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太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 400715)

一、哈佛学者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以来，哈佛大学一直是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重镇。文学史研究是哈佛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共同的重要领域，诸多哈佛学者都有这方面的成果，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最为富赡，韩南(Patrick Hannan)、李欧梵(Leo Ou-fan Lee)、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等学者也在这方面卓有建树，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力作。

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1974年，加州大学毕克伟就将李欧梵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并对其《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进行了全面评述[1]。华盛顿大学教授白保罗认为，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研究视角，既是历史的也是主题的，该书对于研究历史和研究文学的人都很重要[2]。华盛顿大学王靖献认为，李欧梵是一位思想史家，他对现代文学中浪漫一代作家的解读既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他的著作既是文学史也是思想史[3]。此后，哈佛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持续的关注。

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等著作的出版，引起了不少讨论。斯坦福大学刘若愚通过《初唐诗》辨析了作为文学史家的宇文所安和作为批评家的宇文所安，认为他兼具两者的特点，但主要还是一位文学史家，因为他在书中研究了一些非常次要的诗人，这些诗人不会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但会被文学史家所重视[4]。弗吉尼亚大学保罗·柯睿认为《初唐诗》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指出新批评方法在《初唐诗》里运用广泛，全书纳入文本分析的诗歌接近三百首，很像一本诗歌文学选集[5]。犹他大学吴伏生认为，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一起构成了唐诗史书写的三部曲，讨论范围虽主要关涉唐诗，但也有对中国古代诗歌本质和创作的一般论述，读者应关注《晚唐》里关于互文性和手抄本文化的论述[6]。

关于韩南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匹兹堡大学柯丽德认为，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韩南依据作品内在文体风格特征进行白话小说史分期，把这一文学史难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7]。华盛顿大学白保罗认为，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分期和作者身份的第一部论著，表现了“一位杰出学者的杰出成就”[8]。法国汉学家雷维安认为，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一本无人可以忽略的极具学术价值的文学史[9]。芝加哥大学芮效卫说：“很少有学者能永久地改变他所在研究领域的学术景观，韩南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白话小说史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前韩南时期和后韩南时期。”[10]哈佛学者杰拉丁·施耐德认为，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是最早关注传教士小说的论著之一，韩南对翻译小说的重视以及他对西方人介入中国小说方式的论述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何谷理认为，该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其中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角可应用到对晚清以后现代文学的解读实践中[12]。加州大学胡志德认为，王德威把晚清小说向后推迟了半个世纪，加深了人们对晚清小说自身多样性的认知，但王德威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概念的区分并不是很明确[13]。卑诗大学艾利逊·贝莉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起点论是“文学研究的专横”，是“单一声调对众声喧哗的取代”，是现实主义对多种现代性的压抑和遮蔽，而王德威则对传统文学史批评中的大叙事进行了冲击和颠覆[14]。

对李欧梵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等著作进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马克林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关于中国20世纪浪漫主义作家明显受到欧洲19世纪浪漫文人影响的主张，是对之前胡适把中国现代文学和欧洲文艺复兴文学进行类比的纠偏[15]。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见，西方学界对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无对该领域进行的整体研究，对哈佛学者的个人研究在数量上和深度上也还远远不够。这说明汉学在国外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冷门学科，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研究海外汉学的兴起及汉学热的出现，不仅折射出国内外学者对于汉学态度的差异，也反映了国内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某种不足，以及借鉴海外汉学的必要性。

国内学界对宇文所安的研究在数量上最多，李欧梵和王德威相当，韩南略少。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哈佛学者各自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成正比。

国内学者对上述哈佛学者的研究，较早的是张宏生对韩南的评述，他认为韩南在西方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非常独特，其既传统又现代的研究方法对国内学者和文学史家都有启示作用[16]。孙丽华认为韩南建构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小说史研究模式，有助于考察古代小说的文化内涵[17]。

蒋寅提出了“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的问题[18]。陈小亮认为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矛盾、西学立场的文本误读和文化中心主义等问题[19]。邓伟确认了宇文所安在文学史写作方面的可贵尝试与创新，即历史主义文学史观、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20]。孙太梳理了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中的见与不见：宇文所安的新见包括对初唐诗史进行整体研究、颠覆诸多盛唐文学成说、引入“中世纪”这一视角呈现中唐文学风貌、对晚唐诗歌进行互文性研究、提出文学史不等于朝代史的文学史观等；宇文所安的不见或盲见包括对寒山、王梵志和唐代女诗人的忽略、中世纪这一研究视角的有限性问题、对不同诗人选文定篇的严重失衡等[21]。

在关于李欧梵的研究中，高慧认为，李欧梵在雷蒙德·威廉斯的启发下，以现代性为基础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都市文学的压制[22]。康小霞认为李欧梵构筑的“颓废”文学史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型[23]。夏伟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包括“敞亮：自由与‘文坛’”“遮蔽：文学与人格”“人格细读：忧郁症与《沉沦》”“人格细读：叛逆癖与泛神论”等[24]。

关于王德威的文学史叙事，张晓婉以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资源对王德威文学史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想象”进行了梳理[25]。王琳认为，王德威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给了他不同的学术视野，他立足“中国中心观”发现了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这与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形成了一种比照关系，属于一种新的学术姿态[26]。

总体来说，国内有关哈佛学者宇文所安、韩南、李欧梵和王德威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同样仅限于个别研究，且直接相关文章数量有限，对哈佛学者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研究，至今仍为空白。

哈佛学者拥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诸多优势，如外围的视角、边缘的视角、不同的文化眼光、严格的学术训练、深厚的西方人文传统、丰富的学术资源、日新月异的理论源泉等，有了凡此种种优势，哈佛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就能以他们不断变化的新视点、新方法和新思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实践中不时有新的发现、洞见和创见。相对于国内文学史家来说，哈佛学者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这一领域的他者，是“他山的石头”，国内同行则是“本山的石头”，彼此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对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再研究，并提出可资借鉴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策略，对国内始于1980年代的重写中国文学史大讨论和重写中国文学史实践，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和反思意义。

二、重写文学史应常态化和多元化

自从最早一批中国文学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问世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已走过了漫长的百年历程。文学史教材和论著在数量日益增多的同时，文学史的种类也在不断丰富，文学通史、文学断代史、文学体裁史、文学比较史等不一而足。每一种文学史还可以细分，比如文学通史可以是世界文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史、中国诗歌通史等，体裁史可以细分为诗歌史、小说史、戏剧史、散文史等，文学比较史可以是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中国文学发展比较史等。每一类细分的文学史仍可以再细分，如宇文所安就把唐代诗歌史细分为初唐诗史、盛唐诗史、中唐诗史和晚唐诗史。文学史除了数量上的众多和分类上的细化外，在编写体系上也趋于系统、完备和多样化。随着文学史的书写逐步走向成熟化和多元化，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韦勒克就从学理上将文学史确定为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的文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之一。

文学史的书写催生了相关讨论，如关于文学史本身的讨论、对文学史观的思考、文学史学或文学史学史的兴起等。时至今日，文学史不仅是教材，不仅是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史；围绕文学史这门学科，诸多相关研究领域已形成汇聚之势，俨然成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研究体系，围绕这一体系的讨论和争鸣催生了知识和学术新的增长点，即文学史重写、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文学史观研究、文学史学史等，构成了学界的一道新的景观。

1980年代中后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教授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意在打通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之间的隔膜，纠正之前文学史观对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的遮蔽和切割，形成了一个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事件。在1980年代后期的上海，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位教授在《上海文论》上也主持了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讨论。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众声喧哗，思考者和践行者也不在少数，随后结出了重写文学史的累累硕果，如钱理群和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

严格地讲，重写文学史并不始于1980年代，1950年代就曾有过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和实践。宽泛地讲，自从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现以后，每一本后来面世的文学史均可视为文学史的重写。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和学术行为不会因为80、90年代讨论的暂停与后续成果的问世而结束。重写文学史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一个惯常的学术形态和学术行为，文学史书写和重写文学史应该常态化、恒久化。

1980年代这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逻辑上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重写和再重写文学史应是学术界个人或集体的自觉行为，不需要人为运动式地去呼唤这样的写作行为。究其缘由，或是在之前几十年间，文学政治一体化的宏大叙事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文学和文学史作为文类和学科的独立性、文学性和学术性。曾几何时，文学和文学史失去了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和学术客体的地位和学术品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国内也有少量文学史佳作问世，但大部分文学史教材在文学政治一体化和阶级论文学史观的统摄下，显得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而富于个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文学史论著则乏善可陈。因此，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背后，有着历史纠偏和学术反思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去看，1980年代看似反常的运动式的呼吁“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王国维曾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27]。同理，一代也应有一代之文学史。每一部文学史都是对过去文学的阐释、总结、归纳和抽象。文学史对过去文学的阐释和总结包括诸多方面：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团体、文学流派、文学思想以及作家的文学行为、文学经验等。在文学史对已有文学的阐释行为中，须纳入文学史家作为阐释者的个人体悟和见解，还须纳入文学批评的新成就，并纳入新的文学解读方法和批评理论。换言之，每一部重写的文学史都应当是“新”的文学史；每一部书写过去文学的文学史都是“当代”的文学史；每一部文学史都是个人的、时下的和当代的。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家对过去某一时段的文学进行书写和解读都会是不一样的，都会受制于所在时代的学术资源、文学史观和意识形态。即便是同一时代的文学史家，在面对过去某一文学时段时，也会写出风格不一的文学史论著，因为他们还受制于个人经验、学术积淀和个人价值取向等因素。

重写文学史的常态化和恒久化是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应有的学术状态和形态，但切忌写出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的文学史。僵化和套路化的文学史多不如少，有不如无。文学史不贵在数量的多，而贵在门类的多、种类的多、体系的多、个性的多和创新的多。重写文学史是一个较大的学术工程，因其常态化和恒久化，重写文学史有开始而没有结束。文学史的多样化，如前所论，可以体现为文学通史、文学断代史、文学体裁史、文学比较史等，这些只是基本分类的一部分。在实际操作中，文学史的多样化要复杂得多，在此仅以哈佛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和前面提及的国内学者的几部文学史为例略作探讨。

宇文所安是国外汉学界最重要的唐诗研究专家和唐代文学史家，他的《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等，就其历史跨度来说，都属于诗歌断代史；在题材和文类层面上看，又都是诗歌体裁史；从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等相关文学内外要素来看，又都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唐代诗歌史。《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是一本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诗歌文学论集，可视为中唐诗歌史；因涉及中唐传奇小说，又是中唐文学史；因有比较文学的视角，又可视为中唐文学比较史；当然，它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史。宇文所安的《迷楼》《追忆》等论文集，以诗歌文学的主题为切入点，以中外诗歌为基础，以比较方法、文本分析和互文性考察为手段，对相关的古今中外诗歌文学进行汇集、分析、比较和阐释，这种打破学科界限、跨越国别文学、借用多种批评方法的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使得宇文所安的文学史研究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以文本为中心，以文本细读为阐释方法，采用以诗带史的文学史叙事策略，按唐代诗歌发展的本来面目进行文学历史还原和文学历史呈现。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率先对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历史进行令人信服的阶段分期，对冯梦龙、凌濛初、艾衲居士等白话小说家都有精到的分析和阐释。该书是中国白话小说通史，他意在写一本白话小说演变史；但该书也是断代史，因韩南没有把白话小说发展历史写完，写到艾衲居士就结束了全书，没有把之后的中国白话小说包括进去；这还是一本体裁史，也是一本以文本为中心的白话小说史。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是一本陌生化的近代小说史，说其陌生，是因为这本小说史既不同于中国同类文学史，也不同于此前的西方小说史。韩南考察了传教士小说、西方人对19世纪中国小说的多种介入、约翰·傅兰雅的小说竞赛、“新小说之前的新小说”等，新见和创见颇多。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这本晚清小说史中，王德威因其观点的新奇、论点的大胆和学术的敏锐性而为同行所称道。他以现代性为视角，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引起海内外的一片惊呼，激赏者有之，诟病者也大有人在。李欧梵擅长文史结合的文学史叙事方式，其《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是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分析和历史维度被均衡、有机地统一起来，既有文学史的“文学性”，也有文学史的史学品格。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更是文学史、文化史和城市研究相结合的文学文化历史研究力作。

应该看到，在国内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之后，中国的文学史书写取得了较大成就，尤其是以钱理群、温儒敏、洪子诚、陈思和、郭延礼等人的文学史著作具有代表性。他们推出的近、现、当代文学史论著，无论在文学史叙事的框架和体例上，还是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相对于既有的国内文学史研究，都有可圈可点的创新，其中有几部在文本分析方面做得非常扎实。他们的文学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文学史叙事的三部曲模式，即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和作品简述。尽管如此，多元化的文学史写作依然任重道远，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如针对不同受众编写不同学术层级的文学史教材和论著，对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和再重写，对外国文学史的重写，对涵盖多民族文学的文学史的书写和重写，对台湾文学史和港澳文学史的书写和重写等。这些还只是以文学时段和文学地域来划分的文学史，离多元化的文学史写作和重写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比如文学史写作中的文本中心、作家中心、读者中心等视角，文学史叙事中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借用、化用和活用问题，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文学史撰写和重写问题，文学史书写中对海外汉学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整合问题，文学史书写中的问题意识、学术意识和创新意识等问题，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总之，文学史书写和重写的多样化、多元化是未来文学史写作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重写文学史应有文学性和史学品格

在常态化和多元化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文学史家应尊重文学史的文学性，还应尊重文学史自身作为史的品格。尊重文学史的文学性，要求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的建构中，立足文学文本，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在选文定篇时关注文本的代表性和覆盖性，在文学阐释方面考虑文学文本的审美性。文学史不是政治史，不是思想史，不是社会史，不是朝代史，也不是关于作家的传记史。文学史的文学性一方面要求文学史家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去解读作品，视文学作品为相对独立自足的审美客体，发现和还原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另一方面，文学史家应有这样的见识，即文学史写作本身在坚持客观理性等叙述和评价标准的同时，也应有审美的考量，文学史的阅读经验不该是生涩枯燥的，寓教于乐是作者和读者对于文学史的期盼。尊重文学史的文学性还应考虑某一时段文学在当时是怎样的，并以文学发展历史而非朝代发展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研究和呈现对象。

文史不分家是中国学术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也是过去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治学的一大传统。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文学史的史学品格与文学性同样重要。文学史或许偶尔与朝代史重合，但文学史不等于朝代史应是文学史家的自觉认知。以文学发展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许多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和更迭，与朝代的更迭远非一致，如文类、文学思潮、文学团体、文学流派等，它们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其运行轨迹与朝代历史并不必然重合。王国维所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中的“一代”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朝代，这是关于文学史的史学品格的一个方面。此外，文学史家还应有这样的共识，即每一部重写的文学史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当下的文学史，蕴含了文学史书写当下最新的研究水平、研究方法、研究模式、文学史观等。文学史学或文学史学史对之前文学史研究的总结和得出的结论，应为文学史家重写文学史提供参考和借鉴。

在文学史书写方面，哈佛学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性和史学品格的处理，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值得国内同行思考和借鉴。宇文所安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一位，他在《初唐诗》《盛唐诗》《晚唐》等著作里，充分尊重文学史书写的文学性，其文本中心的研究模式和文本细读的阐释方法可视为这方面的楷模。他对唐诗在文体、诗行、意象、象征、节奏、韵律等方面的详尽分析，对初唐宫廷诗和盛唐京城诗在结构和法则方面的论述，对晚唐诗歌主题和诗歌文本互文性的分析和溯源等，都生动而形象地展示了唐诗的风貌和审美趣味，带给读者美的享受。宇文所安对随笔散文而不是对学术论文的偏好，也是他在文学史叙事中追寻文学性的体现，他认为散文不仅给读者以美的阅读体验，还带给人们“娱思”的乐趣[28]自序2。宇文所安反复强调，文学史与朝代史不可等同看待，文类和其他文学现象不会因为朝代的开始而开始，也不会因为朝代的结束而结束。比如宫廷诗在初唐之前已存续了较长时间，在初唐继续盛行不衰，在盛唐时宫廷诗的技巧和结构被融入京城诗，在晚唐李商隐等人对南朝诗歌的回顾中依然可见宫廷诗的影子。宇文所安多次强调，文学史家应发挥历史想象，对文学文本所处时代进行文化还原，以文学文本当时是怎样的为基础进行研究，而不是以后人的看法为基础进行文学史的研究。

韩南的文学史叙事也注重文本分析，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与宇文所安相似，韩南文学史书写的散文化避免了学术写作的生硬和生涩，已为人们有目共睹。韩南对白话小说发展历史的分期，以及他对“新小说之前的新小说”的追踪溯源，体现了他对文学史作为史的品格的尊重。王德威的晚清小说史研究，因其观点新异、视角新颖和语言的新鲜有力，常有独到的见解和惊人的言语，用“酷评”形容王德威带给读者的晚清小说史阅读经验和体认当不为过。王德威在晚清小说内部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以及将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进行对比研究等，体现了王德威文史结合的研究风格。李欧梵是一位作家型的批评家，有多部文学作品问世，他同时又是一位史学家和文化学者，这些学术身份和他跨学科的知识积淀，给他的文学史书写赋予了多面的学术维度，他的多种著作，都既有文学史的文学性特质也有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在国内学者中，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做得较好的一部。该书对现代文学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细分，依据文学事件而非历史事件，是对文学及其发展历史作为独立门类和学科的尊重，是对过去文学和政治历史一体化的学术纠偏，和宇文所安等人的文学史观不谋而合。在文本分析和还原文学审美特性方面，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较之以往国内文学史教程和论著都有明显的改进、进步和收获。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史学品格十分突出，在当代文学史的国家层面和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个人层面，以冷静的叙述手法娓娓道来，带给读者的是震撼和反思，洪先生没有着重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把当代文学的审美趣味传达给读者，但其文学史叙事语言本身就是冷静优美的散文，犹如宇文所安所说的“娱思”的散文，审美和思考的结合是该书留给读者的无穷回味。

四、重写文学史应避免“汉学心态”与“大中华心态”

哈佛学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宇文所安、韩南、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文学史论著被引入中国，曾在不同时期掀起学术界的讨论热潮。哈佛学者对20世纪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有熟练的掌握，他们对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策略的运用，为中国文学史叙事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发现，每每有惊人的新见和独到的理解，极具颠覆性的创见时而有之，为国内同行所惊讶。

曾几何时，哈佛学者在国内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欣赏者和跟风者大有人在，国内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欧风美雨”再次刮起，一股汉学热在国内学术界悄然兴起。哈佛学者如宇文所安、李欧梵、王德威等频繁受邀到国内讲学，高校讲坛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国内大量翻译并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许多刊物争相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对哈佛学者的个人采访和重复采访比比皆是，这股“汉学热”着实烧遍了国内学术界，至今虽有所降温但仍兴趣不减，对哈佛单个学者的研究成为很多高校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和在校研究生不仅崇拜哈佛汉学家，还在自己的论文和著述中模仿哈佛学者的学术写作风格，这种过热的现象和过度的模仿行为，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担忧，温儒敏就将国内过度崇尚汉学的现象称之为“汉学心态”，并把模仿汉学家学术写作的做法称为“仿汉学”[29]。

温儒敏并不反对汉学，他认为汉学在历史上对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都曾有过重大贡献，改变和改进了中国多个学科的学术形态和研究路数。例如，汉语成为一门系统学科的确立，受益于欧洲汉学家的影响；作为专门学问的敦煌学，也是由汉学家奠定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70、80年代的复兴，与欧美等国的汉学研究也有直接联系。夏志清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李欧梵于197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和他后来出版的《铁屋中的呐喊》、普实克和夏济安等人论著的出版，都对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模式。对于这些汉学影响，温儒敏是持支持态度的：“伴随着所谓‘方法热’，海外汉学著作大批翻译，改变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格局。汉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复兴与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海外汉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29]

毋庸置疑，汉学在欧美学术界只能算是边缘学科。20世纪中叶，费正清及哈佛学派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为美国政府的东亚政策提供咨询服务，受到美国国内政商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尊重，由费正清创立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哈佛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则是费正清之后的事，且一直处于美国学界边缘。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哈佛传统汉学，较之以费正清和柯文为代表的哈佛中国学，在学术地位和影响上不可同日而语。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本来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则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哈佛学者在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化，与他们在中国内地受到的追捧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哈佛学者始料未及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内学术界的不足以及与欧美相关领域汉学研究差距较大的事实。

国内学者因海外汉学的引入带来的学术新风而欢欣鼓舞，学术讨论、学术转型、学术模仿、重写文学史等呼声高涨，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汉学热和跟风热。这种学术“追星”和学术“跟风”现象，引起了温儒敏、阎嘉等学者的焦虑，他们提醒国内学者应有清醒的头脑和意识，毕竟汉学和“中学”分属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借鉴海外汉学的同时，不能盲目崇洋媚外，在学习和欣赏他者时，不能失去了自我。温儒敏说：“现在许多‘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很新鲜、别致，再琢磨则有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隔’……比较生硬蹩脚……汉学的套路并非不可借用，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有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克隆。”[29]

阎嘉持有与温儒敏相似的观点，他对美国汉学的历史进行了综述，并对汉学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学术难易程度的比较，指出了夏志清、王德威等美国华裔汉学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谈到‘汉学心态’和‘仿汉学’，我们必须承认，时下中国学术界对‘汉学心态’和‘仿汉学’的种种批判不无道理……但在批评别人的同时，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研究出了什么问题。其实，在美国汉学中，对中国本土研究形成冲击和影响的，只是少数华裔美国学者的观点……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对他们顶礼膜拜。他们的长处是有严格的文本解读功底和搜寻资料的功夫，加上对‘理论’的娴熟运用；他们的短处是必然会受到偏见、眼界、言说的语境(这在笔者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隔膜’的主要原因)乃至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是不容忽视的。”[30]

对汉学的盲目崇拜，对国外汉学研究不加思考地接纳和模仿，都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泛汉学主义”。久而久之，这种“泛汉学”心态和“仿汉学”将有可能导致国内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事新的“失语”。缺乏思辨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汉学心态，是不可取的学术短视和盲从行为。曹顺庆关于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失语症”及其论述，也适用于时下国内学者对汉学应采取的反思态度：“在西方强势话语之下，中国学术失去了言说自身的权利，甚至连如何言说都成了问题，在文化的族群上已经显得无依无靠……中国学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将之概括为‘失语症’，这是中国人文学术界包括比较文学研究在内的一个突出的文化病态现象。”[31]

对哈佛学者宇文所安、韩南、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再研究，当然不是为其树碑立传，不是歌功颂德。在发现和肯定哈佛学者中国文学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时，不应对其研究中的不见、偏见或谬见视而不见。以宇文所安的唐诗史研究为例，在不少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如宇文所安以宫廷诗和复古诗论之二元对立作为其初唐诗歌史的叙事框架，在带给读者崭新的阅读体验时，也束缚了宇文所安对初唐诗人及其文本的选择和覆盖。王梵志和寒山因不属于宇文所安的初唐文学史二元叙事的任何一方而被拒之门外，这使得他的初唐文学史书写有明显的削足适履嫌疑。同样的做法还表现在他对张若虚和刘希夷两位诗人的忽略，既没有收入《初唐诗》，也没有出现在后来的《盛唐诗》里。宇文所安关于宫廷诗三部式结构特征的概括及其普适性问题，莫砺锋等国内学者对此已有深刻的批判。

宇文所安大胆引入“中世纪”这一概念论述中唐诗歌文学，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认知中唐文学的独特视角。宇文所安并不是使用“中世纪”这一外来术语描述中唐文学的第一人，日本学者之前已有过相关研究。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确有相似和相通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如中世纪欧洲和中唐时期都出现了浪漫传奇这一题材的文类等。但问题依然存在，用“中世纪”这一富有褒贬含义的西方词汇作为切入点，对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其比较基础是否真实可靠是需要打问号的。

针对不同诗人选文定篇的失衡，是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的突出问题。《盛唐诗》有300多页，对王维的专章论述长达30多页，在随后几乎每一章节里，宇文所安还不计其数地反复提及王维，把其他京城诗人和非京城诗人与王维进行类比和对比分析。王维在全书所占的篇幅和比例均超过李白和杜甫，反映出宇文所安对于王维这位盛唐诗人的特殊喜爱。可以说，王维在宇文所安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杜甫，且超过李白。《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长达600页左右，分给李商隐的篇幅接近200页，占全书三分之一，而涉及杜牧、温庭筠的篇幅却分别只有几十页，其他诗人则更少。作为文学史家，宇文所安喜爱王维和李商隐，并以叙事文字的多少来表达这一喜爱本无可厚非，但两本文学史针对不同作家叙事比例的严重失衡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几部唐代诗歌史著作里，宇文所安很少提及女诗人，也没有收录她们的诗篇，著名女诗人如上官婉儿、李冶、薛涛、鱼玄机、刘采春等均不在宇文所安遴选范围之内。这种明显的“排她性”以及对女性文学的压抑，是宇文所安的偏见还是视而不见，也是值得读者注意和警醒的。

韩南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虽有诸多发现和新见，但并非都属于真知灼见。他对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的分期，连他自己都承认远远谈不上精确，而是带有很大的推测性，极易导致结论错误。《中国白话小说史》并不完整，写到艾衲居士就戛然而止了，韩南为何不把白话小说史继续书写下去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毕竟在艾衲居士之后中国白话小说依然继续着，而且有的还写得很好。韩南最具颠覆性的文学史发现，莫过于他所说的“新小说”前的新小说。韩南认为傅兰雅发出了中国新小说的第一声呼喊，因此奉傅兰雅为中国新小说的鼻祖。为了自圆其说，韩南详细介绍了傅兰雅在1895年举办的小说竞赛，将这一文学事件与甲午事件直接关联起来。韩南强调傅兰雅意在通过小说竞赛改造社会，祛除时弊，启发民智，并通过根除鸦片、时文和缠足达到塑造新的社会、新的人和新的文化的目的。傅兰雅的这些观点，与后来梁启超的新小说和新民说遥相呼应。韩南还以《熙朝快史》和《花柳深情传》为例，说明傅兰雅的小说竞赛和他倡导的新小说观是开了花结了果的。韩南由此声称，中国最早的新小说始于1895年而不是1902年，中国新小说的鼻祖是傅兰雅而不是梁启超。韩南把中国新小说的起始时间整整提前了七年。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把一个名叫傅兰雅的外国人推上中国新小说鼻祖的位置，这里有没有西方中心主义作祟的嫌疑呢？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是对晚清小说历史发展的再认识与再发现，也是对现代文学史边界的重新划分。他的晚清小说现代性叙事视角，促使学者和文学史家对那段久已被忽视和压抑的文学投去新的一瞥。王德威抛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对“五四”文学地位的挑战和贬低意味明显，其所招致的反对声浪至今不绝于耳。但有两点是清楚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虽然丰富而多样，晚清小说的数量虽然也蔚为大观，但晚清小说经典数量有限，除了四大小说之外，几乎乏善可陈，这是不争的事实；王德威言之凿凿的晚清现代性，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繁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晚清小说现代性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现象，让王德威的晚清小说新论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与之前的四大名著相比，晚清小说家自愧不如；与之后的“五四”文学成就相比，晚清小说也相形见绌。凡此种种，让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呼声多少显得有些缺乏底气。另外，王德威关于晚清小说类别的划分主要沿袭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在晚清小说中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之自源性的企图和努力，也是受了柯文博士《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的启发。

李欧梵的五四现代浪漫文学史研究，也有明显的不足和不当之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共分14章，全书不可谓不长，但没有一章是专论女作家的。书中虽对林徽因有所提及，但她只是作为徐志摩曾经追逐过的异性身份出现的，林徽因的文学身份只字未提。同样，萧红也只是作为萧军的恋人这一身份被简单提到，萧红作为作家却并没有受到李欧梵的注意。王映霞、林徽因、陆小曼、宋若瑜、萧红等女性，都只是郁达夫、徐志摩、蒋光慈和萧军等人浪漫生活和情事的陪衬。对于林徽因和萧红最重要的文人和作家的身份特征，李欧梵却选择了忽略和无视。

李欧梵对浪漫的左翼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的批评和评价，也有欠妥之处。在对这些作家的评述中，李欧梵有矮化他不喜欢的文人的嫌疑，尤以郭沫若最为突出。如果究其来源，李欧梵对郭沫若的这一略带偏见的认知至少有四点：一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痛骂创造社是“才子加流氓”，李欧梵不过是这一旧论的老调重弹；二是李欧梵受了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偏见和敌意的影响，这些偶尔出现在李欧梵的文学史叙事里，也就在所难免；三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特别是在个别时候的言行，加深了李欧梵对郭沫若的成见；四是以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现代文学史叙事，包括李欧梵和王德威在内，一直都有解构或消解之前中国现代文学史宏大叙事的企图。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哈佛学者和其他汉学家一样，在对待中国文学史的态度上，一直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成就的评价，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总体趋势。在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时，西方汉学界这一现象尤其突出，而哈佛学者和整个汉学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方面的相对阙如，正好印证了他们的这一偏见。正如龚刚所说，欧美汉学界“和中国人对话，也主要是和中国人的祖先对话，因为后者创造了称雄千年的古代文明”[32]。

尽管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局限和问题，但瑕不掩瑜，其散见于文学史研究方法和文学史观的众多新见、洞见和创见，仍值得中国学术界反思和借鉴。

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汉学心态固然不可取，但文学史书写的“大中华心态”也同样不可提倡。盲目抵制海外汉学，唯我独尊，采取学术上的“闭关锁国”策略，对国外相关学术研究前沿充耳不闻，也是有害的，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学术的落伍和片面化。刘东在1980年代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发现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28]刘东丛书序1-2刘东先生对于若没有西方中国就找不到进入现代的门的说法，虽然多少有些夸张，但他建议跳出自身的文化圈子反观中国自身的主张，却无疑是对的。平等对待海外汉学，在借鉴和吸收哈佛学者等作为他者的学术发现和新论时，保持一份对于自身的清醒，守住自身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立场，做到兼收并蓄，中西融通，把他山之石和本山之石结合起来，才能书写出新的中国文学史。

五、重写文学史的中西互释互证

以西释中不仅是哈佛学者和其他海外汉学家观照中国文学的文化视角，也是19世纪以来众多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潜在视点，这主要归因于曹顺庆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病态现象，即“失语症”。在哈佛学者中，宇文所安和韩南是西方学者，他们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队伍中的他者。李欧梵和王德威是从中国台湾去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训练是在美国完成的，其中李欧梵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均从哈佛获得，他们是华裔美国学者，是广义的汉学家，也可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队伍中的他者，具有多重学术身份。如果说国内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是“本山的石头”，哈佛学者则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这一领域的“他山之石头”。

哈佛学者作为身处中国文学史研究大传统外围的他者，具有国内学者少有的条件和资源，但国内学者也有自身的优势和便利如语言功底、资料占有、版本考据、音韵训诂等。比如，宇文所安就承认说，他作为汉学家在语言上和国内很多学者相比就没有优势可言。在资料的占有上他也没有国内学者便捷和丰富，他曾赞扬傅璇琮在唐诗史料方面的巨大贡献，并称如果他能早些接触到傅璇琮有关唐诗史料的发现，那么他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就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过宇文所安认为，国内学者在作家作品的时空考证方面虽然很精确，但对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概括却过于简单和草率[33]。在《晚唐》里，宇文所安指出他的这本诗歌史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本书与中国学者所完成的工作有着基本的区别。虽然这些区别无疑地将会被归因于‘西方’观点，但是我的部分意图却是调和中国学术本身的一种分裂，即一方面是对诗人生平和诗篇日期的精确考证研究，另一方面是有关这一漫长时期的各种笼统概括。此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偶然因素而被标签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即‘晚唐’。史料的丰富及傅璇琮等许多学者的努力，使得我们现在可以细致地探讨一个界定的时期。多亏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普遍接受的范畴的弱点，而此时期的文学史一直是根据这些范畴而撰写的。”[33]在给《初唐诗》中文版作序时，傅璇琮对宇文所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首开先河，第一次把初唐诗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比国内学者早了很多年[34]。在其著述和研究中，宇文所安对唐代诗歌史的发现和贡献颇多，如初唐诗的整体研究、陈子昂的再定位、宫廷诗及其三部式结构的分析、京城诗对盛唐神话的解构、李杜地位及关系新解、欧洲中世纪语境下的中唐诗文阐释、文化晚唐与历史晚唐的辨正等，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宇文所安作为西方学者和中国文化的他者所决定的。

同样，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史和中国近代小说史方面的研究和发现，也部分受益于韩南作为他者的身份和视角：如白话小说史的分期问题、白话小说的分类及其结构、对席浪仙作为《醒世恒言》第二作者的发现、对李渔的独到研究[35]、对艾衲《豆棚闲话》作为中国最早框架叙事小说的确认、近代小说的叙事者研究、西方人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四种介入方式、傅兰雅的小说竞赛、新小说的再定位、对梁启超新小说鼻祖地位的颠覆、陈蝶仙自传写情小说的再确认等。

李欧梵和王德威均毕业于台湾大学英语系，后留学美国攻读硕博，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是走出中国文化这座“庐山”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研究视角以西方为主。李欧梵和王德威选择现当代文学而不是古代文学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受了夏志清、夏济安、普实克、史华慈、费正清等学术前辈的影响。李欧梵在异域的文化和学术环境里反观中国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首次整体研究现代文学浪漫的一代、对郁达夫零余者和自我幻象的研究、徐志摩的伊卡洛斯综合征、浪漫文人背后的浪漫女性(如林徽因、陆小曼、王映霞、宋若瑜、萧红等)、左翼浪漫文人(如郭沫若、蒋光慈和萧军)及其遭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少年维特和普罗米修斯作为现代浪漫文学中常常比附的两个人物典型、拜伦式英雄、现代浪漫文学与19世纪欧美浪漫主义的文学渊源等[36]。不仅如此，李欧梵对鲁迅的新发现，如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事件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人间的鲁迅而不是神化的鲁迅提供了另一个视角[37]。李欧梵对30、40年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对海派文学家如徐枕亚、张恨水、周瘦鹃、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凤、张爱玲的文学研究，都有新见和发现[38]。

王德威率先在晚清小说里寻找中国文学的多种现代性，将晚清小说现代性归纳为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仿四个方面。王德威重点论述了晚清说部的四大类别：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丑怪谴责小说、科幻奇谭小说。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不必源于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被动回应，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根源可以从晚清小说自身去寻找，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文学也能发展出自己的现代性。王德威还认为，“五四”现代性是对晚清现代性的收窄和压抑，是单一的“独沽一味”的现代性，他最后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39]，其颠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意图十分明显，尽管他偶尔否认有另起炉灶、重绘中国文学史版图的企图。和其他哈佛学者一样，王德威的新见和创见并不都是正见，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但哈佛学者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队伍中的他者，能看到我们自己无法或暂时看不到的面向。

哈佛学者和其他汉学家站在中国文学的“庐山”之外近观远眺，自然能发现我们不能看到的文学景观和不一样的风景，毕竟我们处在庐山之内，会有所局限。但是借助海外汉学家他者的眼光和发现，加上我们自己对文学庐山的所见所知，再把这些从本山和他山看到的文学庐山的多个画面进行蒙太奇式的整合或重组，我们就能看到完整的全景式的真实的庐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学者和海外汉学家都有自己的学术优势和局限，都有自己的见与不见。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本土学者和海外汉学家其实互为他者，互为他山之石，彼此都需要对方的视角。只有把对于中国文学庐山的远近视角结合起来，把有关文学庐山的远景和近景进行合成、整合和融合，才有可能拼出中国文学史的庐山全貌。这正是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叙事和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重写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本山之石，也应该有他山之石。

近年来，中西合璧的文学史研究已经有所发展，国内学者和海外汉学家在各自书写的中国文学史里互相借鉴，其频繁和交融程度可谓水乳难分，有时竟然分不出中西来。正如宇文所安所说：“谈到对知识的整理和思考，有些人对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有太多的关心和焦虑。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来，人们陆续把石头搬来搬去，简直很难分清到底什么是他山之石、什么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们可以把多样性的‘中国’和多样性的‘西方’分辨清楚，这样的区分和挑选，远远不如这么一件事来得重要：找到一个办法使中国文学传统保持活力，而且把它发扬光大。”[28]自序3宇文所安的见解无疑是对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不必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汉学界和国内学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整合学术资源，才能把中国文学史研究这座学术的庐山风景培育、开发得更好，让它枝叶茂盛、繁花盛开。

但是，在整合海外学术资源的同时，一定程度的边界意识还是必须的，学术界限不能抹去，这对海外和国内学者同样重要。忘记学术传统，混淆学术边界，盲目地以西释中，或片面地以中释西，将有可能导致国内的文学史叙事研究失去话语权，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了自己的话语规则，造成前文所说的“失语症”。

六、结 语

综上所述，重构中国文学史叙事，再现中国文学史的庐山真面目，需要海外汉学家处在大传统外围的他者提供远观的视角。但是过分依赖海外视角或他山的视角，就会出现以西释中的单一文学景观，出现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霸权问题。反之，如果国内学者过分依赖自己的视角，既不走出文学史的庐山远观自身，也不借助他山上他者的眼睛，就会陷入另一种单一视角和另一种单一的文学景观，有坐井观天的局限性。中西结合，汉学与中学并重，他者和自我互通，他山之石与本山之石互为借鉴，才能建构并促进学术的创新精神，避免千人一面的文学史陈套叙事。

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工程里，重构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富于创新性、学术性和研究性的中国文学史，使中国文学史叙事不仅是教科书，不仅是知识体系，还应是代表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论著，并启发新的学术思考和学术研究转型的综合系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进行再研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