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作为近30年来大汶口文化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的焦家遗址，以最高票入选“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地处济南章丘的遗址是5000余年前鲁北古济水流域的一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意义的聚落，在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上古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化圈相互碰撞，最终融汇出中华文明。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发展，在焦家遗址中若隐若现。

农田里的“探险”

隆冬时节，济南章丘区龙山镇焦家村外的农地一片宁静，除却农户家的围栏里传出几声鸭叫，只有五六个人裹着护膝，举着洛阳铲在地里探土时，细密的人语和落叶的破碎声。村民对他们习以为常，那些是留守在此的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和技术人员。但田间的静谧却是久违了。

并非因为农闲，而是之前的两年里，这片农田下的遗址吸引来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刚来考古调查时，村民见我们在田里转悠，一度认为我们是来破坏遗址的。”王芬是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队的领队，在她的带领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生态被掀开了一角。她告诉我，这片农田下有古遗址，30多年前便尽人皆知。1987年文物普查时，焦家遗址被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部门在小规模试掘时，从墓中挖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玉器，顿时轰动，这里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早春，她的团队来调查遗址面积时，农田的中央是一片种粮食的高地，低矮处有树，四周被村庄包围。

王芬与此地结缘，必然中也有偶然。她告诉我，在焦家遗址之前，山大考古队在多处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开展工作，前些年，她曾带队发掘了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贝丘聚落，但针对大汶口中晚期的聚落，之前所涉不多。2015年山东大学承办高规格的国际历史大会，在章丘区开设了一个卫星会议，探讨龙山文化与早期文明。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联络人，山东大学的栾丰实教授和济南市政协的崔大庸教授均是考古系出身，深知章丘地区的考古价值，最终促成山东大学和章丘的深度合作，决定在焦家遗址持续开展工作。

“我们希望学生能有一处文化遗存丰富、可持续开展工作的实习场所。”王芬的初衷十分简单。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难。焦家遗址所在的章丘地区本就是考古重镇，遗址南面5公里便是城子崖遗址，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而城子崖往西不到两公里，又有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田纪宝馆长告诉我，焦家遗址周围蕴含着山东地区上古文化一脉相承的一块拼图。“这里可以挖掘10年、20年。”

正式发掘之前，考古队经过勘探，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考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觉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比较关键的认识。”2016年3月底，在王芬和同事的带领下，30多名学生每人负责一个探方，开始一学期的挖掘工作。

随着挖掘的深入，不同时期的土层渐次展现在王芬师生面前，这却在最初的十几天里带给王芬越来越深的焦虑。王芬告诉我，他们挖完汉代文化层时，已临近4月中旬，早期文化层几无踪迹，大汶口时期的遗迹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王芬在学生面前故作镇定，却隐隐担心整年的挖掘工作扑空，有些怀疑自己划定的发掘区域。“是不是当时有点贪心，既想挖房子又想挖墓葬，结果恰恰布在了居住区和埋葬区中间的空白地带？”

转机随着探方中出现长条形的遗迹悄然而至。那时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遗迹出现的形状疑似墓葬，学生悄声的汇报终如拨云见日，“出器物了！”

喜悦在工地上迸发，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王芬已忘记转机出现那天，他们工作了多久，她只记得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天色已黑，陶器还留了半截在墓里。“不能让陶器在地里过夜。”学生们举着手电筒围在探方四周，老师在下面挖掘，直到墓葬里的文物都被清出。既然发现有陶器，师生们害怕晚上墓葬被盗，把塑料棚搭在车和梯子上，在现场搭起一个简易帐篷，几个男生裹着被子临时值夜班。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老师和部分学生就起床了。兴奋劲儿仍未消退，他们准备好发掘工具，背着包，把守夜的学生替回来。“那时感觉特别好，早上起来黑黑的，就迎着第一缕曙光在那儿清理遗迹。”

但欢快的氛围很快被工作压力淹没。王芬告诉我，“我们是看天工作，如果天亮得早，我们不到7点就上工，等特别热的时候就休息，但要保证每天8小时在工地。”因为农村周边没有旅馆，他们租住在村里的旧房，无法保证每天从工地回来能洗上澡，天气渐热，他们隔几天才会去一次镇里的公共澡堂。每日回到住处，学生仍要绘图、写发掘记录、制作遗迹的三维成像图。“很快学生们就在忙碌中变得越来越安静，早上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晚。”

忙碌的工作直到实习结束也没有停息。工地收工后，王芬与学生在学校里整理遗址资料。“2017年初，我们已对遗址形成大体认知。所以第二年度挖掘的1000平方米，比第一年从容得多。比如我们针对城墙、壕沟等重要遗迹，做了重点解剖，还发掘出一批大墓，能为遗址定性。”王芬说，“除了发现大量大汶口文化遗迹，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灰坑，而汉代遗迹也很多。”她向我介绍，最瞩目的成果仍在大汶口时期，两年共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时期墓葬215座、房址116座。另有灰坑、窖穴、手工作坊等遺迹类型。出土遗物规格很高，应代表了鲁北地区一处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遗址。

考古即教育

王芬不会把野外的考古工作仅视为学术研究，为考古队顺利驻扎进村，协调各方关系，是身为领队的职责。而长年乡野的生活，与村民相濡以沫，彼此间淳朴的感情是她最珍视的。村民郭梅负责为考古队的师生做饭。“她对我们像家人一样关心。”师生每次进村，郭梅都会嘘寒问暖。我随王芬在村里见到她时，她们用当地方言攀谈起来。“王老师待我们村民就像自己的学生一样亲。”当我问起考古队在村中的情形，郭梅回答得干脆：“他们用啥，我们给啥。”

彼此融洽的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考古队进驻之初，村民对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工作都不甚了解。考古发掘占用耕地，挖掘土层破坏地力，进驻之前需向村民支付赔产费和青苗补偿费。“他们给的钱比我们自己种粮食能得的多。”郭梅告诉我，王芬没有亏待村民。“占用一季土地，他们补偿两季的钱。占用两季，补偿三季。”考古队还需要在当地招工，帮助勘探和发掘。一天50块钱的工钱在经济不景气时，对村民的生活是个不小的补充。他们起初生怕考古队会拖欠工资，而面对需要做的工作，他们更是懵懵懂懂。

毕竟，曾经的盗墓人也来自村里。上世纪80年代，遗址边有窑场，烧窑取土，挖出一些陶片和玉器。据当地人讲，90年代初时，“墓被盗疯了。”一两个月内，周边的村民都到地里盗墓。最初从西边的历城开始盗，多是一些小墓，不大出东西。章丘这边紧随其后，而且越往东延伸，出东西越多。“墓都整齐地沿东西向排列，当地村民从南至北挖长沟穿过墓葬，碰到古董器物就往两边淘。”盗沟一米来宽，在遗址的核心区域密密麻麻。“盗墓成了村里的一个工作，连棺材都撬。”郭梅告诉我，盗墓的那些日子，她不在村里，但了解当时的情形。“村民举家来盗，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做饭，然后把饭送过去，没白天没黑夜地弄。”村民只要玉器，墓中的大量瓷器不是在“勘探”时为洛阳铲所伤，便是在盗掘时被破坏。

“玉本就是从石头分化出去的。那时候的玉其实和石头差不多。”王芬向我介绍，墓葬里出土的玉大部分是“鸡骨白”，外人看来并无多大价值。村民也觉得不值多少钱，贱卖出去，待文物走私时被海关扣下，才被外界发现。“据说公安局紧急进村，却一时不敢抓人，村里聚集了两三千人。”田馆长说，村民觉得法不责众，也认为宝贝是自家地里的，自己挖出来卖，没什么不妥。他告诉我，后来警察采取“坦白从宽，揭发有赏”的办法，“主动上缴文物可以免罪，揭发他人盗墓可以减责”。大部分文物被收缴回来，存在章丘龙山文化博物馆。村民方才知道，地里的东西属于国家，不能乱动。

农田归于平静，仍种小麦和玉米。在遗址周边，村民逐渐形成保护的意识，才有王芬进村时，举报陌生人的举动。但村民却始终不了解地里文物的价值。直到他们看到考古队的学生们像呵护珍宝一样清理陶片，给在他们看来不起眼的陶片贴标签。他们感觉到，这些文物一定非常宝贵。

“有一天，我们在用无人机航拍整个遗址的全貌。学生去村里的小卖部买零食，笑着跑回来。”王芬向我分享村民们口中流传的一个啼笑皆非的传说，“村民们看到无人机，学生在买东西时被老板问道：‘你们挖到元宝了吧。村里人都看见了，你们从地里挖的元宝多到运不过来，都用飞机拉走了。”

田馆长说，焦家遗址的出名，让村民们长足了见识。“原来村民哪里见过当官的。现在不但市里的领导，连省里的、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见了个遍。”2017年6月的“世界遗产保护日”，山东省文物局在焦家遗址成立公众考古基地，此前低调行事的考古工作呈现在公众面前。当年的实习考古结束后，经多方专家论证，决定长远规划，对遗址进行回填保护。“政府和村里签了保护协议，村里设立警卫房，派驻警员，又雇当地村民做文物保护员。”田馆长告诉我，“农田四周都安上了摄像头。2016年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去地里盗墓，如今再也不会了。”

焦家遗址发掘出的大部分文物都存放在龙山文化博物馆，田馆长决定春节期间做个特展，向周边的游客展示焦家遗址的成果。在他看来，焦家遗址的发掘为城子崖的龙山文化找到源头。遗址中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墙遗迹，又能将山东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讨论，从龙山文化时期向大汶口文化时期提前。而遗址中大片未发掘的地带更引起他的遐想：“会不会还有更早期的北辛文化遗存，能够将距今7000多年的后李文化接续起来？”

聚落考古，“想到才能挖到”

我随王芬乘车前往焦家遗址，村路四周一片开阔。她告诉我，这里属泰沂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自古交通便利。北面因黄河古道多次改道，人迹无多。而此地东可通海滨，西距古济水很近，沿济水向西，可以直通济源、王屋山。那里有“太行八陉”最南边的轵关陉，通过轵关陉，可一路走到临汾。遗址穿过城子崖往南，便是泰山、沂山一线的泰沂山系。山间有古道，一路通泰安，直至淮河支流泗水、汶水的上游。

这基本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的辐射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向我介绍，在距今9000年到4000年间，经历北辛、后李、大汶口、龙山四个时期，山东境内的海岱地区形成了一个连续、稳定的文化传统。它的范围大致包括山东、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当地文明演进到距今5600年的大汶口时期时，开始加速发展，社会逐渐复杂化。而到了大汶口的中晚期，等级分化加剧，出土的墓葬有大有小，大墓中随葬品多，出现彩陶、象牙器等贵重器物，墓里头的棺椁制度也开始不一样。社会形态由聚落向早期国家迈进。”

“从大汶口晚期，一直到龙山文化，还出现了文化上夸父追日式的西进。”李新伟曾在河南主持考古工作多年，他从中原地区的墓葬里，见证了那个时期强大的东方化趋势。地处临汾的陶寺遗址被一些考古学者称为“尧都”，它所代表的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的关键一环。在那里的遗迹中，发现了海岱文化区的墓葬风格。“海岱文化区重视酒食器，精致、规范的陶鬶、陶鼎、陶壶、陶杯都是那里典型的随葬品。又注重尊卑分明的禮仪制度，墓的规格、器物都分级。这些都是等级更加平等的早期中原地区文化难以见到的。”王芬向我介绍，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正处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位置，出土最多的遗迹又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田馆长对于接续年代的期许不同，王芬和李新伟对墓葬的关注，更多是透过聚落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共时层面上，大汶口时期社会的变革。

王芬认为，考古工作中鉴定年代谱系的工作十分必要。但若想更深层地了解古代人的生活，还是需要聚落研究的理念。“就是在挖掘前便要想到，所有房屋的格局和分布，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制度和观念。”李新伟说，考古人员挖到一个房子，不单要弄清房子的建造工艺，还要想里头住了多少人，物品的摆放缘由。小至房屋内部的布局，大至房屋间，乃至村落间的关系，均需如此思考。“比如聚落中大房子的位置在哪兒？如果动物骨骼都集中在它的周围，这可能就是组织盛大活动，宴饮吃肉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就会是个身份高的人。而有这个大房子的聚落规模大不大？如果大，周围中小型聚落与它是何关系？它可能身踞要地，是一群聚落的中心。”

这些思考促使考古人员在出土的成果中不断发现问题。王芬对焦家遗址发掘最满意的地方是发现墓葬里的重椁。“木头已经朽了，只不过棺椁部分的土颜色、质地跟周围不一样。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木头曾经存在过的一条黑色。把那个平面用手铲刮干净，清理出一个干净的平面，棺椁的痕迹就会显示出来。”李新伟是“六大发现”中焦家遗址的评议人，他向我讲述发现棺椁的经过。“但考古中不可解释的因素太多了，很可能只被当作一条普通的黑土。只有预先意识到，才可能在发掘时挖到。”

但王芬师生不满足于此，她想到的是背后的社会基底。“就我们开掘出的遗迹来看，62.8%的墓葬有棺椁等葬具。这个比例高得惊人。”王芬告诉我，即使在100年前，打制棺材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距今5000年的聚落中有如此大量的棺材，甚至还有一重棺，两重椁，可见此聚落中曾生活着一个庞大的富贵阶层。“那么，聚落能够负担这个阶层所倚赖的支柱是什么？是农业？手工业？抑或是商业？如果有商业存在，它交流的货物是什么？连通的遗址是哪里？走的又是哪条古道？”

李新伟则最看重焦家遗址呈现出当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他告诉我，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有玉器，形制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十分接近，然而地理上横亘在它们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在先前的考古遗迹中，发掘出的玉器极少。“焦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器，且玉璧、玉环等形制与良渚地区一样，填补了一段空白。”但他的疑问也接踵而至，“为什么只有在焦家遗址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疑问有赖于遗址的继续发掘。

王芬的办公室里堆满资料，挖掘的场景也始终在她的脑中萦绕。她像侦探一样，回顾发掘过程中可能漏掉的细节。他们决定今年勘探遗址全貌，不再安排考古挖掘，“我们要沉淀些时日，厚积薄发”。

（郭梅为化名，感谢彭小军、惠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公布了其评选的“2017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该论坛自2002年起举办，每届评选出前一年最有学术价值的考古新发现。按照遗址的年代，2017年的六大发现依次如下：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发掘。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的一个洞穴中。2014年发现，2016至2017年发掘。发现的地层主要有旧石器时代地层、早期铁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地层。经测定，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的年代约为4.5万年。

通天洞遗址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洞穴遗址，也是近年来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学术发现，对研究丹尼索瓦、尼安德特人的迁徙互动，以至思考人类迁徙、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掘。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2016年至2017年间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以及各时期灰坑974处。

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以及探讨距今5000到4000年之间的时间段内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于2012至2017年对遗址进行发掘。遗址距今5800至3500年，分为五个文化期。其中发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陶器群，以磨光黑陶和饰以多样纹饰的磨光白陶为主。在遗址中浮选出土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对古代穴居人群生业形态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遗址对构建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福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也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生业形态、人类活动、种群迁徙与交流、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以及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

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京山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于2014年开始发掘。最终确认为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

苏家垄遗址大面积冶炼遗存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诸侯国青铜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探讨汉淮与中原地区之间金属资源的流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考古发现也提出诸如铜矿资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国不同地理单元内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

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发掘。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探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超50万平方米。初步断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墓葬以积石墓和车马坑为典型。

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由吉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发掘。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规模不大，并非典型意义的城址，而是一个回字形院落遗址，填补了广义上金代城市类型的空白。

（刘畅 整理）

1.济南章丘焦家遗址航拍图

2.焦家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1.9米，超过1.8米的也为数不少

3.焦家遗址发掘现场的陶壶

焦家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