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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耶路撒冷的四个瞬间

2018-02-08刘怡

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6期
关键词: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

刘怡

随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事实,冲突构成了20世纪耶路撒冷的主线。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针对英国托管当局的抵抗,到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耶路撒冷经历了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风云变幻。两大民族共享圣地的美好愿景,迄今为止依然停留在纸面上。

莫因男爵(Walter Guinness, Baron Moyne)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只手已经拉开了车的后门。黑洞洞的枪口伸进来,接连响了三次:一弹打中男爵的右锁骨上方,一弹从腹部穿入腰椎,一弹从右胸直接贯穿。

这是1944年11月6日的开罗街头,64岁的英国前殖民地事务大臣、代理中东事务大臣莫因男爵在他的官邸门口遭到两名枪手的伏擊,当场身亡。闻讯赶来的警察将刺客当场逮捕,发现他们是犹太人军事组织“莱希”(Lehi)的成员,23岁的埃利亚胡·贝特-祖里和19岁的埃利亚胡·哈基姆。两个年轻人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宣称:在莫因担任殖民地大臣的1941~1942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的严苛反移民政策,直接导致身处大屠杀阴影下的上百万欧洲犹太人无路可走,因此这是一次正义的惩罚。在法庭上,两人慷慨陈词:“我们不承认英国有权将巴勒斯坦赐予我们、抑或将它夺走。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践行《贝尔福宣言》,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家园。我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为被外国势力统治下的祖国而战。我们决不屈服。”

1945年3月22日,贝特-祖里和哈基姆高唱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歌曲《希望》(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走上绞刑架。一年后,1946年7月22日,富丽堂皇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南侧楼被犹太人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安放的炸药炸塌,造成91名英国官员、政府雇员和平民丧生。英属巴勒斯坦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肮脏战争”,至此达到了最高潮。这场战争起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历时3年的大起义,以一份争议颇大的《麦克唐纳白皮书》作为收梢。而犹太人群体需要抗衡的对手,已经由阿拉伯政教领袖领导的民间社会扩大为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以制衡者自居的英属巴勒斯坦当局。1947年,联合国大会裁决在巴勒斯坦实施阿以分治;一年后,第一次中东战争使圣城分裂为东西两大占领区,自此再无宁日。

1967年,先发制人的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手中收复耶路撒冷,“第三圣殿”的辉煌似乎已经在朝犹太人招手。然而历经1973年和1982年两场惨烈的战争,巴以冲突的动力从未消弭。双方领导人以让步求和解的努力,在1993年的短暂握手之后,再度归于消沉。

今日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犹太化色彩相当浓厚的城市,然而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从无到有地在“应许之地”重建起一个国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从未放弃他们对圣殿山和两大教堂的固有诉求。圣城耶路撒冷的明天,依然是前途未卜的“正在进行时”。

1936:大穆夫提的反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以英军进占巴勒斯坦、攻克耶路撒冷而告终。英法共治圣地的许诺并未付诸落实,作为补偿,伦敦推翻了对哈希姆家族的承诺,允许法国进占黎巴嫩和叙利亚。在《贝尔福宣言》的许可下,犹太移民开始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属巴勒斯坦,到30年代中期终于引发了阿拉伯人的激烈反抗。

领导阿拉伯人起事的关键人物,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宗教法官和释法学者)兼巴勒斯坦最高穆斯林委员会主席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他的家族历史可以上溯至穆罕默德的外孙,自视甚高,汲汲于成为巴勒斯坦未来的最高统治者,对犹太人影响力的上升极为不满。早在1929年,侯赛尼就策动了一场针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社区的骚乱,造成339名犹太平民死难。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秘密接受法西斯意大利的资金援助,扶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卡桑在巴勒斯坦北部组织游击队,袭击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控制下的铁路线。这类活动渐渐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惕,1935年底,他们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一波搜捕,将卡桑当场击毙。

1936年4月,侯赛尼等人以追悼卡桑为名,在西岸城市纳布卢斯组建了“阿拉伯民族委员会”,随后又升格为“阿拉伯最高委员会”(HAC)。该委员会号召巴勒斯坦全境的阿拉伯人实施罢工、罢市,要求英国当局拒绝批准犹太移民入境或购置土地,并允许本地人自行选举产生独立的议会和政府。罢工持续了半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阿拉伯武装人员对摩苏尔—海法输油管道、雅法—耶路撒冷铁路以及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不间断的袭击,造成80名犹太人遇难。伦敦当局不得不派出2万名正规军进驻巴勒斯坦,厉行镇压;并由前印度事务大臣皮尔伯爵率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当地,听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诉求,以制订应对方案。

皮尔委员会于1936年11月抵达巴勒斯坦,经过历时半年的调查,在1937年7月公布了他们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鉴于阿犹两族的矛盾已经激化,并且将他们纳入一个统一代议制政府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目前可取的对策是建立两块独立的自治区:犹太区包含耶斯特平原、加利利和中西部沿海走廊,面积较小,新移民仅允许迁入该地区;阿拉伯区包含撒马利亚、犹地亚、与外约旦的全部交界地带、内格夫沙漠以及雅法港;圣城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由英国控制。两个自治区可以选出自己的议会和政府,未来将以此为基础形成独立的国家。目前居住在犹太区版图内的22.5万名阿拉伯人将迁入阿拉伯区,费用自犹太区的税收中拨出;在自治开始后的若干年里,犹太区须向阿拉伯区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后者在约旦河谷开辟更大的农耕区。

平心而论,这是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最有诚意的一份分治方案。它限制了犹太裔移民入境的范围,并给予阿拉伯人必要的经济补偿。而本-古里安领导的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巴勒斯坦代办处出于尽早实现建国的考虑,明确表态赞成分治。但阿拉伯人的考虑却远为复杂:加利利的农耕区所有权大部分属于阿拉伯地主,彻底放弃该地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接受的,在耶路撒冷经营多年的侯赛尼家族同样不可能退出圣城。更微妙的是,侯赛尼本人正在和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争夺巴勒斯坦的领导权;倘若过早实施分治,经济上无法自足的阿拉伯区势必沦为邻国外约旦(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附庸,从而影响到侯赛尼成为巴勒斯坦国王的计划。因此,阿拉伯委员会对英国政府的一切协商和安抚都持对抗态度,拒不做任何让步。

1937年9月,冲突再度爆发。当月26日,阿拉伯武装人员在拿撒勒打死了英国驻加利利专员安德鲁斯。英属巴勒斯坦当局立即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侯赛尼等人逃往黎巴嫩避难。其余的激进分子顺势挑起了一场全面内战。当年11月,粮食商人哈吉·穆罕默德(化名阿布·凯末尔,他是侯赛尼的远亲)和侯赛尼的侄子阿布德·卡迪尔组建了“巴勒斯坦全国圣战者委员会”,在图勒凯尔姆—杰宁—纳布卢斯三角地带集结了一支超过5000人的起义军,升起红黑绿白四色泛阿拉伯旗,哈吉·穆罕默德被任命为总司令。起义军编成四个旅,各有不同的防区,不间断地袭击犹太人定居点、摩苏尔—海法输油管道、铁路干线和通信设施。1938年全年,累计有44列火车出轨,33辆装甲护路车、27个车站、21座桥梁和隧道被炸毁,造成136人死伤。为了防御阿拉伯人投掷的炸弹,犹太人在集中出行时不得不乘坐外部焊接有钢板的简易装甲车。

怒火中烧之下,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实施了1857年印度兵变之后最嚴苛的镇压措施。皇家空军在约旦安曼驻扎了14个轰炸机中队,终日在西岸上空巡逻,一旦发现可疑的营地立即投弹攻击。巴勒斯坦通往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陆上边境被彻底锁闭,阿拉伯村庄附近则进驻了装甲巡逻车和骑兵。英国军警会挨家挨户地搜捕可疑人员,一旦发现立即逮捕,该村庄还须缴纳数千英镑的罚款。如有阿拉伯武装人员实施还击,他们藏身的村庄将被施以连坐法,必要时甚至直接用大炮和炸弹进行定点摧毁,将起义军和平民一起消灭掉。在雅法、纳布卢斯等激进分子云集的城市,被怀疑藏匿有武装人员的社区和古迹遭到了惩罚性拆毁(在其中引爆水雷),一些被捕的阿拉伯人被捆到军用卡车和装甲护路车上,作为抵挡起义军炸弹袭击的“肉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分担压力,英国自1938年起逐步批准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成员改编为辅助警察,向其分发步枪、迫击炮等轻武器,共同投入对阿拉伯人的镇压。反游击战专家、英军情报参谋温盖特上尉(Orde Wingate)还帮助“哈加纳”组建了一支“特别夜战队”,即后来的“帕尔马赫”(Palmach)突击队的前身。到1939年初,犹太辅助警察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万人。从“哈加纳”中分化出的激进准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甚至对阿拉伯人社区也发动了以牙还牙的恐怖袭击,使冲突全面升级。

经过一年半的血战,到1939年3月,哈吉·穆罕默德在杰宁战死,起义基本被镇压下去。在三年断断续续的暴力活动中,累计有5000名阿拉伯武装人员和平民身亡,起过1.5万人受伤,108名激进民族主义者在被捕后遭到处决。参与镇压行动的5万名英军中有262人战死,550人受伤,另有约300名犹太平民被阿拉伯暴徒杀害。但整个事件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侯赛尼家族的私心,在20年代英属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活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阿拉伯精英几乎被一扫而空;残余者长期流亡海外,沦为外约旦和叙利亚的附庸。数年以后,当联大分治决议、第一次中东战争等关键性事件陆续发生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人只能完全听命于其外约旦恩主,并被卷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内部倾轧,再也无法提出独立的谈判方案。

但在对德战争爆发在即的背景下,埃及、伊拉克、外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立场对皇家海军的能源安全以及英帝国在中近东的存在意义至关重大。因此在1939年5月22日,上议院未经投票,直接采纳了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起草的一份行动纲领,即争议颇大的《1939年白皮书》。该文件宣布:鉴于自1917年《贝尔福宣言》公布以来,累计已有超过45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阶段性目标已告达成。考虑到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英国在未来5年内将仅允许7.5万名犹太人继续迁入巴勒斯坦;此后除非经当地阿拉伯人许可,否则将取消一切犹太裔移民配额。3个多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900万犹太人有2/3永远消失在了纳粹集中营的焚化炉里,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政府的关系至此彻底破裂。

1947:来自纽约的裁决

随着“二战”临近尾声,一度与英属巴勒斯坦当局联手对抗德国人的犹太人武装,现在毫不犹豫地发起了遍及整个巴勒斯坦的“肮脏战争”。交战的一方是8万英国军队和1.6万名殖民地警察,他们装备精良、但士气低落,终日龟缩在被谑称为“贝文格勒”(贝文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坚固政府建筑内,急欲复员还乡。另外一方则是总数超过11万人(包括3万名女兵)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成员,他们神出鬼没,足迹无所不至。美国陆军部派出的一个顾问团奉命对巴勒斯坦的安全形势做出评估,结论是至少要出动30万正规军才能恢复秩序,这是已经掏了3000万英镑“治安维持费”的英国当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担的。1947年2月,艾德礼首相终于公开承认:切割在中东的义务已经刻不容缓,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正式进入了倒计时。

1947年5月15日,应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宣布组建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等11个国家参与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前往耶路撒冷确定该地区的政治前途。特别会议还决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权各任命两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的工作。在各自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武装起义之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命运依旧要在谈判桌上来决定。

30年代阿拉伯暴动的领导者侯赛尼、法齐·考克吉等人在逃出巴勒斯坦后,于1941年拥戴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阿里发动了一场亲轴心国政变,但在两个月内被英军打垮。他们随后正式前往德国,成为了希特勒的座上宾。纳粹德国为侯赛尼提供每年60万马克的活动经费,并承诺援助阿拉伯独立运动,以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之家”。作为回报,大穆夫提曾派遣5名“阿拉伯自由军团”特工潜入特拉维夫从事破坏活动,并向党卫军在巴尔干招募的3个穆斯林师训话,勉励他们和德国人并肩作战。不过一俟德国战败,他们马上潜逃回埃及,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重建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以侯赛尼家族成员贾迈勒为代理主席。1947年初,英国政府和联合国承认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正式代表。

和十年前相比,阿拉伯委员会的立场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贾迈勒·侯赛尼在纽约发表了一场措辞严厉的演讲,宣布:阿拉伯人只接受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不承认《贝尔福宣言》的合法性,也不认为犹太人有合法移居巴勒斯坦并在当地购买土地的权利。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结束后,委员会承诺按照现有的人口分布,在若干地区给予犹太人以自治权,但在此之前应拒绝任何新移民入境。英国政府是这一立场的暗中支持者;或许是因为对此太有信心,阿拉伯委员会拒绝配合联合国的调查,并且四处煽动抗议。

与之相反,深谙舆论战重要性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派出了他们最能言善辩的两位成员担任联络官:一位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行长的戴维·霍洛维茨,另一位是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在3个月的考察期里,他们陪伴联合国官员走遍了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向他们展示了海法的炼油工厂、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内盖夫沙漠中的基布兹农场以及约旦河上的水力发电站,使那些来自欧洲、北美和印度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者,他们一直在做长期在此生活和繁衍的努力,其固有权利不应被剥夺。与此同时,调查委员们也看到了耶路撒冷街头的装甲车、被强制遣返的犹太人难民以及对大屠杀幸存者颐指气使的英国军警,越发感到《1939年白皮书》是一份与人道原则相悖的文件。而美国女记者弗瑞达·基尔希韦在纽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则将这场舆论攻势推向了最高峰——小册子收录了侯赛尼大穆夫提与希姆莱、戈培尔等纳粹高官通信的副本,德国外交文件中关于侯赛尼和希特勒会面的记录,以及党卫军要员会见阿拉伯人领袖的照片。阿拉伯最高委员会至此已沦为彻底的反角。

9月3日,特别委员会向联大提交了两份最终备选方案:加拿大、捷克等7国提议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则提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巴勒斯坦联邦,分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无论哪个方案,和1937年英国提出的第一份分治蓝图相比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犹太人的利益诉求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尊重。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和美国双双赞成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在斯大林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与莫斯科立场一致,因此必须予以声援。11月25日,特别委员会在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联邦方案,半数以上的代表赞成将两国分治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做最终表决。

1947年11月29日上午10点,这场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投票在纽约长岛的成功湖村(Lake Success)举行。这里在战时曾是斯佩里公司制造轰炸机瞄准具、炮塔和机载雷达的车间,如今则被用作联合国的临时总部。在参与投票的57个国家中,美、苏、法等33国投了赞成票,包括全体穆斯林国家和印度、古巴、希腊在内的13国投了反对票,中、英等10国弃权,暹罗因国内发生政变而缺席。大会主席随后一锤定音地宣布:鉴于赞成票的比例高达72%,联合国大会现在正式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181(2)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在1948年5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后,在加利利、西部沿海走廊和内格夫沙漠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其余地区建立阿拉伯国,耶路撒冷为国际区。

当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巴勒斯坦之时,时间已是11月29日深夜。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从海法的海滩到内格夫沙漠深处,礼花和信号弹腾空而起,齐唱《希望》的歌声回荡在每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上空。在《贝尔福宣言》公布30年之后,犹太人通过不懈奋斗,终于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

1948:一个对一群之战

尽管第一次中东战争理论上要到1948年以色列正式独立之后才宣告爆发,但在联大分治决议通过之后,阿拉伯武装人员已经在圣城周边向犹太人定居点发动了袭击。在英国当局的默许下,由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派遣的民兵武装“圣战军”(2000人)从耶路撒冷以西逼近了圣城,以叙利亚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为主体的另一支部队“阿拉伯解放军”(8000人)则从北部向南攻击。本-古里安的犹太代表处经过紧急动员,集结了5.5万名受过训练的武装人员,开始了保卫耶路撒冷周边交通线的战斗。1948年4月8日,“圣战军”总司令、30年代阿拉伯大起义的军事领袖之一阿布德·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在耶路撒冷以西的一个村庄被打死。43年后,他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马德里和谈中的发言人。

1948年5月14日下午,以色列建国典礼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在此时的耶路撒冷,“圣战军”已经完成了对老城区的封锁。在悬挂有西奥多·赫茨尔巨幅半身像的美术馆大厅内,犹太国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庄严宣告:新国家将以“以色列”(Israel)为名,它在古代希伯来传说中的含义是“与神摔跤”。促成《貝尔福宣言》发表的魏茨曼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任总统;由于他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交,白宫在短短16分钟后就宣布承认以色列国。紧接着苏联及其东欧伙伴国也陆续公布了对以色列的外交承认。当然,上门“道贺”的还有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以7500人的约旦军队作为主力,从西岸向耶路撒冷逼近。

在耶路撒冷市区,维持秩序的英军于5月14日清晨宣布撤离,“哈加纳”武装人员随即收复了旧城的北部和东部。但短短4天之后,约旦军队进入战场,以新型野战炮击退了旧城区的守军,在5月28日下午迫使以色列人挂出白旗。重重压力之下,本-古里安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守住尚未陷落的新城,保住城中的10万名犹太平民。5月25日拂晓,刚刚组建完成的以色列第7旅(成员大部分是刚刚由欧洲抵达的新移民)猛攻新城和特拉维夫之间的交通枢纽拉特伦,但历时一个星期仍无法夺取阿拉伯人手中的阵地。最后在6月初,由未来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率领的一支侦察分队找到了一条绕过阿军阵地的山间小路,派工兵秘密对其进行拓宽,在一个星期内建成了一条直通耶路撒冷新城的简易公路。阿拉伯军团对圣城西部的封锁终于被打破。

6月11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阿以双方宣布停火四个星期。此时阿拉伯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分治决议划分给巴勒斯坦国的全部领土,另外还占领了理论上归以色列所有的内格夫沙漠和属于国际区的耶路撒冷老城。但因为联合国的军事禁运,他们的军火弹药已经接近告罄。而以色列人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从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购进了大批军火,并将过去各自为战的各民兵组织改组为统一的国防军。现在,他们拥有7万名全副武装的部队,士气极为高昂;这场“一个对一群”的不对等战争,轨迹随之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7月8日,军事行动全面恢复。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新购买的坦克,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周边全力进攻,夺取了一条宽达10公里的走廊地带。到当月17日第二次停火生效时为止,以色列军队的实控范围扩大了3倍以上,而阿拉伯军队平均每天丧失13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10月下旬,以军又发起代号为“约阿夫”的攻势,从考克吉指挥的“阿拉伯解放军”手中夺回了北加利利,并将埃及第4旅包围在法卢贾。在法卢贾包围圈中奋力抵抗的有一位埃及少校,他就是接下来20多年间阿拉伯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纳赛尔。

1949年2月24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以色列与阿拉伯联盟成员国之一埃及率先达成停战协议。埃军同意撤出内格夫,以军则解除对法卢贾的围困,并承认加沙地带为埃及占领区。在耶路撒冷,约旦和以色列以双方实控范围为界,划定了停火线,使耶路撒冷新城和旧城遭到分割。希伯伦大学和哈达萨医院所在的斯科普斯山成为约旦境内的以色列飞地,约旦允许以方定期更换那里的警卫,但大学和医院本身无法使用,直到19年后才重新开放。约旦政府还禁止犹太人前往旧城朝拜,犹太朝圣者在此后的19年里不得不以锡安山代替西墙等宗教圣地。经历了历时近两年大大小小的冲突,圣地以被分割的形态迎来了停战协议的生效。

对以色列人而言,第一次中东战争或曰巴勒斯坦战争的胜利,意义不仅在于确保了这个新诞生国家能继续生存下来。阿拉伯联盟在战争期间的内讧和冲突表明,他们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企图将巴勒斯坦当作扩大本国权势的舞台,因此完全不可能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在战争中遭遇惨败的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在数年内陆续发生了推翻旧政权的青年军人革命。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将大穆夫提侯赛尼驱逐到黎巴嫩之后,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领导权,开始尝试建立他理想中的“大沙姆王国”。对以色列国而言,最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但那道将圣地分割为两部分的临时停火线,始终令犹太复国主义者如鲠在喉。

1967:西墙,西墙

和本-古里安以及魏茨曼一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 I of Jordan)属于亲身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的老一辈政治家。艾伦比攻克耶路撒冷之时,阿卜杜拉正跟随哥哥费萨尔,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在汉志铁路沿线神出鬼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1920年拥戴他为伊拉克立宪君主,随即被英法两国联手挫败。但阿卜杜拉依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英国人的承认:1921年,他指挥一支志愿军控制了安曼,强迫英国政府承认他为约旦国王。接下来的30多年里,由他的父亲谢里夫侯赛因和哥哥费萨尔统治的汉志、伊拉克两个王国要么被仇敌所吞并,要么经历了共和革命;独有约旦始终屹立不倒。直到现在,约旦仍是唯一一个哈希姆家族治下的王国。

像所有旧时代的统治者一样,阿卜杜拉有他的宏伟理想:既然侯赛因谢里夫曾经寄希望于成为阿拉伯世界之王,那么他也可以以约旦作为凭靠,扩充自己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土和话语权。在此过程中,他并不惮于牺牲群龙无首的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夕,他一度企图尝试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以由约旦吞并西岸地区作为条件,换取约、以两国单独实现停战。这项努力在当时未能收获效果,但在战争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将其付诸了落实:1950年,约旦军队大张旗鼓地完全占领了西岸,宣布将其改名为“内约旦省”。一年后,侯赛尼大穆夫提的一位支持者在阿克萨清真寺门口开枪击中了国王的头部,后者当场身亡。

老人阿卜杜拉的退席,标志着约旦在巴以冲突中逐步沦为配角。阿拉伯世界新崛起的领导者是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革命政权,由他所首倡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很快被“出口”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周边国家。这种政体鼓吹在国内进行中下层革命,建立超越党派的层级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分别以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和带有军人政治色彩的威权体制巩固政权;对外则寻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安全统一,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中,实现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梦想。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纳赛尔的声望一度达到顶峰——苏联成为了埃及的财政和武器供应者,叙利亚一度同意与埃及合并,纳赛尔本人则一跃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袖。阿卜杜拉的孙子侯赛因(Hussein of Jordan)在1952年继承约旦王位之后,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追随这位埃及领袖,并为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庇护。若非如此,他的王室也将被革命所推翻。

1967年暮春,前来开罗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納赛尔出示了一张来历可疑的航拍照片。照片显示,以色列正在戈兰高地一带部署重兵,可能对叙利亚发动先发制人的入侵。这一恐吓或许只是为了给美国的中东政策制造一点混乱,但纳赛尔对阿拉伯联盟的实力过于有信心,在5月23日单方面宣布封锁西奈半岛的蒂朗海峡,切断了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一星期后,埃及和约旦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对以色列的惩罚行动看上去已经迫在眉睫。6月5日,以色列反客为主,派出空军主力突然袭击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的主要机场,在不到48个小时内将阿拉伯联盟的空中力量悉数炸毁于地面,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6月5日中午时分,部署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约旦炮兵向以色列控制的新城猛烈开火,第三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次日凌晨,以色列以伞兵为先导发起反攻,迅速控制了斯科普斯山制高点和两座城门。6月7日日出后,以色列坦克穿过狮门,控制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圣地圣殿山。这支装甲部队和另外两路形成突破的队伍齐齐指向古老的西墙,于上午10点左右在那里会师。就在西墙侧面,摄影师戴维·鲁宾格(David Rubinger)拍下了那张年轻士兵仰望圣迹的著名历史照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以色列国诞生时还是襁褓中的孩童。

对那些曾经在1948年的战争中为争夺耶路撒冷而亲赴前线的以色列领导人来说,1967年这场“六日战争”的落幕,标志着犹太人的“第三圣殿”终于彻底得以保全。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以色列军队不仅占领了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老城,还夺取了叙利亚的战略制高点戈兰高地,以及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实控领土达到了全盛期。而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一名巴解组织成员企图暗杀侯赛因国王、将约旦改造为巴勒斯坦人的新根据地,所幸未获成功。在那以后,约旦政府与受埃及支持的巴解组织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970年9月,侯赛因国王终于下定决心,在国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将巴解组织及其成员驱逐到黎巴嫩。作为报复,两年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袭击了以色列代表团,共计杀害11人。

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后,阿拉伯联盟的领袖埃及选择与以色列达成和解,退出了反以阵营。作为其继任者,由哈菲兹·阿萨德总统领导的叙利亚成为了巴解组织新的庇护者,并将之安置在黎巴嫩,引发了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在这场烈度较低但人员损失巨大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做出了伤害、虐杀平民的非人道举动,也意味着以战争方式解决阿以冲突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美国华盛頓签署《奥斯陆协议》,历时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出现了和解的曙光。

然而和平之路,道阻且长。2000年,随着独立战争老兵、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参观,巴勒斯坦人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发动起义,并蔓延至西岸和加沙地带。从那时起至今,尽管巴以领导人又有过若干直接会谈和磋商,双方之间的紧张状态依然不曾解除。从《贝尔福宣言》公布后的剑拔弩张,到今日绵延不绝的小规模骚乱,最近一百年圣城的历史似乎始终都在与冲突为伴。在大马士革的街头茶馆,我曾经和1948年逃出耶路撒冷的第一代巴勒斯坦难民交谈,他们当初所持的还是英属托管当局发放的护照。而1967年离开圣地的第二代难民,由于缺少有效身份证件,大部分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再回归故地。不知不觉,距离以色列军人重回西墙也过去了50年光阴;当年面目稚嫩的战士们,如今也该是古稀老人了。

1936年11月16日,一名参与镇压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英军预备役士兵在结束任务返回南安普敦港后,拥抱前来欢迎的儿子

1944年11月8日,在开罗街头被“莱希”枪手暗杀的英国代理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的葬礼在万圣教堂举行

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看守在西岸地区被俘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1947年秋天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伊拉克驻美大使乔达特、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和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由左至右)就巴勒斯坦问题展开场外磋商

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一名受困于耶路撒冷新城的犹太男孩食用分发的无酵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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