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运

热爱阅读，自然关注书刊的作者。固然钱钟书对一个求见他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这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但是，一旦这个鸡蛋和别的鸡蛋味道不一样，人们自然会问：这倒是哪个鸡下的蛋呢？注意到作者本人，自然就注意到作者的名字。不少作家是以笔名行世的。笔名最大的特点是自由性大、变化多端，其中演绎出不少故事，还发生了不少引人入胜的趣事。

笔名何其多

“笔名”是外来词语，在我国大约是清末民初开始流行起来。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和笔名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习惯称呼的“鲁郭茅巴老曹”，都是以笔名行世。其实在我国古代，作者也用字、号（包括地望、谥号）等为作品署名，这些都起着笔名的作用。

一个人的本名一般是少不更事时，由长辈所起，反映了起名者的期待、愿望、祝颂，以及学养、境界、趣味等。作为使用者本人来说，只有接受、使用的义务，没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而笔名一般都是使用者本人所起，更能反映本人的素养、志趣、经历、爱好。张爱玲说“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不是所有笔名都有微言大义，但有的笔名却很不寻常。譬如，茅盾的《子夜》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时，署名“逃墨馆主”。因为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而归于墨。阳即阳朱，茅盾取阳子下的“朱”字，表示倾向于红色革命。确是这样，茅盾早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活动。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原名高仕錤，留美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看到当时社会一片黑暗，痛心疾首，辞去医院工作，改名高士其，愤怒地说：“取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为钱。”抗战爆发后，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说到做到，反映了他的高风亮节。

笔名形式各式各样。从字数来说，有一个字的，如巴金用过“芾”，鲁迅用过“豫”敖”等。两三个字的比较常见，也有四个字的笔名。茅盾用过“东方未明”“逃墨馆主”，蔡元培用过“会稽山人”，周作人用过“苦雨老人”，徐调孚用过“托我斯泰”等。还有用一句话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他有一个笔名就是“一个义乌人”。柳亚子用过“中国少年之少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用过“病夫国之病夫”。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用过“黄帝子孙嫡派黄中黄”。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用过“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等。

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笔名后缀上“女士”二字。草明用过“草明女士”，丁玲用过“小菡女士”，冰心早期也署“冰心女士”。这几位都是女作家，还有男性作家也缀“女士”二字的。郑振铎用过“纫秋女士”，茅盾用过“冯虚女士”，赵景深用过“爱丝女士”“露明女士”，胡云翼用过“拜萍女士”，周作人用过“碧罗女士”“萍云女士”等。早期共产党人柯柏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1925年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署名“丽英女士”。这种现象大致出现在20世纪前半叶，可能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在思想深处基本清除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于是偏偏在男性笔名后缀上“女士”，表示与这种封建思想的决裂。但也有个别女作家是用“男士”的。如冰心抗战时在重庆为生活需要，出版《关于女人》等小册子却署上“男士”的名字。

据上所述，可见笔名的自由性、灵活性，甚至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但作家并不是对笔名轻率对待的。鲁迅在去世前夕致黎烈文信中，还特意提到一篇文章的署名：“《立此存照》上所写笔名，究嫌太熟，倘还来得及，乞改为‘晓角是荷。”可见署什么名字，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此外，当许广平还是学生时，写了一篇《乱七八糟》的杂文，署名时曾感到“西瓜皮”三字滑稽有趣，“小鬼”二字甚为新颖，“鱼与熊掌，自己难于取舍”，因此求鲁迅“随便写上一个可也”。鲁迅却以“鱼与熊掌”二者都有点不妥，选用了许广平曾经用过的“非心”。鲁迅还告诫：“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还特别强调“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由此可见，鲁迅对人对己，署名笔名都是不马虎的。

笔名何来

笔名使用的种种情况，难于备述，下而列举几种情况，大家可以管中窥豹，以见其斑。

另取笔名者，往往与本名藕断丝连。比如拆字为名：老舍本名舒庆春，将“舒”字拆开成“舍予”，作为笔名，又将“舍予”衍变成“老舍”。曹禺本名万家宝，将原姓的繁体字“萬”拆开成“艹”“禺”，又将草头谐音“曹”，加上“禺”成“曹禺”。金庸本名查良镛，将“镛”字拆成“金庸”。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将姓名三字各取右半，成“少十斤”为笔名，自己戏谑称“自己少十斤，为沙叶新右半，可见此人不左”。莫言本名管谟业，将“谟”字拆开成“言莫”，又作一颠倒，取名“莫言”。

有借钱借物的，还有借用名字的。瞿秋白就借用过鲁迅的笔名。他在危难时去鲁迅家避难，并为鲁迅“代笔”写过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经过鲁迅修改、润色，署上鲁迅常用的笔名“干家”“何家干”“余铭”“洛文”，寄到《申报·自由谈》去发表。发表之后，鲁迅像对自己文章一样，把这十多篇文章分别编入《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郭沫若1936年在《质文》上发表杂感，借用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另一个名字安娜作为署名，以后还借用过夫人于立群的艺名黎明健作笔名。当代作家叶兆言借用过他父亲的笔名“谈风”。他说：“谈风是父亲的笔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个招呼，拿来就用。”

用笔名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初期人们不大欢迎用笔名，有不得已而改名的。鲁迅“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自己又不愿用真名周树人，才用母亲的“鲁”，取了一个类似真名的笔名“鲁迅”。还有编辑帮助改笔名的，如茅盾的小说《幻灭》投给《小说月报》时，本人正遭当局通缉，自然不能用本名，他觉得周围充满矛盾，自己思想也有矛盾，就署名“矛盾”，并以此来“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恐怕这样通不过审查，将“矛盾”改为“茅盾”，就容易蒙混過关了。endprint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当时有另一位男性作者林微音，喜欢舞文弄墨，名字也不时见诸报端，可是人品不大好，一些粗心人误以为是同一个人。林徽音为了划清界限区别开来，于是改名林徽因。现代作家师陀，1932年发表短篇小说《请愿正篇》，首次署名“芦焚”。这是英文“暴徒”（ruffian）的读音。1930年代，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是暴徒，他很气愤，就取“芦焚”的笔名，以示反对。在抗战中，他蛰居上海，过着艰苦的生活，却不为汉奸刊物写片言只字。但发现有汉奸文人盗用他的名义发表文章，于是发表《致“芦焚”先生们》一文，说明真相，声明以后不再用此名，改名“师陀”。“陀”释为“起伏不平貌”，意思是师从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无大志”。

20世纪初，曾有一股废除姓名的风气。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钱玄同就不用姓，而用了别名“疑古玄同”。现代作家丁玲，原本姓蒋，因为成长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她愤然出走漂泊在外，且一直很讨厌别人问他故乡何处。一旦遇到这个问题，她就没好气地回答：“我没有故乡，到处是我的故乡。”她也反感别人问她姓什么，有人问时她就回答：“姓什么？我没姓，我废姓了！”上了上海平民女校，她和几位好友宣布废除姓氏，相互间只呼名字。他们一致认为：姓氏是封建和父权的象征。但后来终于觉得没有个姓也不行，于是她找了个笔画最简单的字“丁”。在字典上随意指一个字，指出了“玲”，于是就叫“丁玲”。现代作家冯文炳来得更彻底，声明不要名字，不过却取了个“废名”的笔名。难怪鲁迅当年说：“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笔名史话

作家为什么要用笔名，很难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情况种种，难以备述。

有初登文坛者，羞于让人知道是自己所为。冰心本名谢婉莹，1919年在《晨报》上发表《两个家庭》时第一次用了“冰心”的笔名。她说：“用冰心为笔名，一来因为冰心两个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别人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婉莹有什么关系。”郁达夫谈到署名时也说：“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有点把握了，才忐忑地用了我的真实姓名。”贾平凹开始发表习作曾用“吴胡然”的假名，意思是我乱来一通。

也有人觉得自己的作品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愿意以真名示人。中国传统文人往往以风雅自命，不求闻迈为高尚。在过去，凡俗谣、俳文、戏剧、小说一类的文学作品，都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为官绅社会所藐视，于是作者就署个假名了事，如《金瓶梅》作者“笑笑生”就是如此。“笑笑生”到底是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人署用不同名字，还可以壮大声势。瞿秋白用过一百多个笔名，对此唐弢说过：“除本名之外，往往辅以笔名，壮我党之阵容，张革命之声势，马列真谛，传布一时。”柯灵在《昨夜西风》一书中谈到解放前文化战线上的对敌斗爭时说：“地下党就有计划地布置党员化名写稿，用以挤掉一些乌烟瘴气，起到净化作用。”显然这里把变换笔名作为一种对敌斗争的策略在用了。

有的作者用笔名将真名掩藏起来，便于读者发表意见。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写了四年专栏文章。据我分析，发表这些文章时，是以一名普通作者的身份谈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以省领导身份作指示，署用笔名就不用费口舌去说明。这些文章2007年结集，以《之江新语》为书名出版，署名习近平。

有几个人合写文章，但又不愿意以单位和集体名义出现的，就取了个看似真名的假名。“文革”后期以编辑《天安门诗抄》闻名于世的“童怀周”，就是一个集体笔名。它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研究室16位教师冒险编印，悼念周恩来，编印了几本诗文集的署名。建党初期，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为了保密的需要，中共中央用的名字是“钟英小姐”，作为党中央的代号。近年来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文章，涉及重大国计民生，也是有关方面的集体笔名。如“国平”是代表国家的重要言论，“郑青原”是正本清源的意思，“仲组文”是中央组织部缩写的谐音，“钟理轩”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简称的谐音。

所谓“名者，实之宾也”，它总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本人思想和精神的某些侧面。所以，每一位作家笔名的背后，深究起来，都隐藏着一段趣味盎然、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离奇曲折的情况，记录着作家不同寻常的思想感情，透露了作家执着的探究和追求。对笔名的研究，应当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作者系文史学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