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中，蒋建军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然而在长期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中，人们往往将两者相互割裂、相互独立，使得当代中国人未真正吸取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智慧，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坐标审视和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本文试图超越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研究的通常视阈，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探析其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探寻其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原则，以为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启示。

一、历史镜像：反对官僚主义的视阈探寻

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总体上有人民、国家、党建三个维度，相关论述是其在不同场合针对具体官僚主义现象提出的，构成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立体图景，也客观上造成了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研究分歧。这种割裂必然误解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战略智慧，因而需要立足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视阈重新把握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

第一，人民维度。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中就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688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维度，包涵内在与外在两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就外在视角而言，官僚主义侵犯、损害人民的利益，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困难，必然遭到人民的批评、反对、抵制。就内在视角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522，人民属于共和国共有共治共享的主体，而领导干部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人民不仅与外部敌人相对立，而且与内部官僚相对立，后者恰恰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内在视角。官僚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固然会引起受害者的群情激愤；但官僚妄图取代人民支配国家政权，则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威胁。不认识到后者作为人民维度的内在视角，反对官僚主义必然难以形成共识，更难以形成久久围攻的坚强动力。

从人民维度反对官僚主义，既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突出特征，又是其相信、依靠、服务人民的一贯主张。早在1919年，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夕，即提出了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著名观点：“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292正是由于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毛泽东坚信民众乃一切战争胜利之本，民主乃对付官僚主义之器。因而从人民维度反对官僚主义，重在揭示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依靠力量，它不能与其他维度相分离割裂，也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单纯从人民维度来反对官僚主义，不过是片面的理智和抽象的激情，不仅难以形成战胜官僚主义的强大统一力量，而且可能被蛊惑利用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晚年毛泽东坚信“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4]34，告诫领导干部不要怕群众闹事，但群众闹事不能消灭官僚主义。毛泽东晚年以“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教训，永远值得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

第二，国家维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5]1058的资产，现实的表现为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权机关。前者意味着共和国一定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后者则意味着可能形成“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后者对前者的偏离背弃，决定了党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并且构成了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重要维度。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国家维度，相应地包涵内在与外在两个视角。共和国外在地属于能动的、行动着的政权机关，官僚主义产生于、存在于政权机关之中，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整治政权机关。毛泽东高度评价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建议，说：“这个办法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6]502共和国内在地属于建设的、发展的共同事业，官僚利用官职满足个人私欲，导致共同资产被侵蚀，共同事业遭到损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初期，毛泽东即批评官僚主义“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7]307。反对官僚主义的这两个视角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国家维度，也是新时代反对官僚主义必须进一步继承弘扬的宝贵遗产。

从国家视角反对官僚主义，既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对象性领域，又是其不断拓展共和国道路的必然选择。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回答是，建设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新中国[8]663，而在新时代已经发展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些领域共同构成共和国道路，并且是通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因而是否从国家维度反对官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开创的成败。毛泽东坚持从国家维度反对官僚主义，但仅仅从国家维度反对官僚主义却并非毛泽东的观点。这是因为国家的两个视角，本质上属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又是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官僚以国家机关职权为生，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故而不要妄想官僚会消灭官僚主义。因此，单纯依靠国家机关来反对官僚主义是无效的，离开国家建设内容来反对官僚主义是虚妄的，抛弃国家远大理想来反对官僚主义是短暂的。毛泽东晚年对官僚主义的反对，多少脱离了他一贯坚持的国家维度，值得新时代反对“四风问题”吸取教训。

第三，党建维度。中国共产党既是党员干部因理想信念而结合的政治共体，又是党员干部因思想作风而显现的政治组织。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9]47；但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握有公权力，共产党员又直接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决定着党的初心和使命能否实现。共产党员的双重特性决定了，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对党内官僚主义没有休止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党内官僚主义将长期是个大问题[10]254。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党建维度，相应地包含内在与外在两个视角。因官僚主义直接地由党员干部表现出来，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坚决遏制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一再告诫党员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因官僚主义根本上源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大力强化党员党性修养，补足党内抵御官僚主义的理想信念之“钙”。因此，对于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切不可将两个视角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11]28。

从党建维度反对官僚主义，既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直接场域，又是毛泽东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任务。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来看，官僚主义本质上是党内陈腐政治生态，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双重反动。因而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中，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作风，并且都是将其作为党内不良风气进行整顿。党内整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作风和思想问题，巩固和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且历史证明此举取得了显著成效。延安整风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9]284。然而党内官僚主义作风仅仅属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部问题，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也不应推广到党的建设之外。党内官僚主义作风也只是党内官僚主义的外在层面，且往往只是形式的无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因而单纯的党内官僚主义作风整顿容易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党内整风运动导致长期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也是新时代反对党内“四风问题”必须防范的苗头倾向。因此，毛泽东坚持反对官僚主义的党建维度，但不主张单纯从党建维度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毕生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并且主张人民、国家、党建三维齐下。这表明人民、国家、党建三个维度，相互区别、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但任何一个维度皆不包含其他二维，而且皆无法独自取得反对官僚主义的胜利。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只是他反对官僚主义的三个方面，都内在地包含在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视阈之中。因此，对于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不仅要把握其反对官僚主义三个维度的内核，还必须立足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视阈，领会反对官僚主义乃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消除支配：反对官僚主义的解放潜能

近现代中国是个备受三座大山支配的国家，摆脱支配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又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根本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剥削，社会主义不应再有支配人民的强制力量，但实际上人民仍受官僚主义等的广泛严重支配。因而批评、反对、抵制官僚主义，把人民从官僚主义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不仅成为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毛泽东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毛泽东思想文献中多次使用“支配”概念，从反面揭示了近现代中国的国情特征，从正面表达了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同理想。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讲话时指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4]236十月革命破天荒地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也指引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并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然而社会主义仍然广泛存在矛盾，人民仍受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强制力量支配。非对抗性的强制力量主要出自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独立王国”，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专制主义，修正主义、沙文主义，等等，但最为突出、最为普遍的是以官职为本位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构成所有这一切支配力量之源，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2]206。官僚主义以官职阻碍、替代、剥夺人民主体地位，导致人民不能切实享有、行使、体验人民民主，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民主理想相冲突，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因此，在以社会解放为根本主题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过程中，必须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以释放其消除支配的自由解放与自由联合的无限潜能。

第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对社会资源造成支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构成人民不受支配的基石。特别是在贫穷落后资源匮乏的时期，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尤为重要。政治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权威分配，而主导社会资源分配的正是各级领导干部。但领导干部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1]581。领导干部代表党和国家行使公权力，必须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服务。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5]1094—1095。然而有些领导干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增长和公平分配，而且以权谋私广泛霸占社会优势资源，甚至制定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条款，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等级隔阂，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这与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事业背道而驰，将对解放了的人民群众造成新的社会支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警告全党小心“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判处了刘青山、张子善两只“大老虎”的死刑。“三反”“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不进行这场正义的政治斗争，人民的社会解放事业就会受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

第二，官僚主义以位为准，对共同事业造成支配。共同事业的繁荣发展，构成人民不受支配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人是为着共同的事业和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这就是使中国社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10]223。人民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的生机勃勃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关键在于把全国各族人民的一切积极力量调动起来。但人民群众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组织起来，才可能凝聚成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磅礴力量。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和根本优势就在于，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血肉联系，为着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而没有任何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毛泽东指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5]1039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少领导干部因官本位的权力意识而沦为官僚主义者，他们以位为准对待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导致出现权力阻碍、控制、破坏共同事业的支配现象。毛泽东晚年坚定不移地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防范权贵阶层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者的畸形结合，不是代表、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夺取人民权力和把控人民共同事业。晚年毛泽东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官僚主义以官为大，对党的领导造成支配。党的领导的集中统一，构成人民不受支配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大优势。我们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确保党内团结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团结就是胜利，团结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毕生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有力的执政党，到了1971年还专门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3]242官僚主义者正是党内的虚伪分子、分裂分子、阴谋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官僚主义者以官为大，形成以自身为本的独立王国，不仅分散分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造成严重支配，因而是毫无党性、破坏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1]413官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和治理的严重挑战，反对官僚主义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恒久议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从党的作风建设入手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恰恰由于官僚主义的党内自身根源，因而也能更直接有效地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真正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官僚主义完全背离了人类自由解放理想。官僚主义以位为本、以官为大、以权谋私，对党的领导、共同事业、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支配，这不是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人民解放事业，而是给人民套上了必须从中获得解放的新的枷锁。毛泽东警告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在于“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4]122，就有理由把官僚主义者革掉，并从官僚主义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使命，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掀起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坚定不移地与官僚主义斗争到底，为人民不断实现社会解放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毛泽东长期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高度作出的政治宣言。反对官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又构成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基本前提和实践动力。反对官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事业的全部实现，但若不切实推进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不仅将使国家和人民陷入官僚主义的新的支配，还将重新把国家和人民推向“势必要挨打”的旧社会备受支配的悲惨命运。

反对官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内在组成部分，又是持续开展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的内在推动力量。前者构成后者的实践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产物。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不仅仅只是从官僚主义的支配中获得解放，尤其意味着从官僚主义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实现当家做主。

三、促进平等：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

毛泽东长期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正是源于它有助于激发人民民主潜能，为人民民主理想的实现奠定基础，因而毋庸置疑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指出，唯一的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4]1471。社会主义与人民共和国属于理想与道路的关系，同时又是本质规定与现实形态的关系；社会主义规定着人民共和国道路的方向，但人民共和国限制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人民共有共治共享的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近代以来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时代，刘少奇指出：“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15]432民主一词的本真含义指人民的统治，它与一个人的君主统治和少数人的贵族统治相对。人民民主不仅规定着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而且其本身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构成社会主义优越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为人类不懈追求和奋斗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即是人民共和国建设，其根本任务和使命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推进人民民主，从而使人民共和国因人民民主而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使社会主义因人民民主而不断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追求和维护社会平等，坚决批判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人民民主的实现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第一，官僚主义维护官僚特权，破坏人民民主的根本宗旨。人民民主作为人民的统治，也是维护和增进国家与人民利益的手段。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12]209毛泽东并不否认民主也是目的，但在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它只是中间目的而非最终目的，前者实属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后者则在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基础。调动一切人民民主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依赖于国家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十足，导致他们同群众之间产生了不应该有的矛盾。如果说官僚主义作风只是官僚主义的外在表现，那么维护官僚特权则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实质内容。沾染官僚主义恶习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官位官职“卡、拿、要”，不仅“争等级，争待遇，争薪水”[4]426，还据此侵蚀国家事业、侵占集体财产、侵害人民权益，破坏以人民民主为原则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宗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将其与反对贪污、浪费结合起来，抓住了贪污与浪费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官僚主义根源。这对于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尤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第二，官僚主义玩弄公共权力，破坏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人民民主从观念形态化为具体实践，既依赖于宪法、法律、法规的合法性保障，又依赖于民主制度、规范、程序的合规性保障。后者民主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毛泽东指出：“谁有真理就服从谁。”[12]378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不仅需要人民代表的有序参与，而且需要领导干部的有效组织；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民民主双重保障的现实效果。那些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往往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犯“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的错误”[16]459；不听取乃至压制人民(代表)的正确意见，犯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主观主义错误。官僚主义以权力为真理和标准，玩弄权力以压制真理；人民民主以真理为权力和标准，坚持真理以保护权力。社会主义建设在真理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因此，毛泽东要求破除官气、扫掉官气；领导干部也只有扫掉这种官气，才可能以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姿态出现，从而成为人民民主的坚定践行者和有力引领者，为建设社会主义造就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强力量。

官僚主义者以官为本、以利为要、以等为分，将不平等的腐朽落后观念贯穿渗透一切，形成等级分明的行为规范、风俗礼仪、社会秩序，不仅阻碍人民民主的世界历史潮流，而且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早在1941年刘少奇就指出：“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没有民主精神就是官僚主义。”[17]316当然，反对官僚主义不可能消除官僚阶级与人民群众的正当差异，其所不断推进的平等也只是为人民民主实践奠定前提和基础，而并不就是人民民主理想的实现。但正是反对官僚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平等作用，使人民群众的政治自主性得以逐步确立，而政治自主性恰恰是人民民主的内核。人民民主的规范性建设和无限潜能的挖掘正是以此为前提的，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所反复证明了的，也是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批判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与关系的处理就是围绕一个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2]23因而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党的作风建设、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在根本上将其纳入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论域，作为社会主义实现人民民主理想的构成性手段，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层蕴意，才能在新时代真正推进反对官僚主义向纵深发展并取得长期性历史效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反对官僚主义不仅具有党的建设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意义，它是推进人民民主事业的前提和开端，在此基础上人民民主事业才能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反而言之，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并不仅仅是党的作风建设的管党治党问题，在根本上它依赖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把握。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原则，对于新时代推进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思想原则：反对官僚主义的路径开创

毛泽东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既是为了把人民从官僚主义支配中解放出来，又是为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民主理想。后者表达了民主一词的原始、本真含义，即真正实现人民的统治；前者表明官僚主义是人民民主的对立面，是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根本阻力。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反对官僚主义推进人民民主建设，又以人民民主理想推进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从正反两面调动一切积极性以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和反对，既以党的作风建设为本连续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又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要消除官僚主义存在的基础，从而为长期以来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奠定了不可违逆的思想原则。

党的作风建设遏制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而官僚主义恰恰是党内背离该宗旨的不良作风。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必须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而党的作风建设则是反对官僚主义的直接抓手。以毛泽东以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整风运动为形式的党的作风建设模式。弘扬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自1950年整风运动开始，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等，都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12]273，主要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和思想两个问题，是在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整风不仅以检举揭发、法律制裁、党纪处分等方式，遏制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而且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组织整顿、政治引领，熄灭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增强抵御官僚主义的思想防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和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18]69，又要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过程中反对官僚主义。

社会关系的改造铲除官僚主义存在的根基。官僚主义并不仅仅是思想和作风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它是社会关系在思想和作风层面的表现，或以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因而，官僚主义不是单纯从思想和作风层面可以消灭的，在根本上取决于官僚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是否被铲除。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它“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16]384。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共和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资产，从而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作风存在的物质基础。干群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因素，对人人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19]585。干群关系的革新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最大最根本权利得到保障，从而彻底铲除官僚主义特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毛泽东教育干部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不仅指出了领导干部应有的共产主义品格，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干群关系的本然状态，构成领导干部特权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试金石。

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这与毛泽东双管齐下反对官僚主义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的领导人中，恐怕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对官僚主义进行了那么尖锐、彻底和不妥协的斗争。”[20]259如果说党的作风建设还主要在于消灭官僚主义现象，对症下药防范和遏制官僚主义行为，构成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短期见效药方；那么社会关系改造则在于铲除官僚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寻根究底消灭官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构成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治方略。毛泽东标本兼治官僚主义的思想原则，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造就了最廉洁的政府、最安宁的社会、最纯真的人民，而且为新时代反对和惩治官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经验基础。党的作风建设直接以官僚主义为消灭对象，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改造却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关系，为党的作风建设建立平等的干群关系创造了物质条件。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1]147。计划经济属于以权力为核心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领导干部容易因职权而生成新的官僚主义，影响和制约着党的作风建设的成效。毛泽东晚年对官僚主义的反对日趋猛烈，但官僚主义隐匿潜伏的土壤并未得到清除，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

官僚主义不仅妨碍党的领导，而且影响着我国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反对官僚主义，并将其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2]328中国共产党实行党的制度建设与作风建设两手抓，但党的制度执行却长期存在宽、松、软现象，以致官僚主义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四风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的官僚主义存在三期叠加的特点，小农意识与官僚意识存在的根基并未彻底铲除，物质生产与社会生产严重受资本支配，体制机制弊端与服务宗旨淡薄滋养着官僚主义。因此，反对官僚主义不仅要长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21]414。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反对“四风问题”取得显著成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剔除传统文明糟粕又弘扬传统文明精华，既吸取西方文明智慧又克服西方文明弊端，在“古今中西”辩证法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现代性文明，官僚主义在现代化洪流中不断遭到冲洗，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日渐丧失。这既是对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原则的继承，又是立足实际从科学社会主义视阈反对官僚主义的新时代理论创新，正确引导社会主义社会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通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也是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23]66，吹响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新号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对官僚主义，与毛泽东一样是为着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因而也唯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阈进行审视，方能真正深刻理解为何与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真正继承发展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