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本文通过构建植入边界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运用2001-2015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处于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且中介效应逐步占据主导的阶段。据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术层面应更加重视同陆地毗邻国家合作和内部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政策层面应从影响边界效应演化的因素入手，加强政治互信和认同、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间交往和文化沟通、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界效应；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6-0050-06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述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在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聚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中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接壤，云南省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三个国家陆地接壤，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直接“接触面”。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沿边开发开放的推进和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与毗邻国家的经贸交往日益紧密，边界地区作为“接触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省边境小额贸易成为对外贸易发展总体低迷背景下的难得亮点。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考察中国与东盟陆地毗邻国家的贸易发展情况，发现：第一，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的贸易增速快于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增速。2001-2016年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3国贸易平均增速达到26.1%，快于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平均增速8.8个百分点。期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总额均出现下降，而中國与越南、缅甸、老挝3国的贸易增速仍达到9.8%；2015年和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总额均出现下降，而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3国的贸易增速在2015年仍保持了正增长，在2016年也仅下降0.8%。第二，越南、缅甸、老挝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贸易地位稳步上升。2001年越南、缅甸、老挝分别是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中排名第6、7、10位的贸易伙伴，到2016年分别进位为第1、7、9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越南已经进位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越南、缅甸、老挝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贸易份额大幅提升。2001年越南、缅甸、老挝3国与中国贸易额仅占到东盟10国与中国贸易额的8.4%，到2016年已占到1/4，提升了16.6个百分点，尤其是越南已占到1/5还多。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边界地区产生的边界效应表现为贸易促进效应，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阻碍效应。“一带一路”建设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鉴于东盟在中国对外开放版图中的重要性，系统研究“一带一路”共建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政策参考价值。

（二）文献述评

关于边界效应的理论研究源于西方经济学者（萨缪尔森，1952；克鲁格曼，1996；唐娜和威尔逊，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开始关注到这一点。克鲁格曼（1996）和藤田昌久（1991）进一步研究认为一体化会削弱国内市场的相对重要性，国内中心地带的吸引力下降，边界地区的吸引力增强，运用恰当的政策可以促进产业在边境地区集聚；克鲁格曼和汉森（1993）通过研究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贸区发现对外开放促进了墨西哥大量企业向靠近美国边界的地区集中，从而促进了该边界地区经济的发展；王亮和刘卫东（2009）指出边界效应是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全球化进程使经济要素突破了国家边界的束缚，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国家边界效应随之发生着变化；胡超（2009）以中越边境为研究对象指出通过边境地区城市化的要素集聚、分工深化和市场制度建立等作用来促进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来突破边界阻碍效应；梁双陆（2015）指出国家边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其效应发挥可能从单一的关税减让效应逐步扩大至市场扩展、资源聚合、资本跨境流动、技术跨境转移和货币流通等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开放效应。

关于边界效应的测度研究方面，贸易引力模型是此方面最受推崇的重要方法。贸易引力模型用于解释贸易流量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内容是两国贸易流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拓展，我国学者在此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成果。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研究，蒋冠和霍强（2015）构建了进口贸易引力模型和出口贸易引力模型，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口和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口贸易创造效应较为微弱，出口贸易创造效应较为明显，对中国而言更加有利，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呈递减趋势。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边界效应的研究，段春锦（2014）测算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界地区的边界效应变化、市场潜力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发现边界地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过程中阻碍效应明显降低、市场潜力显著提高、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边界地区的大部分指标优于非边界地区；杨荣海和李亚波（2014）测算了中越、中老和中缅边界效应，提出了拓展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区是突破边界效应重要途径的建议。

上述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1）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纳入“一带一路”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已有研究较为零星分散；（2）贸易引力模型因变量选择、样本国家选择、采用数据时间不同而结果出现差异，应用引力模型计量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边界效应研究尚不多见。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边界效应，能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政府间交流与决策的科学化依据。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系统梳理边界效应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及功能演化，第三部分构建加入边界变量的引力模型并选择变量，第四部分为计量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endprint

二、边界效应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及功能演化

边界是国家或者地区间的分界线，边界效应是指国家或者地区间的地理边界对跨边界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一般而言，边界效应包括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类型，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边界效应会不断演化[1]。“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正在于此。

（一）边界屏蔽效应

边界屏蔽效应是指不同区域跨界往来和空间相互作用受到边界存在而产生的一种阻碍作用，属于负向效应。在国际贸易学的初期研究中，边界效应多指边界屏蔽效应。边界屏蔽效应源于“冰山运输成本”一词，萨缪尔森（1952）将商品贸易运输过程中所获利润随着运输成本的增加而减小十分形象地比喻为冰块运输交易，冰块在运输过程中会有一部分融化成为水，到达目的地时买卖双方交易的对象是已融化掉一部分而剩下的冰块，融化掉的部分就代表耗损的成本。

造成两国或地区跨边界经贸活动较高成本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国家或地区通常以海、河、山、沙漠等相对独特的地形地貌为边界，客观上增加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这些成本势必间接体现在商品运输成本上。二是政治安全等因素造成的阻碍作用。一些国界地区可能存在极端的警戒塔和带刺的铁丝网等，边界两边国家或地区可能进入封闭状态，双方贸易难以正常进行，只能通过走私等形式实现。三是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起到的阻碍作用，这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常见的贸易成本。四是制度、法律、文化、宗教、民族等软因素造成的阻碍作用。制度、法律、宗教、文化、民族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常在产品生产和消费上具有趋同性甚至一致性，这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贸交往；五是边界地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造成的贸易阻碍作用。根据“中心—外围”理论，边界地带在一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开发顺序上通常属于“外围”，其经济密度低，高技术和高附加价值产业往往远离边界地带，增加了贸易成本[2]。

（二）边界中介效应

边界屏蔽效应等同于边界作为分割线的功能，但边界也不可避免地是两国或地区的连接线和接触面，这就是边界中介效应。边界中介效应是指毗邻经济体之间应当存在的经济交往需要，双方经济会相互渗透。由此来看，在理论层面边界作为分割线会对双方经贸活动起到屏蔽作用，同时边界作为连接线和接触面会存在自发的渗透功能。从现有文献看，大多数文献关注到的边界效应多是指边界屏蔽效应，而对边界中介效应关注不足。

边界中介效应的存在主要归因于以下情况：一是边界作为两国或者地区的连接线和接触面，双方的地理距离非常短，正如本国或地区内部贸易一样，边界两边同样存在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内在需求；二是边界通常可能由政治等因素造成，但双方的文化、宗教、习俗等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往往具有高度一致性，甚至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客观上双方都存在包括经济交往在内的各种交往需要；三是边界两侧可能经过长期封闭，双方文化、宗教、习俗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反而强化了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使得贸易成为可能。

（三）边界效应演化

在现实的国家交往中，边界不是单纯的屏蔽效应或者中介效应，而是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复合，边界的最终效应是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互为作用的结果。通常而言，如果在封闭的条件下，边界会发挥较强的阻隔和屏蔽功能，表现出强烈的紧闭性特征，中介效应就会大为削弱；而如果在开放的条件下，边界的屏蔽效应取决于边界的开放程度，只有当开放程度足够高时，中介效应发挥的作用才可能超过屏蔽效应，使得中介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上述对于边界屏蔽效应和边界中介效应的分析是基于静态维度的分析。经济系统和边界功能是动态演化的，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边界屏蔽效应会逐步减弱，边界中介效应会逐步增强；反之则反是。图1描述了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也即随着时间推移，两国或地区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条件下以贸易成本和贸易收益衡量的边界效应演化情况。由图示可见，在封闭条件下或者经济开放程度和一体化程度不够高的情况下，双方贸易成本较高、贸易收益不高，屏蔽效应发挥主要作用；随着经济开放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贸易成本快速下降、贸易收益快速提高，当达到一定量值，中介效应开始发挥主要作用。简而言之，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跨境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边界地区会逐步转变成为连接两端、增强交往、促进融合的桥梁型功能，边界效应逐步演化为中介效应。

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边界效应逐步演化为中介效应的原因在于：一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的成本会降低，这有利于减弱原本由自然因素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二是随着经济体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双方的显性贸易成本或者隐形贸易成本都随之下降，比如政治互信不断提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降低等，促进双方经贸活动更为紧密；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融合作用使得双方制度、法律、文化、宗教、民族等软因素不断靠拢，在产品生产和消费上表现出趋同性和一致性，有利于促进双方的经贸交往；四是随着国家间边界的不断开放，贸易和要素的跨边界流动增加，边界地区的单向市场结构会逐步转变为连接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双向市场结构，边界地区不再是“外围”，甚至可能成为区域性的发展“中心”，由于在地理上毗邻新市场，一些外贸企业可能选择到边界地区生产，此时的贸易收益可能会高于非边界地区。

三、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验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是：Tradeij=A（YiYj）/Dij，其中，Tradeij代表i国与j国的贸易流量，Yi和Yj代表i国和j国的经济总量，Dij代表兩国之间的距离。上述模型转换为线性形式为：lnTradeij=λ0+λ1lnYi+λ2lnYj+λ3lnDij，其中，λ0，……，λ3为系数。endprint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思想，本文借鉴McCallum（1995）计算美国和加拿大边界对贸易效应的方法，构建如下测度中国与东盟国家边界效应的贸易引力方程：

lntradeit=λ0+λ1lndgdpt+λ2lnfgdpit+λ3lndisi+λ4adji+εit

其中，i表示中国的贸易伙伴截面单元，t表示年度时间；adji是一个虚拟的边界变量，当两国毗邻时该变量取1，不相邻时，该变量取0，因此，adji的系数方向和大小就代表边界效应；tradeit代表中国与i国的贸易流量，dgdpt和fgdpit分别代表中国和i国的经济总量，disi代表中国和i国之间的距离。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贸易引力模型的变量选择至关重要，经济总量变量一般有GDP、人均GDP、人口等选项，本文选取GDP作为经济总量的代表；空间距离变量测度的是两国的贸易可达距离，本文选取两国首都之间的地面最短距离。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库和商务部网站统计数据库，个别数据缺省的情况采用前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均值处理。其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分析的时间范围为2001-2015年，涉及中国与东盟10国，有效样本150个。采用面板数据的优势在于涵盖更多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规避单一数据类型的时间和个体差异，增加模型拟合的效果和准确性。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下文将运用有关数据验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提出始于2001年，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因此，本文将数据分析的时间段化分为2001-2009年和2010-2015年两段，以便观察边界效应的变化。

（一）实证检验

在对原模型分析之前，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接着采用Hausman检验来选择面板数据估计模型，结果表明2001-2009年、2010-2015年和2001-2015年的Hausman检验结果都无法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均应当选择随机效应估计模型（限于篇幅，不再罗列原因）。经过Hausman检验后，2001-2009年、2010-2015年和2001-2015年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见表2。

从2001-2009年、2010-2015年和2001-201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引力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通过F值和P值可以认为三段时间拟合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都高于80%，说明所选变量能够较好解释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贸易流量。

（二）结果分析

首先，中国GDP总量和对方GDP总量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方GDP总量的弹性系数高于中国。以2001-2015年估计结果为例，中国自身GDP总量和对方GDP总量的弹性分别为0.412937、1.120573，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GDP总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双方贸易流量增加0.412937个百分点，对方GDP总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双方贸易流量增加1.120573个百分点。分段估计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GDP的系数正在增加，而对方GDP的系数变化不大，对方GDP系数仍大于中国自身GDP系数，说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中的影响更大。

其次，中国与东盟国家距离变量估计系数为负值，尽管显著性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距离制约贸易流量的结论。以2001-2015年估计结果为例，估计系数为-0.692289，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双方贸易流量下降0.692289个百分点。分段估计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从时间序列的先后看，距离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贸易中的估计结果绝对值不降反增，2001-2009年距离的弹性系数为-0.628453，2010-2015年距离的弹性系数变为-0.928713，说明距离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贸易中的制约作用变大。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边界效应的虚拟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本文最关注的。从边界效应的估计系数显著性来看，这种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不断提高，2010-2015年的计量结果为10%；从估计系数的方向来看，三段时间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界效应呈现出中介效应，而非屏蔽效应；从系数的大小来看，2010-2015年边界效应系数0.092683明显大于2001-2009年的0.020498。尤其是2001-2015年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0.092683，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陆地邻国越南、老挝、缅甸较之非陆地接壤东盟国家贸易流量增加0.092683个百分点。综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视域内，边界效应可以解释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的贸易流量，这种影响为正，显著性水平不断提高，而且边界效应已经表现出不断增强的中介效应。

五、结论及启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纳入“一带一路”视角，系统研究了边界效应问题，通过统计对比、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第一，统计分析2001-201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数据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发展优于中国总体贸易发展，中国与越南、缅甸和老挝3个陆地接壤国家的贸易增速快于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貿易增速，贸易地位稳步上升，尤其是越南已经进位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份额大幅提升，其贸易额已占到中国与东盟10国总体贸易额的1/5还多。endprint

第二，计量分析2001-2009年、2010-2015年和2001-201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关系发现，中国GDP总量和对方GDP总量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方GDP总量的弹性系数高于中国，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距离变量估计系数为负值。这与贸易引力理论和贸易实践相符。

第三，边界效應包括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类型，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边界效应会不断向中介效应演化。计量分析发现，边界效应可以有效解释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的贸易流量。这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边界效应正处于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中介效应逐步占据主导的阶段。这验证了引言部分所提出的假设。

（二）启示

第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更加重视同陆地毗邻国家合作。中国与陆地接壤国家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和较强的产业梯度，尤其是中国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产业互补性强、边境小额贸易持续快速发展、全方位经贸合作成效显著[3]。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从战术层面将与陆地接壤国家的经贸关系树立为合作典范，展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争取全方位互信，进而不断向沿线纵深国家拓展。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落地应更加重视内部沿边地区开发开放。中国沿边省区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前沿和重要力量，这些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区域版图中属于落后地区，但相对于陆地接壤国家而言又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边地区应着力推进开发和开放“双轮驱动”，对内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且以发展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关联为主的模式推进，对外扩大直接投资和强化产能合作。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着力上应从影响边界效应演化的因素入手。边界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政治安全、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制度、法律、文化、宗教、民族等软因素。因此，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应加强政治互信和认同推进政策协调沟通[4]，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道路便利联通，加强民间交往和文化沟通推进民心信赖相通，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贸易更加畅通。

参考文献：

[1]段春锦，范爱军.CAFTA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基于市场潜力变化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3）：104-112.

[2]梁双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界效应研究综述[J].思想战线，2008（2）：109-114.

[3]蒋冠，霍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潜力——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5（2）：60-67.

[4]范祚军，刘静，黄娴静.基于贸易畅通视角的“一带一路”切入：贸易制度连接[J].桂海论丛，2017（2）：29-3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