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冬 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如何避免苏东局势在中国发生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焦点。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反对市场化取向的声音占了上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焦灼情绪。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坚决维护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号召加快经济改革，加快发展。中共十四大全面接受邓小平的新战略，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中国改革终于越过市场化改革的临界点，由此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两大趋势。

一、姓“社”姓“资”的争论

“价格闯关”受阻，一些人产生了挫折感。紧接着，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各国联合向中国施压，实行全面制裁。下半年，东欧各国剧变，苏联处在政局动荡和民族分裂之中。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主张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

邓小平似乎预感到将有一场争论。1989年5月31日，他在与李鹏、姚依林谈话时坚定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再次强调：“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特别告诫大家千万不能因害怕外来影响重新把大门关上。他说：“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307页。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说：“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9月4日，邓小平就自己退休问题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谈话。当时已经估计到东欧剧变后苏联也肯定要乱。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邓小平把他应对国际局势的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告诫大家：“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

然而，这并不足以避免一场争论。从1989年10月13日开始，邓力群分片召集座谈会，总结发生政治风波的教训，各部委都有代表参加。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个发言者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他认为，政治风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诸侯经济等问题，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另一位发言者说，动乱的经济基础就是中产阶级。这就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些发言者反驳说，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急于求成和改革的目标不明确，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继续放权让利会出现严重恶果，价格“双轨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腐败蔓延的原因。[注]萧冬连等对吴敬琏的访谈，2010年12月13日。

1989年下半年，东欧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1989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东欧局势及对策。江泽民说：情况变化迅速，思想准备不足。美国、西欧也没料到变化如此之快。他分析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久已有之，搞渗透。二是国家经济没搞好，供应差、腐败，人民有意见。三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纵容、支持变化。他强调，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航向，把经济搞上去。[注]1989年12月28日，贺光辉在体改委传达江泽民、李鹏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关于东欧形势的讲话精神。参见《周少华工作笔记》，未刊稿，第2047—2048页。在这段时间里，反和平演变成为政治主题，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回潮。中共十三大明确的目标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以后,这个提法受到怀疑,取而代之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恢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此后，这种提法成为中央文件统一用词。这种改变固然有治理整顿的背景，但也反映出领导层对改革的市场取向迟疑不决。

舆论上的争论比这激烈得多。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持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社组织了5次专家座谈会，会上发言的主旋律是“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如果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就会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把主张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注]萧冬连、鲁利玲对江春泽的访谈，2009年7月23日。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文提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力量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基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从这些年的事实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注]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这篇文章鲜明地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指向经济改革。随后，《人民日报》《求是》等主要党报党刊和《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质疑中国改革的性质。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一是质疑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何为资本主义改革？“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有的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还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注]本刊评论员：《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还有文章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注]吴树青：《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0月5日。另一篇文章写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注]许征帆：《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人民日报》1990年7月30日。

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10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会上，主张“计划取向”的学者与维护“市场取向”的学者再次“争得面红耳赤”。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批评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认为1984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是导致1988年通货膨胀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催化剂。他们极力主张回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上去。少数经济学家为坚持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86岁的薛暮桥站在少数派一边，在对方的猛烈抨击下，愕然无语，不能充分表达。[注]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 2003年2月17日；吴晓波：《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47—148页。整个1990年，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压过赞成者的声音。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的重头文章，把80年代末以来遭受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风波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多数经济学者为市场化改革据理力争。如6月中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国家计委研究中心等单位在杭州召开经济理论讨论会；10月底至11月初，国家体改委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杭州召开中国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高级国际讨论会；11月上旬，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在北京召开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等等。在这些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中国改革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43、253页。9月，薛暮桥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说：“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他说，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从根本上说也是1984年后改革滞后，宏观失控又急于求成造成的。他陈述了自己对如何“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的意见，建议“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抓紧目前供需接近的时机，推出综合改革。[注]参见《薛暮桥晚年文稿》，三联书店，1999年，第114—124页。

9月，陈锦华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这时，体改委处境很困难，下一步改革如何搞，各地都在等中央的精神，基本方向不确定，改革无从继续。陈锦华请体改委秘书长洪虎找人整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9月30日，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将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送给陈锦华。这份材料提供的历史事实是：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西方学者帕累托；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计划”用作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这份资料通过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陈锦华看后，认为“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立即报送中央领导人参阅。江泽民看后，特地给陈锦华打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看后，指示印发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注]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11—215页。

二、1991年：激辩与酝酿

邓小平十分关注这场争论。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1年年初，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发又一轮争论。当时人们不知道，“皇甫平”文章正是透露邓小平上海之行的谈话精神。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讲了很多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强调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周瑞金等人敏锐地意识到，邓小平到上海不是单纯来过春节的，而是来为改革开放作鼓动的。从2月15日到4月22日，报社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2月15日)、《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22日)等文章，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递了出去。文章写道：“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直接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还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章鲜明地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反响强烈，许多人打听文章背景，有的派专人到上海打听，海外媒体也有种种猜测。对“皇甫平”文章，有感到鼓舞的，也有责难的。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注]段若非：《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人民日报》1991年6月5日。。这就把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而且把阶级斗争置于首位，有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在此前后，《求是》《人民日报》《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呼应该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强调改革必须问姓“社”姓“资”，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批评皇甫平“新的思想僵滞”的提法“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认为说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雾弹”，“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注]参见流波：《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陈仲华：《重提“姓社”与“姓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郭清：《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求是》1991年第16期；吴建国：《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人民日报》1991年9月2日；邓力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3日；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的表态是比较慎重的。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决不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也不能匆忙行事、急于求成。”[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2日。在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江泽民说：谁也没有想到东欧变化这么快。和平演变意味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意味着历史大倒退。反和平演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注]参见《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8—2008)》，第276页。

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原本态度是从容等待。他在年初时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27页。然而，苏联发生“8·19”事件后，邓小平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当天，他就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正在外地视察的江泽民紧急回京。第二天(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这次谈话后，最高决策层的关注点开始变化。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这表明江泽民有意为反和平演变的舆论降温。同时，江泽民酝酿召开系列专家学者座谈会，为次年中共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的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座谈会于10月17日至12月14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先后开了11次。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共20余人。每次会议都由江泽民主持，一些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其中一些会议。江泽民提出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一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二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三是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说，这个会是内部研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会议也不作结论，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每个人发言只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

10月17日，座谈会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江泽民提出，为什么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产力还有了很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刘国光、吴敬琏、王慧炯、张卓元、林毅夫、杨启先、郭树清、江春泽等人发言作了各自的解释。与会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战后西方国家总结吸取了历史教训，对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作出了调整，充分发挥了市场和科技的巨大作用，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加强福利、缓和社会矛盾。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许多人的发言都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和平演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民主德国有一段时间比联邦德国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因为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同时，理论僵化、不改革、政治关系处理失误、民族政策不当、党的干部腐败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江泽民插话说：“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江泽民在总结时说：“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真正吸取其教训，坚持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功。”

12月10日，座谈会开始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题展开。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江泽民强调说：“计划与市场是核心问题。总的感觉是，我们该放的必须放，该集中的必须集中……我们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具体怎么做是关键。”刘国光、杨启先、吴敬琏、蒋一苇等人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认为中国改革有两个突破，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应该恢复邓小平、陈云在改革初期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用的提法，强调两者的结合。多数与会者也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一主题，与会者对于价格改革问题、企业改革问题、农业问题、粮食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库存问题、外贸问题、利用外资问题、投资项目审批问题，以及民营资本投资问题、出口信贷问题、发展证券业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讨论。[注]以上内容引自郭树清：《回忆1991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系列座谈会》，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1—90页；马国川：《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财经》2013年第25期。

从参与者的记述看，与上年在北京中南海召开的座谈会比较，这次系列座谈会上，主张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占了上风。张卓元认为：“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注]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酝酿——忆江泽民同志1991年冬主持11次专家座谈会》，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第102页。江泽民后来也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注]转引自马国川：《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财经》2013年第25期。不过，由于这次系列座谈会材料当时没有披露，知情人甚少，对当时舆论氛围并没有多大影响。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

解开姓“社”姓“资”死扣的，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1992 年 1 月18 日至 2 月21日，邓小平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沿途作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十分清楚当时那场争论，对在改革上左顾右盼、迟疑不决以及经济增长“滑坡”十分不满，担心改革因陷入意识形态之争而夭折，贻误大好的发展机会。他决心亲自出面，打破这一僵局。对于已经完全退休的88岁老人来说，邓小平这次行动本身非同寻常，出行的地区也是精心选择的。深圳、珠海建经济特区和开发上海浦东都是他亲自决策和推动的，他要用发展的事实回答种种质疑声音。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2004年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他说：“邓小平冷眼观察了三年，眼看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下决心去南方视察，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注]田纪云：《怀念小平同志》，《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邓小平此次南行，主要目的地是深圳。1月18日上午抵达武昌，在火车站听取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汇报。18日下午抵达长沙，在火车站听取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汇报。1月19日，邓小平到达深圳。一到深圳，邓小平就急切想看看深圳的面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注]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邓小平乘车观光市容，上53层国贸大厦俯瞰，看了口岸、港口和科技公司。看到马路宽阔、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深圳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处充满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十分高兴。1月23日，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在此逗留了一周，对珠海的发展也很欣慰。他后来说道：“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争论时，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针对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对于意识形态之争，邓小平的方针是 “不争论”。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髓，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是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有过长时间的思考。邓小平曾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6页。，其本意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因为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注]《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1985年，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能认为，这段话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完整定义，事实上他始终回避作这种定义，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清楚。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并没有突出强调所有制问题，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超越。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邓小平回应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

在邓小平看来，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他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相信中国“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不过在当时，如何避免两极分化不是他所担忧的，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绝对对立，有许多相通的东西。有些东西如计划、市场、股票、债券等，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只要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力，有利于改善民生，任何办法都可以试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是要进行一项从未有人做过的试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或者说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结合。对于这种试验能否成功，国外不少政要也在观察。如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每年都私下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他本人也多次到深圳，1992年就来过3次，他还告诉印尼总统苏哈托每年派人到深圳了解情况。他知道深圳特区是改革的试验品，他要看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怎么能兼容？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深圳市委书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邓小平。[注]杨继绳、萧冬连对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15日。邓小平相信这条路必定走得通，而且唯有走这条路才能扭转社会主义的颓势。他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注]本部分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83页。

总结1989年以来那场持续争论，可以看出，争论双方有一个共同出发点，就是如何避免苏联东欧那样的结局在中国出现。然而，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国内政治动荡、苏东剧变，其经济根源都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因此，必须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扭转市场化改革趋势，限制私人经济发展，收缩对外开放，强化国家计划。邓小平坚决否定了这种结论。他强调指出，1989年以后中国政局之所以能够稳住，关键在于中国实行了10年改革开放，经济上了几个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他明确指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就是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如果改革停滞、开放收缩、经济滑坡，那就会出大问题。

四、中共十四大的突破

邓小平南方之行在当时是保密的，各主流媒体都未作报道。深圳领导人请示能否作报道，邓小平说“不破这个先例”。然而，邓小平的谈话让广东和深圳、珠海的领导人深感鼓舞，急切想报道出去，尽快让人们知晓。于是，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采取“出口转内销”的办法。2月13日，他邀请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日报的社长来到珠海。2月14日，这三家报纸整版刊登了邓小平南方之行的照片，率先透露了消息。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署名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此文甫一刊发，全国重要的报纸纷纷转载，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密切关注着邓小平南方之行，反应堪称快速。2月28日，邓小平离开广东之前，邓小平谈话要点就整理出来，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全面接受了邓小平南方谈话阐明的战略思想，提出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由此摆脱了在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之间徘徊不定的状态。3月、4月、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决定将邓小平谈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分成若干专题研究贯彻落实方案。

4月1日，江泽民打电话给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于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体改委要好好研究，向中央提出建议。4月15日，陈锦华邀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5省体改委主任座谈下一步改革的设想，主要议题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到会不足10人，座谈会严格保密。4月21日，陈锦华向江泽民、李鹏报告说，5省体改委主任一致表示，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有所突破，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还在信中附了基辛格不久前提交给国家体改委召开的“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基辛格认为，当今时代变革“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注]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第207—210页。。 4月30日，吴敬琏也向中央领导提出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注]马国川：《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财经》2013年第25期。。据龚育之回忆，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元老说：现在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索性明确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1期。

这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呼之欲出。4月30日，江泽民在一个重要的决策场合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注]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1期。。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全面接受和阐述了邓小平的新思想。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江泽民讲话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新经济体制的提法。他列举了当时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三个提法：第一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说：“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不管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最后确定哪一种提法，都需要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认为，主要特征应该有这样几个：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203页。

尽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仍然非常敏感。6月12日，江泽民向邓小平汇报了他的这个想法。邓小平赞成使用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又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7—1348页。江泽民的讲话下发后，反响正面。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同意这个提法。这样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十四大报告草稿就写上了这个提法[注]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纪念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1期。。

7月21日，陈云在纪念李先念的文章中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他还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注]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

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最大的突破，是把邓小平关于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的思想确定为90年代的新战略，并且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产需协调。同时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中共十四大还提出了一个改革时间表：“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参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至此，经过14年的持续探索和争论，终于突破观念瓶颈，最终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五、市场化已到中途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质疑改革的声音一时息声。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兴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形势有如长江出三峡，豁然开阔。这也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积蓄了强大的改革动能。从全国的经济态势观察，改革并不那么缺乏方向感。

经过10年放权让利式改革，在两重体制中，市场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证券期货市场开始起步，国家计划指令性控制的产品大幅减少。据国务院办公厅1991年的一份调查，广州市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品已由1979年的208种减少到1990年的15种，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0.6%，市场调节部分占到77.6%。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占8%，国家指导价的占12%,市场调节价的占80%。工业企业原材料计划供应的占20%，市场调节的占80%。工业品计划收购的占19%，企业自销的达80%以上。深圳、珠海则几乎没有了计划产品。广东省属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市场化程度应比全国高些。即使从全国看，市场化转轨确实已到中途。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讲，截至1992年11月，“消费品的价格已全部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只有少数产品，主要是煤、石油、钢材，还由政府管理价格，但是也只是这些产品的一部分”[注]朱镕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价格改革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2期。。当年底，粮食价格也基本放开，市场定价机制初步形成。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合作)企业、个体和私人工商业、三资企业，体制外经济比重已占“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已经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态势。

10年改革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加快发展起于1984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888.2万个，总产值达7017.87亿元，比1983年增长5.96倍，平均每年增长47.4%。即使在1989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期间，乡镇企业受到很大压力，它的总体增长率仍然高于国有企业。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为11621.69亿元，比1988年增长65.6%，平均每年增长18.3%。到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0581万，总产值17685.5亿元。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其在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在农村劳动力中占比达到24.2%，在全国社会劳动力中占比达到17.8%；乡镇企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66.4%，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32.3%。其中，乡镇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4.4%。[注]李炳冲：《乡镇企业：改革开放十五年的历程回顾与前景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24期。乡镇企业的出口所占比重也由1987年的11%上升到1993年的35%[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支柱：前期是农业，后期是乡镇企业。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国家收获了一份额外的丰厚红利。

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94页。关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可以从多角度作出解释。诸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其设厂建店提供了无偿或低价的土地供应[注]有学者认为，乡村集体企业在80年代时效率甚至比私人企业还高，很可能是由于前者有集体土地制度作依托而后者没有。参见裴小林：《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农业剩余的增长和民间借贷的出现提供了初始的资金来源；通过从国有企业和单位“挖”人才而获取人力资本；长期的消费品短缺和城乡居民购买力迅速增长，为乡镇企业发展以消费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良机[注]据统计，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参见刘斌、张兆刚、霍功：《中国三农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政策的出台，使其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必要的生产资料；比较宽松的外部融资条件也助长了它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笔者认为，根本的动力是改革激活了农民的致富欲望和他们中间“能人”的企业家精神。农民具有经济人理性，一旦有新的刺激，他们就会走出小农经济的生存逻辑，激发出创业的冲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有资料说，在浙江的数十万名私营企业主中，大多数是从当年的打工者行列中走出来的，“寻觅财富和商机的漂泊的历程，成就了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注]慎海雄、周效政：《享受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 中国每年人口流动过亿》，新华社，2002年10月1日。转引自中国网，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lianghui.china.com.cn/chinese/2002/Oct/212846.htm。。

乡镇企业在技术、人才、资金[注]有资料称，农村工业早期投资的82.6% 来自集体积累，银行贷款只占17.4%，且基本是流动资金。参见裴小林：《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原材料供应等诸种条件都劣于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却创造了远高于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和经济效益，关键在于它面向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和有激励的内部机制。乡镇企业始终没有被纳入指令性计划，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都必须面向市场找出路，面对激烈竞争；乡镇企业灵活的营销手段(包括正当、不正当的)与国有企业僵化的运行模式形成对照；乡镇企业不受“父爱”式保护，必须自负盈亏，没有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弊端；乡镇企业职工没有“铁饭碗”，经理人实行效益分成，有很强的激励。80年代中后期，一些乡镇企业老板的高薪和丰厚待遇曾使城里人钦羡不已。乡镇企业这种灵活的内外机制使它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和自生能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镇企业释放出来的能量已经使市场化趋势不可逆转。据吴敬琏回忆，他1990年夏天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注]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

乡镇企业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所有制概念，除了乡办、村办集体企业，还包括一大批户办、联户办的私人企业。1987年1月，中共中央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正式承认“几年来，农村私人企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肯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一种补充形式”[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随后，国务院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规。至此，自50年代消灭私营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此后，全国登记注册的私人企业增加很快，一些隐蔽着的私人企业亮出了身份。不过，“红帽子”企业(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人企业)还相当多。究其原因，一则为规避风险，一则为获取特惠条件。私人企业在乡镇企业中究竟占多大比重，难以有准确数据。据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进行的访问调查，发现调查户中1/3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另据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注]戴园晨：《迂回曲折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红帽子”企业》，《南方经济》2005年第7期。两项调查差距甚大，是否因为大量乡镇企业已在1992年以后启动了改制？或许更多的乡镇企业产权处于模糊状况。除了乡镇企业，城镇也产生了一批民营企业，以及被称为“84派”的第一代企业家，如万科王石、海尔张瑞敏、联想柳传志、万向鲁冠球、TCL李东生、华为任正非等。

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围绕一条主线，就是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基本形式是推行全面承包制。为搞活企业，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有计划体制相当部分被拆解，国有企业面对的制度环境大不相同。以1988年的数据为例，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由1984年的120多种缩减为65种,国务院各专业部门下达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从1984年的1900多种减少到380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也大幅度减少。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产值占比，已从1984年的80%以上下降到16.2%，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产值所占比重上升为42.9%，市场调节部分为40.9%。[注]国家计委体改法规司课题组:《我国工业生产计划管理现状调查》，《改革》1990年第5期。国有企业工业产品自销部分已占40%左右，指令性分配的生产资料由1979年的316种减少为45种。相当比例的生产资料已进入市场交换。1988年国有企业留利占企业的利润和税收总额的18.2%，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已占企业生产性投资的47.8%。[注]董辅礽：《治理整顿中国有企业的状况和问题》，《经济评论》1991年第4期。形象地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体制外。

然而，到了90年代初，企业承包制遇到了困难，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承包以前，亏损企业不超过20%，到90年代初，亏损企业上升到1/3，还有1/3是虚盈实亏。也就是说，2/3的企业已经无利润可包了。[注]萧冬连等对杨启先的访谈，2008年3月。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80年代后期产能持续扩张，到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后，一下子出现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流动资金不足，许多企业陷入“三角债”的循环圈套。1991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以新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为组长的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从1991年6月至1992年底，全国共注资555亿元，清理连环拖欠债1838亿元。[注]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05)》，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第281—282页。1991年9月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如何搞活国有企业问题。江泽民在会上说：“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困难比较多，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涉及经济的全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0页。可见解决国企问题有多么紧迫。

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也说明承包制不能真正搞活企业。一方面它没有改变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无法摆脱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相对于市场竞争，承包制企业更着眼于向政府讨价还价，远远比市场竞争更有利可图；承包制企业追求短期利益，不关心长期发展，拼设备、吃老本、多发奖金搞福利、少提或不提折旧费的短期行为很普遍。本来期望企业自负盈亏，结果往往是“厂长负盈、银行负亏、政府负责”。199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现问题的症结主要不在利润分配上，而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于是提出必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20条)，重点是扩权。要求政府部门将经营权让渡给企业，然后把企业推上市场去求生存。然而，《条例》的实施很不容易，因为各部门都不愿将经营权让渡给企业，无法割断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脐带”。当时，国家经贸委、体改委甚至劳动部都把“破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作为突破口[注]1992年1月25日劳动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布《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和随后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92年体制改革要点》都把“破三铁”作为重点。，一时全国掀起“破三铁”的热潮，北京甚至提出要以“三铁”(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来“破三铁”。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大批职工下岗，引起各界强烈反弹。面临困境

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

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槛，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正如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引导出90年代以后产权改革和融入全球化两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