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弥勒信仰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大乘佛教中的弥勒经典《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以及《弥勒下生成佛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本文从弥勒下生信仰的起源谈起，着重探讨西晋竺法护所译《佛说弥勒下生经》与后秦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弥勒下生形象的具体变化。两部经文的差异，一方面由于译经者本身差异造成译文有所出入，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决定性原因对于佛教的翻译、传播所起作用。弥勒下生形象的差异反映了帝王的政治意识对其造成的影响，由此也可看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关键词：弥勒信仰；竺法护；鸠摩罗什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Buddha Maitreya belief between the sutra versions translated by Dharmaraksa and Kumarajiva.The differences are mostly depend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Maitreya belief，Dharmaraksa，Kumarajiva

一、中国的弥勒信仰

弥勒信仰是对弥勒思想的信服与仰慕。弥勒经在中国的传译始于晋代，由弥勒造像和信徒的人数可知，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曾一度兴盛。弥勒经中有上生和下生两个类别，弥勒信仰里也就分为上生和下生两个层次，一是兜率净土信仰；即弥勒修成菩萨后，上升到兜率天宫。二是人间净土信仰；弥勒下生到人间净土成佛，在龙华树下听受说法成佛。

较早如东晋的道安发愿往生弥勒净土，弥勒上生信仰包含很多高僧[1]，东晋的智严、慧览、道法，唐代的玄奘等。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多为上生信仰，但在弥勒下生信仰中，弥勒下生人间，肯定了人间为净土是一个环境相对理想的国度，弥勒龙华树下说法，普度众生。大乘佛教的弥勒经典中，具有影响较大的“弥勒三部经”为《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上生经》。《佛说弥勒下生经》是由西晋竺法护于太安二年（303）译成，《弥勒下生成佛经》是由后秦时代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十四年（402 — 412）译成。

二、弥勒下生形象的对比

佛经的主要内容描绘了弥勒佛在阎浮提即世间下生成佛时，为转轮王及其人民说法的境况。转轮王及其人民则用各种宝物供养佛。《佛说弥勒下生经》与《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也存在一些不同，二者的对比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虑：

1.弥勒下生前阎浮提的环境

两部译作的具体措辞虽有差异，但皆从自然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道德修养界等方面对阎浮提（地）进行了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阎浮提环境整洁优美，物资丰富，民众安居乐业。此时的阎浮提——“秽土”已与释迦牟尼出生的“五浊恶世”大不相同了。并且这些丰富物质通过民众自身的勤劳和智慧营造的。由竺法护译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记载，“弥勒菩萨求道本愿使其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无有诸垢秽，……奉行十善。”由此可以看出，阎浮提里民众的种种准备，符合弥勒本愿，所营造的环境都为弥勒下生做足了的准备工作。

2.弥勒下生及其下生形象辨析

《弥勒下生经》与《弥勒下生成佛经》中的弥勒都是从兜率天下来出生（下生），下生到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兜率天，是佛教中六欲天的第四天界。按佛典所言，兜率天一昼夜为人间四百年。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讲弥勒下生时的婆罗门家庭。

弥勒下生的阎浮提虽然物资丰美，“无有百八之患，人心均平”，但并此地非佛国净土。鸠摩罗什《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里提到了阎浮提虽为太平盛世，但仍有苦痛折磨，因此才有了弥勒坐龙华菩提树下，修行梵行而得佛果。鸠摩罗什的《下生成佛经》对弥勒下生修行的原因、以及成佛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楚的解释，对比竺法护《佛说弥勒下生经》对于弥勒成佛的介绍只是弥勒出家学道这一现象的描述：“尔时弥勒在家未经几时。便当出家学道。时弥勒菩萨坐彼树下成无上道果。”

3.弥勒下生后龙华树下说法的情形

《弥勒下生经》与《弥勒下生成佛经》中都对弥勒在龙华树下生成佛后三次说法的经历进行了详细描写。西晋竺法护《弥勒下生经》关于龙华三会的侧重点在于法王、比丘、婇女等梵志之众到弥勒处听法得度的过程。对比后秦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千万众生前往佛所听法的经过比较粗略，没有细说众生如何到佛所以及听法后的感受。

《下生成佛经》的重点在于弥勒龙华树下教化众生的内容以及如何才能得道。弥勒佛告诫众生“五欲不净众苦之本。知苦樂法皆是无常”。众生知道苦痛的原因，才好做到“持戒忍辱修清净慈”。此外，《下生成佛经》着重提到了在转轮王带领下民众对弥勒的“财施”，即用宝物供养弥勒的细节。鸠摩罗什的译作对比而言，将龙华三会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弥勒循循善诱，劝众生修行。弥勒在龙华树下成佛，通过三会说法，教化众生。实现了人间净土与身心净化。

三、弥勒下生成佛形象变化原因探讨

两部经文对于弥勒佛下生形象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从主观（译经者）与客观环境两方面考虑。主观方面，译经者的差异可能导致佛教增删、措辞的差异。客观方面，由于译经内容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与当时时代的社会文化有关，不同年代的译者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会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同时代下的翻译会有不同的侧重政治需求。本文主要从当时的政治脉络、社会文化背景来对比两者的差异。

1.主观因素——译经者

竺法护与鸠摩罗什都为着名的译经家，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二人祖籍均为国外，多年居住西域后来到内地，对汉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endprint

并都以长安作为自己主要的弘法基地从事译经事业。他们的翻译特点存在许多不同，比如翻译时内容增删的不同，翻译辞质的不同。翻译史上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便始于此。

竺法护的生卒年月史书并无详细记载，采用廉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中的考证，其生卒年应该为公元233年至公元310年。出生于敦煌，祖先为月氏人，8岁出家为僧，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2]。精通多种文字，活动地主要集中在长安。竺法护译经工作持续约24年，共译佛经150多部。极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鸠摩罗什相较竺法护史料记载更详细，鸠摩罗什出生于龟兹，其父为天竺人，随母亲来到中国，译经之前曾在凉州居住十六年，熟练掌握梵语和和汉语。鸠摩罗什于公元401年到长安，至公元413年圆寂，其本人很受后秦国主姚兴的尊崇，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鸠摩罗什的、译作以大乘佛教经典为主。他的译作在改直译为意译，译文流畅质朴。鸠摩罗什不仅译注新经，并且纠正了四百年来他人译经的错误，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佛教经典。

2.客观因素——社会背景

东汉末年，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由印度、西域来华译经的僧侣逐渐增多。三国时期，北方仍以洛阳为译经中心，曹魏按照佛教戒律受戒度僧，印度僧侣昙柯迦罗、康居沙门康等陆续来到洛阳译经。由汉明帝经曹魏直至西晋结束，佛教的传播由敦煌经凉州到中原内地。长安作为中原文化繁荣地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地带。

1）竺法护译《佛说弥勒下生经》社会背景

竺法护来到中原译经之时（公元266年），中原政治动荡，王室斗争。时局的动荡常常带来新旧文化的革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带来了契机。大乘佛教经典即由此时发展。竺法护离开长安进入关中，在民间组织翻译场，翻译了大量的大乘佛教经典。

2）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社会背景

自前秦（334–394）至后秦（384–417）时代，北方的局势得以稳定，实现统一。两秦的统治者注重吸取汉族的统治方式，兴建建立学校，提倡儒学并尊崇与发展佛教。《晋书·符坚载记》：“自永嘉之乱，库序无闻，及坚之僧，颇留心儒学。”[3]鸠摩罗什于前秦建元十九年（383）来到中原。直至弘始三年被姚兴迎入长安，以国师之礼对待。姚兴推崇佛教，用佛教教化天下。鸠摩罗什在姚兴的支持下也在长安组织译场译经。[4]鸠摩罗什译经时期受到皇室支持，姚兴通过佛教教化天下，此时大乘佛教处于繁荣时期，更有利于佛经的传播。

3.两部经文所译时文化背景的对比

东汉魏晋以来，连绵的战争冲击着传统儒学入世治国的伦理价值。宣扬“救苦救难”的佛教容易被苦难之中的民众接受。在竺法护之前，《道行般若》虽已译出，但大乘经典还不完备。竺法护在长安的译经促进了大乘佛教的发展，但是此时经典并不充裕。经过前秦时代道安在长安组织译经弘法，鸠摩罗什时代的译经基础、学术氛围、弟子人数都有了保障。两秦时期的国主苻坚和姚兴用以佛教教化天下，据僧肇作的《鸠摩罗什法师诔》记载：“故大秦苻、姚二天王，师旅以延之，……，外扬羲和之风，内盛弘法之术。”[5]其中“天王”的称号，就是说明苻坚、姚兴已经以佛教转轮王的姿态来治国。鸠摩罗什译经时期，译经由自主到官方，大乘佛教不仅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思想，国主已经使用佛教思想来治理、教化国家。

在鸠摩罗什译作《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应可度者皆得见佛。而时人民各作是念”，这种思想在竺法护《佛说弥勒下生经》并没有出现，说明到了后秦姚时期，随着佛教治国的方式确立，姚兴在用佛教教化全国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信仰有利于民众接受佛教——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佛成佛，从而增加信徒数目以及佛教治国的说服力。由《弥勒下生成佛经》可以看出弥勒教化民众的方式，尽管阎浮提物资丰盈、安居乐业，却“不能得免三恶道苦”。因此需要弥勒成佛后讲经说法，“彌勒佛如是开导安慰无量众生”。民众，“各各自见佛在其前独为说法”，得“法眼净”。

四、结论

竺法护译的《弥勒下生经》与鸠摩罗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二者大意类似，都描述了弥勒下生成佛后，在龙华树下广传佛法，举行三次说法盛会使无数民众得以脱离五欲苦痛。并且经文里都出现了“弥勒出现国土丰乐”的思想，以及弥勒普度众生，拔苦济世的慈悲精神。

竺法护的译经主要为了宣传大乘佛教，他的翻译是“文不加饰”的直译派。对比而言，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不仅流畅，更是将文字润色的“意译”。这与鸠摩罗什译经受到皇室支持，译经受佛教治国形态影响不无关系。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与王公贵族或政治军事直接关系，所译经文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不仅细致地描绘了弥勒下生时的造像，突出了身形高大、面貌伟岸，也从侧面烘托了弥勒的宏伟形象。并强调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通过弥勒的讲经说法使众生顿悟。

在《弥勒下生经》与《弥勒下生成佛经》中，显然已经使用“一佛一转轮王”的造经模式来说明护法信仰的内容，弥勒下生的信仰也是依此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信仰模式也影响到后来佛窟的开凿与造像[5]。到了鸠摩罗什译经时代，后秦姚兴用佛教转轮王信仰治国。更为需要借助弥勒下生来统治国家，因此《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弥勒的造像更为宏伟，法力更强。帝王用“一佛一转轮王”佛教信仰的方式教化全国，弥勒佛下生说法，转轮王进行供养。在突显佛的重要性同时，也用转轮王供养佛的行为劝慰民众，同时为兴建塔寺、建造佛像、供养僧人、资助翻译抄写佛教等一系列行为提供了合理支持。

参考文献：

[1]《大正大藏经》册14

[2]《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 103 页.大正藏[M].第50册：353

[3]《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载记》，第十三，《符坚传》

[4]僧肇作：《鸠摩罗什诔》，道宣：《广弘明集》卷23，《大正》卷52，页264.

[5]《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页196.

作者简介：王怡璎（1990.11）女，籍贯山东省，现于香港中文大学任研究助理，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近代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