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霍普金斯式纠结；自然；上帝；自我

摘 要： 维多利亚诗人杰勒德·霍普金斯不长的人生几乎都是纠结在自然、上帝和自我这三股力量之间。他在神性自然和人性自然之间盘桓，在多面上帝的形象中摸索，在耶稣会士和诗人、游子之间撕扯。霍普金斯式纠结表象了一位虔诚神父和天才诗人的身份冲突、精神苦役和灵魂炼狱，具象了一个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耶稣会士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维多利亚那个剧烈动荡变化时代的信念和观念危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2435（2017）06 0764 08

Key words：

Hopkinss dilemma； Nature； God； Self

Abstract：

Gerard Manley Hopkins spent almost his whole comparatively short life in a grinding dilemma between three forces of Nature，God and Self. He remained lingering in divine and humanistic nature， scouting out in the frustrating images of God， and torn apart between the identities of being a Jesuit， a poet and a wanderer. His dilemma well portraits the doomed identity clashes， spiritual suffer and heart purgatory of a pious priest as well as a talented poet， unveiling the mental process of a Jesuit with a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reflecting the belief and ideological crisis of Victorian times full of dramatic and radical changes and upsets.

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一生清苦，一生寡欢，一生独身，一生都献给了天主教耶稣会神职事业，但一生都在自然、上帝和自我之间纠结挣扎，晚年更是备受折磨。在他看来，上帝是他心中的“荣光”，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威力，它的意志、福祉和恩威就像阳光与空气一样，遍布世间万物，但它却又喜怒无常，冷酷严峻，不近人情；自然既是上帝意志和力量的承载物，也是联通人与上帝的桥梁，还是人类情感和意念的寄托与投射；自我既是上帝的创造，也是父母的养育，还是精神和肉体的合成，于他还是肩负神职的教士。自从转宗天主教后他就一直在这三股力量之间左支右绌：在观念上唯上帝之命是从，履职救赎是他终身的宿命；自然于他既是神的又是人的，常相互矛盾；自我具有的心灵肉身二重性不断冲突着，让他无时不感知其存在并受其制约。理念与存在的冲突，国教背景与天主教信仰的抵触，耶稣会士神职职责与自我本性和家庭亲情的抵牾，[1]409，[2][3]87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一生的生活，如秃鹫遨游的阴影笼罩在他的诗歌、日记、信函等各种书写中。

一、

双性自然

霍普金斯的一生都盘桓在神性自然和人性自然之间。

他的自然情结是在少年时代就牢牢打下的。父亲虽然从事海上保险业务，但出版过诗集也写过小说和诗评，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舅舅和姑姑都是颇有成就的画家。这样的家庭氛围给幼小的霍普金斯种下了文学艺术的胚芽，陶冶了他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知；大自然又给这些胚芽和感知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八岁时，他随父母移居济慈居住过的汉普斯蒂德荒原（Hampstead Heath），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上大学。这块占地790英亩的古伦敦公园里有池塘、林地、山坡、草坪、游乐场、海水浴场，自然景观极其美丽丰富，给少年和青年时代的霍普金斯篆下了深刻印记，成为他与生俱存的依赖和依归。

他的自然情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世界的关注，包括宇宙星空、山河海洋、树木森林、草原田野等等；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关注，包括大脑、四肢、心理、智能等各种机体的功能，以及它们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在高门中学（Highgate School）的9年生活期间，他一方面表现出多才多艺、敏于思考、追新求异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多次表现出倔强固执的特征。有一次为了显示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他与一位同学打赌，说定一个星期不喝水，后来他硬是坚持到舌头和嘴唇都变得发黑仍然不肯放弃，终于赢得了这次恶赌；但这一赌局的结果遭到校长的干预，他和那位同学都受到了批评和惩罚，他赢得的钱也被追回，但他还是向校长作了无谓的争辩[4]7。还有一次，他坚持一个星期在所有的饮食中都不放盐。这些行为后来被他的一位同学称为是“怪异”（eccentricity）[4]7，而这种倔强也体现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参与了很多音乐、绘画和语言的实践活动。他经常跟随姑姑一起到荒野去画素描，对自然景物兴趣浓厚；他也跟舅舅莱恩（Richard Lane，18001872）画过平板印刷画[4]7，后来他在日记和信函中经常以速写或素描的形式来勾勒自然景观，都与以上这些活动密切相关。

对自然的热爱与好奇，在他留存下来的日记、游记、信件、诗歌中有大量的记载和描写。他在1864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月光像蓝色的蜘蛛网一样悬挂或是掉落在树梢上。——帆船上沿的细浪漫向天际，全身披满柔软的灰色蛛网，下沿的细浪呈现出青色。——看看那挂满珠果的橡树，都垂挂着，轻盈银色的细粒洒落或播种在那一池净水上。”[5]9091在1866年5月3日的游记中，他记载了与牛津好友阿迪斯（William Edward Addis， 18441917）一起在巴布洛克——海思（Bablock Hythe）旅行的经过，将途中所见的各种树木和花草描述得细致具体，宛若一幅油画。[5]9091在1867年8月22日的日记中，他记载了在芬奇利城外的野地里为一棵苹果树画素描时所观察到的景致：一条乡间小路在田野里逶迤向前，小河和小路的两侧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有挺拔的橡树，枝繁叶茂的白蜡树，树干长得像细颈瓶的榆树。他把各种树的形状、树叶树冠的形状和颜色、树叶在阳光照射下的情状都描绘得栩栩如生。[6] 191192实际上，霍普金斯受其父親的影响，对各种树木、尤其是杨树（山杨或白杨，aspen or poplar）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有一次，他父亲寄给他一首关于高门树林（Highgate Wood）里树木面临砍伐的命运的诗（The Old Trees），这引起他对汉普斯蒂德荒野里杨树的极大担忧；正是带着这份担忧他去宾西郊游，果然发现伊西斯（Isis）河边的杨树被砍伐的惨景，情动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宾西的白杨》（Binsey Poplars）[7]，抒发出对自然美景遭到蹂躏的强烈惋惜与谴责：endprint

我可爱的白杨啊，你们亭亭如盖，

树叶消解了或遮蔽了那晃眼阳光，

全被砍倒了，砍倒了，是全被砍倒啊；

那茂盛的逶迤不绝的行列

无一幸免，一棵不剩

……

啊， 我们要是清楚自己干的是什么

就在我们砍伐刨挖的时候——

那是在砍刴蹂躏生长的绿色啊！

……

就在我们砍伐刨挖的时候：

后来人怎能够想象到曾经的美景。

十來下，只要十来下

蹂躏的砍伐就结束了

这美妙独特的景色啊！[6]142

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在他的诗歌中更是比比皆是。《彭美恩湖》里的游船、青山、夏雨、冬雪如诗如画，《艾弗斯内德溪流》“羊毛般绵弱的飞沫如缕如丝/笛声高扬落入深潭回归故里”；在《挨尔韦溪谷》里，“善良的人们淹没在甜美的气息中 / 沐浴，就像是一堆鸟卵依偎于慈母的护翼 / 之下，也像是浅浅早春那软软的夜”。[6]123，153，131，179，[8]

在霍普金斯的眼里，自然不只是欣赏的美景，还是疗抚心灵伤痛的妙药，因为自然万物都承载了上帝的圣意；每当陷入精神苦痛或是心理纠结的时候，他就会走进或是回到自然的怀抱来寻求平静与安宁。进入牛津大学后他受到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等牛津运动首领人物的影响，在观念上逐渐倾向于天主教教义，但从小就接受的高教派国教影响让他进退两难，两年多时间都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9]71866年夏季是他遭受折磨最纠结的季节，他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都回到了自然的怀抱。在6月30日、7月1日、7月18日的日记中，他描写了雷阵雨、闪电、乌云遮蔽的天空、雨后日落等景观，他在这些景观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6]1071081885年5月和8月，在都柏林履行神职一年多后感到身心疲惫的霍普金斯回到英格兰，先后在汉普斯蒂德、橡树山、米德赫斯特、哈斯汀等地拜亲访友、游山玩水，让他抑郁的心情得到极大改善。他在给好友布里奇斯（Robert Bridges， 18441930）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刚从一个绝佳的游历中回来，让自己投身其中，尽情地享受了一番”。[6]263

但是，自从他改宗天主教、成为耶稣会士以后，自然万物就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圣光，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和社会，都渗透着上帝的神意，承载着上帝的使命。他给这种渗透于世界万物中的神意起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术语叫作“内质”（inscape）。内质因承载物的质地、形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不同。在1871年3月底4月初的日记中，他细致描写了白蜡树树枝发芽的过程：从像指尖般的嫩芽，到一对一对的芽叶，到一簇一簇像攀附在嫩枝关节上的嫩叶，都蕴藏着上帝赋予白蜡树的神意。[6]205随后的十几天，他记载了许多这一类的自然景物，有山峰、溪流、树木，也有云彩、丽日和风暴，[6]205210每一样物体都承载着上帝的内质。他甚至将上帝的意志化作某种力量，具象化到某种动物身上。 《大海与云雀》（The Sea and the Skylark）、《笼中雀》（The Caged Skylark）、《红隼》（The Windhover）等诗歌中的“鸟”意象既隐喻着诗人自身精神的提炼和升华， 又投射着万能的主那无穷的力量。[10]在《红隼：致我主基督》（The Windhover： to Christ our lord）中，这种勇猛、迅捷、恣肆、傲慢的猛禽就代表着上帝伟岸、威严、无远弗届、君临天下的形象：

我看见这清晨、清晨的精灵，宗主

王国的骄子，黎明呼唤来的斑纹红隼，翱翔

在波云之巅大气之上，跨越在

高空，看他驾驭起如大氅般的翅膀

何等恣肆！就那样向前，下滑，起伏，

像冰鞋的冰刀切滑出流畅的弧线，在俯冲和滑翔中

傲视狂风。我的心暗暗地

激奋于这只红隼——为他拥有，对万物的驾驭。[6]128

这些神性自然与诗人自我投射的人性自然有时候能够合拍如一，正如他在1874年的一篇日记中记载的那样：回家的路上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斗，内心比平时更为敞亮，赞颂着万能的上帝，充满着美好的期待。[11]但是，人性自然也经常会超越神性自然的墨绳而走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这种主题的诗歌不在少数。 比如，早年的诗《湾流之冬》（Winter with Gulf Stream，1863）中对肃杀冬景的描写： 光秃枝桠、雾凇的喙、滚爬的枯叶、呜咽的溪水、噤声的鸟，[6]1516一片万物萧瑟之象。再比如，中年的诗《为丰收喝彩》（Hurrahing in Harvest）中那面对丰收时情不自禁、难以抑制的喜悦如奔流的溪水一路欢歌：“夏天过去了；此刻，美的狂欢，耸起的禾谷堆 / 处处是；高天之上，清风流动得多快！多么轻快的动作 / 是毛茸茸的云朵！广阔无边，一束束的波浪 / 如面粉吹聚成堆又幻化消融在蓝天之上。”[6]134，[12]9899他晚年尽管被笼罩在“黑色十四行”等诗歌的阴郁、怨宥和愤懑之中，对人性自然的依恋和向往仍然常见于诗行之间。1887年他为弟弟的婚礼而创作但未完稿的《新婚颂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活脱脱就是一个童话般的丛林仙境。[8]一边是人间仙境，另一边是“黑色十四行”里的精神地狱，诗人在神性自然和人性自然之间逼仄的角落里遭受着怎样的折磨，也许只有走进他诗行和信函日记所呈现的世界里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

二、多面上帝

霍普金斯心中的上帝是多面的，或者说，自从1866年改宗天主教以后，上帝就成为霍普金斯心中一个多棱面的综合体，带给他说不完的纠结。

面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那些在19世纪中期成长起来、从小就接受宇宙进化论的维多利亚人，遭受着观念上的痛苦是很普遍的现象[13]203，但对于那些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的人来说，这样的痛苦自然更甚，也更深刻：他们首先要在国教和天主教之间作“是”还是“否”、“信”还是“不信”的选择[14]100，接着要在履行神职的过程中经受精神和某些观念的蜕变。霍普金斯就是如此：他在浓重的英国高教派家庭氛围里成长，富足、多才、虔诚的父母亲给这个家庭的大儿子提供舒适、温暖环境的同时，也施加了刻板严厉的宗教影响[4]68，浓厚的艺术氛围又养成了他敏感多思的性格特征；这两方面的交叉影响给他后来毅然决然皈依天主教并且为神职苦熬一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牛津求学晚期，他就“急切地想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在1866年8月28日和10月15日先后两次写信给纽曼，表达自己要改宗天主教的急迫心情[5] 161163，[6] 223226，但他在第一封信中也坦白承认，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履行神职职责就陷入“不知所措的痛苦之中”。[5]161这种首鼠两端的窘况在他不长的人生中经常出现。endprint

1866年10月皈依天主教以后，上帝在霍普金斯心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的荣光如同阳光照射到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物体身上，这在《上帝的荣光》（Gods Grandeur）一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全世界都充满了上帝的荣光。

她喷薄而出，如同金箔晃动的闪亮；

她凝聚成仁爱，就像榨出流淌的油浆；

为什么人们现在却不敬畏他的权杖？

一代又一代人践踏了，践踏了，践踏了；

一切都在交易中枯萎；都被拼搏所污染；

沾染上人类的恶行，感染上人类的气味：

土地荒芜了，双脚已经感觉不到地上的刺芒。[6]128

从牛津毕业后他就开始从事神职工作，在伯明翰奥拉托利会担任教学任务，一年后加入耶稣会，开始了他耶稣会士的神职人生。为了全心全意履行职责，他在1868年5月一把火烧掉了手边所有诗稿，并决意不再写诗，但七年后的一次导致150多人遇难、其中包括5名方济各会修女的海难不仅让他捡起搁下7年的诗笔 ，写下了他最长的诗歌《德意志号沉没》（The Wreck of Deutschland）。 诗歌一开篇就援引《圣经》“约伯记”第10章第8节的内容，借约伯之口，抱怨上帝既创造人类又毁灭人类[15]585，[6]110，接着诗人在第12节又对上帝未能拯救死难的生灵产生了抱怨甚至疑问：

……

星期六驶离了不来梅港口，

朝向的是美洲外沿，

装载着移民和海员，男士也带着女流，

两百号生灵都在里边——

啊圣父，不在您的羽毛下也从来没这样猜测出

目标是一个暗礁，四分之一的人注定被大海吞咽；

您所护佑的海湾那黑色的边缘怎么就

没有保护住她们，您那千缠百绕的怜悯也没能将她们挽留？[6]113

类似的疑问在被认为是颂圣代表作的《上帝的荣光》中也有显现，诗人问道，“为什么人们现在却不敬畏他的权杖？”有评家认为，诗人这里的“权杖”表现的不是上帝的严酷或随心所欲的威权，而是他的法治权威，[16]但笔者认为，这里至少表现出诗人对很多人质疑上帝权威的担忧。

随后的几年，霍普金斯严格履行作为神父的神职，一边严格践行伊格内修斯式灵修，一边在内心强化着对上帝的虔信，为此写下了很多这方面主题的诗歌。比如，上文引用的《上帝的荣光》和《红鹰：致我主基督》；再比如《室外的灯笼》（The Lantern out of Doors）、《像翠鸟拍火》（As Kingfishers Catch Fire）、《邓斯·斯科特斯的牛津》 （Duns Scotuss Oxford） 等等。这些诗歌里的上帝形象，或者浑身“荣光”如“金箔晃动的闪亮”，是“仁爱”的化身，或者像在“高空”“翱翔”的红鹰，“傲视狂风”，“驾驭万物”，或者像一盏灯笼，照亮着黑夜里踽踽独行的旅客[6]134，或者像“拍火的翠鸟”和“掠焰的蜻蜓”[6]129为苍生献身。但是，上帝并不总是那么光辉、伟岸、仁慈，诗人笔下也不时隐示出上帝的另一面：严苛、冷酷、甚至残暴。这一类型的上帝形象早在《德意志号沉没》一诗中就已经出现，比如在第9节就有这样的表述：“您是闪电和爱神，我发现啊，您是寒冬也是夏日/您是圣父，您锻造出了心灵的爱抚者/黑暗从您那里降落但来到的更多是怜悯满满”。[6]112当然，这种形象最多还是出现在诗人晚期的“黑色十四行”中，从下面的几个例举中可略知一二。

“我磨折，我心烧灼。上帝最沉重的裁决 / 要我品尝苦痛”，[17]

下文所有“黑色十四行”的译文均出自该处，不再一一作注。

这是诗人在《我醒来感觉到黑夜降临，不是白天》一诗中的哀诉，这里的上帝俨然一副无情判官的面孔。在“腐朽的慰藉”中，诗人诘问：“欢呼谁？是天堂的主宰，那鞭笞过我、折磨过我的 / 上帝？还是与他纠缠的我？”这里的上帝高举着手中的皮鞭，显然就是凶狠的打手或行刑手。在《忍耐，艰难的事情》一诗中，上帝又变成了一味要求人们忍耐的说教者，诗人自问自答：“不断地给我们提炼美妙善意的上帝 / 在哪里？——他就是忍耐。” 不管是无情的判官，还是凶狠的打手，还是劝人忍耐的说教者，都不同于《上帝的荣光》等颂圣诗中的上帝形象，却与弥尔顿笔下的上帝形象有些类似。正因此，有人认为，黑色十四行表现的是作者与上帝之间在精神上、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纠结，[18]第一个编辑霍普金斯诗集的布里奇斯和另一位出版霍普金斯诗歌和散文的加特纳也持相似的观点。[19]IV，[5]Introduction

笔者认为，上帝形象的双面或多面性，表象了诗人心中的纠结与矛盾：自己决然背弃国教家庭一头扎进天主教，不顾一切投入到耶稣会士的神职工作，忍受各种物质的匱乏和精神折磨接受伊格内修斯灵修，但上帝却仍然让他琢磨不透，难以接近，有时候不知所措，有时候心生怨气。这样的纠结、矛盾或痛苦在他去世前几年达到高潮，在写给亲朋的信件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在1887年2月17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他倾诉了心中的苦闷：“到明天上午我来到爱尔兰就已经三周年了，这是困苦、乏味、难熬、虚度的三个年头。今天下午我又碰见了忧郁的泰南小姐，她对我说，她第一次看到我时以为我只有20岁，她有的朋友以为我只有15岁，但这情形已经不再了；她们应该看到我的心脏和命脉都已经是布满皱纹白发苍苍了”。[6]266268在1889年1月1日的布道辞中他进一步这样袒露心迹，“我在爱尔兰度过了快五年虚度的时光。我为这几乎毫无建树的生活、虚度的时光感到羞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误操作，我就像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都想死掉算了，但我要是现在就死掉，那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自己都没有掌握住自己，这无疑是最为失败的人生了。啊，上帝呀，你惠顾惠顾我吧！”[6]263264尽管如此，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和靠近，没有放弃对生活和神职的信心。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像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都是持续地疲惫和厌倦我的大脑，只要有任何的闲暇，不管怎样我都会设法去做点什么，哪怕是放下工作啊，也应该是这样。……我不会绝望，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什么事都是如此，只不过这种变化没有显示出来而已。”[6]263264就是在上文提到的同一篇布道辞中他还是这样说，“我从出生或者受洗之日开始就是基督徒，后来转而皈依天主教，加入耶稣会经历20年了。我今年已经44岁了。我在耶稣会没有动摇过信念，自从转宗以来从来没有动摇过。”[6]302303即使在他弥留之际，在他父母亲和神父的祈祷声中，人们还听见他在喃喃地念叨：“我是多么幸福！我是多么幸福！”[11]163endprint

三、

撕裂的自我

霍普金斯的精神苦痛与纠结也来自于他被撕裂的自我。

有人认为，霍普金斯在黑色十四行中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是要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完善，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放弃作为人的身份。[2]笔者认为，他的“宗教诗和内省诗，常用来抒发宗教情结与困惑，描摹精神的升华与沉沦，倾诉内心的愁苦与纠结，勾勒灵魂的分裂与坚守，逼真细腻地表现出一个耶稣会士的心路历程。”[20]这些困惑、愁苦、纠结的心理或精神根源一部分就来自于自我的分裂或撕裂，具体说，就是他多重身份的分裂。从下面这首诗可以看出他撕裂状态之一斑。

我的命运就像是陌路人，我生活在

陌生人中间。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兄弟和姐妹离我运去，在基督那里，

上帝是我的安宁我的分离，我的干戈与冲突。

英格兰，她的荣耀是我的全部追求，

假如我为新思想辩护，亲人听不进，

我也不会去恳求，我已经疲惫

于无所追求，但到何处冲突才成熟。

我此刻身在爱尔兰；这是我第三次

转变。并不是在每次转变中我

既能给予也能获得纯真的爱。什么话

指引我的心度过黑暗天堂坚固的栅栏，

或是地狱禁锢的咒语。这种话从未与闻，

听过但没入耳，让我成了孤独的食言人。

显然，这首诗既清晰、具体、真切地表现了霍普金斯晚年在都柏林“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理状态，又表现了他撕裂在人子人兄与耶稣会士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窘迫状态，还表现了他局促于国教背景和天主教神职之间的信仰冲突状态。

“身在爱尔兰”的霍普金斯处在“陌生人中间”：他不属于这个民族，对这个民族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民族自治运动、尤其是那些主张以暴力形式争取自治权的行为持反对态度，这一点从他1887年2月17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表达得很清楚；[6]267268虽然他对英国政府采取的殖民政策也颇有微词，[5]206208，[6]268270但在政治和民族倾向上他还是站在英格兰一边。一边要为爱尔兰民众和教徒服务，一边心里还是念念不忘祖国故土，这中间的陌生感和异类感是可以想象的。

另一种纠结来自于作为人子人兄的他在面对亲情和神职时的两难选择。有人说，“对于霍普金斯来说，这是一个严肃而又艰难的决定。[6]223226改宗意味着至少在精神上、甚至可能在社会层面要与家庭切断关系，因为家人会把这一行为看作是放弃新教真义”。[4]16还有人说，“在霍普金斯转信天主教后就‘失去了他的生身父亲。……他的母亲和六个兄弟姐妹对他皈依天主教也是惊诧不已，因此，他离开英国新教而投入天主教怀抱让他跟家庭成员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而长期的变化”。[3]32他在1866年10月16日和17日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要改宗天主教的坚强决心，极力劝说父亲同意他这样做，并应父亲的要求承诺在弟妹们成人之前不去动员他们改宗。[6]223226虽然做好了与家庭成员在信仰上分道扬镳的准备，但他非但没有与他们断绝联系，而是经常有信件往来，在他自1866年改宗后到去世的23年间，他给父母和兄弟姐妹写了70多封家书进行交流。[21]在这些家书中他除了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生活、教学和神职工作外，更多的是倾诉自己的情感或表达对家人的关心，比如在1875年圣诞平安夜给母亲写的信中就分别问候了两个妹妹，告诉了她们自己对德意志号沉没事件的极大震动并且要写诗纪念的打算，还跟母亲唠起家常，告诉她诸如邻居买了只新炉子、掉了8颗牙等琐事。[6]226227在精神状态很糟糕时他也会回到家庭的怀抱或者回到生活了十几年的汉普斯蒂德荒原去寻求温暖和安慰。但是由于改宗了天主教，他在信仰上与笃信国教的所有家人都产生了信仰上的隔阂。从以上的诗歌里可以看出，诗人被夹击在上帝和亲人之间：一边是信仰国教或新教的“亲爱父亲和母亲，/ 兄弟姐妹离我远去”，另一边是“我”所坚守的上帝却又成为“我的干戈与冲突”，“那是一种深沉的精神冲突，甚至都不是一种能用智力解决得了的冲突。他这些诗歌甚至暗示出，不是因为诗人不再相信上帝，而是因为上帝不再惠顾他，反而要毁掉他”。[19]

另一种撕裂体现在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上。作为奉行伊格内修斯灵修律则的耶稣会士，他需要接受和忍受严苛得近乎残忍的生活约束与苦熬：他“在成为耶稣教士之后接受了一系列艰苦生活的磨炼。一开始他居住在一个单间，但很快就被安排在集体宿舍里。宿舍里面只有一个有隔挡的门帘但没有门的小卧室。小卧室里有一张床，一个洗脸池，一个水罐，外面有一张小桌子。当然供暖设施是不可能有的。这些年轻人是要训练成上帝的战士，生活条件自然是越艰苦越好”。[3]58但是，霍氏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作为神父，要丢开或放下自我，成为上帝的战士，或是伊格内修斯的信徒；另一副是作为诗人，表现他的痛苦、压抑与绝望。[3]87可以看出，恰恰是作为诗人的本性，还有他从小在充满音乐美术氛围里养成的多思敏感，使得霍普金斯终身都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耶稣会士乃至伊格内修斯信徒。为了全身心地成为上帝的战士，就出现了前文说到的烧掉所有诗稿的事情，但到1875年他看到德意志号沉没灾难后还是被猛烈震动而再次捡起了诗笔，表达他对5名修女逃离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国却又葬身大海的愤懑和悼念。对于这一悲剧事件，作为耶稣会士的霍普金斯应以祷告文或布道的方式來祈祷，为修女们祈求上帝的宽恕，但作为诗人的霍氏却采用了诗歌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强烈情感。正是作为耶稣会士和作为诗人这两种完全不同职业之间的张力促使他写出了自从加入耶稣会以后的第一篇诗歌。[22]

实际上，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冲突和纠结早就发生在霍氏身上。他在“十八岁那年发出了弥尔顿式的呼吁，要摆脱感官上的‘等级与肮脏世俗，要从肉体的欲望中解脱出来。”[23]上文提到的持续禁水和禁盐的行为就是试图摆脱肉体欲望的尝试。后来他终身未婚，固然与他笃信耶稣会信条有关，也不能排除摆脱肉体欲望的努力。但是，他从未成功地完全摆脱过人的物质性。霍普金斯研究者都会注意到的一则逸闻是他与挚友布里奇斯的表弟、比他小四岁的迪格比·多尔本（Digby Dolben，18481867）之间的特殊关系。评论界很多人都认为，霍氏第一次见到这位时年15岁的美少年时就不由自主地被他的容貌所吸引，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双方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为这位心中的缪斯写了两首诗歌， 分别是《朋友你在哪里》（Where Art Thou Friend）和《结束时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1867年，他听闻到多尔本溺水而亡的消息伤心不已。可以认为，霍氏对多尔本的情感中包含了对容貌和肉体的欣赏。有评家认为，“霍普金斯不仅不拒绝肉体，相反，他欢迎肉体，甚至热烈地欢迎肉体。与肉体相关的意象像不息的河流流淌过他的全部诗歌。”[22]实际上，对人体美的欣赏一直是他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1879年10月25日写给布里奇斯的信中就讨论了人体美、心灵美、性格美之间的关系，他更主张心灵美和性格美，但同时强调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欣赏人体美。[6]240241此外，他在到达都柏林大学学院后给布里奇斯的信中多次抱怨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好，这显然体现出他对物质的关注，并非完全的伊格内修斯信徒。换句话说，挣扎于自然、上帝、自我之间的精神苦役或许就是耶稣会士甚至基督教徒的必修功课之一。从耶稣到伊格内修斯都是如此。endprint

四、结 语

霍普金斯式纠结是独特的。是一个成长于高教家庭的新教徒与转宗的天主教徒之间的纠结，是一个虔诚信奉天主教教义的耶稣会士与难以割舍家庭亲情的人子人兄之间的纠结，是一个带有深厚自然情结的诗人与一个笃信自然渗透神意的耶稣会士之间的纠结，是一个终身未婚、崇尚禁欲的伊格内修斯修士与一个兼具音乐美术诗歌才情的艺术才子之间的纠结，是一个身处异国他乡履行神职的神父与时常挂牵祖国和亲人的游子之间的纠结。

霍普金斯式纠结又带有时代的普遍性。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天主教解放法》催生了牛津运动，也激发了不少知识界的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这些从国教营垒中突围出来的天主教徒并没有那么容易就完成信念上的转换，经受霍普金斯式纠结在转宗的天主教徒中间是普遍的精神现象。同时，新理论、新思潮、新观念、新伦理、新科学的发现在维多利亚时代如春笋茂生，冲击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和文化传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不知所措，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了错位、失序、颠倒、迷茫感，在行为上表现出异常甚至怪异：阿·丁尼生在三十年代遭受的精神危机，阿·斯温伯恩的酗酒纵虐，但丁·罗塞蒂的放荡不羁，奥·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都与激烈转型、被阿诺德形容为“旧的已经死去，但新的还没有降生”的维多利亚时代有关。从这个角度，霍普金斯式纠结就是维多利亚式纠结的一个好案例，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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