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江苏 南京21000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南中王门》是将明代南中地区（即南直隶辖区）除泰州学派以外的阳明亲炙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纳入同一学术群体的开创者，以地域为界划分阳明后学流派固然有不尽完备之处，但从地域文化研究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却是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江苏省虽是清初才有的行政区域，但因其承续明代南直隶重要的地域，且因南京作为有明一代留都，保留在境内，因此其文化地域意义是比较久远和深厚的。本文便以江苏行政区划为界，探讨明代中后期阳明学在这片土地上的形成与传播。

一、阳明为官南京时的授徒讲学活动

如所周知，王阳明（1472－1529）虽然早年就萌发圣人之学的志向，但一生为学旨趣数变，早年从事朱子之学，后来又投身辞章之学，甚至归隐修炼道家“导引术”等方法，以至于达到可以前知的地步，佛家的禅定也曾有修习。在其一生学术追求过程中，具有重大思想意义的转折点便是1508至1510年间“居蛮夷之地三年”，所谓三十七岁“龙场之悟”标志着影响深远的阳明学的真正诞生。

“龙场之悟”后，阳明关心的思想议题或者逐步形成的学术观点，可以参看1512至1513之交的冬天，在北京任职的阳明与其早期弟子徐爱，乘船从京杭运河回绍兴的老家路上“论《大学》要旨”，现记载于《传习录》上卷之首，讨论的问题有“格物”、“知行合一”、“心即理”等，基本上可以看作阳明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可以说，龙场之后阳明虽尚未明确提出致良知之教，但已基本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形成独立的学术观点和看法。

1510至1511年间，阳明虽然在南京刑部任过职，但时间较短，又被调到北京任职，可以说这次在南京的短暂居留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1513年底至1514年夏，大约半年的时间，阳明离开老家绍兴，前往南直隶滁州担任督马政一职，即皇家养马场的管理者，从这时候开始，阳明开始正式授徒讲学，并提倡静坐的方法教育来学弟子。

也正是这年初夏，阳明（42岁）被任命为南京的鸿胪寺卿，在这里，官闲之余，阳明仍不忘授徒讲学，“门人益众”，此时因见学者修习静坐，流入“空虚”之病，于是只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教。

1515年春天，阳明在南京的龙江与湛若水（号甘泉，1466－1560）相遇，讨论“格物”问题。湛若水是明初大儒陈白沙（1428－1500）的弟子，是阳明早年结束归隐阳明山的生活后，任职北京时（大约1505或1506）结交的重要学友，两人相与讨论圣人之学，强调为学贵在“自得”。

南京龙江的这次会面，是阳明与湛若水在北京之外的第二次相遇，前一次是阳明在滁州督马政任上时。这次会面两人讨论的内容被阳明弟子陈九川（号明水，1494－1562）记载下来，现存《传习录》卷下之首。当时湛若水主张朱子的格物旧说，阳明认为这是在心外寻求事物的道理，甘泉却认为阳明的说法是“自小其心”。另据1518年阳明在江西省府与陈九川等人的讨论可知，后来湛若水的观点逐渐向阳明靠拢。

阳明在南京任上时又重新研读了朱子的著作并撰写《朱子晚年定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证明，朱子在晚年所持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而“格物穷理”说为朱子早年不成熟的观点。

当然这篇文章对朱子著作时间的考据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主观性较大，于是在1518年正式刊刻出版后，随即找来当时朱子哲学最出色的代表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的激烈批评，关于两人的学术观点交锋现在《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阳明在南京任职的这两年，虽然是在1521年正式提出“致良知”教之前，但是阳明学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在当时已然形成，只是未能明确概括为“致良知”而已。从其与湛若水关于“格物”问题的讨论以及《朱子晚年定论》的编写，可以看出，阳明已经在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解释从小便困扰他的“格物”问题，已经逐渐清晰地表明自己摆脱了朱子格物穷理说的解释路径。

可以说，阳明本人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授徒讲学活动，是该地区阳明学兴起和繁荣的重要首创者。

二、阳明亲炙弟子对阳明学在江苏境内的传扬

阳明于1529年1月去世，同年年底葬于绍兴城西南三十里外洪溪以南的鲜虾山山脚下，亲炙或私淑的上千名弟子从四面八方赶到绍兴参加老师的葬礼。王艮（号心斋，1483－1541）从三百公里以外的泰州也赶来参加葬礼，邹守益（号东廓，1491－1562）同样从三百公里以外的南京赶来。尽管阳明学遭到官方的排斥，但他的思想却在去世后得到弟子们的进一步传播和发扬。

众所周知，王艮是阳明弟子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阶层，但阳明的其他所有重要的弟子都十分敬重他。他出身泰州安丰场盐户，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在1520年拜阳明为师之前，就立志为圣人，他是一位果敢、无畏、勇敢的人，并且身材异常高大，也十分慷慨。

1520年秋，王艮穿着古装来到八百公里以外的南昌，拜会在那里担任江西省巡抚的阳明，阳明曾以“君子思不出其位”相质问，王艮对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也”，在与阳明的交谈中，虽被阳明良知学的“简易直接”所折服，向阳明行拜师大礼，并受名“艮”字。

第一次相聚，短短只有六天，王艮便回老家安丰盐场照顾老父亲，因初次相见时间短促，并未真正理解阳明学问的真谛。就在拜师阳明不久，嘉靖二年（1523），王艮便仿制古代冠服和车轮，一路北上京师，沿途讲学，引起纷纷议论。由此可见，其言说方式、行为方式与正统士大夫有极大的不同，而且北上一事引起阳明本人极大的不满。

据年谱记载，1521年至1527年，阳明在绍兴老家度过了六年没有官职的生活，主要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与教授弟子，在这一段时间阳明教授了许多著名弟子。期间1523年下半年，王艮又来到阳明身边，起初阳明拒绝见他，但在王艮承认这年北京之行的唐突之后，阳明又重新接纳他，1523年至1524年，王艮真正安心在阳明身边学习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传习录》卷下有两条记载阳明讲学时王艮在场。一条是薛侃（1486－1546）、邹守益与王艮讨论阳明自平定宁王叛乱以后，何以会诽谤四起？再一条是阳明直接指点王艮为学，王艮说“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反问道：“你看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人还看你是圣人在？”阳明之所以如此作答，乃是由于王艮“圭角未融”。这是说，王艮锋芒太漏，所以阳明要贬抑他一下。

在绍兴阳明这里学习一年多以后，王艮在1525年到达邹守益在广德新建的“复初书院”，1526年在他回家乡又主持“安定书院”，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来拜访他，不仅有来自家乡泰州的，也有自来江西等地的。可见，在绍兴跟随阳明学习后，其学问见长，在当时知识界已有一定的影响力。

1527年，王艮在南京参加与湛若水、邹守益、欧阳德（号南野，1496－1554）的讨论，1528年与阳明浙江籍著名弟子钱德洪（号绪山，1496－1574）和王畿（号龙溪，1498－1583）相聚讲学，提出了“百姓日用”的思想，1529年12月参加了阳明在绍兴的葬礼，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与众弟子们一起帮忙处理阳明的家务。

1533年和1536年王艮多次从泰州赶往南京参加那里的师门众弟子的聚会和讲学，1536年秋，御史洪缘（号觉山）来拜访他，并让人为他建造了“东淘精舍”，有房屋数十楹，可以为弟子们提供住宿。1541年1月2日王艮去世，享年57岁。王艮作为江苏籍阳明大弟子之一，其开创的泰州学派成为阳明后学众多流派中影响较为显著的一支，是江苏地域阳明学进一步推广和传播的有生力量。

在阳明著名的亲炙弟子中，江苏籍的除王艮外还有苏州人黄省曾（号五岳山人，1490－1540），嘉靖十年（1531）中举，后屡不中进士，也是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时接收的弟子，与邹守益 、欧阳德、王艮、王龙溪为莫逆之交，《传习录》卷下有黄省曾记载的阳明语录68条；《明儒学案》记载“少好古文，解通《尔雅》”，还曾向湛若水请教学问。著有《申鉴注》、《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等。

宜兴人周衝（号静庵），阳明在江西赣州讲学时，前往受业。与蒋道林（名信，1482或1480－1559）集师说，为《新泉问辨录》。后又从湛若水受学，当时王、湛二家门人弟子，未免相互比较高低、相互不服气，唯有周衝能够疏通两位老师的为学宗旨。据《明儒学案》记载其死后，湛若水曾感叹：“道通真心听受，以求实益，其异於死守门户以相訾而不悟者远矣！”

靖江人朱得之（号近斋），是阳明晚年客居靖江时的入室弟子。其学颇近于老氏，与阳明讨论三教同异关系，著名的以房间喻三教便是阳明与他的讨论。著有《参玄三语》、《正蒙通义》等。

阳明的这些亲炙弟子们纷纷服膺“良知”学，致力于推动阳明学在江苏境内的传播和发展，在阳明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次，南京是阳明很多非江苏籍的亲炙弟子为官之地，这些弟子们成为传播阳明学的重要组织者和讲学者。据学者研究，阳明学之所以会在明中后期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与讲会或是会讲这种文化组织活动事分不开的。［1］

在1532至1535年，阳明亲炙弟子江右王门代表人物欧阳德在南京担任国子监掌管学政的“司业”时，他是那里学派的引领人物，同时，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钱德洪是苏州州学的老师（苏学教授），他也时常在南京居留。钱德洪曾记录这一时期的学派聚会盛况，他说：“十二年癸巳（按：1533）门人欧阳德合同志于南畿（按：南京）……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

鸣。”［2］1329－1330

1535年浙中王门的另一代表性人物王畿也来到南京，参加各种讲会活动，并接收许多弟子。1538－1541年，江右王门代表人物邹守益担任国子监的“祭酒”，也成为南京这座城市阳明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欧阳德在1546年担任南京的礼部尚书（“南鸿胪卿”），更是组织担当多次阳明学派的讲会，积极参与各种阳明学派的推广和传播活动。

据西方学者耿宁介绍，在阳明逝世后不久，南京便因这里有他的一批弟子作为“南方首都”官员的多年居留而成为学派的一个活跃的中心，一直延续到大约1541年，为阳明学在这个城市的第一次兴盛期。［3］406－408

可见，阳明亲炙弟子中无论是江苏籍的王艮、黄省曾，还是非江苏籍的浙中或江右弟子们在江苏特别是南京及其周边地区，通过授受弟子以及开展各种各样的讲会活动，对阳明学在江苏这一方水土的推广和宣扬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阳明再传弟子对阳明学在江苏境内的进一步传播

在江苏境内特别是南京及其周边地区，阳明学派的推进和传播除了以上所说的阳明亲炙弟子的积极努力外，阳明这些弟子的弟子们也为阳明学在江苏境内的繁荣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泰州学派主要人物除王艮外，还有其仲子王襞（号东崖，1511－1577），其主要著作收入《王东崖先生遗集》中。据耿宁考证，大约十二三岁跟随父亲到绍兴王阳明处学习［3］452，阳明命其拜王龙溪和钱德洪为师，继承龙溪“现成良知”思想，提出“率性修道”论。前前后后在绍兴近二十年之久，可以说自小便接受阳明学的熏陶和教化。父亲王艮去世后，便继承乃父的讲学事业，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往来各郡县，主持教学授徒之事，是泰州学派的积极宣传者和倡导者。

其余泰州人王栋（号一庵，1503－1581）、林春（号东城，1498－1541）等也是有文录存世的心斋弟子，这些弟子大都以讲学为主要交往活动，积极推进泰州学的发展和演变。而且那些非泰州籍的弟子如颜钧（号山农，1504－1596）、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耿定向（号天台，1524－1596）、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等因为官南京或周边地区，大多以南京或周边为居住地，开展聚会讲学活动，也推动阳明学的传播和发展，共同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泰州学派。

据《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所列10人，其中有7人为今日江苏人，分别是上面提及阳明亲炙弟子黄省曾、周衝、朱得之，还有数量不小的阳明再传弟子们。如欧阳德弟子薛应旂（号方山），常州武进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亦是热衷授徒讲学，其著名弟子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顾宪成（号泾阳，1550－1612）。据《五牧薛氏宗谱》记载：“家居垂二十年未尝释卷，专勤著述。每一书成，凡几易稿，皆手自钞誊点窜，未尝借力于人。”主要著作有《宋元资治通鉴》157卷、《考亭渊源录》24卷等。

南京人姚汝循（号凤麓，1535－1597），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从罗近溪（1515－1588，号汝芳）为学，晚年讲学乡里，著作主要有《锦石山斋集》、《屏居集》、《浪游集》、《耕余集》、《姚汝循诗》等。

江阴人薛甲（号畏斋），嘉靖八年（1529）进士，拜王畿、钱德洪为师，墨守阳明“致良知”学说，笃信象山、阳明之学，认为“古今学术，至于阳明渐尔昭融。”

常州武进人唐顺之（1507－1560，号荆川），嘉靖八年（1529）进士，其学得之王畿者为多，所以他说自己是差王龙溪一个拜师礼，学术思想观念以“天机”为宗旨，以“无欲”为工夫，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近代学者林纾（1852－1924）辑有《唐顺之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唐顺之的儿子唐鹤徵（1538－1619，号凝庵），隆庆五年（1571）进士，其学归于湖湘学之求仁和周敦颐之寻乐，提出“元气”说与“心性兼举”的思想观点，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其外甥为东林学派著名人物孙慎行（1565－1636）。著有《桃溪札记》、《周易象义》、《周易合义》、《皇明辅世编》、《宪世编》等。

此外，这些再传弟子也仿效前辈做法，积极参与阳明学派的讲学聚会活动。阳明亲炙弟子们在1541年因政治原因纷纷卸下官职生活之后，南京似乎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失去了阳明学派重要中心的地位，直到1562至1567年，被视为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的耿定向（1524－1597，号天台）为官南京时，情况才得以改变。

据耿宁考证，1562－1567年，耿定向担任南直隶的“提学”期间，是阳明学在南京及其周边经历了的第二次复兴。［3］408－4131562年，耿定向出任南畿督学，主持“明道书院会”，其弟弟耿定理（号楚倥，1534－1577）也于1566年一再居留于南京。此时泰州后学著名学者罗近溪任宁国府知府，经常赶赴南京参加天台组织的各种讲会活动。

耿定向还在南京清凉山上创建“崇正书院”，后来发展成为阳明学派的长期中心地，由其弟子焦竑（号谵园，1540－1620）领导。焦竑师事耿定向、罗近溪，而又笃信李贽（1527－1602，号卓吾）之学，虽非南京人，但却始终以南京为家。

1570－1577年，李贽作为南京的刑部员外郎居住在南京，与焦竑建立朋友关系，并在那里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1586年，罗近溪出游南京，集南京“各部寺诸大夫及都人士”、“六馆师生”，举行大型讲会，在南京讲学月余，史称“凭虚阁大会”。此外，在南京的永庆寺还举办过“兴善会”，并在苏州与江苏太仓人耿天台的弟子管志道（号东溟，1536－1608）相与讨论学问达七天七夜。

1587至1589年期间，耿定向又作为御史重新居住在南京，期间发生了王阳明与湛甘水两派弟子们之间的争论。来自浙江嵊县的属于泰州学派的弟子罗近溪、周汝登（同时也是王畿的弟子）与来自浙江德清县的许孚远（号敬庵，1535－1604）发生了争论，许属于湛若水学派，此后成为明末大儒刘宗周（号念台，1578－1645）的老师。

两派之间的讨论涉及的是著名的“四句教”问题，周汝登维护王畿对“四句教”的转述，而许孚远却坚持阳明原初的表述，两派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探讨进一步推进了阳明学在南京及其周边的传播。

1599年初，李贽与焦竑二人从北京回到南京，并在那里居留到1600年，在回南京后不久，他们两人便携在南京的其他学者一起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22－1610）进行了一次对话。据此，耿宁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阳明学派在南京的第二次兴盛，具有明显的泰州学派和王畿的影响，对佛教、基督教都抱有开放的印记。［3］410

由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是阳明后学最具独创性和显明特点的学派，对后来阳明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宗羲（号梨州，1610－1695）曾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艮及其泰州学派是在阳明去世后十年里，阳明学在南京兴盛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

不仅如此，由于钱德洪、王龙溪积极参与讲学活动，在江苏就有宁国府的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泰州有心斋讲堂等场地来宣扬阳明学，黄宗羲曾赞叹为“比户可封”［4］578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阳明学在江苏的开展和传播不仅是阳明本人的功劳，也与阳明亲炙弟子们积极参与学派讲学活动有关，而且当时南京作为明朝留都，在此为官的阳明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相当多，借助阳明亲炙弟子们以及再传弟子特别是泰州学派的传人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官居住的便利，通过授受弟子以及开展各式各样的讲会活动，使阳明学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宣扬。

综上所述，相比于两宋时代程朱理学对江苏地区的学术思想影响而言，阳明学在江苏的呈现是极为兴盛和辉煌的，不仅有数量可观的江苏籍亲炙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而且非江苏籍亲炙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在南京及其周边的讲学活动此起彼伏，异彩纷呈，是阳明学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发展的重要文化记忆。

［参 考 文 献］

［1］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2］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