。他实际的政治指向是很清晰的：工人运动必须联合地域与都市的边缘人群，对城市与生产进行自我管理成为对抗与重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与空间知识的策略。他呼吁“城市的权利”，不仅仅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回应，也是一种都市革命宣言，而都市革命将会建立一个都市社会，是对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超越。

（2）一种可能的政治学。列斐伏尔对国家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解释在过去4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国家生产方式是20世纪后期政治斗争阶级妥协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改良的产物。对国家的批判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的战场，关于国家与资本主义重建的政治学在西方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列斐伏尔积极呼吁以统治阶级利益为主导的国家形式的消亡，目的是为了指出国家的缺点和问题，这就需要对现存国家类型的持续批判，并且需要挖掘日常生活的政治潜能，这种可能的政治学提供了一种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策略，为未来可能性打开了新的空间。

（3）节日的辩证乌托邦想象。要评价这一理论真的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与他早年与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情境主义等先锋艺术团体的交流合作有关，也与他对拉伯雷、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对巴黎公社的研究有关。他用带有艺术想象的理念去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中广泛存在的唯生产主义和技术主义，反对一切等级化的、专制化的统治，而憧憬一种打破一切禁锢、等级和边界的节日狂欢。在晚年他走向了节奏分析的时空社会学研究，如果说节日是其最高理想的话，那么关于节奏和愉悦的建筑的研究则是其为实现理想进行的理论探索，因而形成一种辩证的乌托邦想象，这是其理论中比较迷人的诗学，但是也是招致非议和误解最多的内容。也正是其理论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歧义性使得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知识一直处于城市空间研究的核心位置，且在21世纪产生了更加广泛和复杂的影响。

四 千面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知识之当代影响

21世纪以来，对列斐伏尔的研究表现出更为全面、更现实的经验化与多样化趋势，呈现出千张面孔的列斐伏尔，涉及全球化、城市化、国家空间、身体—节奏、建筑学，乃至于生态运动、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使得对他的认识论和历史文本进行更加细致的和激烈的争论，打破了之前对他的诸多误解，而且列斐伏尔的研究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理论研究和争论开始日益复杂，同时列斐伏尔本人的空间理论形象也越发的模糊不清。这一方面反映了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的艰难曲折处境，另一方面也昭示了始终关注社会历史发展与现代生活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潜在的巨大生命力。[12]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全球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福利主义国家受到普遍质疑，经济职能转变、制度重组与扩张、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在全球都市化的条件下，激进左翼如何整合理论资源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成为非常急迫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广泛影响下，全球化、民族国家、资本流动与空间政治成为了理论叙事的中心话题。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知识同时包括对国家空间与全球化的讨论，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将国家、全球化、城市化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进行考察。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来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成为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重要入口，而列斐伏尔对国家空间的抽象生产与全球化的批判成为国家与全球化讨论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方法论前提。

而在对后殖民主义的关注中，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以斯皮瓦克、吉布森、多琳·梅西、麦克道尔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等“他者空间”话语。虽然列斐伏尔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但是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将之应用到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的主体性权力诉求之上，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影响。例如，克里斯汀·罗斯考察了法国和晚期殖民地文化之间的性别关系。[13]多林·梅西强调了女性主义对于经济地理学和激进民主论战的巨大好处。[14]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列斐伏尔持续地强调了日常生活的制度对妇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对建筑和都市规划的研究成为对家庭生活空间再生产的核心概念，为女性主义（地理学）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例如，麦克道尔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场所和空间是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她把再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建构，必须改善城市与女性的关系，结束性别不平等的空间规划形式。[15]

随着苏东剧变以及21世纪的来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多元的理论面孔，这种多元性不仅继续在以上所说的全球化、国家、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领域持续增殖，而且在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生态学、城市规划、美学和艺术等诸多跨学科的争论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产生了诸多实际性的应用研究成果。例如城市权利、都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与理论需要，空间理论必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五 结 语

从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建构与基本内容来看，他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思想复杂、开放、灵活、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存在主义或者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很难完全覆盖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也很难对其进行定位，特别是其晚期的空间批判理论已经溢出了所谓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和范围，走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广阔语境中。其提出的“空间生产的知识”不仅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之旨趣的坚持和发扬，而且也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转向甚至改变了西方的社会思想地图甚至专业结构（比如城市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但其真正意图却是由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列斐伏尔也为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鲜活的理论面孔与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一，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本精神，但是必须着眼于现代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经验，不断激活与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阶级斗争策略。从空间生产之本体假设、三元空间辩证法与城市革命的解放议程这三个方面来说，列斐伏尔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方法指南和阶级斗争策略。这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也是他直面资本主义现实并进行理论总结的创造性成果；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又为我们更好地回应当代新自自由主义的全球殖民化统治、批判当代全球化的新资本主义，提供了全球、地方（城市）与日常生活三位一体的激进政治视角。

其二，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者把列斐伏尔思想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者以列斐伏尔为出发点对当代城市现实与城市问题进行分析相关性的经验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不仅引述列斐伏尔的观点，而且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必然要成为一种趋势。列斐伏尔元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他对社会现实与理论过程的综合的分析，他试图跨学科并消除学科的界限。就像他在《都市革命》一书中所说，在整体维度上理解都市化的问题式，需要不同学科的聚合：人们应该致力于综合理解现象的总体性。对列斐伏尔都市与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的城市问题研究视角，而这一跨学科的方法恰恰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研究所急切需要的。回到中国的现实与城镇化的中国逻辑，列斐伏尔的理论联系实践、具体与抽象相结合、跨学科的视野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刘怀玉：《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的列斐伏尔》，《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2]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Frank Bryant， London：Allison & Busby，1978，pp.14，17-18.

[3]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4]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Blackwell Ltd，1991， pp.33-34，38-40.

[5]胡大平：《都市马克思主义导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强乃社：《国外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期；金正连：《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东岳论丛》2016年第5期。

[6]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4页。

[7]Henri Lefebvre，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 pp.59-95.

[8]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160页。国内外学界一直偏爱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例如爱德华·索亚就在《后现代的地理学》中从历史、空间与社会三重辩证法角度来定位列斐伏尔的主要贡献；再加上列斐伏尔本人对社会空间元理论的坚持，压抑了多数后来的研究者对其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视，诸多研究普遍忽视了列斐伏尔这一维度的贡献。但是也有例外，有学者指认：“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不仅是一个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作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要素，而且它也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路径。”参看Edward William 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Verso Press， 1989， pp.39-41，56-75.

[9]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160.

[10]Henri Lefebvr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R.Peet ed.，Radical Geography， Chicago：Maaroufa Press，1977，p.349.

[11]Peter.Saunders，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First published 1981 by Unwin Hyman Lt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 p.107.

[12]刘怀玉：《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的列斐伏尔》，《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13]K.Ross，Fast Cars， Clean Bodies：Decoloniza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95.

[14]D.Massey，Space， Place， and Gender，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4.

[15]L.Mcdowell，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der Division of Urban Spa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3：1(1)： pp.5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