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巍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说，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平等状况往往会扩大或者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四种实现平等的因素

在2015年，地球上最富有的62个人的财富相当于世界较穷的35亿人拥有的财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2014年，抵得上世界较穷的半数人口拥有财富的话，还需要85个亿万富豪，在2010年需要388个。但不平等不只是亿万富翁们造成的。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

沃尔特·沙伊德尔和他的著作《大调平器：暴力和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不平等的历史》

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说，关于不平等，目前在经济学领域还没有被接受的理论，对于不平等产生的机制和过程还没有取得的科学认识。直到最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跟经济增长相比，财富的分配只是一个小问题。过于关注分配甚至被认为是对增长的威胁。提出了不平等理论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异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亨利·乔治，以及近年的托马斯·皮凯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还说：“顶层的不平等算不上严重的社会问题，抱怨顶层的不平等是一个错误。”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五年后，皮凯蒂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是永恒不变的。现在，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把这一观点扩展到了资本主义之前。他指出，高度不平等有着悠久的历史。2000年前，最富有的罗马人的财富是平均收入的150万倍，基本上等于比尔·盖茨和普通美国人之间的比例。

沃尔特·沙伊德尔在《大调平器：暴力和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不平等的历史》中说，不平等跟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自从冰河时代结束之后，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推动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从农业的扩大、财产权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相比之下，推动平等的因素却非常罕见。在欧洲历史上，收入和财富差距的缩小只发生在三个时期：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晚期黑死病的蔓延，还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社会运动和和平的改革未能带来类似的变化。民主无法保证平等的结果。教育要跟技术变革竞赛，努力让没有技能的人不被抛下。

沙伊德尔说，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平等状况往往会扩大或者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每一次经济不平等的降低都是由于大规模的暴力冲击，对既有秩序的颠覆。缩小贫富差距的大调平器有四种形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两种。一是政府的垮台，有钱有势的精英被扫荡，缩小了贫富差距。第二种是疾病，大规模的传染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导致劳动力短缺，雇主不得不向剩下的不多的工人支付更多工资，导致工人收入上升。同时，有钱人拥有的土地等财富会贬值，因为住在土地上的人、付租金的人、购买土地产出的食物的人更少了，所以土地价格下降。这也会缩小贫富差距。

在20世纪，政府垮台和传染病被另外两个因素取代了，即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革命。在世界大战期间，跨越边境的投资中断，政府大规模干预私有领域，减少资本收入和资本的价值。政府还会实施极其高的税率，尤其是针对有钱人，以此来支付战争成本。战争期间，因为征兵和兴旺的军工产业，还会有充分的就业，提高了对劳动力尤其是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所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减小了。在许多国家，战后还发生了通货膨胀，因为政府为了战争的开销而印了太多钱，这使那些拥有投资和资产的人受到打击。战争还造成了很多破坏，毁掉了一些人的工厂和存货。

缩小贫富差距的第四种力量是革命，如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把财富从上往下转移，把资产、土地、工业等国有化，消灭私人财富。还有计划经济，确定物价和工资水平。

在人类历史之初，不平等水平是很低的。那是因为当时人们就没有多少东西。采集、打猎时，人们是以10～30个人的小群体生活。人们相互平等有几个明显的原因。群体一直在移动，也生产不出很多物质财富，所以人们期待在内部平均分配，也没有把不多的财产传给后人的惯例。有了农业、定居之后，就有了多余的食物，人们也有时间生产更多物质产品。同时，出现了所有权。个人和家庭有可能积累财富，然后传给后代。国家的形成强化了这种趋势。统治阶级变得极其富有。他们的财富比经济的规模和普通人增长得快。

改革、经济发展和教育的作用

沙伊德尔说：“我对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比较乐观，对扶贫也比较乐观，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降低，因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赶上来。但我对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不那么乐观。”未来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即使会发生战争，也不会有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动员。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政府都更加稳定。除了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政府比过去更加有韧性，垮台的可能性更小。将来可能会发生瘟疫，但医学更加进步了，还有先进的监控。

不会发生战争和革命是好事，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不平等的话，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机制能够显著地降低不平等水平？沙伊德尔说：“对此我非常悲观。过去教导我们，不要承诺太多，要现实一些。许多人认为不平等很不公平，但好像不平等跟增长密不可分。好像它对增长来说还是必需的。如果每个人收入都一样，人们就缺少创新和努力工作的动力。问题是，到底需要多少不平等。在北欧，很低的不平等水平运转得很好。问题在于不平等到什么地步会造成广泛的疏离和社会的不稳定。特定类型的冲击能抹平收入和财富差距，但高度的不平等不一定会引发暴力变革。实际上，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般都能维持几百年。”

沙伊德尔的观点也遭到了反驳。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阿夫纳·奥弗尔认为，沙伊德尔的测算方式会导致他扩大不平等的水平。他集中考察的是金錢收入方面的不平等，但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衡量不平等的方式通常是看基尼系数，范围在0到1之间，0是每个人拥有的一样多，1是一个人拥有一切。书中援引了历史上的基尼系数，但不清楚是谁的，是男性工人的，家庭的还是整个人口的。计算基尼系数需要知道谁挣到什么，这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无法准确地知道。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耕种土地或放牧，他们自给自足，不领工资，不买不卖。对前现代时期骨骼的测算表明，生活在市场经济边缘的人往往比城市居民更健康。只有19世纪的几个发达国家的人才需要用钱购买一切。从那时起，政府拿走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它们作再分配时，许多都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如英国的医保、教育和道路系统，许多都是不收钱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对金钱收入的计算夸大了不平等的程度。“做父母的快乐跟收入无关。孩子不能买也不能卖，也不出去工作。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和瑞士，降低不平等并没有造成暴力冲突。”

沃尔特·沙伊德尔和他的著作《大调平器：暴力和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不平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