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 梁军莉

内容提要 曹冷泉是早在民国时期用现代学术视野研究关学的重要学者。他认为关学是自横渠至民国一直延续不绝的“独立学派”。基于张载所奠定的“勇于从善”的学风及关学的“递变之迹”，他把关学发展划分为与洛学、闽学、王学合流三个时期，主张关学在整个流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张载之学相一致的“基调”且有自身的“特有属性”，从而呈现出崇礼教、尚实行、重实用、轻视学术和文学的特点。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主张研究关学当“自张横渠始”“以横渠学说为基调”，主张突破关陇地域界限，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探求关学发生渊源。他对关学发展的分期，紧扣关学后学与张载之学的继承关系以及关学学人的学说特点对关学巨子学说的分析评价，对清末民国众多关学后继者具有时代特点的史传时评等观点、视角和主张，对当今关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 关学 张载 曹冷泉 关学概论 陕西近代人物小志 刘古愚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2-0044-11

内容提要 曹冷泉是早在民国时期用现代学术视野研究关学的重要学者。他认为关学是自横渠至民国一直延续不绝的“独立学派”。基于张载所奠定的“勇于从善”的学风及关学的“递变之迹”，他把关学发展划分为与洛学、闽学、王学合流三个时期，主张关学在整个流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张载之学相一致的“基调”且有自身的“特有属性”，从而呈现出崇礼教、尚实行、重实用、轻视学术和文学的特点。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主张研究关学当“自张横渠始”“以横渠学说为基调”，主张突破关陇地域界限，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探求关学发生渊源。他对关学发展的分期，紧扣关学后学与张载之学的继承关系以及关学学人的学说特点对关学巨子学说的分析评价，对清末民国众多关学后继者具有时代特点的史传时评等观点、视角和主张，对当今关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 关学 张载 曹冷泉 关学概论 陕西近代人物小志 刘古愚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2-0044-11

引言

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本世纪以来，关学研究者在不断拓展、深化、推进关学认识和研究的同时，也着力于对20世纪关学研究重要成果和观点的回顾整理，这一方面以业师刘学智、林乐昌两位先生的贡献最为突出。①但由于民国关学研究文献或散存于各种旧时报刊难以搜求，或尚为手稿未曾出版，故两位先生及诸学人对20世纪关学研究成果的述评，不得不侧重于建国之后，而对民国一段，除集中于以张载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外，对关学整体及张载之外的其他关学人物之研究成果，少有论述评析，诚为遗珠之憾。基于此，学界往往以为关学整体研究和张载之外关学人物的研究当始于建国之后，但如是判断与实际并不符合。经笔者近期广泛搜求，发现民国时期对关学整体之研究及其他学人之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且与传统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不但已经开始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现代学术方法对关学学派的成立、渊源、沿革等问题进行分析，且在研究中注意借鉴域外学者关学研究之成果，并注意关学人物思想特点与西方哲学观点之比较。如此说明：在民国时期，国内学人特别是关中学者已经开始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关学，关学的现代研究史，应该始于民国时期而非建国之后。民国时期的关学研究，对当今关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仍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而曹冷泉先生就是早在民国时期已经研究关学的重要学者之一。

曹冷泉（1901-1980），安徽颖上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南大学党组织领导人、南京市委委员。1928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因参加“皖北四九暴动”“江苏茅山暴动”等被国民党通缉，遂易名冷泉，出走陕西，任《中山日报》社长及西安各界讨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31年接办《西北文化日报》并兼《西北画报》经理。1945年由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支委主任杜斌丞发展为民盟盟员，曾任西安师专、北京华北学院、安徽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大学校委委员、安徽省文联常委，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民盟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政府第三、四届委员;西安市雁塔区第二、三、四届人民代表等职务。曹冷泉先生一生主要在陕西活动，对陕西怀有深厚的感情。据其好友武伯纶先生说，“冷泉尝言，西安为伊之第二故乡，愿终老于斯，葬于斯”。曹冷泉：《曹冷泉诗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1页。1980年12月曹冷泉病故后，即被安葬于西安翠华山天湖之畔，并立碑纪念。

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曹冷泉先生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多，今所知者有：《关学概论》《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诗人屈复传评》《刘古愚哲学体系》等。曹冷泉先生去世后，其子曹春芷搜集其部分作品，编成《曹冷泉诗文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

曹冷泉对关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其所著《关学概论》《刘古愚哲学体系》和《陕西近代人物小志》中的部分论述。曹冷泉先生的这些著作，对关学研究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据笔者所知，其《关学概论》一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篇用现代学术方法对宋元明清至民国关学进行概论性的文字，其文不但论述了关学的意义、溯源、沿革、特色，而且对张载、吕大临、吕大钧、吕柟、杨爵、冯从吾、李二曲等关学巨子的学说予以分析论述，并提出清末民初的刘古愚、朱佛光二人为“关学别子”的说法，全文洋洋洒洒一万四千余字，堪称研究关学的一篇大文章。而其所著《陕西近代人物小志》一书，虽并非专为关学人物作传，但却是继1921年双流张骥完成《关学宗传》之后，对与刘古愚同时及其殁后关学后续人物予以关注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书中，曹冷泉先生除了在“理学”部分为当时关学中清麓、烟霞两学派九人撰写小志之外，还在“文學”“事功”等部分为《关学宗传》序言所提及而未入编的萧筱梅，出自刘古愚门下的陈伯澜、李梦符、张扶万、郭希仁、张季鸾，以及朱佛光及其门下弟子于右任，贺复斋再传弟子刘允丞等诸人撰写小志，这对后理学时代关学后续的研究，亦不无参考价值。书后附录《刘古愚哲学体系》一文，除了对刘古愚的生平、学术地位及其特质进行论述之外，还专设“古愚学髓”一章，从“元、气、理”“物之生成”“形与性”“气质之性非恶说”“格物”“天人之迷网”五个角度完整地论述了刘古愚的哲学思想，并进而肯定刘古愚是“横渠之正宗，关学之真传”，由是确定刘古愚在关学史上之地位。由以上著述可知，曹冷泉先生不惟对关学之整体有所探讨，亦对关学之传受有所推进，且其已经摆脱古人成见而采用现代学术方法、借鉴国外学术成果研究关学，其对关学认识之真知灼见，真可谓是俯身可拾，琳琅满目，此种关学研究风格置身于七十余年前之民国时代，尤为先识卓见，故其对关学之研究，不仅对现代学术视野下开展关学研究有开山之功，亦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对其关学研究之方法、观点做一叙述评介，甚有必要。

一、关学意义及其学派成立

学术研究之基点，乃在于对研究之对象予以廓清，关学之研究，亦须如此。在《关学概论》之开篇部分，曹冷泉先生首先开列“关学的意义”一节，对关学的属性、范围、内涵、特征等问题做了探讨。他在一开篇就提出：“自宋，张载讲学于关中后，后世学者遂以张载所代表之学说，称之为关学，故所谓关学具有学派的意义。”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曹冷泉先生论著原文用旧式标点，今为阅读方便，所引文献皆改为新式标点，下同。此即扼要点明：关学不仅是后世对张载所代表之学说的概称，且具有学派之意义。对于关学之属性，曹冷泉先生在该文亦明确点出：“关学为中国理学之一部”，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此即点明了关学的理学属性，将之与世俗所误解的关中学术或关中文化区别开来。那么，这一关学之历史范围为何？对此，他在该文的第三部分“关学的沿革”中，按照关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叙述了关学从张载开始历经宋金蒙元明清的流变，其下限，则至民末清初被其称为“关学别子”的刘古愚和朱佛光。这足以表明，他所认定的关学的时间范围，是始于北宋而至于民国的。以上观点，皆构成其对关学的基本认识。

如此，曹冷泉先生所谓之“关学”，则当以横渠为代表，始于北宋而延至民国，且具有学派之意义。然而，众所周知，张载学派虽成立于北宋时期，其门户虽微，然有殊于伊洛。但在张载殁后，其门下弟子之三吕、苏昞、范育等皆东学于二程，游师雄、种师道、李复相继投身于边事，嗣后关中沦陷，门户零落，金初已告中绝，此后金末蒙元以及明清，关中理学之传，均出自朱王之学，与张载学派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此正如曹冷泉先生在该书中所说：

关中自张载讲学后，研究性理之学者闻风而起，代有大师，历千年而弗息，可谓盛矣。明冯从吾将关陇历代关学之传受师承与学说要旨汇为一编，颜曰《关学编》。厥后清初王心敬（丰川）、清末李元春（桐阁）、贺瑞麟（復斋）于此书各有增续，题曰《关学续编》，于是凡关陇心性学者之言行事功皆萃于此书矣。惟此书于周张程朱各派学者，皆能兼取并录，不过皆籍隶关陇而已，若依据冯王李贺诸家之见解，则所谓“关学”一名词，仅具有地域性，已不足代表一学派Shool矣。③④⑤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

此处，曹冷泉先生从冯从吾的《关学编》之创制及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对《关学编》的续补谈起，点明《关学编》及其续补的特点是对关中地区之理学传承，凡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阳明诸理学学派皆“兼取并录”“籍隶关陇”而已，故所谓“关学”，在冯王李贺诸关学史家那里，仅具有地域性，其作为一学派，并不能成立。此一观点，在后世亦常被提起。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1959）、李晓东《关学的范围及特点》（1983）、张岂之《与友人论学书》（1989）、龚杰《张载评传》（1996），即持此种观点。若事实当真如此，则自宋元而至明清之关学，固然不能成为一学派也。然曹冷泉先生于此种观点并不认同，其虽基于《关学编》及其续补能认同关学之范围自张载而延至后世，却能立足于《关学编》及其续补中诸关陇性理学者之学术差异，而发现“其所同者”，并以之为“关学之特有属性”而与其他理学学派相互区别，其曰：

此亦不然。关陇性理学者无论或崇程朱或崇陆王，或列籍于河东或列籍于甘泉，而其所同者皆注重伦常日用、躬行实践、与夫尊古尚礼。故此数点者即可谓关学之特有属性矣。且关学因风土环境之关系，因千余年师儒递变传授之关系，而具有朴茂醇厚之色采，不同于程朱，不同于陆王，此吾人研究学术史所应知者。③

从表面上看，金元明清之关学与北宋时期之关学有很大不同：北宋关学主要表现为张子学派，而嗣后之关学则呈现为或朱子或陆王之倾向，并列籍于当时不同的理学流派。然就实质而言，此所有时期之关学学者，皆“注重伦常日用、躬行实践、尊古尚礼”，且“具有朴茂醇厚之色采”，而关学学者这一历时性之共同品质，亦构成其与其他理学学派之区别所在，故为“关学之特有属性”，“此吾人研究关学史所应知者”，故不可就其表象而论也。据此可知，曹冷泉先生对关学的界定，不仅是遵循关学史家之典籍撰述而认同关学学者具有共同的地缘因素——关陇，更认为关学在这一地缘共性的基础上，具有能与其他地方学派相区别之群体共性，这一群体共性不仅历经时代变迁而贯彻始终，而且能涵摄其内部各个体而无所不在，更能体现自身整体特点而与他者区别。正因如此，关学不仅能“为中国理学之一部”而与其他学派贯通，且据此特点而“关学固可称为独立学派”。④曹冷泉先生又言：“惜乎关学未能蔚为全国学术主潮，不为学者之注视。”⑤此一语不但点明关学在历史上未能成为全国理学主流思潮之地位特点，亦回应了世人未能注意关学这一特点之原因所在，关学之自身特性未能为国人所认识，正与其影响所限有关。或因为如此，在他提出此一观点四五十年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学研究者尚在讨论：关学是仅指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呢，还是也包括其后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如果是后者，因为北宋时期的张载学派与后者并无师承关系，又如何能将之判定为一个学派？在此，他则明确地提出，关学是“张载所代表的学派”，这一学派不仅包括北宋时期的张载及其门人，而且涵摄金元明清至民国的关学学者。而如此范围的关学学派之所以能够成立，则根源于“其所同者”构成之“特有之属性”。曹冷泉先生对关学群体这一“共有特性”的论述，无疑是对冯从吾等关学史编撰先贤思想的推进，无疑对回应关学学派是否能够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金元而下之关学与北宋时之横渠学派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关学学派的成立仅限于两宋之交，而不能延至元明之后的观点，在上世纪末，业师陈俊民先生、刘学智先生均已作出有益探讨。陈俊民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明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学派，即宋元明清时代今陕西关中的理学”，陈俊民：《关学序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7期。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建国后首次以《关学编》等文献为基础对曹冷泉先生观点的接续和回应。1997年，陈俊民先生针对“师承说”进一步提出：明清关学学者与张载之间虽无“师承”，却有“学承”。他认为，“在关学及整个宋明理学的传衍中，每个理学家的学承，实际要比其师承更重要。”“自张载至李颙，代代学承不宗主一家，不各立门户，多能吸收融会各家之长，而不断丰富充实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关学特点”。陈俊民：《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中国哲学及其方法论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6～237页。业师刘学智先生也在本世纪之初提出：“如何认识古代学派和学派的传承？是否学派一定是代代相接，恪守原旨？愚以为，学派，顾名思义，即学术派别之谓也。只要学术思想、学风相通、相合、相类或因其某一地域、某一时代所限者，皆可谓同一学派，其可以直接相承相继，亦可间接沿袭、传续，不一定非有师承门户不可。”基于此，业师提出关学乃是“与张载学脉相通的关中理学”的观点。刘学智：《关学宗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近年，业师又将前期观点深化，具体表述为“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包容开放的学术流派。”⑤⑥刘学智：《关学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页。“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一直在关中地区得以传衍和发展，并在其传衍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张载学脉相承、相继、相延之关中理学。”⑤“从广义上说，关学是指由张载开创及其后一直在关中流传的理学的统称;而狭义的关学，则指张载及其后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或宗风相承或相通之关中理学。事实表明，关学是一个有本源根基、学脉传承、学术宗旨、风格独特而又开放包容的多元的地域性理学学术流派”。⑥虽然陈、刘两位先生和曹冷泉先生对关学的下限断定存在差别，对于关学下限的标志人物，陈俊民先生認为是明末清初的李二曲，刘学智先生认为是1937年去世的牛兆濂，曹冷泉先生则认为其以清末民初的刘古愚、朱佛光为代表，但在《陕西近代人物小志》又延伸至当时尚在世的清麓、烟霞两学派代表人物如张鸿山、张季鸾、刘古愚、郭希仁等。另外，林乐昌先生、武占江先生认为应该是刘古愚。予以为三位先生对关学下限标志人物的断定，实际上都根源于其对理学终结点的判定。但从理学发展的历史上看，认为清末民初为关学终结时期比明末清初更具有可取性。将牛兆濂或刘古愚作为理学的下限人物，前者是侧重于人物的生卒时间来判断，后者则侧重于学术特点和社会影响而言。在具体的研究中二者均具有一定可取性。但从学术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而言，理学生命的延续或终结，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还与后世社会所决定的世人对其是否有价值认同和学术继承有关，所以本身并不存在终结与否的问题。而清末民初所谓的理学终结，实际上是理学在当时逐渐退出时代思潮主流，而并不是终结。我个人观点认为，理学到现在也没有终结，而是虽然退出社会思想主流，但通过学术或民间视野继续存在。但对关学是自张载以来相贯始终的理学学派的判定则一致，可见“道脉相沿，绵绵不绝”，乃是关学有史以来的基本共识。而陈、刘两位先生从“学承”“学脉相承”的角度论证关学历史，也是对冯从吾诸关学史家从“籍隶关中”“学为理学”建构关学，再到曹冷泉先生从“其所同者”“特有属性”确立关学理路的深化和延伸。

二、关学肇始及其思想渊源

关学是具有关陇地域特点和自身学术特点的学派且在历史上贯彻始终，那这一学派的肇始应是何人，其学派之思想渊源又何在呢？此是关学研究中另一重要问题。对此，冯从吾、王心敬基于道统的观念虽均承认张横渠在关学史上之特有地位，然皆在其关学史著中为关学远溯源头，直追孔门四子乃至伏羲文武。对此，曹冷泉先生则不予以赞同。其曰：

冯从吾著《关学编》，于张载传前，冠以籍属关陇之孔门四子秦子、燕子、石作子、穰驷子，此四子名不见之经传，行无闻于后世，于关学初无关系，而冯氏以此四子为关学之祖矣。有是哉其迂也！王丰川更欲远溯之于伏羲文武，其序《关学续编》云：“自念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横渠特宋关学之始耳，前此如杨伯起之慎独不欺，又前此如泰伯、仲雍之至德，文、武、周公之缉熙敬止、续绪成德，正道昌明之会，为关学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画开天，固宇宙道学之渊源，而吾关学之鼻祖也。……”迂而无当，非为知言。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

对于冯从吾为关学溯源至春秋孔门，以“四子为关学之祖”，王心敬又更远溯至上古，以文武周公为“关学之大宗”，伏羲为“关学之鼻祖”的做法，曹冷泉先生深不以为然，他直接批評冯氏“有是哉其迂也”，而王氏则更“迂而无当，非为知言”，可见其已突破传统理学以道统成见考量关学渊源之思路。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先贤观点的批判中也蕴含了同情的理解，即主张对古人的观念应从其特定时代及立场出发，而不必过于苛责：“盖迷于道统之见解，亦时代之关系，不可过非古人也”，②此种同情的批判态度，亦难能可贵。那么关学之研究，应从何人开始呢？曹冷泉先生明确回答：

余以为研究关学，当截断众流，自张横渠始。因自横渠后，关学始有师承传授之可寻;在横渠以前无关学之称也。横渠建树关学之基础，开发关学之风气，并著关学之特色。所谓“关学”，应以横渠学说为基调。③

曹冷泉先生认为，正因为张横渠的出现，关学才有了师承传授，才有了关学之称，而关学的基础、风气、特点，都是以横渠为基础奠定的。因此，横渠不仅是北宋时期关学学派的创始人，更是后来整个宋元明清时代关学的奠基者，所以关学“应以横渠学说为基调”。基于此，曹冷泉先生进而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分析了关学之所以产生的渊源。他首先立论说：

凡一学派之产生形成，不仅有历史的原因，同时更为环境的原因。考关学之产生，不仅应远溯关中历史上之人物，应知关学与国内各学派，与道教佛道亦皆有密切之姻缘。④

基于学派产生与历史及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认识，曹冷泉先生认为不应该像冯从吾、王心敬那样仅限于“关中”，从关中的历史人物那里找源头，而主张要从整个“国内”，从关学与国内各种学派的关系，以及关学与道教、佛教的关系中找原因，其具体的论述，又分为两面。

首先，突破道统，从理学与儒释道之间关系而言之。他说：“关学为理学之一部，关学发生之渊源，自然亦与中国理学同一原因。兹述中国理学发生之渊源，亦可当做关学之渊源观也。”⑤而其渊源主要有三：其一，儒教之固有思想。他提出：“中国理学的本体论可谓源于《易传》，伦理则源于孔孟和《中庸》，方法论则源于《大学》”。⑥对当时认为理学是“儒表佛骨”，理学之内容皆袭取于佛道的观点，曹冷泉先生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观点是“数典忘祖”，并明确指出：“中国理学的本质皆不过就《易》之阴阳、孔子之仁、中庸之诚加以综合深化而已。”⑦这种认识，点明了理学与早期儒家经典的内在关联，颇为中肯。其二，道教与儒家思想之融合。就此他提出：“道士陈抟隐居于华山，种放隐居于终南皆蒙当道优遇，于关中社会必然有大之影响，而陈抟所著《木严文集》颇有调和道儒之倾向，皆足以促道儒之结合，而使关学之产生”。⑧此从关学产生前关中的道教文化入手辨析根源，亦为切实。其三，佛教与儒家思想之融合。其曰：“佛教圆融高深之哲理，自非儒家所及，儒者摄取佛学所长，以充实儒家学说，亦自为必然之趋势。如《宋史·张载传》言：‘传涉猎老释者累年，乃反之六经，《程颢传》亦言‘灏泛滥诸家，出入老释几十年，反而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此不过儒家经持道统之言，更足以证明儒家袭取于佛教也，又如横渠批评《楞严经》，深入奥窍，亦足证其于佛教有深入之研究也。”⑨此一断言指明理学产生之先佛教对儒家之所长及儒者援佛入儒之趋势，又举理学奠基者张载二程为例而言，确为事实，尤其指出横渠对《楞严经》之研究“深入奥窍”，尤值得关学研究者注意。

其次，突破地域的界限，从张载与国内学术关系而言之。他说：“余以为关学固可称为独立学派，吾人不寻关学渊源则已，若欲寻关学之渊源，不能仅限于关陇也”，⑩“如道教之陈抟、种放，佛教之明教大师，儒家之二程范仲淹于关学之产生，皆有甚大之关系。二程不惟与张载有商量切磋之益，即张载之门人如蓝田吕氏兄弟，武功苏昞、游师雄，后皆东学二程之门。……仲淹不独事功炫赫，且理学深湛，其为西帅多年，德威远播。其言行于宋代关中学风之影响避甚大，当不止张载一人也。”③④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曹先生此论，以游师雄东学于二程，诚为不确，然能打破地域之界限，从横渠及其门人与二程、范仲淹等人之交游入手探讨关学渊源，亦值得当代研究关学者思考。

约而评之，曹冷泉先生从理学产生与其之前儒释道三教思想关系入手，又以佛道二教诸大师及范仲淹在关中之影响、张载及其门人与二程之关系探讨关学在张载创立之时的渊源，戽为灼见，值得当今关学研究者继续深入。特别是点出了理学构成之本体论、伦理学、方法论与儒家经典之对应关系，并明确理学产生之前已经出现的儒道融合、儒佛融合趋势，已经隐含地提示到理学及关学的发生，实际并非单线继承某种思想，而是儒释道三种文化逐渐趋于融合的产物，这种分析远较单纯从某一经典或者某一角度过度诠释理学及关学的思想渊源更为深刻、细致、全面。当代关于张载思想渊源的观点，主要有龚杰的“《四书》渊源说”、王葆玹的“易学礼学说”、陈学凯的“《中庸》说”。予以为，研究张载关学的学术渊源，应该考察其思想形成的综合因素并辨析不同思想在其思想中的地位作用。从《宋史》所谓张载之学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说法来看，曹冷泉先生的观点更具有可取性。这对当前尚为薄弱的关学渊源研究，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关学学风及其时期划分

关学之肇始及其创始人既已明了，即“研究关学当以张横渠始”，且关学“应以横渠学说为基调”，则后世之关学传承，当与张横渠所奠定之关学的基础、风气、特色保持同一继承关系，此为关学学派成立之基础，亦是关学研究之前提。然而问题是：金元而下，关学发展与时代思潮相互呼应，从而呈现出或崇程朱、或尊陆王的多种风貌。关学为何能呈现出此种风貌？今人或以为是时代思潮所致。然为何关中能在不同时代下接受多种理学思潮？对此问题则关涉不足。曹冷泉先生则从张载及其后学与二程的关系中，特拈出“关中学者勇于从善”这一特点，将之作为关学前后相互继承的基础。其曰：

关中学者勇于从善，自横渠先生而能降心与年轻后辈二程相商讨，嗣后国内凡有新学派兴起，关学皆能与之融合汇流。③

由此可见，关学之所以在经历了宗师陨落、关中沦陷之后仍能延续不绝的原因，乃在于张载之时已经奠定“勇于从善”之学风。更为难得的是，曹冷泉先生还从张载与二程学术的同一性上进一步探讨了此种学风形成的根源，其曰：

黄宗羲云：“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此言张程哲学基调确甚相同，尤其是论性，横渠与伊洛完全一致。因此横渠对于二程，能降心相从（横渠与二程之关系详于后）。互相推崇，相互啟发。横渠此种伟大的学者态度，自足钦佩。而张门弟子与二程亦能拳拳服膺，无门户之见，……④

由此可见，横渠为关学所奠定的不仅是其学说、特色，而且在于这一能“勇于从善”的学风，而这一学风的形成，则基于横渠与二程学说的根本一致，更基于横渠人格的伟大。我们通观史料中横渠与二程之交往，及横渠对他人的态度（如对王安石），皆能看出横渠在坚持己说的同时，皆有亲切温和谦虚之气象。今学者研究古人，往往从其思想差异处入手而忽视其为人气象及其所奠定的学风对学术传承的影响。故而曹先生之发现，为研究关学之传承提供一重要视角：从学者本人之人格气象及其为学派所奠定的学风入手，探讨其学术传播之原由也。而从他的这一论述中，亦可见关学之形成，并非后世所言是“出于洛学”，实乃相互推崇、相互启发，不过两者所成所见，互有不同。而后人有以吕大临为张载立传中有横渠见二程子而“尽弃其学”之语，乃谓横渠之学出自二程，或以大临为背叛师门之说而信以为真者，其所蔽，正在于不能见关学“勇于从善”“降心相从”之学风在大临身上之体现。

进一步而言，曹冷泉先生所发现由张载奠定的“勇于从善”，正是后世关学能与洛学、闽学、王学融合，以及容纳西学、新学，从而呈现出多元气象之重要原因。今人研究后世关学与张载之学的关系，不能不注重张载所奠定的这一“基调”，因为关学后来的发展，对各地学术的吸收容纳，皆与此有密切关系。据此，他根据“关学递变之迹”而将关学的发展分为三期，且略述如下。

第一期是关学与洛学的合流时期，即关学与二程之学合流时期。“本期以张载为开山之祖，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武功苏昞、三水范育皆受学于张氏，少后则有华阴侯仲良、天水刘愿。”②③④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即这一时期是从张载学派的建立，到张载与二程的论学，及其门下弟子在其殁后投入二程门下，下限时间是在两宋之交。

第二期是关学与闽学的合流时期，即关学与程朱之学合流时期。时间由金元以至明之中叶。根据曹冷泉先生的论述，予认为又可将这一时期分为“消歇”“复兴”“顿兴”三个阶段。②第一个阶段是宋室南迁之后至金，无代表性人物。第二个阶段是金末至元代，主要表现是杨天德“为关学保一线之余绪”，及许衡来陕对关学的推动，因而出现了杨恭懿、萧维斗、同恕、吕或、侯均、第五居仁、李子敬等人。第三个阶段是入明之后的“顿兴”期，主要表现是河东之学“大繁于关中”及三原学派的形成。曹冷泉先生认为，这一时期，关学的传承主要表现为程朱理学的形态传播，“故第二期的关学，仍可谓与闽学合流时也”。③

第三期是关学与王学合流期，即关学与阳明学合流时期。时间自明正德以逮清末。其大略分为明清两段，明代表现为南大吉代表的“王学入关之始”，至冯从吾“综合摄取程朱陆王各家于统系之中”;清代表现为“二大壁垒”：即一方是“私淑少墟”的李二曲及其门人及后学柏景伟等，另一方则为“笃守程朱”的王建常、张秉直、李元春、贺瑞麟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曹冷泉先生还提及清末民初的两位关中学人，即“学杂佛老而倾心革命”的朱佛光与“崇尚实学而同情立宪”的于右任，他认为这两人同为“关学之别子也”。④

曹冷泉这一对关学沿革的划分，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他并没有袭用传统的以朝代更迭划分关学阶段，而是从“关学递变之迹”，也就是关学本身流变的特点出发，来对关学进行阶段的划分。显然，这比忽略关学自身流变的特点，而仅从朝代更迭角度划分关学发展的阶段更为合适。其次，在对关学时期的划分中，曹冷泉具有开阔的视野，即并不是就关学而论关学，而是结合关学与异地学术派别的关系，将之划分为三个时期，这无疑把握住了关学自身的流变特征特别是与异地学术的关系。其三，在具体的表述中，他也没有用类似“洛学化”“闽学化”“王学化”之类的说法，而更侧重的是关学与洛学、闽学、王学先后的“合流”关系，这不仅隐含了关学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多元的特点，而且隐含了关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丧失自己，而是跟随时代和思想主流调适自己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业师刘学智先生近年来在其关学研究中，基于关学是流行于关中的理学的认识，提出“关学并非出于洛学”，在张载之后也没有被“洛学化”的观点，刘学智：《“关学洛学化”辨析》，《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也与冷泉先生认为关洛在形成期只是相互启发、各自立说的判断，以及张载去世后关学与洛学合流的论述相一致。人常云“真理总是惟一”“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考业师关学之论述，可见其研究中目前并未看到曹冷泉之《关学概论》，业师刘学智先生在《关学及二十世纪大陆关学研究的辨析与前瞻》（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4期）一文可证。其说：“20 世纪初期的关学研究，用‘蜻蜓点水来形容， 看来并不过分。因为有关关学的专门性论著根本没有，所见者也只是粗略提及而已。30年代前后，……多是在泛论宋代濂、洛、关、闽之学时对张载思想略加论述，对‘关学以及关学史则未加关注， 少有提及。”近年关学研究领域，也未曾见提及曹冷泉《关学概论》内容的相关论述。但时间相隔六七十年，而所见如此相近，其中隐含二人观点贴近关学实际之本真，亦暗含二者观点可相互资证之可能。

但是，以予陋见，曹冷泉先生将关学沿革分为三期的说法也不是不可商榷的。予以为，学术之流变，固然与每一时期学术主潮有密切关系，但亦有歧出当时学术主潮之外者。每一时代，固然以继承传统而开放接纳时代主流思潮为主体，然固守旧學而拒斥新学者，尊其道而变其学者，亦为常有之事。此在关学之发展流变，更为突出。故学术之细化，不当以时段强硬划分，而应根据其特点明其流变。此章学诚“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要旨也。故曹冷泉先生对关学之分期虽固有其价值，但依据“关学递变之迹”而“分判时期”，不如依据“关学递变之迹”而“辨析源流”为更胜。以予愚见，若进一步尊重关学发展流变之特点，与其以时间为界硬性划分阶段，不若将曹先生所提“分期”方法转化为与关学流变特征相应之“源流”考察，后者或许更适合关学自身发展的实际。

其一，将曹先生所说“关学与洛学合流时期”去掉“时期”二字，且将其划分为“张载学派之创立与本地传承”“张载学派与洛学合流与发展”两系，前一系以张载一生为主线，贯穿其思想发展、成熟乃至学派形成发展，而止于张载殁后其关中弟子李复等在关中的传授为一线;后一系与上一系在时间相切，即以张载殁后三吕苏范东学于二程，既能坚守横渠学说又能兼取洛学为一段，以明关学与洛学之具体关系;复续之以朱子承接洛学同时对张载学派思想的吸收为一段，以明确其与洛学、关学、濂学之兼传关系，如此则关学对外传承之关系明矣。

其二，对于曹先生所说的“关学与闽学合流时期”，亦当去掉“时期”二字，并先考量朱子学在金末蒙元之际传入关中，直到明代初期关中学人对朱子学之接受，以明其以朱子学为主流而隐传张载学派的特征;其次当考量明代中期河东之学关中之传及三原学派对朱子学之质疑反思，以明关学突破朱子学而向横渠之学复归的趋势;复次，当接此下关中拒斥阳明心学及清代朴学、晚清西学之关学学者，以明此一时期具有关学特点的朱子学在不同时期的坚守。如此分为三段，则朱子学与张载关学之源流递进关系更为明确。

其三，对于曹先生所说“关学与王学合流时期”，亦当去掉“时期”二字，而以南大吉为“王学入关之始”、冯从吾“综合摄取程朱陆王各家于统系之中”、李二曲及其门人及后学柏景伟等为一线，如此则具有横渠底色、心学面貌之关学明矣。

其四，当专列“关学与西学合流”一系，即应注意晚明以来关中学者立于关学本位而对西学接受之动向，以王徵、杨屾、刘古愚及其门人后学为一线，如此则具有传统底色，西学面貌之关学明矣。

其五，或当开“关学之现代研究与继承”一系，讲述现代学科建立以来关学研究之进展及其思想精神之继承，如此关学传承则不至于有头无尾，不至于中绝于理学之后，其于关学精神之现代传承不无有益。

四、关学巨子及其学派特色

曹冷泉先生对关学的三期划分，固可以呈现关学发展各个阶段与其他学派的通融关系，然而何以能表明关学之所以为关学，而不同于其他学派呢？此固可以上所言关学之整体“基调”“群体共性”“特有属性”而言之，然需注意：关学整体风格的成立，又须以关学人物各自特点的考察为基础。此整体与个别之关系。为回应这一问题，曹冷泉先生在《关学概论》的第四部分，专门开辟了“关学巨子学说论略”一节，对关学中之重要人物如张载、吕大临、吕大钧、吕泾野、杨斛山、冯少墟、李二曲的思想做了评述，以突显其与张载之学的关系及其与异地同时代学者不同之特点，并在第五部分专门概括了关学的特色所在。

对于张载，曹冷泉先生重点阐述了其学说的来源、体系和其在宋学中的地位。关于横渠学说的来源，他提出：“横渠的本体论源于《周易》”，②③④⑤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横渠之人生论则源于《中庸》之诚”。②对于横渠学说的体系，他则分为本体论和人生论两个部分讨论。就本体论而言，他认为横渠的“太虚为物质最原始的世界，为气之本体”，而“太虚不是真空，而为实有之源”，“横渠之太虚，与《易》之太极意义相同”，横渠之本体论可称之为“太虚一元论”。③对于横渠的人生论，曹冷泉又分为心性说和伦理思想两部分阐述。就心性而言，他认为横渠以为人性“虽源于天性，但有纯正偏乱之区别——即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就伦理思想而言，他认为“横渠之伦理思想，最富哲学根据”，④“横渠根据本体论万有一元说，将孔子之‘仁与‘孝，及宗法社会之伦理思想，皆组织于完密的体系中。其伦理思想完全表现《西铭》中”。⑤他评价说：

横渠不但将宗法社会各方面道德伦理，皆与一解释，使之获有哲理的根据，且仁爱之范围推及物类，其伟大的胸怀与见解，是儒家之进步。当时传者批评横渠之《西铭》陷入兼爱之蔽，不知此正横渠伟大之所在！……《西铭》中心意旨，则为万物一源，人皆上天之一体耳，人之应体天心以尽天道。无论富贵贫贱，困苦艰难，皆应“各安其分”，即是生死，亦应服从上天的自然律，故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此种宿命的伦理观，实为宗法社会最理想之道德。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B13B14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

对于横渠在宋学的地位，他提出：“横渠在宋学中地位确不亚于二程。其推崇二程完全出于学者之态度，横渠所以未能与程朱并称，盖有二因：一、横渠深入佛学，其批评《楞严经》皆能深入奥窍。其早年学说，不免杂有佛学色彩。……故横渠之所以不为儒者重视，即因为其学所谓不淳的道理。二、基于上述之原因，故横渠门庭不若二程之盛，其学不得传授。……少后关中又沦于异族，关学消歇，未若程朱二氏之学为世人所尊视。遂致后世言理者以程朱陆王并称，而张氏不与焉。” ②

由此可见，曹冷泉先生对张载学说的理解的确甚为精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张载学说进行分析之时，已经开始注意国外学说，如其论述张载学说来源，例举日本人常盤以“横渠之学源于佛教”的观点，并以为其说“固可自通，究不若谓横渠本体论源于《周易》为切实有据也。至横渠对于佛教有深入之研究则为实事。”③对本体论分析时，则提出横渠的本体论“与莱卜尼兹所谓宇宙是一片充实有同一意义。” ④而在评价横渠学说地位时，则又引用了日本人渡秀方的话，说“他（横渠）的《正蒙》的文章在宋代哲学第一，其洗练的笔致和澈底的理论，比其余一切哲学家都高超，确是宋代哲学家的首班。”⑤如此可见曹冷泉先生学术视野之广阔及对国外横渠学研究成果的重视与吸收。

对于横渠而下的其他关学巨子之学说，曹冷泉先生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这些关学巨子学说时，注意重点把握其对张载思想和学风的继承关系，或其自身的理论特色及渊源所在。如对于吕大临，他指出“与叔博究群書，尤精于礼”，“与叔的本体论及人生观，仍继承横渠太虚一元论，认气，物我一体，应一视同仁。为万物之源”，⑥其《克己铭》“与《西铭》均自万有一源的宇宙演绎出物我一体的人生观”，“与叔此篇与张子《西铭》同为宇宙至文”。⑦对于吕大钧，则指出其“日用躬行，必依古礼”，其作《吕氏乡约》，“自是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横渠谓秦俗之化，和叔有力焉”。⑧对于吕柟，则指出：“泾野之学说可谓仍保守河东学派持敬复性之旨，不过仍不废格物穷理之工夫”，⑨对于冯从吾，则指出其学说的要旨为“心理一致”“物理一致”“性理一致”。⑩并借用新学解释说：“心理一致”“少墟此说与陆王派心即是理之绝对的惟心论少异。少墟之心理一致就心理Psycholosgy能力之正当运用而言，非如陆王谓心之本体即理也”，B11对于李二曲，则指出“二曲之学大体与陆王为近，不过未张明旗帜以诋诽朱子而已”，B12“二曲哲学之出发点为心理一致，与朱子之穷理判然相别”，“二曲之所谓识本体与陆子静之尊德性，又无二致也”，B13如此一来，关学人物在其各自的思想建构中，或对张载学风思想继承有明显特征，或与主流学术思潮有明显差别。关学注重自家所得而不随波逐流，勇于从善而不丧失本色的传统，构成了关学在自身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风格，也构成了关学之所以成为自身的主要原因。

曹冷泉先生认为，“关学自横渠后千余年间，师儒相承，义风余韵，至今弗替，为中国理学保守最后残垒，亦可尚矣！”B14予以为，就冷泉先生所言而推论之，则可见关学因其“勇于从善”的品格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也因其自身注重持守的原因而保持和塑造了其一贯的品格。关学在历史发展中始终与理学思潮和异地学术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从而成为根源于关中而立足于西北的全国性的理学学派。但是，关学为什么在历史中并没有成为全国学术的“主潮”，“惟未能为国内学术之主潮”，其原因何在呢？曹冷泉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关学“但因师承传授之关系，与风土环境之关系，始终保持固有特色”，而这种特色，一方面形成了关学固有的品格，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发展。曹冷泉先生认为，关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色或者其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崇礼教。“横渠以为人性不免有气质之偏，故以礼为约性之具。嗣后关中学者皆能兢兢惟礼是崇。……故关学学者莫不彬彬有礼仪，因此秦俗之美可谓关学之影响也。”②③④⑤⑥曹冷泉：《关学概论》，《西北文化月刊》1941年第3期。二、尚实践。“关学学者率视性理学为实践之伦理。多偏人生问题之讨论，于本体论殊少论及。且研究之动机非为满足求知之欲望，而为修养心性之用。故关学学者率皆志行高洁，足以矫世励砺俗，盖能本其所学而躬行实践之也。”②三、重实用。“关中土厚水深，生活艰难。关学学者于伦理的实践固所重视，于社会经济亦甚注意。……皆以实用之学，号招关辅，盖以西北地势高亢，灾祸频仍，实不容学者沉迷理窟而忽视现实生活也。”③

无疑，以上三个特点，构成了关学传承过程中的优秀品质，对关中习俗的优化、社会风气的更化，与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科学技术的兴趣，都有益于社会。但是，关学也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有二：一、轻视学术。“关学学者因过于重视伦理之故，于学术不免轻视。如当清代学术发达时代，国内学者竞以科学方法整理固有典籍，为中国学术作一集结，可谓极一时之盛。惟关中学者抱残守缺，严守理学堡垒”。④其引李二曲对顾炎武之批评，以为“此可谓关学向朴学之进攻，亦可见关学学者治学之精神与朴学不同”。⑤严格而言，曹冷泉先生这里所谓的学术，主要是指以科学方法整理典籍的学术，或者说其近似于清代的朴学学风。二、轻视文学。“关学虽有‘剥尽浮华，近于醇朴之象概，故对于文学素不重视，尤崇文以载道之说。其引二曲之言且评论之曰：固为有道之言，惟将抒情文学屏除文学范围之外矣。”⑥

平心而言之，曹冷泉先生对关学以上五个特点的概括，不仅发明了关学自身的优点，而且也指明了关学存在的缺陷及其现实和客观原因，这种冷静而理性的态度，远较传统关学家或理学家对关学的评述客观平戽，对现在关学特点研究中多侧重于关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点的倾向，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提撕意义。作为关学研究者，虽然应该对当今的“关学热”抱一份欣慰和努力，但同时亦不可认为传统关学都是好的而缺乏必要的理性和“冷思考”。

五、关学时评及其史传续写

还需要注意的是，曹冷泉先生除了对历史上关学予以多方位的论述之外，对近世关学也予以了必要的关注。此主要见于其所著的《陕西近代人物小志》一书。是书“所志人物分理学、史学、文艺、事功、佛学诸门”，⑧⑨⑩B11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樊川出版社，1945年，第2、2、2、1、1～2页。而论述也“原有传纪部分，于所叙人物生平行谊尚多记载，对于关辅文献，不无小补”，⑧但“惜以抗战期内，物质维艰，未能全部印出”，⑨今所见，只有小序及诗赞。

在该书的“理学”部分，曹冷泉先生考察了晚清到民国的理学流变，说：“关辅为理学昌明之区，自横渠开宗以来，世有渊源，迄未歇绝。至清季演为清麓、烟霞两派。”⑩此处，他不但为清麓学派的贺复斋、杨仁甫、王铁峰、白五斋、牛蓝川、张鸿山六人，烟霞学派的刘古愚、柏沣西、李敬恒三人立传叙赞，而且对清麓、烟霞两学派做了简要的评述。对于清麓学派，曹冷泉评价说：

清麓学派远绍三原学派之余绪，其宗师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笃守考亭家法，最严门户之见。复斋曰：“三代以前应折中于孔子，三代以后应折中于朱子。”牛蓝川先生曰：“清麓学派，门户之学也。如拜客然，必认清门户，方不致误入人家。”其旨趣概可见矣。

清麓之学，一本敬诚，笃守礼教，固有足多者，惟门户之见太严，且力反时代潮流，日持敬于所谓已发未发之间，不知今世是何年，而犹以身荷道统自任，可谓迂矣。闻今日清麓书院之师徒，皆古服古冠，日咕哩考亭遗言，诚不知其何说也。B11

其评价烟霞学派，则曰：

烟霞学派以经世利民为宗，其宗师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古愚治学力反门户之见，故于古今学派皆能博观约取，撷采英华，而自成体系。且能认识西洋科学文明之价值、时代潮流之趋势，更具满腔热诚，力行实践，以救时为己任，可谓一代之人豪矣。②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樊川出版社，1945年，第2、3页。

由此可见，曹冷泉先生对清麓学派和烟霞学派的评价是异同的，他更为赞同烟霞学派关注社会现实、以救时为己任、力行实践的学风。

可见，曹冷泉倾心于烟霞学派，特别是对刘古愚，他不但作诗予以赞颂：“皇皇大道体兼用，耿耿象尼时与中。独截众流应世运，巍然百代振儒风”，②而且还专门作了《刘古愚哲学体系》一文附于书后，在曹冷泉先生眼中，刘古愚乃是“横渠之正宗，关学之真传”，由此可见其对古愚评价之高！而其这一观点，与其在《关学概论》中将刘古愚看作是“关学别子”的观点显然有很大的推进，这对刘古愚在关学中地位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曹冷泉先生看重刘古愚及其烟霞学派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当时关中社会现实的关切之心。

小结

如上所述，曹冷泉先生对关学的研究，的确能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他对关学的认识，对关学的拓展，对今天我们研究关学仍有积极的意义。

他认为作为“中国理学之一部”的關学自横渠以来一直延续，但关学并不仅仅是“籍隶关陇”，而是具有自身特点并与其他学派区别的“独立学派”。基于张载所奠定的“勇于从善”的学风，关学虽然在其发展上先后呈现为与洛学、闽学、王学合流的三个时期，但在整个流变过程中，关中学者始终与张载之学保持着相一致的“基调”，其不仅“注重伦常日用、躬行实践，尊古尚礼，且具有朴茂醇厚之色采”，从而呈现出崇礼教、尚实行、重实用、轻视学术和文学的特点。在研究方法上，曹冷泉认为研究关学，当截断众流，突破道统，“自张横渠始”“以横渠学说为基调”，他主张突破关陇地域界限，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探求关学发生渊源。以之为基准，他考察了以往儒道佛之关系及张载与范仲淹、二程等交往对关学产生之影响，并基于“关学递变之迹”对关学的发展予以分期，而在对关学学人学说的分析中，他也把握住了关学后学与张载所奠定的基础、特色和基调的继承关系，以及关学学人在与异地同一学派相比较的差异特点，同时还对清末民国关学的后继做了探讨和评述，提出关学在北宋之后是“消歇”而不是“中绝”，关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是“合流”而不是被“化”掉，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当今的关学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曹冷泉先生是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始研究关学的学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关学的学者，他虽然是安徽人，但长期在陕西革命、工作，也是曾在关学研究重镇陕西师范大学常年任教并老于斯地的老学者、老教授。曹冷泉先生致力于关学研究，对关学的现代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对关学的研究，在上世纪的70年代还有一定的影响。据曹春芷整理的《曹冷泉诗文集》记载，在1977年的时候，著名教育家、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省高教局长李瘦枝曾这样评价曹冷泉：“讲起陕西的怪，关学也是一怪，关学本是陕西的学派，但现在关学的权威，不是陕西人，却是外来的安徽人曹冷泉。”曹冷泉：《曹冷泉诗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51页。今天我们研究关学，不该忘记这位寓居陕西且对陕西怀有深厚感情的学者对关学现代研究的开拓之功，更不该无视他在关学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真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