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泽会

古人讲“三不朽”，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追求“不朽”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能得其一便足以青史留名，跻身圣人行列。王阳明不仅是心学宗师，开一代学风，更因其武功为后人津津乐道，并冠之以“圣人”。然而，考察王阳明的生平，可以发现他的“成圣”梦想竟源于一次奇遇，藉着这个奇遇结下了与圣学的不解之缘。从圣学萌芽初显到圣学路上受挫，经历出入佛老、慕道养生等几番周折之后最终坚定圣学，并以倡明圣学为终生事业。

一、初踏圣学

在探究阳明心学思想和事功时，往往对其青少年阶段的学问经历重视不够，而阳明思想的重要起点恰恰始于其少年时期的“圣学”梦想。围绕“圣学”梦想阳明展开了一系列的思想尝试，这些尝试对日后创立心学，建立功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圣学萌芽初显

王阳明的“成圣”梦想源于他少年时期的一次奇遇。《年谱》记载，阳明与同学在长安街上走路，遇见一个相士，相士对其说了一番话，其结果是阳明对这番话念念不忘，即：

一日，与同学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2]

少年阳明未必确知何为“圣学”，但对早慧的阳明来说，术士的话无疑是走心了。在读书塾时，阳明曾问塾师什么才是第一等事，塾师说“读书登第”。阳明对塾师的回答并不满意，心存疑问，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3]“学圣贤”的念头在此时已埋入阳明心中。

阳明以其心学闻世，而对“心”的初次体察始于自身的学习写字过程。“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4]了然字形于胸，然后下笔成书。凝思静虑过程其实就是用心揣摩古人作字的笔意，这一方法放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阳明作字不仅始悟心上用功，亦是其“格物”功夫肇端，这一体悟也使阳明认识到古人格物功夫的奥妙。程子说：“‘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学。’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5]阳明认为“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6]在程子看来，作字只是“收放心”的手段，而类似的手段还有“洒扫应对，博学审问”等。[7]在阳明看来，对模古帖，拟形于心，亦是作心上功夫的手段，故认为“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作字的经历对阳明有很大影响，在之后与学者讨论“格物”时阳明多举这个例子。程子“收放心”，阳明“在心上学”，这样看来，程子和阳明似乎没有甚大区别，都在强调“心”。但两个人的落脚点不一样。程子是以“行”谈“心”，作字、洒扫应对皆归结为练心。阳明由“心”致“行”，用心作字，字好亦在其中，即“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8]心上用功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知与行的一致。

始悟格物功夫奥妙，阳明对“圣学”开始倾慕。弘治二年，阳明十八岁时，阳明婚后携夫人诸氏归宁返余姚，阳明行舟至广信，拜谒娄谅，相与谈宋儒格物之学，交谈的结果是“圣人必可学而至”。[9]阳明对娄谅这一席话的反应是“深契之”。娄谅和王阳明的这次谈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是道出成圣的路径，即“格物”。二是双方对“圣人必可学而至”的认可。

（二）圣学受挫

拜会娄谅之后，阳明对圣学信心倍增，此后的阳明是一系列“成圣”的尝试，但伴随而来的又是一次次的挫败。

孝宗弘治五年，阳明21岁，举浙江乡试，开始学习宋儒格物之学，在京师搜罗朱熹的书读，《年谱》记载：

是年（先生）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10]

阳明格竹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病，算是圣学之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故阳明觉得“圣贤有分”，于是暂时搁置圣学“乃随世就辞章之学。”此时的“格竹”，相较之前的“格字”，其实并未取得良好效果。究其因，格字乃心上用功，并付诸行动，而格竹乃心外用功，离心而为，多劳无功。

阳明27岁时，遇圣学之路上的第二次挫折。《年谱》记载：

先生自念辞章之学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1]

辞章学问在阳明看来不足以通至道，但又找寻不到知晓至道的师友。加之旧疾复作，成圣信心再一次受挫。疾病困扰和学问困惑，偶闻道士谈养生，阳明产生了想入山修道的想法。在随后的几年里开始访九华山，筑阳明洞，修炼养生术。

圣学途中的两次“格物”均以受挫告终，从格物到循序读书，最后皆无所得，从这些经历可以看出，青年王阳明对朱子的学问是亲身实践过的，但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也决定了朱熹的格物学在阳明这里行不通，如何在圣学路上安身立命，阳明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这一过程是曲折的。

二、圣学之路上的三次转折

青年王阳明追求圣学，经过三次大的转折，即“出入佛老”、“慕道养生”、“演习兵事”。三次转折之间并不是毫无逻辑，首先是围绕其圣学之路展开的，其次从后来阳明建立功业来看，这些转折对其都产生了影响。

（一）出入佛老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也于汉末兴起，历经隋唐之后，佛老思想已渐渐被儒家借鉴吸收。融合了佛老思想的儒学，在宋代以理学形式出现，此后的理学家为探求圣学也多出入佛老。在阳明追求圣学的路上，亦曾多次与佛老有交集。

1.金山寺赋诗。王阳明初次接触佛老是在其随父进京的途中。阳明10岁时，父亲王华考中状元，次年携带阳明进京。即“（宪宗成化）十有七年辛丑，先生（阳明）十岁，皆在越。是年龙山公举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岁，寓京师。”[12]跟随父亲进京，对阳明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阳明的过人天赋也在进京途中有所体现，即著名的《蔽月山房诗》：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徹洞龙眠。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于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13]

以远近大小的辩证关系来看待山与月，充满着佛教哲学的意蕴。禅宗哲学讲有无辩证，而阳明的山月远近大小等恰是这种辩证关系的展现。

2.铁柱宫坐忘。从《年谱》记载来看，阳明跟佛老接触比较频繁。如果说金山寺是阳明偶然接触佛老的话，铁柱宫坐忘则是他主动探求。王阳明17岁去江西南昌迎娶夫人诸氏，“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14]

阳明新婚而在铁柱宫忘归，听道士谈养生，并亲自实践坐忘修持方法，由此可以推断以下信息。其一，王阳明对道士所谈养生术有极大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王阳明豪迈的思想性格，不拘泥于一家之说。其二，亲自实践道家修持方法，坐而忘归，表明阳明对道家修炼方法有一定的慧根，几乎达到了道家讲的“坐忘”境界。其三，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次问道经历对阳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他日后慕道养生，追求道术奠定了基础。

（二）慕道养生

阳明思想兴趣的转折源于圣学上的受挫，道教讲出世讲养生，与儒家入世形成反差。道家出世的逍遥正好缓解儒家入世的焦虑。阳明慕道养生，其中大概也包含这个因素。

1.访九华山。《年谱》记载，阳明27岁时，遇学问之路上的困惑。其一，辞章学问不足以通至道。其二，又找寻不到知晓至道的师友。其三，“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15]这三方面因素使得阳明明白圣贤有分，旧疾复作，成圣信心再一次受挫。疾病困扰和学问困惑加上机缘，阳明开始谈养生，“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6]3年后阳明访九华山，次年又造阳明洞。

阳明30岁，此时他以刑部主事身份奉命到江北办案，忙碌政务之余，游九华山、访地藏洞，出入佛老。《年谱》记载：

一笑而别。[17]先生录囚多所平反。事竣，遂游九华，作《游九华赋》，宿无相、化城诸寺。是时道者蔡蓬头善谈仙，待以客礼。请问。蔡曰：“尚未。”有顷，屏左右，引至后亭，再拜请问。蔡曰：“尚未。”问至再三，蔡曰：“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

九华山是佛教名山，是地藏王菩萨道场，佛教氛围浓郁，但阳明得知蔡蓬头善谈仙，便以礼相问，询问再三，终因自己“不忘官相”而未得闻。蔡蓬头因阳明“不忘官相”而拒绝谈仙，可以看出，官相太盛乃是儒学入世气质使然，这种气质在道者看来是不适合谈仙论道的。阳明官相太盛，然其心是慕道向仙的，这一点可以从《九华山赋》看出：

访王生于邃谷，掏金沙之清潦。……吾其鞭风霆而骑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抟鹏翼于北溟，钓三石之巨鳌。道昆仑而息驾，听王母之云璈。呼浮丘于子晋，招句曲之三茅。长遨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乱曰：蓬壶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华之矫矫兮，吾将于此巢兮。[18]

《九华山赋》很长，犹如一篇乐歌，结尾“乱曰”即是代表一曲终了而发的感慨。赋里面对神仙故事和道家术语了如指掌，完全不像儒生所做，倒像造诣高深的道士所为。由此可见阳明对道家道教有深入的研究，绝不是一时好奇而访道求仙。

2.筑阳明洞。阳明31岁，向朝廷告病归养，这期间筑室阳明洞，行导引之术，又往来南屏、虎跑诸刹。

阳明造访九华山后深厌世俗政务，加上朝廷不清明，遂产生告病归养想法。回到老家随后在城外会稽山构筑阳明洞，于洞中修炼道家引导术。《年谱》记载：

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19]

由年谱记载得知，告病回乡的阳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筑室阳明洞，修持导引术，并修炼达到很高的水平，即能具备“先知”的能力。道家之人修炼尚属不易，而阳明通过修炼能“先知”，可见阳明曾在道教养生术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说早年坐忘铁柱宫是阳明接触道家养生术的初级阶段，那么，筑室阳明洞则是对养生术的深化。由坐忘到先知，道术道行有了大的发展，这一过程有天分机缘在里面，更有后天功夫在其中。即为什么王阳明对道家养生术如此关注？

学问受阻是阳明关注养生术的一大原因，另外由现存史料可以得知，阳明身体自幼羸弱，而且一直受到肺病困扰，最后亦是死于肺病，关注养生亦是希望藉由道术来治疗疾病，调息养生。依常理身体弱的人会自动远离激烈的事业，而王阳明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兵事上面亦下过大功夫。

（三）演习兵事

儒家认为真正的君子是文质彬彬，文即是有文化涵养，质代表身体强健，文武兼备方是最完善的。此外，儒家追求的至高境界是内圣外王，内圣即要求苦心读书勤苦修养，外王则是追求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阳明在追求事功方面是下过功夫的，这也为其奠定了军事才能，日后在平定叛乱上能镇定自若与他青年时期的演习兵事不无关系。

1.少怀大志。《年谱》记载，阳明15岁曾出游边塞，在边关数月，寻访夷族（当时明朝边境主要是蒙古人，前期为鞑靼，后期为瓦剌）状况，打听防御蒙古的方法，并追逐胡人。

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20]

一分为二地看，某种程度上《年谱》的记载会有些夸张成分，但多少可以反映出少年阳明的豪迈气，抑或初生牛犊不怕虎抑或天分使然。返京之后，阳明听说秦中地区有民乱，阳明试图上书朝廷，献言献计，最后被父亲看作是狂妄的表现而作罢。

2.践行武事。阳明26岁开始学兵法，并学习骑射参加武举，最后得骑射搏击之士。《年谱》记载：

是年先生学兵法。当时边关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惶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1]

阳明与宾客以果核布列阵势作游戏，大概类似于今天的“沙盘模拟”。阳明28岁时，任职工部，这年秋天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坟，督造之余，阳明“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22]这一年，朝廷下诏书求意见，阳明上书陈边关防务八事，分析中肯。

青年王阳明对军事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少年游历边关，青年学习兵法考试武举，入仕后阳明曾被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阳明是心学宗师，相对于理学，他的学问特点之一是“知行合一”，这一思想在他对军事的学习上有所表现。其一，边关告急，朝廷惶遽，无将才可用，阳明乃学习兵法，希冀为朝廷效力。由知而行，知行合一。其二，搜罗兵书认真研究，练习骑射参加武举，这不是三分钟热度式的学习，而是亲自上手操作，扎实践行地学习。在阳明曲折的学问经历中，演习兵事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阳明知行合一学问特征在兵事中得到体现，并最终帮助阳明建立不世功勋。

首先，青年王阳明追求事功，务实学习，但在军事上、政治上未取得骄人成就，甚至是失败的。贬到龙场驿，是阳明学问转向的标志。即把学问重点由事功转向悟道，事实证明龙场悟道是成功的。悟道的成功反过来为日后的事功提供了指导。当然，阳明建立功业是诸多历史因素的汇集，但其之所以能立功，他的心学和早期军事训练多少都发挥了作用。

其次，阳明出入佛老，演习兵事，二者似乎并无联系，但其思想中已融合了道家的智慧。阳明平定叛乱后功名显赫，江斌等人妒忌，便想分一杯羹，对阳明进行百般刁难乃至陷害，阳明均能化险为夷，看淡功名。这其中何尝没有道家的看淡功名的思想。

三、力倡圣学

王阳明圣学途中受挫，随后开始探索自己的圣学方式，经历诸多周折，最后在出入佛老、慕道养生、演习兵事等一系列尝试中确定了自己的经世之学，并极力倡导圣学事业。

（一）复思用世。孝宗弘治十五六年，阳明告病归养期间筑室阳明洞，行导引之术，并能先知。然这并非阳明目的，不久就意识到导引术终究非身心之学，并开始打算入世：

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还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23]

经过两年的游学休养，阳明参悟性命经世之学乃是根本，出离佛老，再次入仕。此时阳明的思想已坚定在圣学上。

阳明33岁，主考山东乡试，《年谱》记载：

试录皆出先生手笔，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占先生经世之学。[24]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出，隐居归来的阳明已彻明老、释之非，知道圣学之要，于是重新确立圣学的地位成了阳明新的事业。

（二）倡明圣学。孝宗弘治十七年，新科士子相继入朝，但依靠辞章进阶的士子沉溺于记诵，不知道辞章之外尚有身心性命学问。面对虚文盛行、圣学不振的学术境况，阳明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开始授徒讲学。阳明的举动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讥讽者认为阳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倡明圣学被湛若水认可，并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湛若水亦是心学宗师，在明朝思想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年谱》记载：

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挚贄及门者。至是专心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25]

阳明在京师授徒讲学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次年二月便因上书言事遭陷害，被下昭狱随即贬谪龙场。纵观阳明青年阶段，从11岁进京到35岁贬谪龙场驿，阳明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问“圣学”。从“读书学圣贤”到“倡明圣学为事”，围绕圣学，阳明亦曾出入佛老，慕道养生等，但佛老等经历终究只是确立圣学事业的一个过程，都是阳明达至圣学的必经之路。

阳明少年始于圣学，其圣学路上辗转曲折，复又回归圣学，24年的学习轨迹竟是个圆，但经过曲折的思想筛选后而选择的圣学已不同于最初的圣学，最终也将开启他自己的“心学”。设若一般读书人，初择圣学从一而终，固然可行，但欲成圣人者，必经一番磨难，正如阳明说过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26]思想的形成和坚守正是从一次次选择感悟中得来，青年阳明读书广博交游广阔，见识了诸家学问，亦在学习中坚定了经世身心的圣学，这一坚定直至去世，临终前乃能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27]之感慨。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88.

[2][3][4][5][6][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7]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346.1347.1347.1347.1348.1348.1349.1350.1346.1347.1350.1350.727.1351.1347.1349.1350.1351.1352.1352.1463.

[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13.

[8][26][明]施邦耀.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4.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