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淑敏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北京 100037)

网络上有一幅图片，说周有光“102岁时用电脑打字”。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是“102岁仍用电脑打字”。周有光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使用电子打字机，他本人一直否认“汉语拼音之父”的称谓，但他却自称是当代使用电子打字机通信的“先驱”。

1989年2月1日，周有光致信陈原：“在迎春会上看到您精神抖擞，为您高兴！你我二人是用‘拼汉’电子打字机通信的先驱，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这是书写方法的现代化。”*陈原保存的书信，陈原家属提供。

“先驱”是肩负启蒙使命和奠基责任的。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随后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从此进入语言学界。1956年周有光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后由国务院公布，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不算夸大的。”1979年4月，周有光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46(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议，是中国代表首次参加这一会议，会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草案”，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历史发展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发言。*周有光的发言由教科文组织的杂志UNESCO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ianship and Archives Administration(《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发表于1979年第3期。参见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标准》，《语文建设》1988年第1期。1982年，“第46技术委员会”经国际标准化组织审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周有光认为，《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开辟了中国文化流向国际社会的一条通道”。[1]随后，为使《汉语拼音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周有光主持制订《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其有效性实验在1986年4月通过鉴定，1988年7月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公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1988年11月19日，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汉语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纪念会，国家教委主任陈原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汉语拼音方案》产生的历史，充分肯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十年来的广泛应用及其突出成绩，指出了方案完善化的进程以及前景展望，它在国家现代化过程和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中的作用，以及在教育战线推广普通话活动中的作用和任务。

生于1918年的陈原比周有光小十二岁，二人曾有短暂的同事关系。陈原回忆，1956年底至1957年初，我国的文字改革事业蓬勃发展，文字改革委员会招兵买马，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出面向中宣部要调陈原，陈原1957年初到文改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筹建文字改革出版社，同稍后调来的倪海曙一起工作。几个月后，政治运动开始了，文化部把他调去搞运动，直到1958年陈原留在文化部做行政工作(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所以他就没有参加其后的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只是作为界外人参与讨论。*陈原同志的讲话，刊发于《语文建设》1989年第1期。他说：“在讨论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我激烈地反对过某些领导和某些专家们提出要创制加符号的字母(即在某几个拉丁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加“帽子”)的建议，如ch,sh写成加一个帽子^的ĉ,等等，我是饱尝了世界语排印不便，书写容易出错之苦以后，才有这种想法的。……在最后的时刻，方案采纳了不加符号的拉丁字母的意见。”[3]

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工作多有交集。1984年8月，陈原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有光与胡愈之、吕叔湘、叶籁士等人任文改会顾问。198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陈原兼任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周有光是该所研究员。1985年12月，国务院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陈原任副主任，周有光是国家语委的28名委员之一。

周有光1983年发表了《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提倡以语词、词组和语段为单位的双打全拼法，之后制成汉语拼音-转换汉字软件。他说，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自己就设计过编码，也试用过别人的几种编码，他的经验是写信、写文章最好用的输入法就是“拼音法”。1988年4月他有了一台便携式“中西文电子打字机”，开始了他的“书写革命”。他起稿“不用笔”，誊清“不动手”，省去手工抄写和再次誊抄造成的错误，“写稿”成为一种乐趣，在一年半的时间中写成约40余万字的两本书，工作效率提高到五倍，可见工作效率之高。他自豪地说：“看打，听打，想打，打开思路；纸脑，电脑，人脑，脑力更新。”[4]1988年5月12日，周有光致信陈原：

陈原同志：

收到您的来信，非常高兴！因为，由写信人自己在打字机上打字写成中文信，不是写下中文草稿交给打字员打成正式的信，这在我国还是初始的尝试。

您是“广东南蛮”，我是“上海南蛮”，同样容易拼错字母，这是因为过去的语文教育忽视正音教学，提倡重视正音教学是语委的责任。否则为什么写英文不容易拼错，而写拼音容易拼错呢？

SHARP储存语词66000条，有记忆功能，用过一次的字或词，下次首先出现，因此同音词麻烦极少，这是一大优点。SHARP急于要把打字机拿来我试用，还没有配上壳子，放在桌子上难于保护，不便拎着移动。据说下个月就有壳子运来。

听说，同类的日文打字机去年销售掉2000000多台，日本中学生都买。这对他们发展文化会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说明中日两国之间的差距。

我这里有几种现在流行的编码法，都不可能有拼音转变法方便。SHARP可以插进任何一种编码法。

上次我在苏州看到CASIO，定价二千多元人民币，大小比SHARP还要小一些，我没有使用。SHARP现在由工业经济研究所代销300台，我打电话去问，说是定价七千六百元人民币，私人买还可以便宜一些。这个价钱不是今天知识分子所能出得起的，听说，“四通”4200定价六千，4201万元以上。

将来拼音—汉字转变电脑一定会渐渐占领中国市场，这是可以预言的。

周有光

1988年5月12日

毫无疑问，周有光收到的陈原来信，是用电子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这在当时的国内还属“初始的尝试”，所以他“十分高兴”。由于无法看到陈原的来信，无从猜测内容，但从周回信提及SHARP、CASIO打字机，拼音汉字转化、编码法及“SHARP急于要把打字机拿来我试用”等内容看，可能是二人交流电子打字机的使用心得，所以他信中称陈原是“广东南蛮“，自嘲是“上海南蛮”，容易拼错字母。信中所言“提倡重视正音教学是语委的责任”，也是对国家语委主任陈原提出的希望。信中提到日本由于普及电子打字机，进入了书写革命，形成了中日之间的差距，所以，他预言我国电子打字机大众化时代的到来。

关于与周有光通信，陈原回忆说：“80年代我跟文改会的周有光，便开始用电子打字机通信，就像西方人用打字机写作一样。我用的是Casio，他用的是Sharp。我们两人常说，我们是第一批(不敢说第一个)使用现代化机器进行汉字通信的人。我们都是使用汉语拼音录入。”[5]陈原认为这正表明汉语拼音方案在文字处理、信息交换方面带来的便利。周有光1992年还把他的《世界字母简史》一书题赠陈原，遗憾的是相关的信件已不可见。

陈原与周有光有相似的经历，都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了拉丁化文字运动，周有光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陈原自称语言学的界外人，是从文字改革的斜面切入语言学研究的。他1931年冬季学会世界语，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世界语运动，随即溶入由瞿秋白、吴玉章创制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参与制订广州话写法拉丁化方案。这是陈原从事广义的文字改革的开始。1973年秋经胡愈之的安排，他到日本学术访问，接触了社会语言学等新知识，开阔了眼界，此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还对术语学、神经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等方面作过初步的理论探讨和启蒙性质的活动。

周有光与陈原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但都致力于语文改革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研究。而且得益于丰厚的外语素养，可以方便地进行比较研究。所以，周有光对比较文字学研究的开创意义，陈原对社会语言学的奠基，都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有很多相同点，皆文理知识兼备，会多种外语，周学的是经济学专业，陈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周会日语、英语、法语，陈会日语、英语、俄语、世界语；两人都较早使用电子计算机，都积极参与新语文建设的具体工作，在语文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如全面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并在国家语言工程和语言政策，如现代汉语定量分析、字频测定，常用字表的制定方面投注了大量的精力，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推广方面，都积极支持黑龙江省开始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语言学家佟乐泉和张一清所著《“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研究》出版后，1992年5月致信陈原说：“这本小书，是命题作文，出题的考官就是您。由于这位考官是位赫赫有名的学者，所以我们作文时不敢稍有懈怠，但许多事力不从心，只得仓匆交卷。我们自信下一场卷子会答得好些，以不负您的期望。”*见陈原保存的信，由陈原家属提供。特题赠陈原一册作为留念。

1992年，周有光题赠陈原《世界字母简史》 陈原手稿

周有光致陈原信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语言学家，晚年都被称为“智者”。这是指他们晚年仍坚持独立思考，思想解放，以敏锐深刻的视角，睿智的思想关注现实，并笔耕不辍，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原晚年关注新的语言现象，2001年5月撰写《英文“入侵”内地传媒——汉语领地的新景观》*陈原的未刊稿。，举出他曾任主编的《读书》杂志，封面上的汉语拼音DUSHU被英文Readings 代替了，其他诸如CT、WTO、DNA等大量的压缩词以及汉语中夹杂英文字母词等现象。他认为，改革开放空前地拓展和加速了中外接触，西文的入侵成为不可遏制的现象。语言要干预，但更要尊重其约定俗成的力量，语言学家要服从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规律。

而高寿的周有光2010年曾指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是长期的工作，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其成绩高低，是教育的寒暑表，教育的成绩高低是社会发展的寒暑表。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周有光认为，现在再谈中国文化即将统治21世纪是可笑的。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陈原认为，“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的观点并不科学，也不赞成“汉字文化圈”的提法。可见，他们二人都具有宏阔的视野和世界眼光。

[1]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标准[J].语文建设,1988,(1).

[2]陈原.陈原语言学论著(卷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84.47-48.

[3][5]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7.

[4]周有光.看打，听打，想打，打开思路；纸脑，电脑，人脑，脑力更新[J].群言，19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