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行健

(厦门一中高二年〈16〉班)

首先，科举制度为什么必须废除？大家知道，科举制度始起于隋唐，此后1000多年一直是各个王朝的主要选官考试制度，可以说是中华帝国长盛不衰的文脉。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制度，到了清末新政必须得废除呢？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清末新政实际上是清政府试图融入现代社会的改革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尝试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试图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这一点对于能否顺利融入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清政府似乎也别无他途。而科举制度历经千年发展至此，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选官考试制度了，它实质上已经绑架了传统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私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所教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内容上无非经书，形式上必须八股。这样的状况，在清朝中前期之前，问题并不大。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被迫卷入了世界近代化浪潮，急需实用且符合短期内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提高综合国力的教育制度，这样一来科举制已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背离了。其二，科举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官本位的价值观，因为古代中国根本上讲是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从事仕官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视、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在读书人的眼里，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哪怕是近代，大多数的士人依旧抱有这种想法。因此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中国的现代教育尝试，其实从1860年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无论是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还是留学生归国之后，都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清末状元张謇出身工商，为了考上状元，年年赴考，年近不惑方结正果。这两种教育制度同时平行存在的状态，没有解决好现代化教育和崇尚传统官僚就业风气的关系，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财政资源，而且达不到教育彻底改革的目的。深层次地讲，科举制的存在不利于社会再分工的形成，对于社会转型是一种无形的阻碍。因此，科举制有被废除的必要。

其次，我们来谈谈废科举就必然会导致新政失败吗。部分史书将新政失败归因为科举之废，归因于废科举导致封建王朝失去了士人的支持。仅仅从具象层面分析，上述观点仍有待商榷。诚然，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但是，废科举后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仍将各级学生等同划为科举考生等级来评判。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未必是追求新知，实际上是在追求亘古不变的功名。宣统时期的江西名吏胡思敬有言：“近时士类大败，少年粗解阅报，拾取一二名词，哆然谈经济，一时风气所趋，虽老生宿儒莫敢自坚其说。”晚清史官恽毓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考生试卷)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从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废科举后的考试中，士人依旧以名利为核心，以官位为目标来准备和参与考试的。尽管士人参与考试的水平尚未达到标准，但是参与考试的热情并没有下降。而且，新政时期的预备立宪进程中产生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具有近代化议事机构的雏形，方便了士绅在地方参与管理地方事务和中央政务，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是加强，而非弱化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士人来说，清政府“废科举”的行为并没有对他们支持朝廷的立场产生动摇。

如果这样看来，似乎是士人近现代化的政治素养不足(如官本位观对士人影响还很大)，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层次尚未达到新政完成所需的水平，最终才导致了新政实施困难重重。再加上清政府决策层贪功求快，缩短训政立宪周期，满洲贵族自私自利，不肯放权，失去民心，最终导致新政在风雨飘摇中走向失败。因此，笔者认为，废科举为新政失败所背的锅，应该是白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