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和联合国打了30年交道，他说他在联合国任职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和中国越走越近了”。

联合国工作看似有条不紊、波澜不惊，实则暗涛汹涌。因为联合国所有外交活动都是以政治集团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说联合国绝大多数外交都是通过政治集团，私下进行的。联合国内有三大政治集团，一是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集团；还有发展中国家集团，简称“77国集团（目前有大约120个成员国）”；中国则是“一国集团”，因为中国是联合国中唯一一个不结盟国家，所以中国在联大和许多国际机构中，都是以“一国集团”的名义参与活动的，并天然地成为了发达国家集团和77国集团之间的调解人。

用好国际社会的关切

沙祖康当过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参与过《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条约》的谈判。由于地雷造成了大批无辜平民伤亡，英国、加拿大等国发起了“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倡议。然而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因为地雷价格低廉、制作简单，被称为是“穷人的武器”，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应对地雷意外爆炸的措施和能力，又使自己成为了地雷的最大受害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当时，中国地雷技术世界领先，曾有军方人士公开指责沙祖康：“核武器不能用，地雷就不能不用，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联合国裁军大使？”

为提出一个能为各方都接受的方案，沙祖康考察过国内很多地雷研发、生产部门，还到过中俄、中蒙、中越边境，和边防战士同吃同住，深入交流。他研究过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有关地雷问题上发表的表明立场的文件，加起来有两米多高。最终，创新性地提出了地雷使用的“约法三章”：国际社会可更加严格地限制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以消除其对无辜平民的威胁，但不应禁止为正当防卫而使用地雷；每枚地雷中都必须含有8克金属，以加强其可探测性；应为地雷设置战后自毁、自失能功能，如安装有使用寿命的电池等。

中国的主张，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限制使用”与“全面禁止”两个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同时表决，最后中国的方案比后者多得了4票。沙祖康还说：“现在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最受国际社会重视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再一个就是中国。但对此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人家重视你，并不代表赞同你。但关切总比不关切要好，所以我们要用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关心和重视。”

促成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落地

沙祖康曾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先后6年，亲历了许多世界和中国在试探中相互靠近的故事。国际红十字会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也是联合国系统外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因为西方一些国家之前曾利用红会对中国进行过很多无端的攻击，丑化中国政府形象，是以中国原来一直拒绝加入该组织。“但为不伤害对方，国内给我的指示是，请以技术原因，予以婉拒，叫我继续与对方周旋。”

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的克伦贝格尔经常请沙祖康吃饭。“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还没有加入他们，在他们来说是很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沙祖唐说，“他非常认真地向我介绍情况，一遍、两遍、三遍……不厌其烦地讲，我找各种理由拖延。后来，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老兄再这样给我做工作了，就实话实说了。我告诉他，中国一贯支持红会的工作，唯一感到困难的是，你们提出要探视我国在押人员的情况。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各地发展还不均衡，发达地区监狱的管理和条件，可以和任何世界上最好的监狱相媲美。但一些落后地区的监狱，条件可能还不符合你们的人道主义标准，我们很擔心你们的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监狱在押人员的生活情况，而是有选择地抓住把柄，夸张宣传，丑化我们的形象。其实我们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只想你们能正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情况，不歪曲就行了。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沙大使，你完全误解我们了，我们的报告是不公开的。除非被调查国政府同意我们才会公开。你不知道吗？”后来，沙祖康又向克伦贝格尔要来了国际红十字会在世界各地所有办事处的双边协定，一份不落地看完了。“原来我们并没对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有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没认真研究，就把它拒之门外了，这也加剧了国际红十字会对我们的误解，损害了我们的形象。”扫除了疑虑，沙祖康建议国内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在华设立代表处的问题，终于获得了国内的同意。结果13年过去了，国际红十字会攻击中国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脚踏实地走上高层

中国认缴的联合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会费，是联合国第三多的，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及相关机构的代表性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高级官员，就连有一个副秘书长也只是根据惯例。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个副秘书长，美国则有多个。沙祖康在联合国任职期间，还为中国人争取了很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高级职位。除了高级职位很少，中级、低级职位也少。中国雇员主要在语言部门，不过语言部门的职员大多是海外招聘的，他们连大陆的通用语都不熟悉。沙祖康认为，形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联合国机构基本由西方主导，习惯集团作战。“我们中国没有集团支持，既没有语言集团，也没有政治集团，更没有军事集团。”第二个则是中国自己的原因，“落实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不够重视。”“但你的利益，只有你自己去争取，去斗争，去维护。大家都在争，为什么我们不争？”沙祖康说。

沙祖康在联合国任职期间，还为中国人争取了很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高级职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联合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第一次担任最高职位。陈冯富珍原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助理。由于前任总干事在任内突然病逝，世卫组织决定召开临时大会选举总干事，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推荐了候选人，竞争十分激烈。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助选外交活动全面展开。沙祖康自称是这次选战的“前线指挥官”。2006年11月9日，当世卫组织宣布任命中国推荐的代表为该组织第七任总千事时，感到“每一片骨头都散架了”的沙祖康忍不住热泪盈眶。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沙祖康向以“敢说”而著称，他曾在联合国公开指责美国人权糟透了，引来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掌声和美国代表的苦笑。他称自己是“中国外交官，美国风格”，当外交官就应该“张扬”，“因为你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对手小看。因为你的每一句话，代表的都是你的祖国。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吞吞吐吐、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觉得是一种失职。”沙祖康说。

据《东西南北》朱可人/文整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