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中国城市崛起的动力何在？城市病怎样治理？中国城市未来将向何处去？2018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经济日报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多位曾亲历改革开放历程的专家在会上谈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改革推动城市崛起

“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总结的东西，但我觉得最眩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我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初1978年的17.9%，提升至2017年底的58.52%，城市人口超过8亿人。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分析认为，首先，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实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从而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自带干粮进城务工、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可能。其次，在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使得境外的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大量流入境内成为可能。再次，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量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全球的生产资料更多地在沿海城市结合，生产向全球销售的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成就了中国城市崛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认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化率提高了4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都超过1个百分点。不仅速度快，而且有规模，每年都有1 000多万人口进入城市。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还保持了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稳定。

城镇化“下半场”面临挑战

“中国城市可持续繁荣面临挑战。在当前与未来，中国城市伴随繁荣而来的是诸多风险和问题，城市在过快增长的同时导致城市化泡沫的情况放大，城市发展结构失衡加剧，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分化严重。”王伟光表示，这不仅导致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而且导致泡沫破灭和风险变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初期所拥有的关键优势在削弱，包括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等。此外，随着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市越来越面临发达国家城市和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竞争性夹击。

在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看来，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是前40年，是物质文明的载体，是一个追求GDP的城镇化，下半场则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上半场是“灰色”的城镇化，但下半场一定是“绿色”的城镇化。

仇保兴认为，我国目前正从速度城镇化向深度城镇化转变，这个过程中面临多种挑战，包括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机动化将强化郊区化趋势，社会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持续减少，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持续加剧，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

城市未来向何处去

“城市是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深度城镇化’正是‘速度城镇化’的解药。”仇保兴说，城市是80%GDP、95%创新成果、85%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也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财富隐藏在空间之中。城市需从建筑到基础设施进行硬件改造，再加上“软件”——智慧城市建设，才能调治“城市病”。仇保兴认为，“深度城镇化”至少能产生30万亿元的有效投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裕民认为，改革开放40年是工业化前期和中前期，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物质资本、一般原材料和一般劳动力为主，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一般劳动力转化为有能力从事高效率产业、从事创新的人力资本。只有这种人力资本聚集，进而形成创新网络，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才能发展起来，城市品质才会提升，城市竞争力才能得以强化。

未来城镇化动力来自何处？“我觉得未来城市化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经进城农民工的落户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的市民化。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突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还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徐林说，让更多农民工和家人在城市团聚，形成对未来更稳定的预期，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现代的教育，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