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欧洲国家普遍单一民族化带来的反犹主义沉渣泛起，使得“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群体在19、20世纪之交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通过将目光聚焦到巴勒斯坦故土，并利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寻求外部援助，犹太复国主义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重新在耶路撒冷站住了脚跟，并获得了关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的承诺。

1917年初，英国战时内阁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成员、前军需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勋爵（左二）在家中花园设宴，招待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右三）。当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那人长相如何？他对锡安有何说法？他是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化身吗？”

1897年秋天，11岁的波兰犹太人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紧跟在他当律师的父亲身后，兴致勃勃地打听着几个月前在瑞士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情形。父子俩谁也没能亲临会场，但身为本地“锡安山热爱者”协会的活跃分子，老格鲁恩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西方同志们的最新动向。一年前，匈牙利记者和律师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维也纳出版了惊世骇俗的小册子《犹太国》，公开宣扬犹太人永远无法真正融入欧洲社会;他们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才能免遭普遍的人身歧视和政治迫害。而在出席瑞士大会之后，赫茨尔还陆续拜会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其他大国统治者，试图将未来的犹太国的位置选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也即136年“大流散”（Diaspora）开始前犹太民族祖先所居的“应许之地”。这一倡议在全球犹太人群体中为他博得了惊人的声望。对格鲁恩父子这样的东欧犹太人来说，赫茨尔的宣言为他们指明了奋斗目标：回到巴勒斯坦去，在那里建立犹太民族国家！

赫茨尔未能活着看到他的理想变为现实：1904年，在带有妥协意味的“乌干达方案”被追随者否决之后，这位44岁的先驱者孤独地病死在拉克斯山。又过了8年，戴维·格鲁恩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希伯来特征更显著的本-古里安（Ben-Gurion），返回耶路撒冷开始了政治生涯。在国际关系史上，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寻求在古犹太国故地建立现代犹太民族国家的潮流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即“锡安主义”（Zionism），以耶路撒冷旧城墙外的锡安山命名。那里是大卫王陵墓的所在，也是《圣经》中耶稣与门徒进最后晚餐的地点。在犹太民族长达1800余年的飘零史上，耶路撒冷与锡安山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地理标识物，而成为不可替代的精神归宿。每年春天在庆祝出埃及（Exodus）的逾越节时，所有犹太人都会庄严宣誓：“明年相聚在耶路撒冷！”

从19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重返圣地，到1917年《贝尔福宣言》承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止，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发展史超过30年;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犹太人群体，在此过程中都曾扮演过关键角色。以摩西·赫斯和赫茨尔为代表的德意志犹太知识分子，为復国事业开创了理论先河，并首倡“巴勒斯坦方案”。以摩西·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领袖的犹太裔国际金融巨头，为重返耶路撒冷的第一代移民提供了财政支持，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西欧各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以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为支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东欧犹太人，则成为巴勒斯坦定居点的主要开拓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任劳任怨的精神，为犹太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诚如本-古里安在1918年春天所言：“我们寻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不是权力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真正的‘祖国。祖国不能像礼物一样颁赠，不能通过特许状或政治协议得到，不能购买，也不能用武力夺取。只有通过人民的劳动和创造，通过他们在建设和定居过程中所做的努力，通过额头上的汗水，才能得到一个祖国。”最终，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你往何处去”

136年，即罗马帝国治下第三次犹太人大起义的领袖巴尔·科赫巴战死后第二年，哈德良皇帝宣布夷平耶路撒冷城，在其地基上重建罗马风格的爱利亚·卡皮托林纳城以及朱庇特神庙，迁入罗马士兵和外族人口作为新的定居者。过去曾是耶路撒冷主人的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圣城及其周边，从此被动或主动地流散到世界各地。从北非的罗马殖民地，到西欧的莱茵河谷，甚至东方遥远的中国开封，都有犹太人群体出没。4世纪初，全球犹太人的总数在300万人左右，绝大部分散布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阵营的统治范围内。

对统治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历代哈里发以及笃信基督教的西欧封建诸侯来说，其疆域内的犹太子民是一个相当矛盾的群体。一方面，相比桀骜凶悍的边疆蛮族，犹太人的个性通常较为温顺，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都拒绝被周边环境同化，因此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在四大哈里发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犹太人虽然获准延续其信仰和传统社区，但不得出任官职或从军，还须缴纳繁重的惩罚性税收。在西欧，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公爵们一方面相当倚重犹太商人的金融才干，以便从他们经营的收放贷业务中攫取厚利;另一方面时常向普通民众暗示犹太人是“出卖耶稣者”，对其加以不定期的屠杀、流放和迫害。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都曾发生过由统治者主导的驱逐犹太人事件，规模达数十万人之众。1516年，自由、繁荣的威尼斯共和国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将整个城邦的犹太人圈禁到一处“隔都”（Ghetto）之内，仅允许其在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定居和礼拜;这一“经验”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

讽刺的是，如此殚精竭虑的隔离措施，反而使得犹太人保持了自身语言、宗教和风俗的独特性，避免了被所在国家的环境所同化。在无孔不入的歧视、敌意和虐待下，多数犹太人继续虔诚地信奉着犹太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一切苦难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过是上帝对他们过往错误的惩戒。终有一日，救世主弥塞亚将会降临，犹太人将得到拯救，他们的民族将重新繁荣，他们的子孙将“如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尘沙一样繁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犹太人在长期的艰苦磨难面前始终保持着信心。财产被没收，就通过努力重新创造聚集;被从世代居住的地方驱赶出来，就找一个新的地方再建家园。他们在肉体上受到磨难，在外表上受到唾弃，但在精神上始终倔强而高傲。他们相信：只要精神不死，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

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封建王权的冲击，一度令西欧犹太人的境遇有所改善。18世纪中叶，英国国会解除了对犹太人申请入籍和购买土地的限制条件。1801年，桑普森·厄德利成为第一位有犹太血统的下院议员;1874年，迪斯累里成为第一位赢得大选的犹太裔首相。与此同时，在拿破仑大军曾经席卷的中欧和北欧，各国政府纷纷同意给予其犹太裔居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在知识分子比例较高的德意志犹太人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放弃宗教和习俗差异性、主动融入所在国的倾向。如同日后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言：在19世纪末的奥地利，许多犹太人已经改信天主教，不会说希伯来语。他们身着与周围的德意志人同样的服饰，去同一家餐厅和教堂，进同样的学校。假如不从血统上追溯，已经很难分辨出他们的犹太裔属性。

然而总有人会以实际行动将差异性重新揭示出来。14世纪初，地广人稀的波兰—立陶宛王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度成为德意志犹太人的重要庇护所。以波兰为中心的德意志犹太人不仅发展出了灿烂的艺术、文化成就，甚至还有了一门独立语言意第绪语。然而，随着波兰在18世纪末遭遇肢解，数百万本地犹太人落入包容程度极低的沙俄政府治下，命运随即急转直下。1835年，俄国政府宣布：在从立陶宛到乌克兰的16个西部省份和俄属波兰的10个省成立“栅栏区”（Pale），专供犹太人居住，仅有从事音乐和文艺事业的家庭不在其列。此后80多年间，大约500万贫困的俄国犹太人像牲口一样被禁锢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旅行受到限制，不得拥有土地，还要缴纳双倍税款。许多俄国犹太人沦为城市贫民，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

以隔离政策对待犹太人，仅是笃信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俄国政府最“温柔”的一项政策。在狂热信仰东正教的俄国贵族眼中，犹太人不仅是俄国土地上的寄生虫，而且和可怕的革命力量具有直接关联，必须予以彻底铲除。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后，内政大臣伊格纳季耶夫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排犹运动，短期内即有200多个犹太人村镇被夷为平地。这位伯爵赤裸裸地宣称：要想摆脱犹太人给俄国造成的困扰，必须将“栅栏区”中1/3的居民直接绞死，放逐另外1/3，剩下的人便会乖顺无比。1903年，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中心的种族清洗活动造成至少2500名俄国犹太人死于非命，64处村镇遭到洗劫。

与中世纪的反犹活动相比，19、20世纪之交中东欧的排犹活动在规模和烈度上都毫不逊色。这首先是后发民族国家包容性急剧降低的结果：随着德国和意大利陆续完成统一，以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改革运动蜕变为“俄罗斯化”改造，单一民族主义崇拜在中东欧君主制国家中盛极一时。这些地区历来存在“国家压制社会”的传统，此时又开始将民族主义树立为新的公民宗教，鼓吹本民族优越论和大众民粹主义。保持独特宗教信仰、语言和习俗的犹太人，被民族主义者视为不愿向国家效忠的存在，成为单一民族化的异质对立面;加上长期以来被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爱财如命的夏洛克”标签，一些中东欧政治家开始将本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统统归咎于犹太人。这种趋势在1903年达到了最顶峰——这一年，沙俄内政部暗探局炮制出一本名为《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小册子，宣称这是1897年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内部文件，其中记载有通过把持金融来操控国家政权，以宣传和出版迷惑异族民众，利用共济会消灭其他宗教，最终建立奴役全球的国际犹太人政府等内容。

《纪要》可以视为过去十几个世纪里欧洲反犹主义言论的集大成者，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阴谋论材料之一。它的流行标志着欧洲犹太人正在面临一场抉择：你将往何处去？

重返锡安山之梦

从中世纪开始，每当欧洲发生严重的反犹事件，都会有一部分犹太人投入自称弥赛亚的神秘主义者的怀抱，寻求拯救和庇护。根据希伯来文《圣经》和犹太教古老神话的记载，一旦弥赛亚再临人间，以色列民将全部回归耶路撒冷，重建“第三圣殿”，并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带着这种希望，从19世纪初开始，陆续有小股犹太人离开俄国和东欧，自行返回已经改名为巴勒斯坦（Palestine）的迦南故地。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弥赛亚情结和对复归耶路撒冷的渴望同样具有深刻影响。迪斯累里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就曾出版过一本以犹太复国为背景的小说《坦克雷蒙》。186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好友之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犹太裔哲学家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莱比锡撰写了一本题为《罗马和耶路撒冷》的小冊子，公开宣称：犹太人在欧洲诸民族中始终是外来者;即使各民主政府基于人性和公平原则，对他们平等相待，犹太人内心寻求救赎的渴望也不可能在欧洲获得满足。对德意志犹太人来说，获得解放的途径只有两种：要么是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通过超越民族国家来实现世界大同;要么是回到巴勒斯坦故地，效仿欧洲模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目前，第一种模式缺乏实现的条件，故而第二种模式势在必行。赫斯还大胆鼓吹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土地国有、生产高度协作的全新共同体。

1881年俄国反犹运动平息之后，敖德萨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自我解放》，呼吁用购买土地的方法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并号召富裕的西欧犹太人对此加以支持。受《自我解放》的影响，一些俄国犹太人在1882年成立了“锡安山热爱者”（Hovevei Zion）组织，号召东欧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居。于是，一个被称为“热爱锡安山运动”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俄属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以及罗马尼亚蓬勃兴起了。“锡安山热爱者”组织的成员很快增加到了上万人，他们创办政治刊物，宣传复国思想，推动希伯来语教育的复兴，同时积极筹集资金资助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

1882年，十位来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西部建立起了第一个犹太定居点——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意为“第一批来到锡安的人”。为他们买下这片土地的是犹太裔金融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领袖：埃德蒙·雅姆·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男爵。整个19世纪70年代，这位男爵平均每年出资10万法郎投入援助东欧犹太人的活动。尽管就财富和名望而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经跻身上流社会之列，但他们深知犹太人在各国民族主义者眼中已是众矢之的，其财富随时有可能被一场反犹运动所消解，因此对“热爱锡安山运动”依然给予了巨大帮助。除去埃德蒙男爵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分支的成员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担任了白厅和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之间的联络人，与该家族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英国犹太裔金融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则主导了耶路撒冷新城区的建设工作。

但在当时，前往巴勒斯坦定居、重归耶路撒冷并不是犹太人最便捷的选择。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依然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而欧洲流行的民族主义浪潮同样影响到了把持土耳其政府大权的“改革与进步委员会”（即习称的“青年土耳其党”），使他们对犹太人抱怀疑态度。而大西洋彼岸新崛起的美国正在蓬勃发展中，对劳动力和专业技能有着旺盛的需求;美国政府对犹太人群体由来已久的好感，意味着他们不必经受另眼相待。在美国犹太裔巨富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的协助下，1882～1917年共有270万俄国犹太人选择前往美国，只有6万人受“热爱锡安山运动”的影响，移民巴勒斯坦。尽管美国对欧洲犹太人的确要算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但那也意味着他们依旧无法宣示自己的民族性，依旧只是流浪的外邦人。

西奥多·赫茨尔这位“新弥赛亚”就是在此时脱颖而出的。这位出身布达佩斯富裕犹太家庭的律师早年曾经从事新闻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报》派驻巴黎的通讯员。1894年，法国发生了犹太裔军官遭到司法和政治机关有组织诬陷的“德雷福斯案件”，引发舆论哗然。过去认定犹太人可以通过取消自己的宗教、风俗偏执来融入欧洲社会的赫茨尔目睹此景，意识到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和平等思想发展最为完善的法国，依然存在反犹主义的土壤。犹太人要想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赫茨尔选择的努力方式是游说德国犹太裔银行家、以在土耳其开发铁路而享誉世界的莫里斯·德·希尔施（Maurice de Hirsch）男爵。希尔施在此前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慈善信托组织“犹太人殖民协会”，计划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和阿根廷购买大片土地，以安置从俄国逃出的犹太裔农民。而赫兹尔试图告诉希尔施：仅仅拥有栖身之地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犹太人的困境;他们还需要自己的议会、政府和武装，需要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1896年，赫茨尔把他的核心观点写进了一本100页的小册子《犹太国》，明确表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

对像本-古里安父子这样的俄国犹太人来说，赫茨尔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他们终于拥有了统一的领袖和纲领。在赫茨尔的组织下，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会上决定正式成立“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WZO）。次年6月，赫茨尔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举行会谈，以冀获得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特许权。为了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压力，他还专诚前往耶路撒冷，觐见了正在此地朝圣的德皇威廉二世。然而好大喜功的德皇和满腹狐疑的土耳其苏丹虽然给出了相对积极的反馈，却始终不曾将其变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犹太人依旧被准许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向巴勒斯坦分批移民，但土耳其政府拒绝就建国问题做出表态，不愿放弃对巴勒斯坦的主权要求。

赫茨尔并没有把建立犹太国的地点局限在巴勒斯坦。在和德、土两国政府展开接触的同时，他也和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商讨过在塞浦路斯、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或者气候凉爽的中非大湖区（当时为英属乌干达的一部分，今属肯尼亚）成立犹太国的方案。在1903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张伯伦代表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按照“乌干达方案”，启动在非洲建立犹太国的程序。但代表已经移居巴勒斯坦的早期开拓者利益的俄国和东欧代表极为不满，威胁要退出组织。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基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诉求和宗教信仰，犹太国的选址除去巴勒斯坦方案以外，不再考虑其他途径。一年后，赫兹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胼手胝足创建犹太国的重任，现在落到了俄国移民们的肩上。

巴勒斯坦的“基布兹”

支持阿根廷方案和乌干达方案的锡安主义者，并非没有足够的依据游说自己的同志。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最大的考验是：巴勒斯坦的自然条件对希望前去开拓的移民极不友好。《圣经》中那块“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在土耳其人粗放的管理下已经变得贫瘠荒芜。就谷物和牲畜的产量而言，巴勒斯坦最开阔的平原也达不到东南欧一些山区的平均水平。树木早已被土耳其人砍光，冬天雨水的径流会把表层土壤冲刷掉，夏天的土地则是坚硬板结的。没有水就不能生长任何东西，而巴勒斯坦每年有将近8个月滴雨未下。

在奧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版图里，巴勒斯坦虽然因为拥有伊斯兰教第三圣城（耶路撒冷）的关系，具有一点关注价值，但在经济上却是彻头彻尾的黑洞。耶路撒冷的朝圣活动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欧洲旅游业者的开发对象，新城区的各个角落正在被巨大的教堂和分国别的豪华旅馆所占满。但在圣地以外，坐拥大片土地的阿拉伯权贵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役使着贫穷的佃农：没有公路、铁路，没有矿产，没有值得一提的商业和种植业。罗斯柴尔德家族为犹太移民买下的就是这样的土地，而他们必须筚路蓝缕地从头开始开发。

在漫长的“大流散”岁月里，大部分犹太人已经习惯了欧洲的城市生活。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商人、银行家、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有一些加入了画家、音乐家和作家的行列，跻身知识分子之林。在更加开放的英国和法国，有犹太血统的人士甚至投身了政界、法律界、医学界和军界，唯独没有多少农民。要说服这些已经具备中产阶级以上社会地位的精英抛家弃产，前往巴勒斯坦从头来过，无疑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因此，相当一批中欧城市犹太裔居民没有响应“重返锡安山下”的号召，继续寄希望于能在本国安居乐业;到了“二战”前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成为希特勒屠犹政策的牺牲品。相反，那些被圈禁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栅栏区”之中、一贫如洗的俄国农民，比任何人都有着战天斗地的勇气。因此，20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的努力，基本上变成了一场由俄国—东欧犹太人主导的小型革命。

1883年，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资助里雄莱锡安定居点的100位罗马尼亚犹太人前往海法港以南的一处平原，建立了一个农业试验站，以他的父亲雅姆（希伯来语发音为“雅各布”）·德·罗斯柴尔德之名命名为济赫龙雅各布（Zikhron Yaakov）。主持这个农业试验站的是年轻的小麦育种专家阿龙·阿龙索赫恩（Aaron Aaronsohn），他的成就不仅在于改进了适合干旱地区种植的优选小麦品种，还为在巴勒斯坦的贫瘠土壤上种植谷物和果树探索出了一套灌溉系统。时至今日，以色列依然是干旱地区农业方面的技术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龙索赫恩还在济赫龙雅各布组建了一个地下情报网，为驻埃及的英军打探土耳其守军的虚实。

进入19世纪90年代，犹太人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城市地带总人数已经超过了阿拉伯人，加上新开辟的屯垦区，初步形成了被称为“伊舒夫”（Yishuv）的犹太人社区。1909年，犹太开拓团在雅法北面的沙丘上兴建了第一座纯粹的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希伯来语意为“春之山”。到1917年，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9万，和当地阿拉伯人口（44万）相比虽然仍居于劣势，但都是最勇敢坚强的东欧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本-古里安、果尔达·梅厄和贝京，在数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国的主要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东欧移民在青年时代普遍深受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潮的影响，希望为在巴勒斯坦创建的这个新国家注入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要素。他们公开宣称：一个民族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才能具有真正的创造力;也只有通过在土地上进行的劳动，个人才能获得自由，民族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在许多新伊舒夫里，年轻人们提倡“劳动征服”，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建设这片土地，也让这片土地来改造我们。”

在社会主义理念和“劳动征服”的影响下，一些年轻的犹太移民自愿离开以城市为中心的伊舒夫，以共同劳动、集体生活的方式定居到荒芜不毛的土地上。1909年，第一个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集体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太巴列地区诞生。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集体”，其基本运行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基布兹内，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内部没有货币往来，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生活在一起，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1915年5月20日，在这个基布兹诞生了第一个新生婴儿，取名摩西·达扬，日后他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到1914年，巴勒斯坦地区一共建立了12个基布兹，后来发展到200多个。由基布兹锻炼出的集体主义和组织性，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乃至以色列国的最终诞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造访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创造的经济奇迹，他备感钦佩。在呈递给下议院的报告书中，丘吉尔不遗余力地盛赞道：“任何目睹过最近二三十年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工作成果的人，都会为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所震惊。我访问了距雅法12英里的里雄莱锡安移民点，那里的土地原本最为荒凉，四周都被贫瘠、不适宜耕种的半荒漠所环绕。但在今天，我们驱车进入的是一片富饶兴旺的地区，当年贫瘠的土地上已经生产出了优良的谷物和农产品。接着我去了葡萄园，最后是漂亮丰饶的柑橘园。这一切都是犹太人经过努力、在最近二三十年里实现的。在看到付出如此之多的劳动、努力和技术取得的成果之后，我无论如何都不赞成英国政府对其弃之不顾，任它在阿拉伯居民的猛烈攻击之下被粗鲁残暴地摧毁。”

1917：终点与起点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漫长的酝酿之后宣告爆发。主导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的德、奥犹太人以及巴勒斯坦的年轻开拓者们发现他们处在了极其尴尬的位置：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公开的支持者，但目前他们正和巴勒斯坦的实际控制者奥斯曼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不仅如此，素来奉行反犹主义最为彻底的沙皇俄国，目前正和英国并肩作战，长期资助犹太人移民美国和巴勒斯坦的雅各布·希夫为此愤而宣布拒绝向俄国政府提供贷款。而在巴勒斯坦，大部分新抵达的俄国移民并未获得奥斯曼帝国的公民权，被迫向西逃往埃及。到1916年底，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总数一度下降到仅有5万人左右。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情感倾向，但现实很清楚：只有有能力赢得大战的那个阵营，才有希望在战后开出犹太国的准生证。有鉴于此，主流猶太人逐步分化成为两个阵营。德国锡安主义者组织发表声明，号召德国犹太裔青年参军服役，加入到“神圣的自卫战争”中去。来自俄国的移民作家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则在伦敦招募了一支下辖5个营的犹太军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在耶路撒冷，土耳其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备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上，无暇顾及犹太人，双方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遥远的伦敦，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正在以他的方式进行着这场战争。这位教授属于本-古里安不甚喜欢的“宫廷派”，与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外交大臣贝尔福等高官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往来。在魏茨曼看来，拥有更多盟友和全球贸易控制权的协约国必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对巴勒斯坦未来的命运拥有最大话语权;倘若犹太人能对战争的进程有所贡献，在战后的中东领土安排上也必能占据一席之地。有鉴于此，他将自己发明的人工丙酮合成工艺赠送给了英国海军，使英国无烟火药的产量一举增加了5倍以上。此举使得魏茨曼得以打入白厅的内部圈子，为随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铺平了道路。

进入1917年，大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精疲力竭的英国热切盼望美国能加入战局，协助自己将强弩之末的德国一举打垮。为此，伦敦当局计划向全球犹太人团体释放善意信号，以推动美国犹太政商精英为协约国提供更多支持，并对素来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形成敦促。

魏茨曼参与了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以他起草的底稿作为基础，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致信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请他转告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必须明示：巴勒斯坦既有的非犹太人团体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乃至一切国家犹太裔公民的权利和政治地位，都不应遭受任何损害。”这便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也是赫茨尔热切盼望的犹太国家的特许状。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宣言提及的“巴勒斯坦既有的非犹太人团体”的指向。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正在中东地区作为英国友军参战的阿拉伯起义军;以及协约国第二号巨头法国。1915～1916年，为了推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土耳其战线后方制造混乱，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致信麦加谢里夫（Sharif，意为“贵裔”）侯赛因，承诺只要他能发动阿拉伯人起义，伦敦将在战后协助他建立一个疆域从阿勒颇延伸到亚丁的统一阿拉伯王国。如今，在英国政府的财政和军火支援下，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亲王正率领阿拉伯起义军在红海沿岸和汉志铁路南端四处活动，与进军巴勒斯坦的英国远征军形成策应。尽管麦克马洪的信函同样约定巴勒斯坦问题须由阿拉伯人和英国政府在战后额外商定，但他们显然没有想好如何将其透露给犹太人。

同样是在1916年，一位头脑活络的英国保守党议员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仅凭自己在中东几次旅行的经验，就和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弗朗索瓦·皮科草草划分了两国战后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在这份被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方案中，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地区被认定不属于“纯阿拉伯”领土，应当由英法俄三国共同托管。随着俄国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革命，这一条款被修正为由英法两国共管。它和《贝尔福宣言》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内容都形成了冲突：巴勒斯坦究竟是应该成为统一的阿拉伯王国的一部分，还是“犹太民族家园”的所在地，又或是由英法两国联合托管，到战争结束为止都没有形成定论。

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们来说，1917年既是终点，又是起点。长达30余年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使得欧洲主要国家的领袖英国公开承诺协助犹太人重归巴勒斯坦，并在此建立民族国家的雏形。但《赛克斯—皮科协定》和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幽暗底色又显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并且终究必须直面目前巴勒斯坦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阿拉伯人。重返耶路撒冷之路，即将进入下一阶段。

（感谢阎京生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