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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巴别塔

2018-02-08李菁张雷

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6期
关键词:耶路撒冷

李菁+张雷

耶路撒冷是一个处处有历史的城市,一不小心就与动辄百年、甚至千年的过去撞个满怀。所以它更像一个高度浓缩的文化符码,等待着每一个行走者用细细密密的知识和穿透千年的视野来解读。

但是,耶路撒冷又从来不是一个停留在过去的城市。实际上,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它成为苦难中的精神寄托和“遥远的想象”,由此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征战最频繁的地方,一个又一个世纪,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里殊死争斗,以求霸占这里的历史和神圣,影响至今。耶路撒冷像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冲突。耶路撒冷的故事,从来就不是地中海边一个山间小城的故事,而是各种帝国兴衰的故事,人类寻求神圣的故事。它既穿透千年的历史,也映照着当下的现实,几乎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注脚。这也正是耶路撒冷之魅,令人生畏、又令人着迷。

不期而遇的哭墙

当耶路撒冷之行确定的第一刻起,几乎不需思考,“哭墙”就成为占据我头脑的第一个名词和意象,没有第二个竞争对手。仔细想想,它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从无数文字和影像资料里获得的一个符号,又与复杂的历史、时事相纠缠,成为最强烈的文化象征。

到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是2017年12月30号。按照我原来的设想,第二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先在老城里面其他地方转一转,“预热”一下,然后在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隆重”地到哭墙去参观。然后不能免俗,像之前在影像资料里看到的一样,把写有自己心愿的字条塞进墙缝里,也算是过一个特别的新年。

一月的耶路撒冷下午4点多天色就昏暗下来。因为是山城,空气也比之前想象的冷峻很多。和在希伯来大学读书的留学生诗豪在大马士革门见了面,刚来几个月的诗豪带着我们熟练地穿过阿拉伯区喝了热茶、驱掉寒气,又回到老城,在喧闹的街道上贪婪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感觉眼睛已不够用。老城并不大,兜兜转转之间,总是看到标“Western Wall”(西墙)的指示牌,知道那就是著名的哭墙。诗豪停下来,建议说:要不要先到哭墙去看一看?起初还有几分犹豫,但又一想,既然已撞到这里了,就顺其自然吧。

安检区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保守。顺利地过了安检后,一面巨大的墙就呈现在眼前——这就是之前想象过无数次的哭墙了。到哭墻去祈祷,按男女分为两个区域,分别祈祷。男性进入,每人还要发一顶简易的基帕小帽以示敬意。也许是因为这只是一年中最普通的一天,之前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种身穿黑衣服、戴传统高帽,面对哭墙,口中念念有词的虔诚信徒并不多。

祈祷区里有英文和希伯来文的《旧约》,有的人就拿上这本书,走到墙跟前开始祈祷。除此之外,还提供给纸和笔,参观者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愿,塞进石头缝里。按照犹太教的说法,这些石头是有灵性的,通过它们,人可以和造物主联通。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他请求每个祈祷和许愿都应当被上帝听见,不论是否应得,也不问是否犹太人。让人们有一个对上帝表达极度虔敬的场所,是圣殿的初衷。不过快速观察了一下女性这边的祈祷者,似乎游客居多,不少衣着鲜亮的漂亮女孩子,用涂着指甲油的纤纤手指把写有自己小秘密或小心愿的指条塞进石缝里,再自拍一张留念。当然其中也不乏虔诚的宗教信徒,很多人面对着哭墙喃喃自语,我前方一位年龄稍长的妇女在寒风中拭去腮边的眼泪。

哭墙下的犹太教徒

按旅游书里建议,离开哭墙时应该退着走——转身背对着哭墙是一种不敬。于是,也一再提醒自己,要退着离开。与哭墙的第一次不期而遇就这样完成了。

如今,哭墙已成为犹太民族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在犹太人历史中,它实际上是“第二圣殿”的一部分,为圣殿西墙。公元前539年,毁灭了所罗门第一圣殿的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击败。波斯国王居鲁士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还把掳来的圣殿祭祀品还给他们。到了公元前331年前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横扫近东地区,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没有维持很久,但希腊文化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们,尤其是上层阶级产生了深刻影响。祭司们不但走出圣殿来观看比赛,甚至还有年轻者开始在体育场里赤身裸体锻炼,有人甚至试图放弃割礼。

没过多久,骁勇善战的罗马人又来了。经过多年征战,罗马击败了北非霸主迦太基,灭掉了希腊和塞琉古王朝。到公元前63年,趁着犹太人闹内讧,罗马大将庞培突袭了耶路撒冷,围攻圣殿长达三个月,还使用投石器对它进行轰炸。庞培抗拒不了到著名的至圣之所一探虚实的机会。但是好在庞培什么也没有带走;与他相反,罗马另一位军事强人克拉苏,却靠洗劫耶路撒冷圣殿而获得军事远征的经费,尽管他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他从那里偷走了庞培没有染指的2000塔兰特,还有圣地的“纯金横梁”。

犹太人的家园从此成为罗马行省的一个部分。公元前40年,罗马世界的两大巨头屋大维和安东尼,指派年轻的杰出强人希律(Herod)出任犹太国王。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希律尽管在罗马人的庇护下实行极端的专制统治,但他在位的35年,却是一个繁荣兴盛的时期。希律王当政后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先前任何一个时期。希律王在第一圣殿基础上建起了犹太教最宏伟的圣殿,这项工程耗时80年,其间上千名祭司被训练成工匠,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内殿。由于所罗门在修建圣殿时不让嘈杂声惊扰此地,希律也要求一切物品在场外准备好,然后静静归位。黎巴嫩的一整片雪松林被砍倒,自水路运到这里,用作装饰材料;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采石场,巨大的、闪着黄光的方石,还有几乎纯白的石灰石,被标记、分割。——直到今天,希律王时期耶路撒冷的遗迹仍在全城随处可见。最著名的,就是眼前这些支撑圣殿西墙的那些大石头。

仔细观察,哭墙下面和上面的石块有大小之分,下面11层的巨石才是希律王建第二圣殿时所使用的原始建筑材料,上面依次是不同时代所加。千百年来,大批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前往石墙,以诵经和祈祷的方式,痛诉流离失所的悲伤。20世纪,被纳粹德国杀害的犹太人多达600万人,又有更多的人前来,在哭墙诉说他们的苦难。经过近2000年抚摸和洗濯,部分哭墙的石面已经被打磨光滑,颜色发黯,闪烁出泪痕般的光泽,仿佛是无数犹太亡灵的印记,也仿佛更是这块土地2000年前的岁月沧桑。

消逝的圣殿

老城的雅法门(Jaffa)永远游人如织。像大多数旅游城市一样,许多出租车司机在这里“趴活儿”,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招揽生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也毫不手软。如果想对这座城市千年厚重历史有个快速而直接感受的话,雅法门附近的大卫塔博物馆,是个最佳去处。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能借助大卫塔博物馆里展示的模拟图,来体会希律王第二圣殿的气势——这是犹太人最豪华、最精美的一座圣殿,也是当时环地中海地区最辉煌的建筑之一。新圣殿14万平方米,有11个足球场大,远比第一圣殿宏伟辉煌。耸立的圣殿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形容它们“超出我的描述能力”。

耶路撒冷老城城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希律王创建了现代的耶路撒冷,今天还散落在一些地方的巨石也是希律王给这座城市留下的遗产。希律王死后,罗马人收回了统治权,与大祭司们结盟联合统治。公元66年,罗马人的腐败、重税和暴虐激起了广泛的犹太起义,起义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

起义的消息传到罗马皇帝尼禄耳中时,他正在希腊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战车比赛。他立即派出老将苇斯巴芗前去平定。当时这位老将已经年过六旬,因为在尼禄一次冗长的舞台表演中打瞌睡而触怒皇帝,被流放至郊区养蜜蜂。苇斯巴芗派儿子提图斯去镇压叛乱的犹太人,但两年内效果不佳。公元68年,罗马帝国内部也发生巨变,尼禄被推翻,一段内战之后,苇斯巴芗被拥立为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苇斯巴芗让儿子提图斯迅速拿下耶路撒冷,作为献给罗马的“礼物”。

于是公元70年,提图斯率6万大军杀向耶路撒冷。提图斯带领罗马军团进攻耶路撒冷,圣城就在眼前。15天后,罗马人突破了第一道城墙,8天后,第二道城墙也被突破。但战事随之陷入胶着。罗马人无法突破高大厚重的第三道城墙。它不仅高,而且深入地下15英尺。

提图斯下令在耶路撒冷周围搜寻木材,方圆十英里的每一棵树都被砍了下来,用来制作围城平台和塔楼。塔楼十分庞大,高达75英尺,有好几吨重,需要好几队士兵将它们移入阵地。每一个塔楼都搭载着数十名突击队员,现在是罗马人居高临下发起攻击。

当耶路撒冷城被团团包围时,城里的人们开始陷入饥荒,几千人被饿死,很多耶路撒冷居民试图把钱币吞入腹中,试图逃过罗马封锁线。罗马军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对每一个逃跑的犹太人开膛破肚,在他们的肠胃间找暗藏的财富。这种暴虐的场面连提图斯也看不下去了。虽然他下令禁止,但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提图斯随后下令逃跑的耶路撒冷人都应该钉十字架。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有500名犹太人被钉到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四周的山坡成了十字架的林海。

最后的起义者退守到圣殿奋力抵抗,这遭到被激怒的罗马军团的无情屠戮。提图斯下令各軍队黎明时分攻城。当天夜间,罗马士兵击溃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固的一道城墙。圣殿着了火。越过燃烧的大火,可以听到石头的爆裂声,还有男女老少的呼号声,那是正在燃烧的人们的呼号。这就是东方最伟大的城市灭亡时的声音。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是犹太人,在起义失败后投降,成为提图斯的幕僚。他亲历了圣殿山这场战斗的恐怖:“祭坛周围尸体推的越来越高,迎着至上之所的台阶,鲜血汇成河涓涓而下,那些倒在顶端的尸体不断滑下。”军士们开始劫掠城市,屠杀遇到的每一个犹太人。

第二天,提图斯下令彻底摧毁圣殿的残余部分。有些石头,今天还躺在当年掉下来的地方。与第一圣殿被毁不一样,这一次,圣殿再也没有重建。圣殿所拆下的梁柱头,现今保存于今日的圣殿广场外。多达60万犹太人遇难,幸存者被禁止涉足耶路撒冷。

提图斯和父亲回到罗马后,他们头戴桂冠、身穿紫衣接受元老院的致敬,在广场上观看罗马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庆典。那些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夺的财宝,被运至罗马巡游。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罗马皇帝还在罗马城里建起了一座凯旋门,上面雕刻了不少从犹太圣殿夺得的物品,如巨人的六臂蜡烛台、银喇叭、金桌子、祭司穿的胸甲以及各种金银器皿等。不久提图斯接替了父亲的皇位,但在位两年后即去世,留下这几个字:“我只做错了一件事。”此“错”不知是否指他摧毁了耶路撒冷。而犹太人则宁愿相信他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惩罚。

起义被镇压之后,罗马帝国继续在这里推行高压政策。虽然哈德良在罗马帝国史中被列为“五贤帝”之一,但他却是以一个毁坏者的形象留在耶路撒冷历史的。

130年,哈德良计划在耶路撒冷这座犹太城市的废墟上建造一个崇拜多神教的罗马城镇。于是他建了一条几乎所有古罗马管辖区域下的城市都有的南北走向的大道,又建了两处市场,这也使得耶路撒冷也成为一座典型的罗马城市——耶路撒冷老城至今仍能见到哈德良的残迹,从中可以看出哈德良时代的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圣殿山上立了一座哈德良本人的雕像。

不堪忍受的犹太人再次起义反抗。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哈德良决心斩草除根,彻底消灭犹太教。135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破坏,遗址翻耕成田,圣殿被撒上盐使之不能有生命生存。不仅如此,哈德良皇帝将犹地亚省改名为巴勒斯提纳(Palastina)——这个词源自犹太人的死敌非利士人,哈德良显然以此名称来羞辱犹太人。从此,犹太民族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成为失去的故土的代名词,永远地留存于犹太人的民族记忆里。

圣墓大教堂

离开西墙、结束了对犹太教圣地的体悟,又回到老城曲曲折折的小巷子中,在高低起伏的石阶上没走多远,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另一个宗教心目的中心之地——基督教的圣墓大教堂。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城市会像耶路撒冷这样历史高度凝缩,这使得这个城市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令人着迷,却又令人生畏。

虽然天色已晚,但圣墓大教堂仍是人头攒动。一进门的宽阔处,有一块宽大的石板。很多人一进来,便快步上前,半跪下,无限深情地抚摸或者以脸贴石,还有人亲吻石板——在这些虔诚的基督徒眼中,这或许是他们能与基督在尘世间最能相通之地。耶稣受刑后,人们把他从十字架上解下来,安放在这块大理石上涂抹膏油,准备安葬。这块据说是透着耶稣血的石板于是成了基督徒朝拜之物。还有很多虔诚的教徒,把信物放在大理石上擦拭,然后带回家供奉起来。

据历史学家考证,耶稣是“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创始人中唯一一个曾在耶路撒冷街上漫步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宗教生活也以研究先知、遵守律法和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基础。耶稣称耶路撒冷为“伟大国王的京城”。

圣墓教堂内部结构复杂,进门处还有很多人绕着一个环形小建筑排上了大队,队伍外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维持秩序。原来这里就是耶稣下葬之处。公元33年,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抓,罗马总督彼拉多在他的指揮部——也就是今天雅法门外的希律城堡的平台上,公开审判他。耶稣死后,他的追随者为他举行了传统的犹太葬礼,然后把他的遗体放在了这个石窟的墓穴当中,用一块大石封住入口。按照信徒们的说法,三天后耶稣复活,向惊讶的追随者现身。圣墓教堂的穹顶极尽华美,白天的时候有光线通过穹顶倾洒进来,寓意着耶稣自此升天的。当然,考古学家们倾向于相信,耶稣的尸体只是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挪走,并安葬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岩墓里。这里无疑是令信徒们狂热的另一去处,很多人不惜排上几小时的队,只为能进去摸一下那块原物。

第二次进圣墓教堂的时候恰好人不多,我们也加入了排队队伍。里面空间逼仄,门口的希腊东正教士虽然表情严肃,但也友好。每过几分钟他放几个人进去,让大家触摸、祈祷或是拍照,然后又提醒大家赶紧离开,让下一批人进去。川流不息,应该是一年的常景。

因为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所以当年追随耶稣教义的人被称为拿撒勒派。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后不久,拿撒勒派从母教犹太教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全新的宗教——基督教。耶稣遇难之处和下葬之处,成为基督徒们的朝拜之地。即使耶路撒冷一度被罗马人改变成为多神教风格城市,基督徒们也还会潜入这些洞穴,秘密地让这个基督教神龛生生不息。基督徒有时得到宽容,有时受到严厉的惩处。没有了宗教的耶路撒冷不过是罗马东部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下降到一万人,城墙也千疮百孔。

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立志要重建耶路撒冷,把它作为自己基督教帝国的中心。于是君士坦丁大帝拆除了哈德良的多神庙宇,他命令主教净化此地,捣毁异教神庙,挖掘里面原有的坟墓,并在那里建造一个拥有“最美丽的结构、柱子和大理石,最昂贵耐用的、装饰着黄金的”“世界上最好的”长方形基督教堂。

君士坦丁大帝还派自己深爱的母亲、已皈依基督教的海伦娜来重建耶路撒冷。海伦娜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三个真十字架(True Cross)。为了确认哪一个是真的,据说皇太后和主教将这些木块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妇床前。当第三个十字架放过去时,病妇突然睁开眼睛,恢复体力从床上坐了起来。海伦娜“把十字架的一部分和钉子一起寄给她的儿子君士坦丁”,皇帝用这些钉子制作了马龙头。此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渴求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物。不管真十字架的故事是否为后人杜撰,海伦娜确实永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她后来在橄榄山上建造了耶稣升天大教堂和艾琳娜大教堂,而这座最重要的圣墓大教堂花了10年才建成,那个华美的穹顶直到4世纪末方才完工。

自君士坦丁大帝立基督为国教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地地道道的基督教城市。朝圣者们可以在这里追寻耶稣生前的每一个足迹。对很多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苦路”是他们来耶路撒冷朝拜时必会重走的一段路。苦路(Via Dolorosa)是耶稣生前走的最后一段路。这一路上他从判刑背上十字架到三次不堪重负而摔倒,再到最后在各各他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苦路”一共有14站,每一站的墙上都有黑色的金属圆片,上面的罗马数字标识是第几站。而最后五站均在圣墓教堂中。每周五下午,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都会从第一站开始做弥撒,许多基督徒会跟在后面祈祷。可惜我们没有机会一睹这样的宗教盛景。

自此,与耶稣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基督徒争相朝拜之处。驾车驶出耶路撒冷不久,就会经过约旦河,是传说中的耶稣受洗之地。如今这里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有很多旅游大巴停在那里。这一段约旦河河面并不宽。我们遇到了一组来自非洲的基督徒,他们显然有备而来,到了河边不由分说脱掉外衣,勇敢地走进河水里,让河水慢慢浸入自己。更有甚者,还憋住气,把脑袋也埋了进去,让河水全部淹没,几秒钟之后再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就不甚宽阔的河面,中间有拉着一道警戒线,悬挂的小牌子上写着“不许翻越”。原来这里也是以色列与约旦的界河。不足百米的河对岸,就是约旦领土,有趣的是,彼岸站着的许多人,看来也是游客,也正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边。

在基督徒眼里,圣墓教堂才是世界的中心,于是,他们把圣殿山本身变成垃圾堆,以庆祝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胜利。与炙手可热的圣墓教堂相比,圣殿山一片荒芜,犹太人仍然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基督徒允许犹太人每年一次可以登上圣殿山,但只是为了看到他们被命运嘲弄——犹太人对着圣殿的基石,“哀悼并撕扯自己的衣服”。在基督徒看来,这一切证明了耶稣的预言,“圣殿将会倒下”。

金顶的辉煌

我们住的宾馆在东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老城。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每天闯入视野的,必然是那金光闪闪的圆顶。在投向耶路撒冷的镜头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圆顶清真寺总是频频被摄入。它雄伟而炫目的金顶,无论清晨还是黄昏,都会产生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美感。作为耶路撒冷最耀眼、最绚丽的建筑,圆顶清真寺无疑也是最为直观的标志物。

而纵观耶路撒冷的历史不难发现,圆顶清真寺之于这个城市的,不仅仅是建筑学和美学上的意义,它还骄傲地宣示了另一个宗教对这个城市的占有和影响。

穆斯林称它为谢里夫圣地(Haram Al-sharif),其实也是圣地之意。要进入圣殿山区域,最近的入口是位于老城东南方向的Dung Gate,翻译成中文名字不太雅,粪厂门。据说当时从圣殿运出来的排泄物便是经由此门送去他地燃烧。

刚下出租车,便发现队伍已经排出了大门外——虽然圣殿山有很多入口,但是非穆斯林只能走哭墙广场南部的那个入口。前面是各种肤色、说着各种语言的人在安静地排队等候进入圣殿山区。排在我前面的是两个光脚还穿着凉鞋的印度人,一边不停地活动以保暖,一边抱怨耶路撒冷的物价高。

好在1月并不是耶路撒冷的旅游旺季,所以过了40分钟左右我就排到了安检的位置,入圣殿山的安检和进入西墙的一样严格,好在游客们都比较配合,安检速度也比较快,然后从西墙上方的一个木质联通桥进入。这一片坐落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由于巴以双方都称这里是各自的圣地,很多古跡犬牙交错,难分彼此,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端。2000年9月,时任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主席的沙龙强行“参观”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引发持续数年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导火索。这一片区域里同样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因为之前被告知,圣殿山区域里的警察皆来自约旦,所以特地暗中观察了他们一会儿。但是除非是一个军迷,否则实在看不出,他们的制服与武器与老城其他地方看到的以色列警察有什么的区别。

而眼下的这一片建筑,之所以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圣地,与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着直接的关系。穆罕默德少年时期伊曾跟随伯父参加商队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经商,接触和了解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情况,他也曾跟随一位僧侣学习基督教知识,研读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在此过程中,穆罕默德逐渐将耶路撒冷视为神圣之地。麦地那定居后,穆罕默德与当地的犹太人和睦相处,并共同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穆斯林的很多习俗也非常接近犹太教徒,最初的礼拜方向也面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们的先知有这样一次经历:有一天,穆罕默德被天使叫醒,然后骑上一匹名叫“布拉克”的人面飞马,去了一个无名的“最遥远的圣圣之所”,在那里,穆罕默德与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等先知会面交流,然后升入天堂。虽然耶路撒冷和圣殿从未被提及,但是穆斯林们相信,这个“最遥远的至圣之所”就是圣殿山。每年穆斯林在耶路撒冷聚会,庆祝“夜行登霄”,这段传说把耶路撒冷置于伊斯兰教中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伊斯兰教受犹太教影响,也相信世界末日,而且坚信末日审判这一天,一定要离耶路撒冷近,在这里升入天堂,这也使得耶路撒冷成为现代穆斯林在全世界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四年后,第二任哈里发、在伊斯兰教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欧麦尔(Umar)带着千人左右的阿拉伯骆驼骑兵,击溃了东罗马帝国的军团。当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时,城内主教索福洛尼斯表示愿意投降,但要哈里发亲口承诺,保证对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于是,“清教徒式的君主”欧麦尔穿着破烂的长袍,骑着骡子,身边只跟随着一名仆从从麦加前往耶路撒冷。当在城外眺望耶路撒冷时,欧麦尔带领大家进行了礼拜。之后,他穿上朝圣者的长袍,骑上一头白色的骆驼下山来会见索福洛尼斯。拜占庭的主教们静候着这位征服者的到来。“但他们镶嵌着宝石的华丽教服与欧麦尔简单朴素的衣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写道。索福洛尼斯将交给圣城的钥匙交给欧麦尔和他身后衣衫褴褛的阿拉伯骆驼骑兵。而欧麦尔保证,允许基督徒进入耶路撒冷,这就是著名的“欧麦尔之约”。如今圣墓教堂对面还有一座欧麦尔清真寺,是1193年为纪念欧麦尔这次和平进入耶路撒冷以及对其他宗教的尊重而建。

虽然之前在老城穿梭、从不同角度已经一窥圆顶清真,但真正置身其中,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其实今天看到的圣殿山的很多建筑,都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卡杜拉·马利克的杰作。倭马亚王朝虽然首都在大马士革,但他们热爱耶路撒冷、甚至考虑过定都这里。

685年,马利克成为哈里发,为了吸引众多的穆斯林,他开始计划修建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马利克尽管残酷,但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他从小被安排在沙漠中一个艰苦的贵族学校学习阿拉伯传统技能,这是早期阿拉伯皇室和贵族为了防止他们的后代忘本而特意这样做的,后来也逐渐废止。马利克被后世公认的是美学品味一流。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阿拉伯人刚从沙漠出来,还不擅长建筑,所以很多工匠是从拜占庭帝国“借的”,而工艺风格也带有拜占庭特色。

马利克用埃及7年的税收建造了圆顶清真寺。692年前后完工后,被公认为建筑杰作:20米直径的穹顶架在鼓形基座上,重量全部倚靠在八角形的墙面上。圆顶美妙的弧线、力量与简约,与它神秘的美相得益彰。

有意思的是,虽然建造了这样一座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建筑,但马利克本人从未说明建造圆顶清真寺的原因。后世普遍推测他是想以此压倒基督世界的圣墓大教堂。从现在来看,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无论身处耶路撒冷的哪个角度,目光总是被它所牵引。1994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出资650万美元为这个圆顶覆盖上了24公斤纯金箔,更让它熠熠生辉。圆顶清真寺成为21世纪的旅游观光点,成了耶路撒冷的代名词。

雄踞圣殿山之巅的圆顶清真寺,其实不是清真寺,而更是圣祠(shrine)。在穹项的正下,就是那块圣石,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世界中心。有了圣祠,还需要清真寺。于是马利克和他的儿子,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意为“最遥远的清真寺”。耶路撒冷有个传统,建筑用材都是从各个地方运过来。阿克萨清真寺也不例外,其木柱就来自一个基督教建筑的基座。通向南边的双重和三重门,与东边的金门相辉映,这些耶路撒冷最美丽的门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来自早期希律王和罗马时期。建成之初的阿克萨清真寺有15条走道,即使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阿克萨清真寺依然能够容纳4000信众在内同时祈祷,由此可见当时的辉煌。

宣礼塔与钟声

在耶路撒冷旅行,会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每天凌晨4点多一点,半梦半醒之间,会被清真寺的宣礼塔传出的声音惊醒,这是召唤信徒们去清真寺祈祷;过了没多久,城内又传来叮叮当当的钟声,这是基督教堂传来的声音。一天之中,此起彼伏,形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但是,也就是这个城市,见证了人类曾经以信仰为名、彼此进行残酷杀戮的中世纪血泪史。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上午,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一次布道演说,号召基督徒为了救得赎罪和救世,要重新夺回耶路撒冷,解放圣墓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演说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十字军东征开始了。

当时8万人手举十字架,从欧洲向小亚细亚出发。几个月后,十字军终于在酷热之下到达目的地——出发时的8万人,大概只有1万人在千辛万苦中达到终点。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不同贵族,带着自己的人马分别驻扎在耶路撒冷各个城门外。十字军对厚重的城墙无计时,热那亚水手进入雅法港,将船只拆解成木材运送到耶路撒冷,制成攻城机械。

7月15日,十字军找到了耶路撒冷防御的弱点,攻入城中,开始对穆斯林信众进行屠杀,无论他们是士兵还是平民。他们从母亲手中夺过孩子,扔到城墙上,只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杀红眼的十字军战士,在市集街上搜寻,拖出更多的受害者,“像宰羊一样将他们杀死”,屠杀进行了几小时,十字军杀死了能找的所有人,他们不只砍头,也砍下他们的手脚,“并以在喷水池里冲洗身上异教徒的血而感到荣耀”。城里很多人都逃到萨克清真寺的平台上,但十字军攻了上来,犹太人躲进犹太会堂里,但被十字军放火烧死。圣地重回基督徒手中,发动圣战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却在两周后离开人世。

48小时后,屠杀停止。贵族和教士们向圣墓教堂走去,他们高歌赞美基督,眼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大屠杀六个月后,耶路撒冷仍然充满恶臭。战死的基督徒被埋在金门附近,他们相信金门是末日审判之地。每个人都想在这里占个好位子,等末日来临时升入天堂。

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后,把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顶端都放上了十字架。清真寺的一部分改为教堂,另一部分当作神庙及骑士团的营房和武器库,大殿旁边还建了一长溜马厩。阿克萨的铅皮屋顶也被拆去,用以整修圣墓大教堂。

在十字军骑士统治巴勒斯坦的200年中,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被禁止居住在耶路撒冷,违者被处以死刑——实际上,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是十字军东征最惨重的牺牲品。因为在许多基督徒看来,犹太人就是身边的异教徒。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为了增加人口,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被邀请进耶路撒冷居住——这些人成为今天巴勒斯坦基督徒的祖先。

十字军初捷之后,建立了耶路撒冷国,它的疆域包括今天以色列、约旦和黎巴嫩的大部分。但十字军的耶路撒冷国也十分不稳定。没多久,耶路撒冷又归属伊斯兰世界。完成这个圣战任务的是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誉的萨拉丁。

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萨拉丁是位天才的政治家,深受尊重与喜爱。萨拉丁热爱耶路撒冷,他说“我已享尽人家荣华富贵”。从此以后,便投身于解放耶路撒冷的圣战。1187年6月,在哈丁战役中,萨拉丁击败耶路撒冷军队,俘获了无能的国王——值得一提的是,随军圣物“真十字架”没有显灵,反而被萨拉丁缴获,从此它的下落也成了一个谜。

1187年9月20日,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此时城内只有两名骑士和两个王后率众抵抗。担心耶路撒冷被血洗,城内贵族贝里昂作为代表出面与萨拉丁谈判,“首先我们将杀光女人和孩子,然后毁坏你们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然后你才会得到这座城市”。萨拉丁思忖再三,决定同意,一些人被释放,还有一些人用钱赎回自己,否则就被卖为奴隶。萨拉丁一共收了22万第纳尔,而大主教在付了自己的10个第纳尔后,“就带着几车金银和地毯迅速离去”。

萨拉丁坐在王座上,看着两支庞大的基督教军队离开耶路撒冷,基督徒们频频回首,遥望耶路撒冷泣不成声。驱逐基督徒后,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清理清真寺的基督教印迹,他称圆顶清真寺为“伊斯兰印戒上的宝石”,上面的十字架被扯了下来,在城内拖着走;他又恢复了被十字军占有的阿克萨清真寺的原有面孔。萨拉丁还用从大马士革运来的玫瑰花水亲自清洗圣地的砖石,以示虔敬。萨拉丁也没动圣墓教堂,只是关闭了三天后,交给了希腊东正教会,但禁止教堂鸣钟,只允许伊斯兰的宣礼声响彻耶路撒冷。

萨拉丁成了伊斯兰世界的英雄,“驱散黑暗照亮每个黎明的阳光”。驱逐了基督徒后,萨拉丁从伊斯兰世界各处迁来穆斯林,许多犹太人也回到了耶路撒冷定居。萨拉丁还请回了许多亚美尼亚人,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直到今天,耶路撒冷老城内四个区中还有一个是“亚美尼亚区”,这也是萨拉丁留给耶路撒冷的遗产。

风雨阿卡

筹划此次耶路撒冷之旅时,“阿卡”也被我放进第一批“必去之地”的名单里——只因在此前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文献上,多次看到过这个名字Akko。这个见证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腥风血雨之地,岂能错过?

周六是以色列的安息日,當地人通常都不安排工作,很多餐馆也都关闭,留在城内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们就把出行的时期定在这一天。不巧的是,周五晚上就开始下雨,而且气象预报里说第二天是“圣经级”的风暴,无论是当天晚上采访的作家奥兹还是当地的中国朋友,都建议我们周六待在宾馆里,静候暴风雨过去。但是一想到如此与这个历史名城擦肩而过,心里又有万种不甘。所以第二天一早,尽管狂风暴雨如期而至,还是和摄影师张雷“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顶着暴雨从特拉维夫租车沿海岸线北上,半个小时左右会到达另一个历史名城——恺撒利亚,意为“罗马皇帝的城市”,这是希律王大力建成的,意向罗马皇帝示好。但是雨太大,我们只能在车里远远地看着一些罗马石柱孤零零地矗立在那儿,任海浪狂卷。

无奈之下放弃恺撒利亚,继续北行,很快到达港口城市海法。此时雨大得几乎连雨刷调到最快速度都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但神奇的是,当我们驶到城里最高点时,雨势逐渐收敛,直至不知何时变成了若有若无的细雨。在细雨中静立山上,俯瞰小城。因为云层遮住了天空的颜色,远远望去,视觉似乎产生了一种幻觉:海洋里的巨轮竟然像是从天上钻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太阳终于努力挣脱了云层,阳光慷慨地洒下来,天空也变得澄明起来,海天终于分开。

离开海法,离阿卡已经非常近了——以色列几乎是最年轻的国家,国土面积也不大,正如之前从以色列旅游局那里拿到的宣传册上面的话,“驾车从一到另一端只需要大约8小时”,理论上讲,几天之内几乎可以游遍以色列“大疆南北”。不过作为连接地中海南北商道的阿卡,如今是以色列北部小城Acre,很多书上将之翻译为阿克。也许是先入为主,我还是习惯用第一次在十字军战争史上看到的名字“阿卡”称呼它。

没想到到了阿卡,雨又追随而至。狂风卷着地中海的巨浪,怒吼着拍到岸上,有惊心动魄之感。站在台阶站在岸边台阶上看风景,也被几次被风吹了下来。

不知道当年“狮心王理查”到达阿卡时,迎接他的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实际上,当理查一世在1191年6月8日抵达阿卡时,此处的围城战已经热火朝天地打了一年多。1187年,耶路撒冷的陷落震惊了基督教世界。此时的基督教世界陷入了十字军东征的狂热中。教士们周游欧洲,在宗教节日期间举行大型招募会,拉拢成千上万的信徒参加圣战,并向他们许诺,圣战者若在战斗中牺牲,其罪孽将得到赦免,将享受永生。

1190年,基督教世界又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次“规格”更高: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德意志国王兼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巴巴罗萨)都带队出征。但十字军开局不利,红胡子巴巴罗萨在渡过一条小河时,竟然被淹死。皇帝死后,他的尸体被煮烂,骨头被挑出来,由他的儿子带着前往阿克,准备将遗骨葬在耶路撒冷。但没想到儿子带着队伍到了阿卡后,也死于瘟疫,这支德国十字军也就自然瓦解。其后,与理查不合的腓力二世也回了欧洲。于是只剩下理查一人面对伊斯兰世界。

身高一米八的理查,满头红发,精力充沛,因好战而被称“狮心王”。当理查到达阿卡时,这座城市被战争折磨得受尽苦难。而理查在此安营扎寨不到一周时间就患上了一种类似坏血病的疾病。他的牙齿和指甲开始松动,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但这并没有打消理查的战斗意志。有意思的是,他向萨拉丁发出书信要求与他秘密谈判时,还请求萨拉丁提供桃子和冰块来帮助他退高烧。萨拉丁也颇具骑士风范地派人送来水果。

理查沿海岸线南下,离耶路撒冷还有几天距离。但他也知道按眼下的情势,即便夺回耶路撒冷,自己也守不住,唯一的选择是谈判。狮心王理查给萨拉丁的信中说:“穆斯林和法兰克人都无力再战,这块土地已变成废墟。所以,我们必须谈判的是耶路撒冷、真十字架和这些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所在,对此我们绝不放弃。”

萨拉丁也向对方说明圣城对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对与我们和对你们同样重要。但对我们更伟大。因为正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夜行登霄,天使们也聚在这里。”分歧巨大,无法达成一致,双方继续大军对峙。

到了1192年,萨拉丁和狮心查理其实“资源与意志也都消耗殆尽”,9月2日,两人达成《雅法协定》(Treaty of Jaffa)。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巴勒斯坦进行的势力范围划分。代表基督教王国的理查得到了北边,定都阿卡;而萨拉丁守住了耶路撒冷,但允许基督徒进入圣墓教堂,和平协定为期三年。此后,萨拉丁邀请理查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倔强的理查拒绝了。如果他得不到,他宁愿永远不看。不过一些基督徒骑士还是去了耶路撒冷朝圣,萨拉丁还接见了他们,并向基督徒们展示了真十字架。从此以后,真十字架就彻底失踪了。

这对伟大的对手再无机会交锋。10月9日,狮心王理查一世带着疲惫和遗憾坐船返回欧洲,在奥地利被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五世扣押,直至一年后其母以相当于皇室2~3年的岁入的15万银马克的巨资将其赎回,1199年死于与法国的交战。萨拉丁回到大马士革,重回到有17个儿子的安逸生活中。6个月后,55岁的萨拉丁去世。

十字军的血腥蹂躏之后,1244年7月11日,一万名花剌子模鞑靼骑兵杀向耶路撒冷。这些雇佣兵已失控,冲入城里,砍杀前进。基督徒的耶路撒冷再次受到攻击。他们攻入圣墓教堂,把神父砍了头。然后冲入地下,掘开十字军耶路撒冷历任国王的墓穴,拉出尸体,扔进火里,又把耶稣墓穴门口的大石击碎。抢掠一空后,鞑靼人扬长而去。耶路撒冷一片荒芜,被不同的伊斯兰军阀控制。

狮门的偶遇

我们住的宾馆在橄榄山上,天气好的时候,山下老城可以尽收眼底。橄榄山属于东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第一次进老城,就正好从老城正东的狮门(Lions Gate)穿过。在夕阳的折射下,用浅褐色巨石建成的狮门反射出一种温暖的色调,与守在城门旁的穿着深蓝色警服、荷枪实弹的警察构成颇为刺目的反差。后来在资料上看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士兵正是从此门进入老城,在圣殿山竖起以色列国旗。

穿过城门时,不自觉地抬起头仔细端量,突然看到了城门上方的石墙上,有一对左右相向的豹子标志——一下子想起之前在BBC制作的纪录片里看到過这对黑豹。它们的主人是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拜巴尔斯(Baybars)。而这对黑豹也成为耶路撒冷另一段历史时期的一个见证。

拜巴尔斯原本是南俄罗斯草原的孤儿,在打谷草时被掳为奴,带到大马士革变卖,后加入埃及奴隶兵团——马木鲁克(Mamluk)。因其骁勇善战,从禁卫军队长一路升迁,到30岁时,他已是新帝国最英勇的军官。拜巴尔斯有非凡的军事才能,1250年2月在曼苏拉城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作战时,活捉了路易九世。1260年9月,拜巴尔斯担任先锋官,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附近的艾因贾鲁打败了蒙古大军,这是蒙古大军在西征历史上第一次野战中被对手全歼。这次大战被历史界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轰轰烈烈的蒙古西征浪潮的结束,而百战百胜的蒙古大军没有能够攻陷耶路撒冷圣地,因此保护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免遭蒙古大军的彻底破坏。

拜巴尔斯用潜行的黑豹为标志,来彰显自己的胜利。除了耶路撒冷的狮子门之外,现在已发现有80多处这样的标志散落在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碑刻铭文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个处处有历史感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与动辄以近千年的过去撞个满怀。

“马木鲁克对这个地区的历史贡献是阻止了蒙古人的进攻,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希伯来大学前人文学学院院长阿米泰(Reuven Amittai)说。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马木鲁克王朝。在他看来,蒙古人被打到了幼发拉底河以外,然后就把这个地区重新收回来。

1260年,击败蒙古军队的拜巴尔斯被拥立为苏丹。虽然拜巴尔斯的首都在开罗,但耶路撒冷是他们世界的宗教中心。他立志以萨拉丁为榜样,抵抗十字军在西亚的侵略势力。所以他一掌权后就开始摧毁斯十字军残部。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下令翻修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拜巴尔斯给耶路撒冷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建筑,而是节日。为了对抗基督教的复活节,他借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创设了耶路撒冷自己的节日——穆萨节。所有的耶路撒冷人,以及巴勒斯坦境内来的其他阿拉伯人这一天都会聚焦在圣殿山上,庆祝、聚会,然后骑上马或骆驼,直奔杰里科附近的摩西墓地,纪念犹太教的先知也是穆斯林的先知穆萨(摩西)。这一节日成为耶路撒冷特有的节日,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

1277年,拜巴尔斯在大马士革误饮了为别人准备的毒酒而死。他的继任者完成了事业,在耶路撒冷城里修了很多精美的建筑。马木鲁克的建筑风格独特,在穆斯林居住区,钟乳石状的拱形装饰以及深浅色相间的石头随处可见。其工艺之精湛,连后世的研究者也惊讶不已,有些地方石头拼接处,“连刀片都插不进去”。

“马木鲁克为耶路撒冷留下了最精美的一批建筑。”阿米泰教授形容他们是“伟大的建筑者”。不仅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了很多的东西,被称为犹太教四大圣城之一的萨法德(Safed)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加沙城,马木鲁克时期他们把它变成一个省的省会,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多建设,实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阶段。”

马木鲁克激起了人们重新到耶路撒冷朝圣的热潮。十字军期间,这种热情几乎已经冷却。耶路撒冷在马木鲁克王朝时期重新兴旺起来。“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虽说很早就是伊斯兰教圣地,但是在马木鲁克时期,它们变成了一个相对‘全球化的所在。”阿米泰教授说。当时,包括各种其他宗教的信徒来耶路撒冷来朝拜,当时也有很多从政坛退休的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定居养老,也使得耶路撒冷有了一个“后花园”的价值。

1291年马木鲁克猛攻阿卡城,屠杀了大部分守军,将生还者变卖为奴。十字军时期的耶路撒冷王国就此终结,也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终结。“马木鲁克对伊斯兰世界的贡献是把十字军也赶跑了,如果不是马木鲁克从埃及过来征服这个地区的话,十字军也不会走得这么快。”

不过马木鲁克王朝统治的300年,也结束了萨拉丁王朝相对开明的时期,马木鲁克的突厥统治阶级强迫犹太人戴上黄色头巾,基督徒则戴上蓝色头巾。其实说突厥语的马木鲁克也瞧不起阿拉伯人。只有他们才能在城镇里穿着毛皮衣服和盔甲,才能在城镇里骑马。到了16世纪,马木鲁克帝国因战争、腐败和瘟疫而国力衰退,它对中东的统治也陷于无力。

再度辉煌

即使不是信徒,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登上圣殿山,在圆顶清真寺与阿克萨清真寺之间的平台上,找一个角落静静地体会这一片穆斯林建筑带来的美与宁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行色匆匆进入寺内祈祷,肤色各异的游客兴高采烈地拍照,一位穆斯林老大爷带着一大口袋粮食,身后几十只猫追随着“呼啸”而过,又有鸽子和乌鸦下来与猫群争夺口粮……

眼前看到的这一片建筑群,归功于伊斯兰世界的另外一位伟大人物——苏莱曼大帝。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带着他能征善战、装备精良的土耳其军队,击败了还拿着旧式刀剑长矛的马木鲁克王朝。这场战役也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从1517年开始,直到1917年12月被英军占领,耶路撒冷有400年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1517年3月20日塞利姆进抵城下占领耶路撒冷。将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的钥匙交给塞利姆。塞利姆抵达耶路撒冷后,来到阿克萨清真寺,俯身跪拜,并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面朝麦加方向祈祷的人——穆罕默德曾规定,穆斯林必须朝耶路撒冷方向朝拜,后来才改为麦加。

塞利姆死后,他的儿子苏莱曼大帝(Suleiman I),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帝国从巴尔干到波斯边境。从埃及到黑海,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著名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据说有一天,苏莱曼梦到先知来访,让他“赶走异教徒”,“装点尊贵圣殿,重建耶路撒冷”。于是苏莱曼大帝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他首先修建了城门,加高城墙——耶路撒冷已经300年没有城墙了;圆顶清真寺的马赛克已经褪色,苏莱曼下令将它们换成琉璃瓦。当时需要45万块砖瓦,下属就在阿克萨清真寺旁边建了一个砖瓦厂以提供建筑用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古城,很多是奥斯曼时期的原样,因为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再没有经历过大的战火洗礼。

此时的耶路撒冷开始重新繁荣,人口翻了三倍,达到16000人。

1492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征服了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此后,西班牙驱逐了10万到20万犹太人,而他们后来都陆续转移到了苏莱曼帝国。他们逃回耶路撒冷后,开始兴建犹太教堂,成立犹太区,他们想方设法接近圣殿山、尽量靠近祷告。苏莱曼对他们也相对宽容,认为他们是“有经的人”,于是将第二圣殿主体围墙外一段约2.7米宽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墙”指称此地,慢慢地发展成“西墙”或“哭墙”。这条很窄的通道当时夹在西墙和马格里布区之间,直到400多年后,被以色列军队夷平,变成了一个广场,供祈祷或参观,才有了今日的哭墙前面宽阔的广场。

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派也相对宽容,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到耶稣下葬的圣墓朝拜。但此时,在基督教内部,却掀起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争斗。因为来自基督教不同国家的不同教派都进入圣墓教堂,彼此你争我斗。奥斯曼统治者的管理规矩很简单:谁付钱谁就能待下去。这意味着只有最富足的教派才能存續,有些小教派因无力负担而退出。到了16世纪,欧洲支持的天主教会,俄国支持的东正教会,亚美尼亚教会这三支教派留了下来。即使这样,他们之间仍为了主导权龃龉不断。

在圣墓教堂中,哪怕是最普通的小事,都会造成国际和宗教影响。因为教堂内是个开放空间,不可能用篱笆或其他物体隔开,各教堂有自己的空间,但有一些是共有的。在圣墓大教堂内,东正教和天主教为加略山北台阶的使用权争执;东正教和拉丁礼拜堂之间的东拱门下一块长条地板的所有权不断争吵;亚美尼亚人和东正教徒为东面主入口楼梯的所有权和打扫权争吵。

由于教派纷争厉害,争斗不止,1757年国际仲裁组织判定,以当时争端发生时的范围为永久范围。教堂内每一钉子、蜡烛、石头都登记在案,分归各个教派所有,还有些是共管区。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最后一级台阶是属于院子的延伸部分还是楼梯,两派争执从未停止,甚至在1920年有2位教士因此被杀。有意思的是,如今圣墓教堂的钥匙仍保留在阿拉伯望族——努赛贝家族手里。他们是奥斯曼选定的阿拉伯上层家族之一,让努赛贝家族保留一部分教堂进门费。他们管理耶路撒冷的日常事务。直到今天每天黎明前他们依然要爬上去打开古老教堂的大门。

虽然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耶路撒冷达400年,也是巴勒斯坦地区有过的最漫长的统治,但也并不意味着基督教世界就放弃了征服它的渴望。

1798年5月,28岁的远征军总司令拿破仑率领着300多艘战舰、35000名士兵以及167名科学家组成的远征军前往埃及。但在尼罗河口的,遭到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重创。埃及的失利,让拿破仑只有北上夺取叙利亚。

1799年2月,拿破仑大军包围了雅法,信心十足地准备拿下只有30多公里之外的耶路撒冷。他在给督政府的报告中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正站在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上了。”耶路撒冷城内陷入恐慌。拿破仑手下将军请令进攻圣城,但这位骄傲的法国人回答说,他要先征服阿卡,然后“亲自前来,将自由之树种在基督受难的地方,在进攻中倒下的第一个法国士兵将被埋葬在圣墓里”。

防守阿卡的帕夏贾扎尔(Jazzar),在英国海军军官史密斯的帮助下,抵住了拿破仑的围攻——阿卡古城至今还有贾扎尔清真寺,以纪念这次胜利。拿破仑围困阿卡三个月,多次攻击都未有成效。而此时奥斯曼援军赶了过来,拿破仑军中也开始流行鼠疫,已有1000多名士兵死亡。拿破仑被迫向埃及撤军。据说当时拿破仑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占领了阿卡,我就能征服全世界。”尽管拿破仑未能如愿,他也给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个遗产:占领雅法后,他的那些生病的士兵得到亚美尼亚修道士的护理,为了表示谢意,拿破仑将自己的帐篷送给了修道士们。亚美尼亚修道士将帐篷改装成了十字褡,这种十字褡现在还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圣雅各教堂里使用。

白旗的故事

美国侨民酒店(The American Colony Hotel)在东耶路撒冷,是几幢精致的别墅发展起来的酒店。如果不仔细看,注意不到大堂的一角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了很多来此住过的名人的名字,丘吉尔、索尔·贝娄、夏加尔、罗伯特·德·尼罗、鲍勃·迪伦、伯恩斯坦、戈尔巴乔夫、乌玛·瑟曼、萨义德……从政治家到艺术家、演员,不一而足。它们用这种方式低调但又不无自豪地宣扬着自己的历史。

酒店的历史来自一个悲伤的故事。美国人斯帕福德(Sparfford)夫妇原住在芝加哥。1871年芝加哥一场大火让他们遭受很大损失。两年后,他们一家人决定去欧洲度假散心。丈夫因为工作晚出发几天,妻子安先带着四个女儿登上游轮。当晚,游轮被一艘船撞坏,几分钟内沉没。安获救,而四个女儿全部遇难。夫妇俩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不幸的是,儿子在4岁时因猩红热去世。安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罪,而当初能活下來是因为上天要她担负某种使命。不久,她参加了一个16人的社团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要在这里迎接重生。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但他们却留了下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成立了一个美侨区(American Colony)。1902年在雅法开着一家酒店的贵族,问能否让他的客人住进美侨区时,无意中开启了将此处改成饭店的可能。

酒店经理杰尔米(Jeremy Berkovits)带我们在宾馆的长走廊穿行,身旁的橱窗里展示着本地出土的3200年前出土的碎片,仿佛一下子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酒店的某一层被命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走廊的墙上和房间里,都挂着那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T.E.Lawrence。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当年,正是在这里,美国青年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遇到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劳伦斯,然后以《纽约时代》通讯员的身份,在西方发表了关于介绍劳伦斯的不无浪漫、美化的文章,从而一举塑造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并使之成为变成家喻户晓式的人物。

1882年,一个绰号“中国人”的英国人光临了美国侨民区。这个英国人就是我们熟悉的“火烧圆明园”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查理·乔治·戈登。戈登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耶路撒冷待了一年左右。1885年,戈登被派往苏丹时,在喀土穆被起义者杀死。

其实美侨区的存在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耶路撒冷的近代史。由于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苏丹多是将国土分成多个省份或区域,委托他的帕夏们(Pasha)管理。对耶路撒冷也有鞭长莫及之感。

随着欧洲势力的逐渐渗入,奥斯曼在耶路撒冷的统治也进入最后的岁月。

虽然称为美侨区,但这个社区里还有很多瑞典人,其中有一些会摄影。他们为来耶路撒冷的游客拍照,或是为旅行书或旅游报纸提供照片,又在老城雅法门附近的商店里出售这些照片,后来竟然成为美侨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当美侨区渐渐扩大,直至今天变成一个相对奢华的五星酒店时,他们建了一个小型博物馆以保存这批影像资料——这批资料无意中成为耶路撒冷近一个世纪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大卫塔博物馆举行的耶路撒冷城市史展览,部分资料就来自他们的提供。

1914年夏天,一群德国学生来到美侨区学英语。8月2日一早,他们还现身吃早餐,但一夜过后,这些德国学生全部消失不见。他们后来才知道,在雅法港外,有一艘船将他们秘密接走,送到德国。几天后,德国入侵比利时,“一战”开始。

接下来的3年,耶路撒冷完全对外隔绝。所有的邮件传送被中止。身体合格的奥斯曼青年人都被征召到军队里,失去了这些壮劳力,耕地无人处置,然后城里爆发了伤寒。祸不单行,1915年,耶路撒冷又遭受蝗灾,成群的蝗虫“像雪花一样”密密麻麻地遮蔽住了天空——美侨酒店的资料馆里还展示着当年蝗灾的照片,这场蝗灾导致了1915年耶路撒冷的饥荒。

在这批资料里,最珍贵也最有意义的是那面代表奥斯曼帝国向英国投降、象征着奥斯曼帝国在耶路撒冷近400年统治结束的白旗。

“一战”开始后,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与英国作战。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出任英军总司令。他被认为是英国“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英军将领,本人也很博学。因其身材高大,被冠以“血腥公牛”的绰号,对中东的影响很大。11月,艾伦比逐步拿下加沙、雅法,逼近耶路撒冷。

被德国将军法尔肯海因取代去了大马士革的杰马勒帕夏,“最后一次插手了耶路撒冷事务”。他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先是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神父、炸毁基督教建筑,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然后他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在凡尔登战役中无功而返的法尔肯海因也不肯轻易放弃耶路撒冷,但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橄榄山附近的德军司令部,英国的情报长官甚至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对手神志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贝用锤子砸碎了他的通信设备,然后召见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尼,将投降书交给他,信里称,为了保护圣地不被破坏,土耳其军队愿意放弃战斗离开耶路撒冷。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军队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也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

12月9日凌晨3点,德国军队撤出。上午7点,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耶路撒冷。大约一个小时后,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在美侨区,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欢庆英军入城。耶路撒冷市市长侯赛因·侯赛尼(Jussein al-Husseini)也来到了美侨区。“侯赛尼住的地方离美侨区很近,他属于当地上层,与这些欧美人关系也比较好。”酒店经理杰尔米说。侯赛尼拿了一束花找到安,“我在去投降的路上,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

安的女儿伯莎·斯帕福催促侯赛尼用国际惯例——白旗来表示投降。上哪里找白旗呢?伯莎灵机一动,从美侨区的医院里找到一张床单,扯下一块,交给侯赛尼;侯赛尼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有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没想到投降过程还颇费周折。”杰尔米大笑着说。这群挥舞着床单白旗的人,先是在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两个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的英军厨师。市长提出要向他们投降,但两个英国人拒绝:他们觉得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陷阱,而他们的少校正等着他的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队。

不久,这一群人又见到了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了出来,拿着枪扣着扳机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两位军士拒绝接受投降;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伤,但愿意通报司令部。经过层层转达,投降意向报告给了180旅旅长沃森(Watson),沃森又汇报给了160师的约翰·謝伊(John Shea)少将。谢伊到达后,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投降,他命令沃森把投降信还给市长,然后以让侯赛尼用“更正式”的方式把投降信交给他。

艾伦比是在雅法门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

英国首相劳德·乔治要求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作为献给英国的“圣诞礼物”。在伦敦,劳合·乔治不无得意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了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不再成为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此时的艾伦比收到外交部一封电报,内容是“强烈建议”下马,步行穿过城门而且不展示国旗,避免任何“恺撒式”的狂妄自大。12月11日,艾伦比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拉比、穆夫提以及各国领事的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耶路撒冷市市长对他表示欢迎,许多人喜极而泣。

艾伦比大卫塔前的台阶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宣读他关于“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重复了一遍。随后艾伦比列队走出雅法门重新起上他的坐骑“兴登堡”。有传奇色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那一天他除掉了贝都因的装备,借了一套上尉军服,扮作参谋军官,加入了游行队伍。

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尼在这一天究竟经历了几次投降,后来竟然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那面有象征意义的白旗当时被插在一个石头堆里。当天晚上,侯赛尼本来让手下取回白旗,但手下却两手空空地返回。原来英方沃森准将已经让手下取走。当天晚上,沃森来到美侨区,找人把旗子带到市长侯赛尼家,让他签上名字以确认它的真实性。“于是美侨区的人决定把那个床单再扯一块又做了一面白旗;而市长把两个旗子都签了。美侨区交回英国人一面、自己留了一面。”可怜的侯赛尼得了急性肺炎,两周后去世。

后来沃森准将把他的那面白旗带回了伦敦,赠送给帝国战争博物馆,长期在伦敦保存;而伯莎·斯帕福把她的那面白旗送给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博物馆,因为那里有一个写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而一举成名的洛维尔·托尔斯的展览。

“就在两周前,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杰尔米兴致盎然地说。

2004年,耶路撒冷的大卫塔博物馆收到以色列司法部转来的一个邮包,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的纺织品,邮包附着的纸条上称,这是1917年12月9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英国投降的白旗的原件。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加理会——已经有两面白旗分别存于英、美,怎么还会冒出来第三件?大家推测寄来的是一件赝品,就将之放在贮藏室里。

“就在你们来采访的前不久,有一天一位保管员无意中打开包裹时,她惊讶地发现从旗子后面掉出三封信”,信里详细解释了这面白旗的来源。原来沃森让手下拿着白旗去找侯赛尼签字以确认其“合法身份”时,他手下的这位叫诺顿的士兵,又把这块白旗扯下一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太太——这就是后来司法部收到的那个包裹里的白旗的来源。

英国托管时期,英国士兵、行政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经常造访这里。耶路撒冷又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1921年春殖民部大臣丘吉尔,在顾问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大大耶路撒冷。热爱历史的丘吉尔喜欢耶路撒冷。他被圣殿山所吸引,只要有可能他就进行参观,每次都恋恋不舍地离开。

丘吉尔非常喜欢耶路撒冷。在“二战”接近尾声时——1944年夏天,他甚至写信给斯大林。建议在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同盟国会议。他说:“有一流的饭店、政府大厦等等。斯大林元帅可以采取任何保卫形式,乘坐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耶路撒冷。”丘吉尔承诺封锁路线,莫斯科第比利斯、安卡拉、贝鲁特、海法耶路撒冷。而后来的事实我们都知道——1945年初,斯大林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举行了会晤。

艰难的和平

美国侨民酒店的大堂虽然不大,但一直人流涌动。“你看到了吗?大堂里有很多人喝着咖啡,闲聊天,但说不定哪个人就是中情局、摩萨德或是其他什么国家的特工。”杰尔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其美国的背景,这家酒家在纷争不断的耶路撒冷,有了一种中立的色彩,很多政治家、记者、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成员,都选择这里为见面的地方。即便杰尔米本人戴着犹太教的小白帽,但他也一再强调“我们希望能在纷争的政治中保持中立”。

杰尔米熟悉地带我们穿梭地酒店中,对每一个房间的来历和典故如数家珍。有一个房间门口站立着一些穿着西装、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杰尔米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肯定又是什么和平谈判!”他又补充了一句,“看这个安全级别,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会。”

杰尔米略带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房间,让我们进去参观。原来这是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住过的地方。2007年离开唐宁街之后,布莱尔就代表美国、俄罗斯、联合国和欧盟等四方,当起了中东特使。杰尔米说,自2008年起,他就在侨民酒店租下了一层,其中三间用作卧室。布莱尔一租就是三年,但复杂的中东局势让他的“中东特使”使命也黯然收场。

“布莱尔喜欢弹吉他,所以他自己带了一把吉他在房间里;另外,他不想用酒店的健身房,因为那是公共场所,所以我们就放了一台跑步机在房间里让他锻炼。”杰尔米在房间里比画着。

“布莱尔从来不在房间内开会,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监听——CIA、克格勃还是摩萨德……还是什么人,所以他的会议室其实是在阳台上。”杰尔米带领我们穿过房间,拉开了阳台的门。他又卖了一个关子。“知道这个房间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他从阳台向外探去,指着门外的马路向我们示意。原来,1949年阿以双方签订停火协定,城市被分成两边。酒店的几百米之外的街道就是分界线——处于东耶路撒冷的美侨宾馆被划到约旦方。从谷歌地图上,不断放大,可以清楚地看到酒店西边的圣乔治(St.George str)下方,有一排虚线,上面标注1949 Armistice Agreement Line(1949年停火协议线)。

虽然美侨酒店自始至终申明他们的中立哲学,处于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它们也会自身不由己地卷入。在1947年以色列建国之后,酒店在双方交火中被击中21次。宾馆的墙上至今还能找到1967年六日战争留下的弹痕。当时,美丽优雅的庭院也被荒弃,游客消失不见,而代之以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这里的16号套房是另一间别具历史意义的所在。原来就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正式签订之前,由时任外长佩雷斯领导的以方团队,就在这里与巴方见面。“他们租了六个月,不要床、不要家具,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撤走,只放进了六张办公桌,三张给以色列代表佩雷斯,三张给巴勒斯坦代表费萨尔·侯赛因(Faisal Husseini,巴解组织新闻发言人)。”

“他们在这里秘密谈判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就像现在一样。你刚才看到走廊那些安全人员了吗?里面肯定有会议,从安全人员的配置来看,肯定是很高级别的会议,而且是政治会议。但我不会去问,我也不想知道。”

我開玩笑地问杰尔米,为什么不在这个房间外面放点宣传画,对外广而告之告知这个房间所经历的特殊事件,他不假思索地又重复了说过数次的话:“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商人,我不关心政治。我更希望酒店是因为好的服务而获关注。这是第一位的。我不想因为它因为政治而出名。如果人们得知此事,就会来评头品足,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我不想沾染太多的政治色彩。”

1993年,在挪威人的撮合下,巴以双方进行了14轮秘密和谈。和谈之初,佩雷斯并没有向拉宾告知此事,直到1993年,佩雷斯才向拉宾做了汇报。而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

9月13日,双方于美国白宫草坪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在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

“我是1993年8月份到的以色列,9月份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签订了和平协议。那时候以色列国内左派力量还是很强的。2000年巴拉克当选总理时就说,我们左派回来了,和平一定要达成,他把所有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以巴和谈上。”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张平介绍。但是2000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现在以色列人的民意是绝对支持右派的。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现代巴别塔

在耶路撒冷的几天旅行下来,最强烈的感受是:每天都充斥着满满的疑惑。疑惑之一是源于这里层层叠加、缠绕的历史,感觉经常掉在无数历史细节编织的细网里,试图挣脱、看清;另一重疑惑则来源于这个三教圣城复杂的现实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以色列几乎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它现实政治之复杂丝毫不亚于它的历史之沉重。

比如,坐出租车遇到的阿拉伯司机的身份问题,就让我疑惑了很久。每每被问及他们的身份,得到的回答各异:有人说自己是以色列公民,有人说自己持约旦护照,还有人说自己只有以色列颁发的一种类似居住许可证的东西。而他们在这个地方得到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福利,也自然各不一样。虽然遇到的每一个司机都不厌其烦地试图向我解释,但几天下来,还是云山雾罩之感。

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厚道的穆迪,是我们这几天遇到的唯一一位持以色列护照的穆斯林。当我问他来自哪里的时候,穆迪反倒有些糊涂:“我就是耶路撒冷人,我的爸爸、我的爷爷……我们一直就生活在这里啊?!”

后来特拉维夫大学的张平教授给我解了这个疑惑。他说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没有逃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绿线之内的阿拉伯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获得以色列护照。这一部分人占以色列人口的20%。他们与犹太人一样享有公民权,在国会里面有自己的党。“如果所有阿拉伯政党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党的话,也可以是第二或者第三大党。但是他们自己就有四五个党。”

与之相反,当时还有居住在东耶路撒冷、近80万的阿拉伯人拒绝领以色列护照;相应地,以色列给他们一张蓝色的永久居民证,但没有国籍。如果他们需要出国旅行,则约旦给他们护照。“因为在传统上,约旦认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他们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实际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约旦吞并,变成了约旦国的土地,他们派了行政长官去管理这个土地,所以这些人传统上都是约旦公民。无论是1948年还是1967年之前,阿拉伯世界也不承认巴勒斯坦这个概念。一直到1967年战争失败,他们才允许巴勒斯坦人以自己的身份与以色列抗争。”

耶路撒冷老城并不算大,虽然理论上讲分为四个区:犹太区、基督徒区、亚美尼亚区和穆斯林区,但对于一个游客来讲,真正置身其中,很难区别出来它们之间的分别。无论是店主的穿着、店主兜售的商品,都看不出明确的界线。穿梭其中的当地人,如果没有穿着宗教服装的话,也很难区别他们的身份。不时也有身着黑衣、顶着典型的犹太教高帽的男性穿过阿拉伯区,虽然他们匆匆的脚步,眼睛直视或低视、绝不与外界交流的态度也表明了一种疏离,但至少从表面上看,老城整体氛围也还算安宁和谐。

但是当你刚刚有了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大马士革门外或是犹太区与阿拉伯区交叉点检查站荷枪实弹的军人,又让你猛地从这种表相中惊醒,提醒你这里仍然没有停息的斗争、甚至流血。他们可以和颜悦色地同各国游客合影,甚至来者不拒,但转一分钟,他们就可能面色严厉地喝住在他们眼里可疑的阿拉伯青年,毫不留情地搜查。

与耶路撒冷相邻不远的三个城市,伯利恒、杰里科、拉马拉目前都是巴勒斯坦下面的自治城市。地理位置并不遥远,但本质上与耶城属于两个世界。

巴解的总部原设在加沙。但是自从加沙被哈马斯控制后,巴解被迫搬到了拉馬拉。国际广播电台的同行孙伶俐开车带我们进入了拉马拉。过检查站时,车速必须降得很慢,以让以色列边境警察能看清车内情况。我们的车顺利通过检查站——孙伶俐说,他们租的车有一种特殊的保险,只有带这种标志的以色列车才能进入拉马拉。像在杰里科或伯利恒看到的一样,进入巴解控制的城市边界前,都会遇到一块牌子,提醒以色列人不许进入。

检查站附近的墙上有我们熟悉的阿拉法特的画像,墙面也有熏黑的痕迹。附近有一些十几岁的少年闲逛着,看到我们这种明显游客面孔的,手里拿着什么商品嬉笑着过来,可能是想兜售什么。

拉马拉并不大,与耶路撒冷比,这边的城市建设、交通和市容市貌也有不少落差。马纳拉广场上的石狮算是这里的地标式建筑。除此之外,最值得去的就是阿拉法特墓地和他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2016年11月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囊括阿拉法特晚年居住的房间,还有两层阿拉法特生前的物品向公众展出,包括其于1974年在联合国讲话时所戴的墨镜,同时还展出大量珍贵的图片及视频素材。

这实际上是阿拉法特生命最后三年停留的地方。自2001年底以后,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软禁”于此,2002年3月底,由于以色列境内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以政府随即宣布将阿拉法特视为“敌人”,决定对其采取“绝对孤立”政策。此后,以色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多次围困阿拉法特官邸,并断水、断电,向阿拉法特施压。继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及兰提西被“定点清除”后,以高级官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暗示,阿拉法特可能成为以下一个袭击的目标。于是出于安全考虑,当时阿拉法特的官邸入口处堆着高高的沙袋,只留了个仅容一人通行的窄道供阿拉法特和工作人员出入。地下室的几个房间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一些办公室的地板上散放着铺盖被褥,这就是工作人员的床,床边还立着几把枪,一幅随时战斗的姿态。窗口都被沙袋封起来,密不透风。有一个房间还有一台简易的医疗床,当时阿拉法特健康已经出了问题,法国医生被请来会诊。

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但是他们一直以来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和组织。阿拉伯世界的一盘散沙更让人扼腕叹息。张平教授说,以色列右派这么多年一直说这句话:“我没有一个谈判对象。”当年他们和阿拉法特签定了和平协议,但之后哈马斯就发动了大规模恐怖袭击,阿拉法特无能为力。而现在的巴解领导人阿巴斯在人望上又比阿拉法特逊了一筹。

阿拉法特官邸办公室里唯一的装饰是一幅绘有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画。在国际组织的斡旋下,阿拉法特离开此处前往法国接受治疗,并最终在法国逝世。他去世后,巴解决定把他葬在这被多次围困过的地方,巴勒斯坦官员希望借此能让世人铭记,一个民族独立自由事业的领袖在被占领下的屈辱和苦难。

(参考书目:《耶路撒冷三千年》《重回耶路撒冷》《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犹太文化史》。感谢钟志清、石敏、诗豪、“以色列计划”(IPO)为本次耶路撒冷之行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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