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静

从去年10月曝出好莱坞大佬哈维·维恩斯坦性骚扰事件以来，女性权利和女性主义这一问题正在滚成一个庞大雪球，不断有重要人物受到指控。今年1月，它却在法国人那里拐了一道弯，以一封百名女性的公开信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也陷入另一种争议。

从维恩斯坦事件开始

2017年12月，《时代》周刊将“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作为年度人物。封面上是5位身着黑衣的女性，其中之一是女演员艾什莉·贾德（Ashley Judd），她是第一位实名指控哈维·维恩斯坦的女演员。2017年10月，贾德向《纽约时报》回忆了20年前哈维·维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酒店房间对其进行性骚扰的过程。这条实名指控后，30年间受其性骚扰的女性陆续站出来发声，其中包括安吉丽娜·朱丽和格温妮丝·帕特洛等一线明星。

这场由好莱坞和电影明星引发的反性骚扰运动很快蔓延到了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时代》周刊上的5位黑衣女性中，还包括在网上揭露Uber公司性骚扰文化最终导致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辞职的工程师苏珊·法勒（Susan Fowler），多次被性骚扰的摘草莓女工伊莎贝尔·帕斯卡（Isabel Pascual），以及屡次被性骚扰却还要遭受“着装不检点”等指责的公关行业从业者阿达玛·伊吾（Adama Iwu）。另一位巨星泰勒·斯威夫特也属其列，她控告了一个DJ，原因就像她自己所说：“在那种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场合下，他都敢厚颜无耻地骚扰我，可以想象如果面对的是一位脆弱的年轻艺术家，他会做出什么。”

“如果连电影明星都不知道能向谁申诉这些性骚扰，那其他人的希望在哪里？”《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诘问。

这场反性骚扰运动，在推特“# MeToo”标签的推動下迅速掀起了更大的声浪。2017年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最早使用了该标签，她在推特上写道：“若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配了一个截图，上面写着：“朋友建议：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标签的推送，那么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此后，“# MeToo”成为一个反性骚扰的标志。

今年1月，金球奖颁奖典礼也成为运动阵地。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获得该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她与一众好莱坞女星、社会活动家集体穿着黑色礼服走上红地毯，在获奖感言中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来自法国的公开信风波

这个“新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一部分人认为，从此后，受害者们面对性骚扰终于能够发声。一部分人则认为，好莱坞如今正处在“可怕的时刻警惕着的政治正确时代”，“快速正义”和“矫枉过正”会混淆女性主义的真正要义。

2018年1月9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联合签名的包括记者佩吉·萨斯特（Peggy Sastre）、畅销书作家凯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学家萨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员凯瑟琳·罗伯-格里莱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等100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女明星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

公开信表达了这100位女性对目前如火如荼进行中的“#MeToo”运动的看法。她们认为，“强奸是重罪，但坚持地或笨拙地勾引并无罪，向女子献殷勤也不是种男性侵犯”。信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维恩斯坦事件之后，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性暴力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觉醒是必要的，尤其是当性骚扰发生于工作环境里，男性以职权施压时”。但是这些女性也认为，言论自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人们被迫用正确的方式说话，对令人愤怒之事保持沉默，而那些不愿遵从这一指令的女人们则被认作叛徒和帮凶”。

公开信声明针对的是这场“#MeToo”运动中发生的若干“矫枉过正”。例如，《金钱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上映在际，凯文·史派西被控对同性进行性骚扰，片方紧急重拍了有他在内的22个段落。而在好莱坞，从各大工会到各大奖项，政治正确之风的确已刮了许多年，到了今年，“一切都格外猛烈了”。

马特·达蒙以及阿弗莱克兄弟（Ben Affleck & Casey Affleck）与维恩斯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心灵捕手》，他们受到的炮火尤其多。其中凯西·阿弗莱克在2010年有过两次最终并未定罪的性骚扰指控，维恩斯坦事件之后，他的旧案被重新翻出。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在际，传统上，上一届最佳男主角会为当届最佳女主角颁奖，但去年凭借《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凯西·阿弗莱克发表声明说“退出此次奥斯卡颁奖典礼”。

与此同时，公开信中提道：“净化风潮看上去毫无底线。人们审查海报上一幅席勒的裸体画作；人们要求从博物馆撤掉一幅巴尔蒂斯的画，理由是这幅画是在向恋童癖道歉；人们混淆作品和作者，法国电影资料馆的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回顾展和让-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的电影回顾展，分别被要求停止和推迟。”

这封信一经刊登，就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准确地讲，引发的更多是争议和谴责。作为这100位女性里最知名的影星，凯瑟琳·德纳芙当然是最受抨击的一位。而且也由于她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公开信发表后的一周里，德纳芙与该公开信被画上了等号。德纳芙随后以个人名义在《解放报》又发表了一封信，表示“公开信中完全没有肯定任何意义上的性骚扰，如果有，我不可能会签字”，并向受到过性骚扰的女性朋友道歉。

极左翼组织“不屈的法国”的代表克莱芒迪娜·欧坦（Clémentine Autain）在《世界报》上抨击：“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在整个社会层面，性方面男女从来不平等，那么求欢的自由与男性特权没有区别。”

是否存在“性自由层面”的“男女平等”？

关键就是这个“性自由层面”的“男女平等”。

凯瑟琳·德纳芙在1966年就已经凭借雅克·德米的《雨中曲》和《瑟堡的雨伞》两部电影，令整个法国社会为她着迷。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布努埃尔的《白日美人》则在德纳芙的职业生涯里举足轻重，白日的冷若冰霜和夜晚的风流放荡嫁接在现实与梦境里，它是挑战世俗伦理的，也是布努埃尔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而这种成功又如导演所说，“归结于女主角德纳芙的惊艳美色”。从这个角色开始，德纳芙成为法式性感的代名词。

当德纳芙对当下的反性骚扰运动提出思辨和自省时，人们对她的观点所持有的态度就变得格外微妙。《大西洋月刊》记者雷切尔·多纳迪奥（Rachel Donadio）质疑：“这是性别解放的一种形式，还是说，是性别歧视文化深入骨髓的又一次例证？”

德纳芙的女性主义观点形成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活跃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其中，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核心之一。1971年，波伏娃在《新观察家》上声称“我曾做过堕胎手术”，被称为“Manifest 343”，共有343位女性签名公开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德纳芙和作家杜拉斯、萨冈一起身在其列。而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女性能否拥有掌控自己身体的自由和权力。

近半个世纪后，德纳芙加入的这新一次的公开声明，从观点上看，强调的仍然是“性自由”。批评者认为这是“女性主义的代际问题和阶层问题”。公开信上签名的100位女性大部分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很多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觉醒。但是美国“#MeToo”运动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是互联网一代，换句话说，这是更年轻的群体。

差异还不仅于此。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研究性别史多年，她认为理解法国女性主义的关键点是“la seduction”，即性魅力，它为法国100位女性的公开信提供了另一个理解背景。

一直以来，法国女性对爱的态度和对性的观念都是美国人眼中的“文化例外”，这一点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伍迪·艾伦就将此以艳羡和讽刺的双重态度写进台词。法国人当然也反过来观察美国女性。上世纪40年代，波伏娃曾在美国做过一次为期4个月的旅行，她在《美国纪行》（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中写道：“我发现美国两性之间存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而这种男女隔膜在法国并不存在。”她注意到美国女人异常女性化甚至十分具有性挑逗意味的穿着打扮，并且，她们时常以一种“近乎仇恨的方式”讨论男人。

波伏娃以著名的《第二性》引导了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之一即是女性的性自由。德纳芙们的公开信其实是事隔多年后的一次重申，只不过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法国的女性主义现在被归结于一个本质，即，女性是否愿意被视作“objet sexuelle”（性对象）。《卫报》记者金·威尔舍（Kim Willsher）由此在文章里质疑：“一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女人，仍然将性对象视作女性固有属性，并且将其与性自由捆绑在一起，作为人类错综缠结的关系模式里的一部分对待。换句话说，这也是法国著名的‘文化例外的一部分。”

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她身上的伊夫·圣羅兰，再加上摄像师赫尔穆特·牛顿，这三个名字组成的作品一度是时尚先锋和性感标签。图为1981年“圣罗兰”成立20周年，牛顿为德纳芙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