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人口流向大、中城市及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是否能够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的融合，这影响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2017年底，全国大陆总人口13.9亿，全国人户分离2.91亿，其中流动人口为2.44亿。[1]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外来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显得越发重要。然而，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外来务工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者，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成为影响到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政府“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作为重要工作内容[2]。本文基于对浙江慈溪外来务工者的调研，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具体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社会融合的相关理论

社会融合最早出现在关于移民群体与迁入地社会的互动研究中，是理解国际移民尤其是美国移民的最重要的概念，用来理解和解释移民在西方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关注“社会融合”问题，2000年后我国学界开始积极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融合”一词逐渐被学界认同和接受。

随着社会融合问题日益突显，国内学者逐渐重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深入。这些研究立足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从现代化视角、社会排斥视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公共政策和制度等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社会融合是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多方互动过程中促进双方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融合，最终实现外来人口对社会的认同及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接纳。

1.1 社会区隔与社会融合

“区隔”一词最先用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阶层理论，他将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对应，以文化为标志对应社会等级，划分阶层。[3]社会区隔，是指随着不同阶层社会距离的扩大，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彼此分隔的状态，尤其是指处于社会两端的团体或集团彼此互不接触，形成交际网络的“断裂”状态。[4]

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同化，“群体和个体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即个体与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逐渐融会成共同的文化生活。”[5]多元，群体内成员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殊性的同时，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排斥，个人或群体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前两种情况，都是较好的实现了社会融合，而后一种情况则是社会融合的对立。

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或少数群体会遭到来自主流社会多方面的排斥，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阻碍部分群体的社会融入，从而产生社会区隔。在外来务工群体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合中，外来务工群体受到了当地社会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排斥，阻碍外来务工者的社会融入，成为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社交关系生成的障碍因素。外来务工群体与务工地的社会区隔，既是阶层内的也是阶层外的，同时遭受着同阶层群体的排斥和其他阶层群体的排斥。

1.2 社会资本与社会融合

社会资本由社会关系、信任与互惠、信息与社会网络以及共享的规范等构成，能够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方便[6]。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es Alejaandro）认为，移民行为与移民者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7]。

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我国更为重要，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到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研究中。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即使农民在离开故乡，更换职业，成为农民工，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其乡土社会网络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使刚进城的农民工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在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8]。相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外来务工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限，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外来务工者要在当地社会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也就是与当地社会结成网络，来获得新的信息、机会和资源，以及必要的社会支持。

2 外来务工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

社会融合是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多方互动过程中促进双方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融合，最终实现外来人口对社会的认同及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若外来人口要融入当地社会，首先，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及稳定的经济收入，以维持在当地能相对体面的生活。在当地，外来务工群体基本都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维持在当地的基本生活。但受教育、能力限制，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体面，都是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然而，要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需要建立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中，思想认知相近、利益互有牵涉的人，他们之间的交往会才频繁。而外来务工群体无论是思想还是利益，都很难与当地居民建立频繁的交往，无法融入当地的关系网络。最关键的是要形成与当地居民相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对当地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由于外来务工者既不能在当地获得一份体面的生活，又不能融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很难对当地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因而，在慈溪，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并不高，两者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形成了一种“区隔”的状态。

这种区隔十分直观的体现在居住方式上，外地人住着破旧、简陋的平房，本地人住着豪华、精致的楼房，形成鲜明对比。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交往很少，大多数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互不干涉，相对隔离，即使是在本地打工十多年的外地人，也无法融入当地，产生归属感。尽管他们同处于一个空间，但是彼此之间互不了解，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社会认知，他们之间很难建立相互的信任，更少有相互的帮助。若外来人口要想成功的融入当地社会，只能通过婚姻，换而言之，融合仅限于外地媳妇这一群体。

2.1 居住：房东与房客

目前，当地外来务工人口的主流居住方式是出租房。当地单位宿舍或外来人口公寓等形式的住房极少，绝大部分要自己解决住宿问题；而当地居民大多在宅旁地上修建了出租房，专供外来人口租住，虽然居住环境较差，但胜在廉价。房屋出租既给本地人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也为外来务工者节约了住房开支，成为一个互利互惠的方式，并长期存在。

由于外来务工者以租住出住房为主，与本地人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不少交接，但很少更近一步。外来务工者的居住以物美价廉为主，更重要的是要方便务工。由于工作的更换，外来人口会经常的换住房。房客经常变动，很难与房东建立深厚的感情。本地人居住的是漂亮的楼房，豪华而舒适，配套着健全的现代化设施。而用来出租的房屋都是因市场需求而陆续搭建、改建的，杂乱无章地建在宅旁地或自留地上，十分简陋，面积狭小、缺乏规划。由于室内空间小，睡觉、吃饭及储物都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造成外来人口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差。

由于居住、生活环境不同，本地人与外地人就像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很少踏入对方的世界，难以建立亲密的、私人性社交关系。外来人口在老家都有修建舒适的房屋，但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本地忍受糟糕的居住与生活状况，让他们对家乡充满怀念与憧憬；同时，触目所及看到本地人住着华丽的房子，生活得十分优越和舒适，与他们这种糟糕的生活环境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距感让他们很难对本地产生归属感，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

2.2 工作：雇工与务工

慈溪地区外来务工人口大多数来自农村，以16～35岁的中青壮年为主体，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极少。他们没有社会资源，文化程度较低，很难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处于工作链条的最底端，做着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做的苦、累、脏的工作。企业的高级技术和管理岗位大部分都被本地人占领。本地人有社会资源，无论是房屋出租，办家庭作坊，都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不仅是收入的增加，而且节约了生活成本，作为本地人，他们不用支付房租，也不用购买蔬菜，而外地人则既要支付房租，还有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这样，如果外地人想获得和本地人一样的节余，必须要比本地人更辛苦。因此，同样是务工，外地人为了增加收入，往往在作坊打工，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保障，还很辛苦，而本地人则去较好的工厂打工，他们宁愿少赚点钱，但不那么辛苦。

工作中，外地人往往在工厂或家庭作坊打工，而本地人，要么是老板，形成雇佣关系，要么会做一份体面的工作，与外地人不在同一职位，双方不会产生交接。双方很难建立平等的同事关系、朋友关系，要么处于不同的工作环境，要么处于不同的工作地位。雇佣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很难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友好的关系。本地的雇工大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为了节约成本，没有签订合同，很难建立信任的关系。无论是作坊还是务工者灵活性都很强，很少签合同，由于工人经常变动，作坊也不愿意购买五金一险，务工者也更愿意这部分钱能折现，因为在本地购买的社保、医保等，回去并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形成一种自由组合的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关系很难维持，经常发生变动。双方互不信任，一旦出现问题，不是想着怎么解决，而是马上脱离关系，甚至是产生纠纷。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如果受到损害，会直接换一份工作，在结算工资时，都认为对方不对，打工者认为老板太抠门，工资给得太少，老板则认为打工者一点都不踏实，他们的临时变动给生产带来诸多不便，不愿给太多的工资，产生工资纠纷。

2.3 闲暇：缺乏交结

工作之余，会剩下一部分闲暇时间，而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闲暇生活方式却各不相同。外来务工者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夫妻双方出来务工，他们以赚钱养家为目的，全部的生活和时间围绕着工作，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偶尔空闲出来的时间，他们宁愿选择睡觉、看电视这种低成本、放松的方式，意味着他们的闲暇时间是不需要与外界发生关联的；另一类是未成家的年轻人，他们以见世面为主，不会把所有的时间耗费在工作上，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更愿意感受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待在家中。本地居民也分为两类，中老年人群体，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家庭；年轻人群体则选择的是一种更为舒适的生活，做着相对轻松的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去享受生活。

无论是外来务工者还是本地居民，年轻人群体都拥有丰富的闲暇生活。然而，由于闲暇方式更偏向私人化，而不是公共化，所以也没有交结，很难通过闲暇生活建立关系。传统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而新兴的公共空间却不少被利用，如篮球场、图书阅览室等。本地年轻人的娱乐休闲方式更加城市化，他们会去球馆、健身房等，而外来务工者更喜欢一起吃喝、去KTV等娱乐场所。共同的爱好是打牌、上网、去电影院等，打牌是一个很好的相互熟悉方式，但它附带着一定的经济能力，往往是同等经济能力的人一起打牌。这样，导致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即使在工作之余，也没有一个共同空间建立和联络感情。

2.4 文化心理：缺少认同感

只有外来人口将自己看作是当地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将自己当作是外来者，外来人口才融入了当地社会；只有当地人口将外来人口看作是本地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将外来人口看作局外人，当地社会才接纳了外来人口。也就是说，只有两者都能主动接纳对方并成为一体，才能实现社会融合。以浙江慈溪为例，外来人口仍未真正的融入到慈溪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本地人心理上极度排斥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不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当地人口对外来人口抱有偏见和歧视，认为外来人口素质低下，当地现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社区安全及社区卫生，全部是由外地人导致的。本地人在社区安全上对外地人存有偏见，认为一些不好的行为，如偷盗，都是在外地人多了之后才出现的，因此，一旦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首先怀疑对象都是外地人。当然，一些事件的确由外地人所为，但不能排除本地人也有这样的行为。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的村庄社会约束机制与约束力逐渐下降，会产生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导致社区安全问题。

外来人口能明显感觉到来自本地人的这种歧视，虽然对此不满，但只有少数外地人会对此感到愤怒，并进行抵制，大部分外地人都选择减少与当地人的接触，拉开与当地社会的距离，他们抱着一种来赚钱，赚够了就回家乡去的态度，并不打算融入当地社会。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自己，都认为外地人仅是过客，并不将他们看作当地社会的一分子。

2.5 外来媳妇：低层次融入

实现外来人口与本地社会的融合，“通婚”历来是最好的方式和手段。在慈善溪，有不少中西部贫困农村的外来媳妇，她们在当地打工，与当地适龄男性建立恋爱关系，最后嫁到当地，成为外来媳妇。外来媳妇兼有“外来者”与“媳妇”的双重身份，婚后她们不得不面临社会融入的问题。外来媳妇离开了过去的生活环境，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和资源，为了更好的适应新生活，她们必然要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如果她们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必然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甚至导致婚姻破碎，离开当地。

外来媳妇比其他外来人口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她们通过婚姻，进入当地社会，与本地人口有更频繁及深入地交往。同时，她们享有丈夫的社会关系网络，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即可，不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需要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进入。生活上，外来媳妇在建立家庭并长期居住后，必然要和邻居等人发生互动，也会卷入村庄的日常生活。制度上，户口可以随丈夫迁移，成为本地居民，享有本地居民的所有福利与政策。随着生活重心的逐渐转移，及下一代的出生，逐渐适应当地生活，融入当地。

外来媳妇是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相互了解的桥梁，本应该成为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融合的有效途径。而在当地，娶外来媳妇往往是家庭困难而难以找到本地媳妇的男性青年，他们处于当地社会的底层，所享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资源是有限的。受社会地位的约束，以丈夫为依靠进入当地社会的外地媳妇，同样也只能享有有限的资源，出入当地社会的下层，无法融入主流文化及社会。由于外来媳妇并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仅是社会底层的融合，她们对促进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融合的作用有限。

3 “区隔”的形成因素

外地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区隔主要由经济、制度和文化三方面原因导致。经济上，本地人拥有土地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占据优势地位，外地人无法拥有这种土地资源，也无法融入社会关系网络。对外地人的管理制度，如外来人口登记及暂住证的办理，时时刻刻紧盯着外地人，这种管理带着防备的态度，他们在村庄中生活，在村庄中工作，却不是村庄的成员，他们被排除在村庄的公共事物之外。文化上，地区之间的生活习惯、观念都不一致，同时由于各自的工作不同，导致经济地位不同、消费观念也不一样。

3.1 制度因素

制度壁垒是形成当地区隔的关键性因素。受到当地制度的排斥，外来人口难以享受与本地人口相同的制度及政策。由于未获得当地制度上的接纳，甚至受到当地制度的排斥，外来务工群体对当地社会采取一种不融入的态度，仅将其看作是一个讨生活的地方。

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是阻碍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核心原因。[9]首先是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公共医疗，在当地务工，所需交的费用一样，但外来务工者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都明显低于当地居民。即外来务工者以当地的高水平交费参加社会保障，却只能享受户籍所在地的低水平的福利。因此，外来务工者基本不参加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养老保险，而是在到达年纪后，直接回乡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其次是教育制度，外来人口的子女无法享有与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教育。在当地，之前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完全是“中断式”的，即使有了六年义务教育，后面也完全无法接轨，高考时无法与所在地子女一样参加当地的高考，必须回户籍地高考。现在改为，外来务工者必须交满一年以上的社会保险，其子女才能在当地就读，高考时仍要回原籍。因此，当地的外来务工者大多是夫妻俩在外务工，子女在家乡读书。再次是住房制度，外来务工者无法享受当地居民的住房福利，往往都是租廉价房居住，大多是私搭乱建的违章房屋。最后，政治参与权利的虚化。制度性排斥之所以长期存在，固然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改变现有格局，更多的是由于外来务工群体无法参与制定规则。外地人不能在当地享有和实施其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他们无法参与当地的事务决策，只能被动接受各项政策及要求。尽管外来人口生活在当地，当地的组织也同样管理这些外来人口，但外来人口却不享有政治权利，从未参加过社区事务决策，导致公共参与的缺失，成为其社会融入的障碍。外来人口由于没有当地户口，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这种不平等使外来人口产生失衡心理、压抑心理和被剥夺感，对打工所在的地区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

社区管理制度上，本地人与外地人是区分管理，外地人口的管理主要是三个方面：暂住证的办理、计划生育工作及纠纷调解。暂住证的有效期是一年，一切外来人口都要登记，未成年人的暂住证附在其母亲的暂住证后面。由于务工人员会经常发生变动，而外来务工人员不会主动去登记、办暂住证，工作人员要随时了解外来务工人口，必须每周去自己所管辖的片区查看，每一间出租房都要看，给新增人口登记、办证、发证，给离开的人口注销暂住证。这样，保证随时了解外来人口的动向及基本情况。这种管理工作以防备为主，也就是说，以维持村庄稳定和发展为目的，外来人口不能损害村庄利益，如果有出现损害村庄利益的可能性，要马上规避。如，计划生育工作，只关心外来育龄妇女是否会在本地超生，违规生育，只要不违反本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对方生几个孩子、在哪生，都不关心。一旦发现有违反本地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就劝对方打掉孩子，或者劝对方回乡生产，重要的是不能留在本地生产。慈溪还成立促使本地人和外地人友好相处的和谐促进会，但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什么效果。这种区分管理，使外来人口很难对当地社会心生期望，更加剧了两者的隔阂。

3.2 社会资本因素

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10]，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对于外来务工者而言，以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是外来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它影响着外来人口进入当地和适应当地生活乃至融入当地的途径、过程和程度。社会资本是外来务工人口融入当地的重要途径，而在慈溪，外来人口却无法进入当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形成区隔，降低了他们对当地的适应与认同程度。

社会关系网络上，本地人通过婚姻、血缘、业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成为他们独有的社会资本，他们可以获得各种信息，无论是务工还是办厂都具有优势。长期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形成了一个整体，他们具有高度的认同，有共同的利益取向，在他们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排斥外来人口进入，即占有社会资本的优越感演变为对外来人口“瓜分蛋糕”的敌意。本地的小作坊依靠关系网而建立，并不具备高强的技术，只要有订单就可以一直维持。而外来务工者，即使在这儿打工十多年，有一定成本及更好的技术，但由于没有这个关系网，依然无法办作坊。因此，外来务工者被限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只能从事不依靠社会资源的职业。

虽然外来务工者在当地工作和生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边界，其社会关系的基础仍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他们通过亲戚帮带、熟人介绍及老乡关系，进入当地社会，并在当地获得工作与收入，并以此延伸其社会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其交往对象以同乡为主，还有部分工友，很少与当地居民交往。受交往群体的限制，外来务工者建立的是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延伸纵向的社会关系，在遇到困难时，大多数是向老乡寻求帮助，相互合作，减弱了他们在外地生活的难度和“不适应”感。一方面，外来人口的社会资本，便利他们在当地生活的同时，无意中固化了其社交圈子；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排挤，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为了寻求其必要的认同和归属感，他们不得不固化现有的关系网络。外来务工者在当地生活的亚生态环境，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当地的适应与认同程度，也降低了当地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他们的影响。[11]

3.3 文化因素

在当地，外地人主要来自安徽、贵州、四川、河南等地，他们与当地人无论在语言、生活习惯还是价值观上都极不相同。两种不同的文化若不能彼此交融，必然是相互排斥。受社会制度及社会资本因素影响，本地人带着超然的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这些贫困地区，不认同外地文化；而外地人认为自己只是暂时的过客，继续保留着自己以往的习惯和方式。

首先，是语言问题，慈溪的方言并不好懂，虽然大多数当地人都会说普通话，但当地人日常交流主要是用方言，初到者不能听懂也不会说当地方言，很容易有被排斥的感觉，自然而然的他们会亲近家乡话，与老乡们构成一个交流圈，形成外地人与本地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际交往圈。长期在当地打工的外来人口，为了更好的适应工作和生活，在一段时间的语言熏陶后，在与当地人交流时会使用当地方言。

其次，生活习惯的不同，当地人勤劳节俭，很少四处串门、吃吃喝喝，很爱干净，生活比较注重细节。而外来人口，尤其是四川人、贵州人，都是注重生活享受的人，经常一群人聚在一起吃饭喝酒，一顿饭要吃到三更半夜。一方面，这种吃喝行为影响到本地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本地人看不惯他们这种生活态度，认为外地人家庭条件不好，出来挣钱，还大手大脚花钱，根本攒不到钱，还认为外地人把他们的环境弄得乱起八糟。外地人都是租的本地人的房子，由于生活习惯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矛盾。

再次，在价值观上也各不相同，并互不理解。如在生育观上，本地人已经接受和认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融入到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合理安排生育行为，自觉地减少了生育数量，重视培养孩子；外地人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还比较突出，执着于要儿子，会多生超生。本地人认为外地人的思想落后，重男轻女，家中一群小孩，一点也不重视小孩的质量。而外地人认为本地人对长辈不孝顺，家中的老人都没人照顾，生了儿子也不孝顺，所以作为本地人，也不必太看重生儿子。

4 “区隔”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导致的问题

受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阶段我国的社会融合问题既不可能简单应对，也不可能迅速解决。外来人口与当地的社会融合，不仅要依赖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更多的是要通过调整社会结构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融合是不同群体间经过长期互动交流后彼此形成的一种相互理解和包容的社会交往状态，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当前的社会体制需要分层次、分阶段逐步改革，外来人口需要与当地社会建立有机联系。换而言之，区隔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首先，制度区隔。户籍制度是我国的基础性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延伸的一系列制度，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对流动人口有着制度性排斥，阻碍了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由于户籍制度是基础性制度，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要打破现有的户籍制度，意味着相关制度都得发生变化，这需要巨大的成本及代价，我国目前没有能力完全放开户籍制度，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户籍制度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制度区隔也必然长时间存在。

其次，社会区隔。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外地人无法在本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地位。工作上，外地人文化水平低，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无法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日常交往中，外地人与本地人没有共同利益及共同话题，也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这种社会区隔也是无法消除，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外地人能在当地获得一定社会地位，有一份体面的生活，才能融入当地社会。要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外地人必须是有特别资源或能力，或者有较好经济基础，或者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而外来务工者大多都来自贫困农村，他们的经济资源较贫乏，要获得社会地位，只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而这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

最后，价值观的区隔。受经济条件的影响，沿海发达地区商业发达，社会比较开放，思想观念等都跟随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内陆贫困地区以务农为主，社会比较封闭，思想观念比较传统。价值观不同，其各自的行为模式也各不相同，容易产生区隔。“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是这种价值观区隔的明显体现。文化的融合历来就是最缓慢的，它是在长期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而外来人口及本地人口都有各自的价值体系，因此，文化区隔短期内必然存在着。

区隔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但若不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中，也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其一，社会稳定问题，尤其是群体性冲突事件。在慈溪，外地人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摩擦、冲突的频率较高。如果外来人口远离家乡后，又被当地社会拒绝，遭到各种歧视与不公平，使得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会很容易滋生、累积各种不稳定因素，进而暗潮涌动，成为当地社会问题。当普遍性的不满和敌视到达一定程度时，会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并以某个事件为突破口，演变为群体性冲突事件。如，意外事故的赔偿问题，当当事人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时，外地人会叫上一帮老乡助威、造势，而本地人同样也会集结当地居民，形成两个阵营的对立，若没有及时得到调节，很容易发展成为集体性的暴力事件，并造成人员伤亡。

其二，社会治安问题，主要是偷盗、故意伤害、敲诈，甚至还有不少严重犯罪行为。由于外地人在当地无法享受与本地人相同的工作、公共福利，还要受到各种歧视特别是意识歧视、生活歧视，导致他们对当地产生不健康的仇视心理；面对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他们容易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危害社会。在当地，政府组织了夜巡，每天晚上都要四处巡逻，防止偷盗，但偷盗事件还是时常发生。部分偷盗者还认为他的做法理所当然，本地人太抠了，工资发得少，拿的东西就算补偿，另外本地人那么有钱，拿点东西做贡献也很应该。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形成的体制性“壁垒”和受二元社会体制深刻影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歧视性“鸿沟”，建构了外来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区隔边界，制约着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融合，影响着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虽然建构区隔边界的“壁垒”与“鸿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但也不能任其恶化，危及社会和谐和稳定。

5 打破区隔：促进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问题这不仅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要推进外来务工人口的社会融入。而目前外来人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十分严峻，慈溪甚至全国的外来务工群体在务工地的融入状况都不甚理想，居住、就业和收入状况与当地居民有着显著差异，形成鲜明对比；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彼此区隔分异，井水不犯河水，在和平的景象下已危象聚生，隐藏着众多不满情绪。一旦农村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的公民意识、宪法意识觉醒，一旦他们对当前社会体制的不满情绪和对抗性行为骤然爆发，那将不可避免要危及社会和谐和稳定。为促进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必须打破现存的“区隔”状态，从多方面着手消解或淡化区隔边界，变革基本社会制度，构建完善的社会融入平台，提高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素质并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

推进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仅是外来人口单方面的融入，更是当地社会对外来人口的接纳，是双方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融合。

5.1 变革社会基本制度

户籍制度以及密切相关的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区隔，是阻碍外来务工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制度根源，必须对基本制度进行变革。通对改变社会体制，为社会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要放开户籍制度，打破户籍限制，更重要的是户籍改革也需要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公共服务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结合，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破现存的制度壁垒。农民工可以以其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换取城市户口，并享有城市住房保障及相应各项政策。教育制度方面，应当使外来务工者子女自由融入当地公共教育体制，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就读，并且享有中考、高考的权利。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逐步为外来务工群体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并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跨地区和跨省续接问题，实现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权益的跨地域续接。在住房制度方面，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廉租房制度，改善外来务工群体的住房条件。

5.2 社区建设

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需要超越亲缘、地缘和业缘，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公共事务。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推动外来务工群体融入当地社会，必须要加强社区建设，实现公共参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12]社区必须赋予外来务工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能够参与政策和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增强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的交往，通过两者间的互动与沟通，转换行为习惯和爱好，改善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互动中实现合作，促进其融入当地社会。

5.3 提高外来务工者综合素质

外来务工群体是社会融合的主体，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外来务工群体之所以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与其自身能力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往往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提高外来务工者自身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提升外来务工群体的能力，农民工自己要加强学习，积极地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地完善自身各方面的素质，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增强立足社会的资本，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不将自己限制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圈中，通过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工作，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增强社会资本，通过人力资本的改善，为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提升创造条件，为不断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可能性。

5.4 社会价值导向

社会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是外来务工群体单方面的融入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当地居民和社会的接纳。当前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有着认识偏差，带着有色眼镜，一味的排斥农民工群体。目前的传媒话语也同样带有歧视，有关农民工的宣传报道大都集中在犯罪问题、讨薪问题等方面，并没有将农民工群体纳入主流社会话语中。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偏见，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偏见，必须要改变这种认识偏差，加强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减少社会排斥，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促使当地社会能主动接纳外来务工群体。政府及媒体要大力宣传农民工对城市的重大贡献，树立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的农民工群体形象，促进社会对农民工群体角色的认同，引导当地居民摒弃高人一等与盲目自大的意识，抛弃农民工素质低下的偏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农民工，消除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隔阂，使其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