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三中全会回顾：“转折与改变”的力量

2018年2月26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三中全会，是指中国共产党某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1921、1922、1923、1925、1927 年召开的这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并没有举行中央全会。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

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纠正错误。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不要四面出击。

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重提阶段矛盾。

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两年徘徊中的权力交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大门打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从农村走向城市。

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重建新农村。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国历君/文）

萧克：边杀敌边写小说

开国上将萧克在几十年艰苦的征战历程中，注重学习，笔耕不辍。其子萧星华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每天工作都到深夜一两点，直到七八十岁都这样。离休后，他把回忆录写完了，《萧克诗稿》也编辑出版了。”即使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萧克同样坚持学习和写作。“《浴血罗霄》这本书，就是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抽时间写的。”萧星华说，“那时候纸很少，有什么破纸都用，有时敌机来了就躲到防空洞里写。”

（摘自《书刊报》）

戏中串戏讽权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一些传统戏中，常见剧中人（多为丑角应工）脱开原有戏词儿，现场自编词儿，用以讽刺权贵。这种“串戏”不仅显示了演员随机应变能力，表现出一种正气，而且收到意外剧场效果。

如20世纪20年代末，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勒令民众种植罂粟，并建立官卖烟土机关。有一次他到北平参加国民党军事会议，散会后与几个达官要人到剧场看戏。这天演《女起解》，雪艳琴饰苏三。当苏三唱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话传……”时，剧情规定，侧幕内有人用山西口音“搭架子”：“去南京的都走了，就剩到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可这次演出，扮演解差崇公道的演员知道台下观众中有汤玉麟，遂现编词儿答道：“往南京去的都走了，现在净剩到热河八沟贩运大烟土的了。”观众闻之，鼓掌大笑。与汤同坐诸人大笑不可抑，而汤则局促不安。

再如《花子拾金》，演一名叫范陶的乞者在大街上拾到黄金一锭，大喜，于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顺口大唱。这出戏没有固定唱念，演员都可以临时编词儿。20世纪40年代，上海租界日伪汉奸猖獗，当地的民间艺人便在路旁搭个台子，结合现实排演《花子拾金》，唱念中讽刺日伪汉奸，噱头百出，过路行人纷纷驻足看戏掷钱。

（摘自王德彰著《谈戏说史》）

左宗棠怒对曾国藩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但二人性情太不合辙。曾国藩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浑然天成。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搞”，他很有点儿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即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

（摘自《百年湖南人》王开林/文）

公私分明的陶行知

教育家陶行知对公账和私账有一个精辟的论点：“公私之间应当划条鸿沟，不使他有毫厘的交通。公账混入私账，就是混账。公民不但自己不混账，并且反对一切混账的人。”陶行知为了工作方便，他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工作服”，上衣有两个专用口袋，一个放公款，一个放私款，公款和私款泾渭分明，互不混淆。

（摘 报）

“挑肥拣瘦”挑的是羊

“挑肥拣瘦”这个成语，指挑对自己有用，是个贬义语。其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有一年腊月三十，光武帝刘秀赏赐给太学博士每人一只羊。待羊群被赶到太学的大院里，问题出现了：每只羊大小不等，肥瘦不一，如何发放才算合理呢？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这时，博士甄宇站出来，笑了笑说：“我们要为人师表，不能挑肥拣瘦，斤斤计较，我先牵一只羊回家了。”说完，他把最小最瘦的羊牵走了。这样，大家不再争论了，你谦我让，各自牵上一只羊回家去了。这段“让羊”的佳话很快就传开了，慢慢衍生出“挑肥拣瘦”这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