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冀北仁（河北赤城）

日前，有媒体报道天津市民龙蒙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跑了4个派出所，等了10天时间。而因为同样的原因，龙蒙有几位同事也去各自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应该说，除了特殊职业入职政审时，都无须开具“无罪证明”，在笔者看来，确实没有必要，因为有“无罪证明”也不能证明真的无罪。比如犯有行贿罪的人只要没有被抓现行，只要没有被判刑，派出所里就无法开具“有罪证明”。其实，有“有罪证明”者也不必去开“有罪证明”。众所周知，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公安局系统的网络信息完全可以在系统内共享，要查一个人有无犯罪记录，公安局系统的内部干警轻松就应查到，根本无须本人到派出所开具证明。这种证明应该由组织去查，不应该由本人去查，由本人去查是缺乏人性化的规定，也是对本人人格的不尊重。

换个角度，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罪，让一个有罪的人去开一个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无罪证明”，或许有罪之人也能想方设法开到。这样的“无罪证明”有何意义呢？

若有个别部门的工作人员出于某些原因，违法违规给有犯罪历史的人开具了“无罪证明”，又当如何呢？

为什么还有单位要开具“无罪证明”呢？我们且不说谁来查证一个人有无犯罪的问题，一个非公检法系统的公职人员能把他人想象为有罪吗？况且，即使是公检法系统的公职人员也不能做有罪推定，当某人有犯罪嫌疑时被请进公检法去，人家也是合法公民，公检法系统的公职人员也不能视为“犯人”，最多只能称作“犯罪嫌疑人”，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犯罪。

近年来，公检法系统进行了“拨乱反正”，再也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断”了。“有罪推定”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因为根据有罪思维就容易给公民“罗织罪名”，把合法公民弄成罪犯，把不够判刑的犯人弄成几年的有期徒刑。排除“有罪推定”，是司法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谁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人。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无罪证明”，这说明有人对他人还有有罪思维。在笔者看来，让个人开具“无罪证明”的背后就是有罪思维。

体制也好，企业也罢，任人用人首先应给人以信任感。民众对身边环境和社会组织的信任是社会文明和发展的基本保证，而这种信任是相互的。当然，笔者并非说信任可以替代监督，但监督不等同于自我证明。一方面，让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对个人不尊重；另一方面，自己证明自己无罪，这种证明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如果要查验一个人是否有罪，用人单位大可自己去调查，何苦用这种既缺乏温度亦缺乏可信度的方式让人自证清白？

俗语讲：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人与人之间若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岂不是一种悲哀？就算是出于工作上的考量，用这种毫不掩饰的质疑态度怀疑自己的同志“有罪”，也是欠妥的。况且，让个人自己去开具“无罪证明”，好比是告诉别人：“我怀疑你犯过罪，你要想办法证明你没犯罪”。

除了用人单位的“有罪推定”外，这其中恐怕不乏形式主义。如果我们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内耗”，于社会发展何益？以龙蒙和他的同事为例，十天时间可以做多少对社会有益的事，能创造多少社会财富，然而，他们却因为这样滑稽不堪的规定，不得不虚耗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