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 晖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乌鲁木齐 830000)

准噶尔汗国与清朝的关系，若以1640年蒙古塔尔巴哈台会盟为起点，以1762年伊犁将军府设立为终点，前后跨时122年，历史影响深远。今日对清准关系的研究，诸多问题难以深入，其症结在于多沿用满洲视角、清朝立场，并将该立场视角与中国历史“大一统”理论相等同，使得对二者战略目标，双方斗争实质、矛盾涉及领域等研究，深入不足。重新自“大一统”角度审视清朝与准噶尔关系，对解析清代新疆史、西北史沿革甚有裨益。

一、准噶尔汗国的政权性质

准噶尔，系漠西蒙古一部，因统辖四卫拉特，遂泛称准噶尔汗国、卫拉特蒙古、厄鲁特蒙古等，其源始见《蒙古秘史》，称oyired，汉籍称斡亦刺惕、斡亦刺等，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曾与弘吉刺、塔塔儿、乃蛮等部联合，袭击铁木真，后斡亦刺惕忽秃合别乞率部迎降，被封领地，拓展属民，逐步形成“四卫拉特”，并随蒙古大军西征，其部散布天山南北及中亚各地，于蒙古政权博弈中地位突出，成蒙古“黄金家族”笼络重点，婚配频繁，关系密切。明朝，汉籍称斡亦刺惕为瓦剌，绰罗斯部为四卫拉特统帅，于脱欢、也先时期，与东蒙古争夺霸，统一蒙古高原，统辖中亚至朝鲜广大区域，于“土木之役”中俘获明英宗，实现全盛。也先被害后，汗国随即割据分裂，也先次子斡失帖木儿重建绰罗斯政权，牙帐设于漠北扎卜旱河流域，驻绰罗斯部主力，居诸卫拉特核心，故称“厄鲁特”，汉义“魁首之部”，意为“大瓦剌”，居于哈密的属部称“小瓦剌”，为斡失帖木儿之子所辖。十六世纪初，大瓦剌随哈密王阿黑麻里西征中亚，留居故地余部重组四卫拉特，亦将魁首称“厄鲁特”。十六世纪中后期，蒙古各部纷争中，卫拉特屡遭劫东蒙古侵袭，土默特部多次袭击卫拉特驻地，迫使绰罗斯部迁徙。鄂尔多斯部征讨卫拉特，深入额尔齐斯河，掳掠卫拉特。喀尔喀诸部也曾多次发起进攻，卫拉特几经激战，一度失地萎缩。十七世纪初，卫拉特各部整合实力，重新崛起，击败喀尔喀部。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一路征服鞑靼诸部，占据乌拉尔河至伏尔加河等区域；和硕特部南下，击败绰克图台吉，并进军西藏，控制青藏高原；对于中亚哈萨克、布鲁特，卫拉特诸部攻伐不断，加强扩张；对于沙俄的蚕食，准噶尔于亚梅什湖一战中全歼该处俄军，一度遏制沙俄渗透，卫拉特地域东起杭爱山西，西至中亚、顿河流域，北起额尔齐斯河，南至青藏。准噶尔部居四卫拉特核心。

明末，满洲崛起，后金建立，漠南蒙古纷纷顺服满洲，漠北蒙古也逐步受控，加之沙俄于西伯利亚扩张，占据喀尔喀所辖巴尔浑等地，卫拉特深感威胁，于格鲁派促成下，喀尔喀与卫拉特聚塔尔巴哈台会盟，订立《卫拉特法典》，规定准喀二部秩序，确立共同御敌职责，大力推崇黄教，实现政治势力的联合。十七世纪中叶，准噶尔内讧重起，僧格被害，其弟噶尔丹率其旧部平叛，以“温萨活佛”身份及达赖喇嘛的支持，迅速继位为准部首领，经数年征讨，结束政治割据，完成卫拉特各部统一，独揽大权，建立“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建军政、司法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征服周边“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赛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清圣祖实录》卷183，页964—965，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被清朝视为“战斗之国”，成为欧亚大陆中介于沙俄、清朝之间的强大游牧政权。

纵览准噶尔汗国历史，可见准噶尔汗国政权性质与政治目标：

首先，就准噶尔的政权性质而言，与满洲(清朝)政权二者并不统属，准噶尔汗国历史远早于满洲政权，其既未归附于清朝，亦未臣服于沙俄，将其抗清定性为叛清，实为满洲统治者视角，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准噶尔汗国统一中亚及蒙古区域，与满洲政权统一东北及内地直省，二者性质相同，与三国两晋、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性质相同，需客观看待二者统一中国历程中的关系。所谓准噶尔的分裂，实质为满洲视角及其正统论的产物，此“成王败寇”的观点非史学视角，故需客观看待准噶尔统一蒙古及西域的历史功绩。

其次，就准噶尔汗国的政治目标而言，准噶尔的崛起，其初统一天山北路卫拉特诸部，再而征服回疆，实现天山南北的统一，旋征服哈萨克、布鲁特等诸部，实现中亚区域的统一，最后出兵漠北，拟统一喀尔喀诸部，实现自中亚区域至蒙古草原的统一，合同青藏教区，构建一个蒙藏统一体，其汗国历程实为统一蒙古、统一中国之历程。噶尔丹后，准噶尔继任者其政治目标虽未有详细记载，但与塔尔巴哈台会盟、《卫拉特法典》的宗旨基本一致。

二、准噶尔汗国对清朝的威胁

清朝与准噶尔的矛盾，其历时之长，地域之广，领域之多，可谓空前。

就斗争跨时而言，自1640年蒙古塔尔巴哈台会盟，达成联合抗清意向，至1762年伊犁将军府设立，清朝确立对准噶尔故地的统治，先后122年，时值清朝康雍乾盛世，三朝杰出君王以举国之力抵御准噶尔威胁。崇德五年(1640年)，准噶尔与喀尔喀各部会盟，联手抗清；康熙年间，清准因喀尔喀问题，双方两度大战，康熙三次亲征，用兵七年使灭噶尔丹大军；雍正时期，清准因青藏问题再次交恶，策妄阿喇布坦欲控黄教势力，清廷实施“驱准保藏”策略，噶尔丹策零又于喀尔喀再起战事，几经交战，击退准军，和谈划界；乾隆朝，清廷以准部内讧，实施“以准击准”，最终征服准噶尔，前后跨逾百年，远甚三藩、台湾、雅克萨、金川等战事，其斗争跨时也堪称之最。

就斗争地域而言，清朝为防御准噶尔，构建军事体系，自东北三省驻防，至北部漠北、漠南蒙古诸部，中部自甘肃庄浪、凉州，延伸至吐鲁番、哈密回部一域，南路涵盖西藏、青海藏区，其驻防区域可称满洲之“万里长城”，地域之广堪称清代兵防之最。

就斗争领域而言，清朝为实现“以蒙制蒙”，扼制准噶尔，以八旗制、盟旗制纳漠南、漠北蒙古诸部于满洲左右，强化满蒙联盟；为整合回部之力，笼络哈密、吐鲁番元裔回部，设置札萨克，对其头目封官赐爵，对其部众编旗设佐；为笼络藏区蒙藏教民之心，推崇黄教，护送达赖坐床，设置驻藏大臣，隔离准噶尔；为实施经济制裁，设置八旗驻防于周边，把守关隘，控制贸易；为实现战略大包围，以外交手段联络沙俄、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等，独立准噶尔；为分化准噶尔汗国，实现“以准击准”之策，封赏优抚准部投清降众，并以其为两路南北两路先锋反击，师行数千里无一抵抗者，彻底瓦解准噶尔汗国。清准斗争可谓涉及政治联盟、军事征服、经济封锁、宗教斗争、外交博弈等诸多方面，斗争领域之繁堪称之最。

就斗争性质而言，双方矛盾不同于平定三藩、台湾、沙俄等问题。首先，蒙古的统一，既有蒙古诸部众望所归的成分，也是西藏格鲁派宗教扩张计划的有机组成，使双方斗争中政治势力、军事力量、宗教派别多重因素紧密交织，错综复杂；其次，双方的矛盾缘起为蒙古的统一，清朝对准的征服、统一过程，亦对蒙古诸部实现分治的过程，其间八旗驻防由东北向西北的不断拓展，其结果是准噶尔属地尽数划入清朝，蒙古诸部全部控辖于满洲，清代中国版图遂完成定型；其三，准噶尔汗国为介于清朝、沙俄间一强大政权，控制范围辽阔，军事实力强大，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同为少数民族政权，于明朝政权灭亡前后，前者自中亚向东展开统一，后者自东北向南展开统一，二者矛盾核心为中国版图与蒙古部众的统一问题，而非分裂、割据、侵犯的性质。

准噶尔汗国为清朝一大威胁，其政权的存在与覆灭，对清朝八旗驻防格局影响巨大。

三、清朝征服准噶尔的战略目标

1644年清朝入关，其战略目标在中原内地，消灭南明政权及反清势力，构建直省八旗驻防体系，实现对直省的直接控辖，而其政治基础之一是满蒙联盟，以联盟的巩固实现战略后方的稳定。对于蒙古诸部，满洲对追随者编入蒙古八旗，视为一体；对臣服者纳入盟旗，分封札萨克；对反叛者纳入总管旗，严加控制；对降而复叛、叛服不定者则举兵剿杀，其最终目的即为掌控蒙古诸部，巩固政权统治，其核心不在经济利益的获得，亦不在族众属地的直辖，而在满洲统治下满蒙联盟的巩固，蒙古部众对满洲的臣服恭顺，对蒙策略以消除政权威胁为宗旨，在处理准噶尔问题上尤为明显。

就清朝征服准部的战略目标而言。清朝入关初，清准关系尚为缓和，清朝并未对其设立八旗驻防，亦未采取军事征伐，“三藩之乱”时双方贸易频繁，互为利益往来。其后，噶尔丹欲统一蒙古，围绕喀尔喀归属，清准噶尔几度大战，历经康雍乾三朝，先后六十余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利用准部内讧，实施“以准击准”，初平准噶尔。是时，就属地管辖问题，乾隆帝谕“将军大臣等暂留驻扎，亦因准噶尔地方初定，现有应办事宜，俟一二年后，诸事俱定，即行撤回”*《清高宗实录》卷490，页150—15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可见清廷对准噶尔属地未有直辖之心，亦无灭绝准噶尔部众之意，对于征准大军未做驻防安排，消灭准噶尔达瓦齐政权后，即刻撤返全部官兵。就准噶尔部众管理问题，乾隆晓谕“将彼处各台吉酌量劳绩及所属人数众寡，分别加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等爵，虽各项爵秩，视汗自有等差，其为办理各该旗事务，职任维均，至本部落各扎萨克等事务，即不归其统辖，向来喀尔喀内扎萨克等体制皆然，朕视准噶尔众台吉，与喀尔喀诸部落无异，凡事俱一体办理，四卫拉特台吉，亦应照喀尔喀每部落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遇有应奏事件，即报明驻扎大臣转奏，至大臣等回京后即著报部转奏”*《清高宗实录》卷490，页150—15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

清廷对准部降众拟仿喀尔喀部札萨克制善后，分封卫拉特四部头目，以盟旗制实现族众的管理，随即清军全线撤军，仅留五百官兵于伊犁。但其后卫拉特降众，响应阿睦尔撒纳之乱纷纷反清，盟旗分封宣告破灭，清廷亦惊亦怒，遂纵兵剿杀余众。纵览清朝对准政策，无论和谈与征伐，无论分封与剿杀，无论撤兵与驻防，清廷初衷始终围绕一核心，即准噶尔之顺从臣服，消除清朝政权之威胁。

四、清朝对准噶尔的战略包围

清朝应对准噶尔的威胁涉及三大区域：北部区域(漠南和漠北蒙古区域)、中部区域(甘肃至新疆东部区域)、南部区域(青海和西藏区域)。三大区域各有特色，战略目标、斗争方式不尽相同，双方均拟以此实现战略包围，清朝针对准噶尔汗国的驻防体系也由三大区域逐步形成。同时，双方为取得主动，均采取外交手段，联络俄罗斯、哈萨克、布鲁特等，清朝亦联络土尔扈特等，欲实现战略合围。

1.北部区域

清朝北部防御体系大致自呼伦贝尔、柳条边，沿蒙古草原、长城沿线，延伸至阿勒泰，对外防御俄罗斯，对内以准噶尔为主要防御对象，兼有其他蒙古诸部，以北京为重心，双方以漠南、漠北蒙古诸部的归属最为焦点。

北部防御体系南段，为原明朝九边，清朝驻兵热河、察哈尔、绥远城三处，使热河区域之承德、喀喇和屯、桦榆沟、木兰围场，及察哈尔驻防的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与绥远城东西连为一线，将蒙古草原及中原内地分割控制。康熙帝又将归降之喀尔喀、厄鲁特编入察哈尔，制衡其间，巩固防线；其东段，含柳条边西界、伯都纳、呼伦贝尔驻防等。柳条边以西为蒙古科尔沁游牧地，边门设兵把守，隔离满汉与蒙古。柳条边北上设伯都纳驻防，西控蒙古边界。伯都纳以北设置呼伦贝尔驻防，位处蒙古、沙俄、黑龙江三界游牧地，借以遥控喀尔喀。康熙三年(1671年)，清廷于盛京设置将军，令其输送兵力，并逐步强化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编库雅拉、巴尔虎等部众为“新满洲”，编锡伯、卦尔察等部众入八旗，大规模徙民编旗，雍正朝东北全境八旗兵达26750名，其中迁来诸部佐领180个，兵10815名，占总额一半，以盛京为东北驻防枢纽；其北段，以乌里雅苏台为核心，阿勒泰以东漠北喀尔喀诸部属地，清准几度大战于此，为军事主战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军逾杭爱山突破喀尔喀三部，并劫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帐，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众奔溃，投奔漠南，噶尔丹占据漠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以击追喀尔喀为名，越呼伦池而南，深入至乌兰布通，临近京师七百里，后为清军所败，返回科布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再次引兵进驻克鲁伦，拟联合蒙古各部对抗清军。派军萨布素以满洲科尔沁兵出其东，费扬古调陕甘兵出宁夏攻其西，康熙帝亲出独石口，于克鲁伦河并进合击，昭莫多之役歼灭准军主力。是时噶尔丹之伊犁旧地已为僧格之子策妄阿布坦所据，阿尔泰山以西全失，噶尔丹退路断而后亡，所部精锐也消耗略尽，清军遂将喀尔喀三部回迁漠北游牧，并北得科布多，西得哈密，为夹攻准部之根据地。

雍正五年(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位。雍正帝屯兵阿勒泰、巴里坤两处，扼制准军。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出兵征伐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诱清军离科布多大营，于博克托岭、和通泊等处围歼。和通泊之役，清军大败，仅存2000余人退至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乘胜进攻北路，深入额尔德尼昭，意欲迎夺喇嘛，掳掠喀尔喀蒙古。次年，清廷调集八旗及蒙古诸部武装，于额尔德尼昭之役，大败准军。其后，双方先以杭爱山为界休战，后划阿勒泰山为分界。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于乌里雅苏台设定边左副将军，其“东界库伦，西界科布多，南界瀚海，北界俄罗斯”，掌管唐努乌梁海和喀尔喀四部及所附额鲁特、辉特二部军政事务。乌里雅苏台虽称边外第一重镇，但设将军却不设重兵，以“皆岁征蒙古兵换房屯牧”*魏源：《圣武记》卷3，页104，中华书局，1984年。，以此密切关注蒙古诸部动态，为历次对准用兵的北路集结地，平准后该处将军未撤，直至晚晴清廷用兵新疆，乌里雅苏台均为北路要地。乾隆二十六年(1761)，随清廷征准大局已定，清廷科布多曾设参赞大臣，强化管理。

2.中部区域

清代甘肃，北界蒙古，西接新疆，东靠陕西，南临青海，自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康熙年间，清准虽数次发展，但清廷于甘肃建设临时驻军，用兵后随即撤军。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设置宁夏驻防，拟以此为后方，巩固哈密、巴里坤驻兵，封锁准噶尔。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与准部议和，遂撤巴里坤大军，于哈密驻兵一千，留嘉峪关至哈密之军站以备不虞。吐鲁番回众因惧准部威迫，请徙于内地，内徙者六百五十户，清廷将其安置于肃州境内。随后，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复率众八千余人内徙于瓜州，自是吐鲁番各城庄空无人矣。清朝遣官赴瓜州，对哈密回众，编旗设佐，置管旗各员。清准和谈数年，虽撤返大军，惟于哈密驻军四千，布隆吉尔驻军五千，杜绝准骑东犯，哈密诸地屯田如故。因吐鲁番头目额敏和卓在“莽噶里克之乱”中深得清廷信任，并助平回部有功，被封郡王。雍正八年,清廷调太原满洲兵三百“前往宁夏驻防”。雍正九年，将西安驻防之江宁、河南满洲兵内调拨一千名，遣往庄浪驻扎*《清世宗实录》卷108，页427，雍正九年七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雍正十三年，设甘肃凉州八旗满、蒙、汉兵凡二千人。设驻防庄浪八旗满、蒙、汉兵凡千人，甘肃驻防满营经数次征调已初具规模。

雍正末年，双方和谈划界，其北路以阿勒泰山为界，南路以哈密、巴里坤为界，因巴里坤与阿勒泰山东段紧连，且准噶尔袭扰不断。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调部分太原满洲官兵“移驻宁夏”，又调四千八八旗官兵，建庄浪、凉州两处驻防，设凉州将军等，使甘肃八旗驻防初具成型。

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城尽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驻防官兵及家属死亡一千一百一十八人。针对此情，清廷遂筑宁夏新满城，地震之减员兵额，自西安满洲官兵“顶补”。几经征调，宁夏驻防官兵达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合家眷共一万七百三十四人*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合凉州、庄浪驻防官兵三千二百名，甘肃驻防满营官兵共六千七百余，家眷约两万余众。与此同时，伴随对准战事的需要，及八旗驻防规模的增加，甘肃绿营兵额也随之扩编，形成三标六镇九协一百一十九营，绿营官兵人数达八万二千八百八十八名。

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其中路区域以甘肃为后方，其范围自甘肃宁夏、庄浪、凉州延伸至巴里坤、哈密、吐鲁番新疆东部，该区域驻防于清朝对抗准部作用甚大。其北，清廷将北部蒙古一线驻军为对准用兵之左翼，宁夏、庄浪、凉州一线中部驻军为右翼，两翼官兵为历次清朝对准用兵之主力，实现左右合击，战略合围；其南，中路驻防能隔断西域与青藏的联络，防止蒙藏联合，对清朝的合围；其西，清朝可以于此驻防，有效控辖、笼络哈密、吐鲁番回部，并隔离准噶尔以东商贸联络通道，并集合回、蒙、藏诸部及汉军绿营之力合击准噶尔。相对北部区域清准战事，中部区域驻防较为稳固，虽准军骚扰不断，但双方大战较少，清军未出现似和通泊之役的溃败，究其原因，与绿营屯田的广泛布设，满营、绿营驻防城的层层修筑不无关系，使准噶尔游牧式军事方式无法于此发挥优势，此外清廷对于哈密、吐鲁番回部的羁縻联合，对于青藏地区蒙藏族众的拉拢，对孤立准噶尔汗国，分化卫拉特各部，配合军事作战均也效果显著。

3.南部区域

清朝用兵准噶尔，其南路涉及青海、西藏两地藏教区，双方斗争涉及西藏两派，即拉藏汗与第巴，涉及青海两派，即左翼与右翼，矛盾复杂，关系错综。

十六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于蒙古各部广泛传播，蒙藏之间日益密切。1636年，格鲁派求援卫拉特，顾实汗率卫拉特蒙古四部联军，自伊犁出兵青海，灭却图汗，占领青海，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折返，和硕特部留驻青海。1640年和1642年，顾实汗以格鲁派护教法王身份，于康区和后藏两地，擒杀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二世，逐步统一青藏高原。格鲁派在和硕特部扶持下成为藏传佛教界统治教派。顺治十一年(1654年)，顾实汗病殁拉萨，是时五世达赖影响增强，与和硕特部矛盾日益加剧，其联盟日渐瓦解,西藏第巴实力扩展，与蒙古交恶不断。

噶尔丹完成新疆卫拉特蒙古诸部统一后，遂着手攻打青海和硕特部，对青海进行统一，虽格鲁派上层为抗击和硕特，力挺噶尔丹为外援，但噶尔丹占据青海，必将危及西藏宗教集团，西藏派使阻止噶尔丹进兵。加之准噶尔对中亚哈萨克等兼并尚未完成，准噶尔对青藏的进兵较为慎重。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曾举兵欲侵西海*西海：位于青海东境，青海湖西岸，原为吐谷浑国都。，但大军行至哈密“回子之地”，引起清朝高度关注，交涉后噶尔丹撤兵而返。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各立达赖而决裂，拉藏汗以清廷为后援，与青海左翼什巴图尔、察罕丹津爆发冲突，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干涉其间。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策妄阿喇布坦兵侵哈密，拟进入青藏，清朝倾力反击。“策妄阿喇布坦，收其遗孽，仅保伊犁。故尝索俘取地，无取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计袭哈密，入西藏。”*《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76—280，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准军绕哈密由阿里出新疆，进入西藏，攻伐拉藏汗。十一月，拉藏汗兵败被杀，清廷遂将用兵重心由新疆移至西藏，出兵救援。然于哈喇乌苏之役，清军损失惨重。

康熙帝对此重新规划战局，军事上调北路阿尔泰一线兵力23400人，中路巴里坤一线兵力17252人，南路青藏区域兵力10000人，胤禵指挥，由三路进军*《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2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和硕诚亲王胤祉等奏为办理军务折。，威慑阿勒泰、巴里坤、西藏三线准噶尔大军。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新疆准噶尔本部围困固守，陈兵青藏交界地带。“自此内至巴里坤，沿途造堡，每堡驻扎兵丁四、五百人固守，大军照常驻扎巴里坤”。政治上宣传“展拓黄教、护送新呼毕勒罕坐床”，认定格桑嘉措为真正达赖转世，深得青海蒙古民心。谴责准军行侵哈密、斩拉藏、毁寺庙不义行径，以蒙古黄教信徒舆论讨伐策妄阿喇布坦，孤立入藏准军。宣称“命我子大将军王率京城之满、蒙大军,遣往西宁,为黄教事会同青海人等议,弘扬黄教,拯救土伯特民,将其作为宗旨,伊等应行即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4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议政大臣巴珲德等奏请阿旺达希入京城折。，获得青海蒙古和西藏上层支持。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1720年5月)，清军南北两路大军入藏，准军畏势循逃。九月十四日(10月15日)，北路军进入拉萨，护送新封敕“第六世达赖喇嘛”坐床，次年一月,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贵族和达赖喇嘛等,因惧准噶尔部来年遣兵复来,要求清军酌留驻藏。清廷留清军三千名驻藏在拉萨布达拉宫前河沿筑营十二座,分防紧要关口，清朝直接统治西藏由此开始。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的反乱。雍正帝下诏切责罗布藏丹津,派大兵进剿，并堵截其入藏，罗布藏丹津只身逃往准噶尔部。

清朝于青藏南路的胜利，首要归功对宗教的运用，不信笃武力，“以平靖教务为要事,军旅为小事”，收拾蒙藏民心，并分化准噶尔与青海蒙古，“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清圣祖实录》卷286，页790—791，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故宗教可为军事之辅助，实现武力之不及，其后新疆八旗驻防实施，清廷尤为重视宗教，并纳入军政体系，宗教遂成为清廷辖控蒙古部众，及驻防官兵的手段之一。

4.外交领域

中亚大草原自古为我国游牧政权战略后方，常以地理纵深优势，缓解军事不利因素，使中原军事力量难以深入中亚腹地。准噶尔汗国亦如此，雄踞中亚广袤地带，即使三路军事失利，也可退至西路哈萨克草原区域及周边，但随沙俄东扩，准噶尔战略纵深区域大量收缩。清朝为配合用兵准噶尔，以外交联络各政权、部众，实现战略大包围。

遣使沙俄。康熙后期，清朝与沙俄关系处于僵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逝，雍正三年(1725年)，俄彼得大帝逝世，两国随之围绕各自利益开展外交接触。1727年8月，清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1728年双方签订《恰克图条约》，明确清俄中段边界，解决清朝所关注的逃人问题，清俄关系遂趋向缓和，有利对准用兵。雍正八年(1730年)、九年(1731年)，清朝祝贺俄皇即位为名两次遣使赴俄，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接见，清朝赢得俄方对平准事宜的支持，解除了沙俄干涉清朝征讨准噶尔的后顾之忧，并以通商为筹码，得到战后按《恰克图条约》要求，引渡准噶尔逃人的许诺，进一步孤立了噶尔丹策凌。

联络土尔扈特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6月，清廷曾遣使联络土尔扈特阿玉奇汗，拟说服其东归故地。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为配合出兵准部，再遣使土尔扈特，拟说服土尔扈特东归故地，并联合哈萨克人、布鲁特人自西攻击准噶尔，实现东西夹击的战略构想，但因俄国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乾隆元年(1736年)，清准就以阿尔泰山为界谈判中，噶尔丹策零提及“现在与土尔扈特绝不来往，与哈萨克、布鲁特并为仇敌，凡准噶尔部人无不以定界和好为乐者。”*《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一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壬辰。说明准噶尔的衰落，已失去对土尔扈特、哈萨克、布鲁特的控制，并转变为其对立，能够策应清朝对准出兵。乾隆朝出兵准噶尔，是否遣使联络土尔扈特，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交涉哈萨克、布鲁特。清朝平准之前，哈萨克、布鲁特不与其接壤，亦不通使者，清朝拟利用中亚诸部与准噶尔的矛盾，借以牵制准部用兵。哈萨克、布鲁特与准噶尔历史矛盾尖锐，其族众“无不怨之”*《清圣祖实录》卷263，页593—594，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恶，故其附近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皆相仇仇。”*《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一，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康熙帝论及“平定吐鲁番后，招安素尔通等处回子，一面通知哈萨克、布鲁特，不但吐鲁番易取，即策妄阿喇布坦亲来亦可剿灭”*《清圣祖实录》卷264，页597—598，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雍正帝认为“(准噶尔)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搆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可见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为牵制准噶尔之有效力量。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准噶尔六千名兵丁，去往哈萨克交战，准噶尔战败，其兵败之处，瞒于其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乾隆五年(1740)十月二十九日，档号：03-1741-1-06。乾隆二十年(1755年)，随准噶尔内讧，清廷得知“巴特玛车凌与哈萨克人众往征达瓦齐之处”，认为“达瓦齐势已穷蹙，准噶尔业成瓦解之形，若不迅速进兵，必致哈萨克幸获其利”，*《清高宗实录》卷481，页17，乾隆二十年正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遂采纳阿睦尔撒纳之策，果断令南北两路大军，利用准部内讧时机，及哈萨克与达瓦齐的矛盾，果断出击达瓦齐。

结 语

清准关系史为清朝历史重要篇章之一，其研究视角有二，即满洲统治者的清朝视角，及中国历史的“大一统”理论视角，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不易混同。准噶尔与满洲同为该时期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于“大一统”体系下具有相同的地位与性质。纵览准噶尔的历史，其统一蒙古、蒙藏的政治目标，统一西北、中亚的军事历程，证明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实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属性。清朝对准噶尔的征服历程，亦为杜绝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统一，拆解卫拉特四部联盟的过程，巩固满蒙联，强化清朝统治的过程。其间，清朝逐步消除蒙古诸部的威胁，以八旗、总管旗、盟旗等制度实现“分而治之”，分治蒙古诸部，整合于满洲管理体系下，围绕准噶尔威胁，清朝完成对喀尔喀、青藏、新疆东路的管辖，八旗驻防随之延伸拓展，直至准噶尔政权的覆灭，清朝将疆域推进至巴尔喀什湖西岸，将全部“准部故地”并入版图，清朝版图及八旗驻防格局随之逐步定型。

清朝征服准噶尔前后，清廷于新疆统治政策亦几经变化，征服准噶尔前，拟分封卫拉特四部，实施羁縻政策。征服准噶尔后，于驻军问题中有换防至驻防的转变，于治疆政策方面有直省制与军府制的选择，随其后土尔扈特部等卫拉特诸部回归，清朝继伊犁将军后又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形成“双军府”格局，于官兵选派中有全国军事大调整，各地八旗组建并移驻，清廷将所征服的准噶尔故地称为西域新疆，清朝中央管理新疆序幕由此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