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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门罗译介与研究述评*

2018-02-12陈英红文卫平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译介

陈英红,文卫平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以下简称门罗)凭借精湛且富有开创性的短篇小说创作艺术获得奖项和荣誉无数。在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她曾3次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1968年、1978年、1986年)、2次获吉勒文学奖(1998年、2004年)、3次获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英联邦作家奖(1991年、2002年、2005年)、3次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2006年、2008年、2012年),还曾获英国W.H.史密斯文学奖(1995年)、莱南文学奖(1995年)、美国笔会/马拉姆德杰出短篇小说奖(1997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1998年)、Rea短篇小说奖(2001年)、美国麦克杜威奖章(2006年)和曼布克国际文学奖(2009年)等荣誉。A.S.拜厄特评价道“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1]封页,乔纳森·弗兰岑说“这是少有的一年,没人抱怨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门罗是当我说‘小说是我的信仰’时,我脑海里浮现的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1]封页,诸如此类的评价不胜枚举。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传,在中国也日益受到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迄今为止,国内的门罗译介与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略。

一、门罗作品及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

1982年,姚锦镕翻译的门罗作品《拼字》随《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浙江人民出版社)[2]337的出版面世,这是门罗的作品首次被译介到中国。紧随其后的是1983年第5期《世界文学》期刊上发表的题为《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出版新作》的论文,介绍了门罗当时的新作《木星的卫星》[3]311。然而,直到20世纪结束,门罗的作品都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译介成果很少,只有《沃克兄弟公司的牛仔》《千差万别》《克罗斯太太和基德太太》等约14个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中文,且都是零散地出现在一些选集或期刊上。王彤福主编的《加拿大文学词典(作家专册)》[4]149和中国版协妇女读物研究会主编的《20世纪世界著名女性》[5]21等专门对门罗进行了相对详细的介绍。此时,多个译者对门罗同一短篇小说进行翻译的现象较多,如短篇小说《办公室》有姜炳炘[6]318-337、吴睛[7]199-214、奚雅贤[8]93-100等的译本;《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有徐昊[6]338-364、杨宇慧[9]47-69和王屹[10]171-182等的译本。有时同一作品的译名差别也较大,比如,短篇小说“How I Met My Husband”的篇名,徐宗英译为“巧结良缘”[11] 327-351、蒋立珠译为“觅夫”[9] 70-92、赵璊译为“我是怎样遇到我丈夫的”[12]148-210等。译介中偶尔还会出现小失误,如翻译门罗作品的多个译者就误认为她是美国作家。直到和鸣1997年在《世界文学》期刊上发表题为《厄普代克评艾·门罗短篇小说选》的论文,中国学者译介国外门罗研究成果的工作才有了开端。

进入21世纪,随着门罗屡次获得国际大奖的消息不断传入国内,国人对门罗及其作品认识的逐步深入,门罗的译介也进入到稳步发展阶段。2000年是门罗译介的分水岭。这一年有陈小慰译《爱的进步》、郑晓燕译《邂逅》、及邝姗译《有件事一直想告诉你》等译作面世,还有郑燕虹的《爱丽丝·蒙罗其人其作》对门罗及其作品进行介绍,译介作品量创新高。且此后国内门罗译介一改时断时续的状态,几乎每年都有评介门罗及其作品的论文,或者有门罗的新译作发表。2009年,在门罗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当年7月,国内首部门罗小说集《逃离》由李文俊翻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但这本译著并未掀起门罗译介的高潮。直到2012年,该译著都是国内唯一一本门罗作品的简体中文单行本。期刊发表或选集收录的译文也仍处于平稳的发展状态。译介国外门罗研究成果的工作也有所获,如郭国良翻译的摩尔的研究论文《巧夺天工:评芒罗新作〈憎恨、友谊、求婚、爱情、婚姻〉》,发表于2003年《外国文艺》的第1期。

2013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的作品迅速吸引了国内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目光,作品译介很快进入高潮。2013年11月,译林出版社同时推出门罗7部代表作品的中译本: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爱的进程》(殷杲译)、《公开的秘密》(邢楠、陈笑黎译)、《好女人的爱情》(殷杲译)、《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马永波、杨于军译)和《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2014 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发行了小说集《亲爱的生活》(姚媛译)的中译本。小说集翻译出版之后,之前存在于零散译文中的诸多问题都得到极大改善。与此同时,译介其作品的选集和期刊论文也在陆续出版。另外,国内引进国外门罗研究成果的工作有重大突破,收录国外门罗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在国内翻译出版,如由暨南大学于2013年出版发行的《叙事》(中国版),其中就收录了一系列美国学者研究门罗短篇小说《激情》的论文译文;国内期刊发表的国外门罗研究论文数量也有所增长。在此时期,门罗作品和国外研究译介获得飞速发展。

门罗作品和国外研究的译介工作的发展促进了门罗及其作品在国内的传播,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门罗研究的资料,推动了国内门罗研究的发展。但需要重视的是,门罗已面世的小说集共有14部,而国内只翻译出版了9部,还有部分作品零散地分布在其他译作选集和期刊中,或者还没有得到译介。同时,已引进和翻译的国外门罗研究成果还很匮乏,相关译介工作还需加大力度。诸多问题影响了读者全面了解门罗的创作历程,进而也将阻碍国内学者对门罗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门罗学术性研究的发展略晚于其作品译介的发展。以“门罗”、“蒙罗”、“芒罗”为关键词搜索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直到20世纪末,除了1993年发表了一篇研究门罗作品的期刊论文《The Office 评析》[13]29-31,国内门罗研究成果寥寥。21世纪后,伴随着门罗国际声望的提升和国内译介成果的增多,门罗研究才逐步进入正轨。2013年,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激发了学界研究其作品的热情,学术性研究成果也呈爆发式增长。到2017年12月止,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已经超过400篇,其中CSSCI核心期刊论文约81篇;文学研究类硕士论文约133篇;博士论文2篇。此外,还有3部研究专著和1部研究论文集出版发行。国内门罗研究已初见规模。在此基础之上,研究焦点也日益凸显,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研究、叙事艺术研究、及地域性书写研究等方面。

门罗作品的女性主义研究深受国内研究者们的青睐,是国内门罗研究最早展开的批评视角之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早在1993年,简国儒就认为门罗的文学模式忠于妇女的经验,写女人的问题,以女性叙述者立场来观察世界。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门罗的专著《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中,周怡的分析表明门罗符合女性主义作家的特点,不仅因为其女性身份,还因其完整地经历了女性主义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且其作品极大多数采用了女性视角,表达了独特的女性艺术家的成长经验[14]214。柯倩婷认为,门罗在作品中剖析性别建构,写女性对工作、独立和性自由的追求,深受第二浪潮女性主义的影响[15] 78-82。国内研究者侧重于从女性形象、两性关系、自我意识与身份建构等方面揭示门罗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和门罗的女性主义思想,如沐永华[16]146-150的研究表明门罗作品中的疯女人形象是女性反抗父权社会压制、解放自我、重建正常人性的独特方式;黄川[17]76-79认为《荒野小站》展示了加拿大拓荒时期男性在话语、身体和精神等方面对女性的迫害及女性对婚姻制度、宗教思想和法制体系的反抗;王岚等[18]34-41认为《办公室》中女性对自身主体性建构的深刻内省显示了门罗早期作品的先锋性。综合目前门罗作品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观点认为,门罗的作品表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男性压制与迫害的反抗和女性追求平等与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成长。

门罗作品叙事艺术特点的研究成果总量仅次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谷启楠等所编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在收录的门罗短篇小说An Ounce of Cure (《一盎司治病药》)前的“作品介绍”中写道:“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使主人公及其经历的事件真实可信。……并不时插入对往事的分析和反思。……这正是门罗小说创作的高超之处。”[19]312这是国内较早对门罗作品叙述手法的评论。无庸置疑,叙事艺术的成功是门罗作品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的门罗作品叙事艺术研究主要认为时空转换、及将记忆、想象和现实生活的打碎重组是门罗作品重要的叙事艺术特征,并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叙事声音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指明了这一叙事特征的价值。如杨金才[20]111-117对《幸福过了头》的研究表明记忆和想象展演的人事错位与时空矛盾造就了小说的叙述张力;赵军涛[21]69-76认为门罗在《逃离》中采用颠倒时序、打乱叙事节奏和叙事频率的叙事手法,使一个平凡女性的婚姻生活演绎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易敏[22]134-137指出《爱,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中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叙述的有机结合真实再现了人物形象、深刻地阐释了小说主题;赵晶辉[23]117-124分析认为《爱的进程》以复调特征、碎片叙事和空间转换等叙述方式,解构和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叙事形式等等。

国内研究者对门罗作品中的地域性书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数周怡,她是较早对门罗作品中的地域特征进行研究的学者,所作的相关研究较为深入。周怡[24]3-10较早指出门罗作品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加拿大民族性建构设想出了某种可能,即以杂糅包含矛盾,以差异取代同一。她早期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博士论文《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25]对门罗作品的地域性特征作了系统分析。在这部论文中,周怡将门罗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加拿大性定义为统一而不同一的“居于间性”,认为这源于加拿大的历史文化特点所引发的文化焦虑、身份困惑、道德焦虑的影响。在随后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她重申“门罗近60年的创作生涯几乎都立足于其熟悉的加拿大土地,并致力于‘加拿大的民族性’的文学建构”,“其作品带着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历史关怀,体现出独特的‘加拿大性’”[14]212-213,并将加拿大作家作为门罗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还有不少研究者也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如苗福光[26]138-142对门罗地方书写与身份建构的研究认为其以《声音》为代表的作品所采用的多元地方书写样式正是加拿大文学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最明显特点;赵越,杨柏艳[27] 651-656认为《公开的秘密》中,门罗将南安大略哥特风格运用到极致。

除了上述研究热点之外,还有研究者探讨门罗作品中的哲学意蕴、标题艺术、阶级意识等主题,或从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对文本进行剖析,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拓宽了门罗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的特点

在门罗作品和国外成果译介工作发展的推动下,国内相关研究发展形势喜人。具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国内门罗研究出现纵向发展的动向。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有至少一篇纵向比较研究的论文发表,尝试挖掘门罗与伍尔夫、契诃夫、欧·亨利等作家的联系。其中,在核心期刊得到发表的论文包括张虎对门罗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2016年),还有陈芬对波兰学者主编的论文集《艾丽丝·门罗:回忆、阐释、改编与比较》的评介论文(2017年)等。门罗有“当代契诃夫”的美誉,门罗的作品中处处体现着的契诃夫作品中问询性、开放性等特质,她自己也承认受到这位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的影响。张虎以女性书写为中心进行的比较研究认为:契诃夫赞同女权主义的同时蔑视一切庸俗,而门罗的女性主义还有思辨的成分;前者塑造的女性以附庸者为主,而后者则以独立、自强、富于反抗精神的女性为主;前者的作品是对庸俗的印象画,而后者深入到了思想层面[28]92-99。门罗在女性书写方面有对契诃夫的继承与创新。然而,门罗创作所受影响的来源十分广泛。陈芬评介的国外学者的成果就不仅论及门罗与契诃夫的关系,还分析了她和美国文学史上最早写小镇故事的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及加拿大短篇小说家梅维斯·加兰特的异同,进而发掘了门罗对前辈作家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超越[29]168-171。

其次,国内门罗的横向比较研究也初见端倪。已有的横向比较研究着重于对门罗与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美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及中国作家莫言等同样体现出现代主义质素的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横向比较研究论文总量与纵向研究的相当,其中包括孙艳琳对门罗与玛格丽特·劳伦斯的比较研究(2016年),还有黄立华对门罗与莫言小说叙事风格相似性的研究(2015年)。孙艳琳在比较了《石头天使》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两部作品的之后,认为以长篇小说见长的玛格丽特·劳伦斯与门罗都在作品中表现了浓厚的等级观念和强烈的女性进取精神。但两者的女主人公性格各异、对宗教的态度迥然不同、且在叙事艺术上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30]187-192。黄立华[31] 131-135的研究结论是,门罗与莫言虽然生活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叙事风格却极为相似。乡土情结、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是两位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共通之处。

通过调整闸门的开启度,分析对水表计量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将闸门安装在水表前方、后方,其计量结果不一致;安装在水表前方,闸门开启度对计量准确度的影响更明显。②水表的规格不同,闸门开启对计量的影响也不同,取决于水表的叶轮位置、叶轮大小、整流装置等因素。③在水表前方增设短节,闸门开启度对计量的影响不同。④单独调节进水端闸门,或同时调节前后闸门,对计量结果的影响类似。

最后,以传记与评传写作探索门罗的创作个性已成为国内门罗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色。不带先入之见地进入作者的思想、追踪其渊源、揭示其内涵与特性,才能真正把握和阐释作者的核心思想。这样一种批评尝试在以传记与评传形式对作者进行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国内已经出版的三部门罗研究专著中有两部,周怡的《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2014)[14]和刘文的《神秘、寓言与顿悟: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2014)[32],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他们都是以门罗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为研究阐释的起点,在论述中始终将作品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状态密切结合,渗透着追溯作者思想源流的意识和全面考察作品本源的倾向。他们以传记与评传形式展开的研究也代表了国内全面系统研究门罗的诉求。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即使是在国内门罗研究已有了蓬勃发展的现在,门罗研究成果距离她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国际影响力尚相差甚远,不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第一,门罗研究的范围仍较狭窄。

研究范围的狭窄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两个方面。已有研究成果集中于对短篇小说《逃离》《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好女人的爱情》《亲爱的生活》《播弄》《男孩和女孩》《乞女》《办公室》《荨麻》《匆匆》《熊从山那边来》《机缘》等不到一半的门罗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逃离》的批评研究。这不仅与国内门罗作品的引进滞后、译介成果不足有一定的关系,也与门罗作品在中国的推广和接受程度有关。如《逃离》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门罗小说集,国内的认知度较高,更能激发研究者的兴趣,而其他推广和接受程度较低的译作则少人问津,这加重了门罗研究内容和视角集中的问题。女性主义、叙事艺术、地域特征等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总量在所有期刊研究论文总量中占绝对优势。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中仅对短篇小说或小说集《逃离》进行的文学研究论文就有约131篇,其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展开的论文约53篇。研究范围狭窄造成的研究内容趋同难以避免。

第二,对门罗作品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艺术观照的研究成果不够丰富。

门罗作品的成功既源于其艺术形式的独特之处,也是多种艺术技巧整合的结果,既与门罗个人对命运的理解相关,也深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所浸染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因此需要多视角的、综合的批评视野对其进行审视。不可否认,目前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期刊论文也有少量相关成果,比如,袁霞[33]45-50融合女性生态主义、哥特式小说、南安大略的加拿大地域文学特征等视角对门罗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门罗将女性角色融入具有哥特式氛围的自然之中,既揭示了二元论和父权制对两者的危害,又体现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自然的关怀。但总体而言,对门罗作品的某一艺术特点进行孤立的研究是主流,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成果还很缺乏。

第三,研究观点有固化倾向,突破已有观点的论文少。

以门罗作品的女性主义研究为例,很多研究者都是探讨门罗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反抗和女性追求独立意识的成长。但门罗对女性的独立与自由的支持与推崇是无条件的吗?这值得探讨。如果说门罗的早期作品,如小说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快乐影子之舞》等,更多地反映了门罗对女性受压制的境遇的同情、以及对女性追求独立和自主的意识的肯定,那么,她的中后期作品则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思想的成熟而逐渐鲜明地表现出对女性主义观点的辩证性思考。比如短篇小说《漂流到日本》中女主人公格丽塔厌倦了平淡的家庭生活而背叛了丈夫,但因此体会到了丢失女儿的惊恐,虽然随即找到了女儿,她却久久地陷入深深的自我反省之中。从诸如此类的故事可以觉察,门罗越来越明确地表达了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某些激进观念,如“性自由”等观念的质疑。这一点在张虎的研究成果中被提及。他指出门罗已经看到伴随现代社会发展和女性主义骄人成果的唯我中心主义的日渐失控,并对由此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感到忧虑[28]92-99,这种忧虑表明门罗对传统女性主义追求独立与自由观念的超越。此外,赖丹琪[18]57-66认为,虽然罗斯未能完全逃脱男权话语对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压制,但她在回忆与反思的“灵悟”瞬间找到了人际关系伦理没被权力话语污染的最好的存在方式。但对已有的门罗的女性主义观点提出不同想法的人仍然寥寥可数。对其他已有的研究观点深入挖掘并有所突破的论文也同样很少。

第四,比较研究的方法亟待推广和提升。

门罗37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就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并很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华丽转身为一位获奖无数、最终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文学天赋与对文学的无比热爱对她的成功固然重要,但更值得探讨的是她自幼对本国及欧美文学前辈创作成果与经验的不断学习与借鉴。比较门罗与前辈文学家的异同,进而考察门罗在创作思想与手法上对前辈作家的沿袭与革新是门罗研究纵向发展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门罗创作的成功建立在其独特的短篇小说创作风格之上,而这样的独特性也只有在横向比较门罗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示。可见,比较研究是揭示门罗作品文学价值的有效的也是必须采取的方法。然而,国内有关门罗的比较研究还很薄弱,在国内CSSCI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比较研究论文,在纵向轴上仅有前面所提到的张虎对门罗和契诃夫的比较研究、以及陈芬评介的国外成果中的比较研究;在横向轴上,除了前面提到的孙艳琳对门罗与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比较,黄立华对门罗与莫言小说的叙事风格的比较研究,另有约3篇论文对门罗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整体上看,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成果数量上都太少,能够做到观点新颖、论证严密的高质量的比较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难以达到深刻挖掘门罗作品的文学价值的目的。

第五,国内门罗研究还有诸多领域待发掘。

比如门罗作品中中国元素的研究,国内还鲜有相关成果。门罗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不仅仅是一位加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已,她与中国颇有渊源。她曾于1981年6月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与6位加拿大作家一起来到中国,并将中国之行写成题为《透过玉帘》(Through the Jade Curtain)的随笔。中国的门罗译介也就是在门罗来访之后才起步。欣赏过门罗作品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门罗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中国元素。相关研究对于中加两国的跨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门罗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有待进一步探讨。无论如何,门罗作品研究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总而言之,国内对门罗作品的译介和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多部对门罗的小说进行多视角、深层次剖析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更让人看见了相关研究良性化发展的态势。但要推动国内门罗研究的持续发展,就应该加快对门罗作品及其国外研究成果引进和推介的步伐,加强与国外研究者的交流,以更开阔的视野深刻地了解门罗及其作品。相信随着译介成果的完善、研究资料的丰富以及研究队伍的壮大,国内门罗研究将走向全面、系统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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