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中

尊敬的吴红波大使、韩志强主任，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首先感谢赵大力副会长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给大家汇报对文明拐点中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

为什么讲人类文明的拐点，这是由技术推动的。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每一次重大社会进步，都是有重大技术的突破诱导，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首先是达成科技共识，研判这一科技突破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然后是责任共识，研判不同人类群体的科技带来的突破性影响的责任担当；再后来是原则共识，就是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担责任，然后又到了利益共识，就是面对突破性的新技术带来的大规模的正面或负面收益，人们如何来分享；再来就是各国政府和各国社会团体达成政治共识，我们知道政治共识就是国与国之间解决冲突的共同决心；最后就是形成制度共识，就是最终形成对各国政府和不同族群有共同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形成新的世界秩序，以此为基础，对那些违反规定的国家和群体进行制裁，维护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和平或者不冲突往往是短暂的，世界就是技术不断突破过程中不断地从旧的平衡中产生新的不平衡，又从新的不平衡中得到更新的平衡。

为什么我把人类新出现的以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重大技术突破新阶段命名为智信社会？所谓智就是新技术让社会变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特别是区块链。他们每一个技术都不断进步，从各自方面装备着整个社会的结构，但是另一个现象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新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装备、相互颠覆。举一个例子，大数据自身变成了新的生产要素，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本身又被云计算渗透、颠覆和在装备，进而形成云数据。我发现刚刚大会的照片已经可以在我私人微信上看到，为什么？因为这些照片被传到了云端，在手机上搜索就可以查到。本来云物大智的技术已经让人目不衔接，近期一个新的技术区块链又横空出世，它对云物大智产生的新世界新产业新社会结构又进行新一轮的渗透、颠覆和再装备：它一方面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又高度集权，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几千年来的第一次。也让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大变革、大创新。

云物大智和区块链技术把整个人类带进了一个新时代。回顾人类走过的每一个新时代，都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群体不同的惊喜和痛苦。有的国家和群体抓住了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创造出了诸多惊喜，有的国家和群体错失了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被动接受了诸多痛苦，有的甚至被淘汰。摩尔根年把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我们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又可以把文明时代分为农耕文明时代、商工文明时代和智信文明时代三个阶段，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处在农耕文明时代，大部分国家处在商工文明阶段，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跨入了智信文明时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没有新想法，不在于我们没有新技术，关键在于新技术、新想法能不能迅速传播，这是根本的区别点。

智信文明可以追溯到1970年，智信文明中社会是智慧的，就是指基础设施是建立在云物大智和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的技术性设施，我们经常把它称作智慧社会，大家平常提到的智慧城市、智慧地球等就是指这些；经济是信用的，信用经济必然在价值链进行布局，在这里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信用成为新的生产力。刚才看到吴大使的PPT上，我国的公共关系行业已经超过五百亿，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很快超过千亿。以前根本不注重这样的传播，如今每一个人都开始注重，特别是在欧美国家，政府都有政府旅游与宣传部，或者政府旅游与广告部，我们知道信用资源不断衍生新的经济。尤其是区块链的到来，使得个人都有可能取代政府发行个人的货币，进行不同圈层的信用交易。例如，风行世界的比特币，就是由几个人构思并发行的。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也要求我们根据新型的突破性技术的内在要求重新布局各种战略。

今天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个新的学习机会。听了演讲之后我发现，原来公共关系也是生产力，有的时候还是关键性的生产力。我到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工作以后，才发现我们把外交部称作国际资源配置部更为贴切，如果名字换了，功能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在国际资源配置和国际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中美关系，无论你是否承认，美国也认为中国是他的邻国，现在离开美国的地缘政治也不行。近期，中美的贸易冲突是两国内政转型的冲突，原不是两国外交政策的冲突，但是表现在外交，为什么？中国想把自己的社会提档升级，美国认为全世界都在搭自己的便车，要实行新的孤立主义路线。在如何处理中美贸易时，我建议还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该办的事、不做过度反应，因为美国是对全世界的，没有针对性。美国从诞生到现在，70%以上的时间都是孤立主义国策，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孤立主义者，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别国为美国的国际行为和国内的经济窘态来买单。中美两国领袖都是奋发有为大国领导，他们的第一次会谈就长达七个小时，谈的就是共同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刚才兩位嘉宾说的，怎么管理冲突，就是合作共赢，这是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国家的提档升级是内政，也影响着国际。刚才吴大使讲道，中国的快速发展没有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美国坚决反对别人搭自己的便车，习总书记却在不同的场合说，欢迎搭我们的便车、快车，并提出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让人类共同发展，形成共同体福利改进，就是各国在自己福利改善的同时，也同时改善别的国家的社会福利，进而形成全球的共同福利改进，这是一个新的格局。没有刚才提到的新的智信社会，这样的格局是很难形成的。

那么，中美贸易究竟打的是什么？现在政界很多人关注什么？货物贸易中国顺差美国1500多亿美元，但是还有两个贸易更可怕，一个是服务贸易，美国顺差中国中国800多亿美元。比服务贸易更可怕的是制度贸易，美国顺差中国3000多亿美元，制度贸易是如何实现的哪，主要是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这期间中国贡献不菲，汇率和利率政策红利以及美国国债的吞吐造成了美国的现实性制度产业收益。

智信文明也把人类带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国家主权呈现越来越股权化的现象，例如，阿里巴巴从创业开始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他的大股东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当今世界，物理空间的重要性越来越虚化，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中美双方应该联手共同推进世界治理体系的创新，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应该以平等包容的方式逐渐取代霸权制；第二要以开放为模式，防止碎片化；第三是人类共建机制；第四是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受益，不能是某几个国家去做。

其实，中美主要的冲突是两个文化和文明圈的冲突，这是一个行为模式。当然对于全球化，中国也有新的使命，最关键的是，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国内制定模式和国际制定模式，我们是双转型，即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能力培育成为智信社会的基石，我们发展的着力点就是要放在提高能力上。

2014年7月8日，习总书记对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先生说，能不能对经济社会能力和中国改革的难点进行研究，我们团队很荣幸承担了这个课题。结果发现，社会能力是建立在产业结构竞争力、利益结构竞争力、区域结构竞争力、制度结构竞争力和伦理结构竞争力的基础和支柱之上。以农业为例，我们产量高、价格高、储量高、补贴高，进口量也大，但是中国农业的国际性竞争力不行。从全球的结构性竞争力来看，中国的改革任重道远，需要全面深化。

现在整个世界都担心中美冲突的升级，担心中美形成经济新冷战，我认为不可能，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60%。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共同产业生态圈，今后如何化解中美冲突和矛盾，我看还是要推动中美共识，寻找中美利益最大公约数，管控好中美矛盾冲突平衡点，进而推动人类的共识，这一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