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媒体语境下的未来影像研究

2018-01-31段鹏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年24期

关键词：沉浸式体验

段鹏

【关键词】智能媒体未来影像全息电影沉浸式体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4.004

关于智能媒体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主要标志是人有了智能，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可以称为“零点”，“智人”正是人类的起点，这是人类第一次革命，它是自然产生的;而人工智能将在人的智能上引发第二次革命，这一次则是人为发展产生的。在人工智能浪潮下，智能媒体的大发展进入了新的革命起点，可以将它叫作“零点智媒”时代。

当前，关于如何定义“智能媒体”这一概念仍然众说纷纭，其中最常见的是技术与用户两种视角。技术的视角强调导致媒体智能化发展的几种核心技术，认为智能媒体是媒体与人工智能、数据、信息技术等融合形成的;用户的视角则强调对用户需求的满足，认为智能媒体可更智能地感知、分析并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信息使用体验。

几种关键的智能媒体技术。对于智能媒体硬件、软件技术的了解和探讨是智能媒体研究的基础。当前研究和应用广泛的智能媒体技术指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媒体技术，主要包括无人机、物联网、传感器、机器人写作、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智能媒体的基础和特征。1950年阿伦·图宁（Alan Turing）在其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提出的“机器智能”概念（mechanical intelligence）被视为人工智能的先声。无人机被视为媒体报道新闻的必要工具，已在当前的新闻报道中得到应用。这主要是因为：（1）无人机不受环境限制，创新了传统媒体的新闻采集方式，同时也减少了记者的安全风险;（2）航拍较地面拍摄视角独特，能够展现整体环境，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立体的感受，如2015年的深圳光明滑坡事件中的无人机新闻报道;（3）无人机有利于提高记者的工作效率和从业人员的机动性。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著名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在如今物联网的时代得以印证和发展。正如其定义所述，物联网是一种媒介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跨越最大限度来连接世界万物。在这种大环境之下，传感器似昆虫们的“触须”般将感知的作用触达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传感器已经在基础建设上进行了海量普及，通过其技术加持使得基础设施变得更加智能;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丰富了信源——公共新闻的生发也可以通过数据处理和运算提高效率等。物联网的基本载体，即传感器在生活中充当的是一种终端的角色，其中包括与个人非常贴近的智能家居、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等，它不光有能力去感知个人生活的需求与期望，还可以在实操上记录数据，比如个人的行为轨迹和生理指标等;传感器新闻即通过传感器获得数据信息，将之进行分析整合并一定的方式融入新闻报道，进而完成“讲故事”过程的新闻生产模式。在物联网社会，相当一部分公司因为从事传感器技术的研设与运用，使得其相关技术不断成熟，从而完成了其对用户数据的掌握。这种对传感器技术的掌控使得社会上的科技公司正逐渐向创造新闻的关键领域进军。正因如此，产出新闻的主要生发群体必然会被扩充到信息产业巨鳄和成熟的物联网公司里。这就直接导致了物联网与传感器及其技术的应用对传媒行业产生了相当分量的影响：首先，这使得媒介与社会的融合更加深入，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社会更加难以区分，场景成为媒体的核心要素（彭兰，2015）;其次，用户的概念在物联网时代更加凸显，他们不仅成为更加积极的内容产消者，而且在大数据、传感器技术的监测下成为特征更为明显、更易于被监控的个体。

机器人写作的研发和投入使用，昭示着一种新的新闻生成体系的形成：人与机器合二为一、信源多元参与并可以隐去中心。这种新生的新闻生产态势正在慢慢成为新闻产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美国联合通讯社的Wordsmith在2014年已经为客户创造出了10亿多篇文章和报道，它的新闻平均生产效率已经达到了2000篇/秒;纽约时报的Blossomblot可以做到提前分析什么样的内容在社交网络上可以达到推广的效果，从而选择那些有针对性的传播文本，它甚至还有能力去帮助新闻编辑筛选出合乎期望的文章和内容来推送和传播，自动生成新闻标题、摘要文案和配图也不在话下;在国内，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的Dreamwriter、今日头条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启用的AI体育新闻记者“张晓明”等诸如此类的人工智能正慢慢地被运用到新闻生活的方方面面，业界和学界对其发展逐步认同。在当下，虽然机器人写作还处在新闻生发的第一个阶段，可是其对社会生活数据深度挖掘和系统处理的优异能力已经崭露头角。大数据和云计算已在信息的获取和分发方面得到较多应用。以国内为例，智能技术的介入使得“今日头条”等新闻聚合平台已经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杰出传播效用。首先，信息的抓取和筛选可以通过爬虫技术在整个互联网中进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数量庞大的流量与信息，这是传统新闻媒体所望尘莫及的;其次，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新闻聚合平台抓取受众的兴趣点与欲望诉求所在——通过分析受众在移动终端屏幕上的点击和触摸位置，预测受众自身欲望诉求的变化状况;最后，在已经获得一定数量的受众数据后，就可以为目标受众进行画像，将其分门别类并进行模型建构。不仅如此，智能技术还可以使各平台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使各平台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平台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可以满足受众需求，从而增加智能技术本身使用、增值和变现数据的机会。（张磊，2017）。

智能媒体研究溯源。被谓为“后现代主义的大祭司”的鮑德里亚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既已在其《模拟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象征、交换与死亡》（Si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1976）、《论诱惑》（Seduction，1979）等著作中从科技角度出发，在生物基因学、仿生学、全息理论、计算机模拟这些学科和领域里描摹了由符号、模拟、仿真所组成的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类型。他认为，大众传媒如电视等会对受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媒介，经常大量拷贝“象”“符号”和“符码”等来打造和撑持“超现实”。倘若在过去，我们尚可把传播媒介当成是一种对“现象”和“现实”的镜像反映，如今，大众传媒所塑的“超现实”肯定比受众所认知的“现实”更加显真，因为传统理论上所强调的“现实”的源头就是“表象”。（季桂保，1999）进而，鮑德里亚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和“内爆”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读：“最终，媒介即讯息不仅意味着讯息的中介，也意味着媒介的中介。字面意义上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大众媒介）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从一种现实到另一种现实的中间力量，或者说从一种真实到另一种真实之间的中间力量将不复存在，不论从内容或形式上来说均是如此。严格来说，这正是内爆一词的真正意味：一极将另一极吸收，两个不同的意义系统的极之间的短路，或者说相区别的形式之间的边界的擦除。媒体效果实现了自我圆满，因此意义从一个极点传递到另一个极点再无可能。人们必须正视这种严酷但原初的状况：一切都源于它是我们唯有的现实。鉴于目前两种环境的混合——媒介环境与现实生活环境已经融为一体，再幻想着革命内容或形式只能是徒劳，而真相在其中已无法辨认。”（Jean Baudrillard，1981/1994）

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撰写了专门的章节来梳理社会各界对智能媒体运用的现实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为智能媒体在之后的发展勾勒了蓝图。比如，尼葛洛庞帝对虚拟现实产生强烈现场感的背后动因——双眼视差进行了阐釋，提出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常以头盔为典型道具，并指出了影响真实感质量的两个最关键因素——图像质量和响应时间，这在当前仍是虚拟现实技术主要的攻关方向。我们现在常见的基于算法应用的媒体内容分发机制，也在尼葛洛庞帝预测之中。他认为，电子介质的报纸在将来可以以比特的形式被传播到受众群中，而界面代理人会如一位知你懂你的数字化亲戚一样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分类，并最终推送给读者最适合其阅读的信息，而导向这种局面的正是现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

智能媒体与媒介技术关涉较深，因此，相关的讨论也可从媒介技术论者的研究成果中寻得先声。保罗·莱文森的理念在智能媒体环境下得到了集中的关注和宽泛的接纳。身为媒介环境学派的接棒人，他的观点涉及到了关于媒介演化的议题和媒介演进的三阶段（玩具—镜子—艺术），其中包括“人性化趋势”以及“补救媒介”理论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被智能媒体研究者奉为圭臬。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的进化是持续、动态的，这种进化会受到社会中一切人物和环境的影响，从而让这种效果持续发挥效用。最终，媒介会带着受众和社会赋予的期望完成人性化的演进。同时，技术之间的互相补充，也使人类的需求在媒介方面得以满足，最后连同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形成高度一致的态势。首先，伴随着媒介不断地向前变化发展，媒介必要的科技操作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必要传播之间的关联会变得越来越密集，双方会渐渐融合变为一体。莱文森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人类本身的渴求与欲望而完成进化的，这使得媒介具有人类的属性和人类传播的形态。其次，媒介的进化，也使得媒介技术在形式上渐趋融为一体。随着媒介的进化，所有的设备逐渐融合为一体，一起协同配合来处理来自社会环境中各种各样特质的信息，使其最终形成一个整齐划一、多元立体的信息分析加工系统（徐利德，2017）。

另外，在《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一书中，保罗·莱文森对其前学者关于媒介与技术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其中值得关注的主要有：（1）弗洛伊德很早就关注到了媒介技术与人类感官的关系。他认为，技术可以提供两种支持：一是供应一种心理学上能被广泛接纳的替代品;二是去延长伸展人的感官系统。因为，像视觉这样具有外部指向特性的器官功能在传播技术的支持下得以延展;同理，如记忆和想象这样的人类内部心理状态也得到了延伸和反映。（2）伊尼斯对媒介如何改变整个社会以及文明保有浓厚兴趣，他认为媒介技术会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延伸，但是很难达到平衡，其中延伸时间的媒介更倾向于鼓励社会坚守传统，而延伸空间的媒介则鼓励社会扩张和急剧变化，最终，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媒介会被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媒介所取代——莱文森则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当代技术正在逐渐实现时间和空间延伸的平衡。（3）麦克卢汉认为人类是技术的产物，他关注的是人类环境是如何以不完整的延伸形象被重现和塑造——麦克卢汉坚信延伸具有将力量从起源物转移到延伸物方面的特殊属性，就像让车和路处于司机的位置，让倒霉的司机受其前任“仆人”的掌控一样。（保罗·莱文森，1979/2017）

当前常见的研究角度。中国香港学者邱林川曾以坐标轴的形式为信息与传播技术研究的分析层次和理论路径提供了定位依据（如下图，转引自吴舫、崔迪，2018）。吴舫、崔迪（2018）用这个坐标轴来总结智能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他们认为，通过坐标轴横轴对社会建构主义、科技中心主义，纵轴对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可将当前智能媒体背景下的传播研究分为四种范式：（1）社会建构主义宏观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这一范式的研究关注技术的控制问题，即谁拥有技术、谁应当拥有技术等问题;（2）科技中心主义宏观研究的新媒体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研究对新技术本身的特征及其社会效用给予密切关注，常采用量化方法开展研究;（3）科技中心主义微观研究的认知行为效果范式，这一范式主要借鉴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使用控制实验或微观的质化研究方法，关注使用者和媒体的互动行为，着重分析媒介技术对个体受众的认知与行为的研究;（4）社会建构主义微观研究的科技人类学范式，这一范式的研究比较关注智能媒体与文化形成的关系。当下来看，这一分类方式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基本可囊括智能媒体研究的各类议题。

当前，国外对智能媒体的研究对四种范式均有涉及。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出现比较早，1985年发表的《人工智能对科学、社会和经济的影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acts on science， society， and economy）一文就人工智能对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预估;1992年发表的文章《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重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deology of 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将智能媒体时代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类比，对关涉其中的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让渡进行了分析。新媒体研究范式的研究是当前的热门领域，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前景。《深度机器学习：一个人工智能研究的新前沿》（Deep Machine Learning - A New Fronti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一文对机器学习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后续的文章如《数据密集型应用、挑战、机理和技术：一个大数据调查》（Data-intensive applications， challenges，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A survey on Big Data）则着重分析了基于大数据的技术是如何进行计算和运行的，关注了包括大数据应用、大数据的机会和挑战，以及目前最先进的大数据技术等在内的热门问题。认知行为效果范式的智能媒体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认知心理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的理论和研究》（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gnitive Science），该书对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对之后人工智能视野下的认知模型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科技人类学范式的智能媒体研究主要关注智能媒体对文化的影响，常见的研究内容有对智能媒体时代文化新特征的研究、文化教育过程中对智能媒体的运用等。如《战术语言文化训练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去教授外语和外国文化》（Tactic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raining system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each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一文中对战术语言文化系统这一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了研究，描述了这一系统的体系结构和它所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证明了使用这种方法学习外语和文化的益处。

在前几年对手机等蕴藏着的智能媒体的可能性、媒介走向智能媒体时代的可能等进行初步探索之后，近几年，国内对智能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第一，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关照智能媒体。很多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进程不会止步于媒介产业内部之间各组成要素的融会贯通。从始至今的媒介融合都预示着媒介的发展会不断地容纳新的力量，最终达到一个高阶，即“互联网+”和以物联网技术为主体的信息处理体系导向下的智能传播和媒介之间跨越了多级界限的时代的来临。到了那个时候，智能媒体加上人类的智慧会如虎添翼，二者的交织发展必然会在将来的媒介产业领域中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刘庆振，2017）。

第二，对媒体智能化的本质、现状进行探讨。这一视角下的研究主要对智能媒体的本质、当前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和学理性的探讨，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上来分析和阐释智能媒体。如喻国明在《智能化：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一文里，就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与分发的具体环节中的应用状况、人工智能技术对受众感官和认知体验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得新闻产品更加贴近用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对智能媒体未来的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并对人工智能的风险、网络安全等进行预警。商艳青（2016）基于当前的媒介发展现状，提出：“新聞的未来在于数据能力，媒体的未来在于智能+。”张磊（2017）则认为，信息在收集过程中呈现出的零散性和碎片性结合了庞大的新闻数据，使得谣言的产生变得轻而易举;针对受众用户进行精准投放、充分尊重用户个性、将传播内容进行细分的定制新闻也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信息茧房”的信息环境;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由于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更新而变得更加模糊和不确定，因此如何界定受众自身的主观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会成为新的问题。

智能媒体语境下的未来影像

“影像”是电影与电视艺术中的一个常见概念，但或许正因它的常用，对它的定义也层出不穷。综合前人的相关研究，我们可认为影像是电影、电视、网络影像艺术的关键因素，所以，在智能媒体的语境下探讨未来影像，我们可将其理解为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上的影像在智能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在未来即将呈现的形式。承前所述，因为对智能媒体技术的集中研究较为晚近，因此本文将不过多注重从历时性的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而选择按研究成果的特征将其区分为基于技术应用的讨论和基于学理的讨论。

技术层面的讨论。每每谈及未来影像，最吸引人眼球的一直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和全息影像（holographic image）等高级、精密和尖端的科学技术。在西方的研究中，VR一词在广义上被一些学者用来称呼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社会和文化上的虚拟化，而狭义上的VR则是我们所说的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主导的内容，可是这一块内容同样往往被拿来与MR（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和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这种被看作是组成虚拟现实这一庞杂系统的子部分而并列归到虚拟现实的领域中生发讨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项研究《VR新闻学》（Virtual Reality Journalism）将VR定义为“一种沉浸式媒介体验，它复制的世界可能来自现实环境也可能来自想象空间，用户与VR世界的互动方式是身临其境”。

按照尼葛洛庞帝（1995/1997）在《数字化生存》中的梳理，虚拟现实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既已出现，但其真正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却是近几年的事。最近几年，尤其2016年后，人们对智能影像的关注愈发密切。一方面，虚拟现实电影可以在Gear VR、Goole Cardboard等移动VR设备上播放，另一方面，IMAX等公司已经着力开发高端的虚拟现实观影方式。AR也被视为VR的一个研究分支而愈发受到关注。

受资本驱动，且因为对技术的重视逐渐提升，国内近几年对智能媒体语境下的未来影像日益关注。当下，关于未来影像的研究多为对新兴媒介技术的阐发，重点关注其当前的发展状况、发展和应用的瓶颈，以及其在未来的应用前景。整体来看，目前最受追捧的未来影像技术主要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影像等。

虚拟现实在电影电视、新闻传媒等领域已经受到相当关注。在影视研究领域，学者们较多关注VR影像在未来的应用可能及应用方法。胡超峰（2016）认为，VR影像与传统电影的差异主要体现为：（1）电影空间从景框内的平面空间变成了无景框的虚拟思维空间;（2）场景影像从分镜头变为一镜到底;（3）蒙太奇艺术从微观的镜头组接变成了宏观的场景编排;（4）镜头运动从变化无限制运动变成了场景漫游式运动。另一方面，就镜头而言，因为VR没有边界，所以视觉引导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黄石，2016）;同时，为了给观众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VR的听觉效果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王岩明，2016）。此外，VR纪录片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其纪实影像语言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摸索，相关的学者有雷建军、郝薇东等。

VR在新闻传媒领域的研究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VR对新闻业的影响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史安斌等（2016）认为，VR的“破坏性创新”会为新闻业带来三大转向：（1）从浅层叙事到深度内容的内容转向;（2）从“各自为战”到“跨界融合”的业态转向;（3）从“原画复现”到“沉浸+参与”的样式转向。喻国明等（2016）也认为，VR新闻将通过重塑新闻生产流程、改变新闻呈现方式和新闻传受关系等方式建构一种新兴媒介环境。在微观层面，新闻传媒领域对VR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外VR新闻的案例分析，如对《纽约时报》、网易VR新闻、财新网VR新闻等的研究。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新闻传播这个领域之中，比起VR来说，AR更加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和发展上的潜能。VR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的这一功能，正是当前新闻最关键、最主要的竞争力。虽然VR可以制造出一定程度上的“深度浸入感”，但是AR技术则能更进一步，可以将无限的数字信息“叠加”到有限的浅层叙事上，当受众希望了解更多深层次内容时，只需用客户端进行“扫描”或“识别”，大量高关联度信息和具有深度思想的内容就会“图文并茂”地出现，以增强用户的现实体验，延伸其感官功能、认知空间。（史安斌等，2016）

除此之外，全息影像也是当前广受关注的一种影像技术，从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舞台展示中等都能觅得它的踪影。但是，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息影像。全息影像是指通过相干光干涉原理记录和查看图像，使得被记录物体的三维外观可以被精确地再现。真正的全息影像在透视、遮挡、双眼视差、单眼视差、聚合、调解等六个方面均有特定的要求（中国全息网，获取于2018年10月28日）。用全息摄影的手法来拍摄和放映的音像制品叫全息电影。但由于一些技术存在不可控的限制，直至今日，全息电影仍然未能得到广泛且有效的实操运用。

学理或哲学层面的讨论。国外对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研究旨趣偏重于学理性。从具体的研究视角来看，至少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对VR的历时性梳理和定位。第一种是将VR置于新闻媒介的语境中，认为VR是新闻真实这一脉络上的又一次进步和跨越;第二种是将VR视为一种叙事媒介，认为其与戏剧、文学、电影等叙事媒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第三种则将VR置于视觉传播的变迁和历史脉络中，认为VR所代表的360度的幻觉空间这一视觉传播形式早已有之，虽然以前往往多与宗教、政治等需要相关，但其包含着人类一直以来对幻觉的一种超逻辑和乌托邦式的向往。（杨慧、雷建军，2017）

国外对VR特征的分析中最關注两个概念：沉浸（immersion）和在场（presence）。沉浸关乎虚拟现实的不同形式，凭借沉浸的等级，虚拟现实的程度能够被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沉浸在VR所营造的虚拟环境之中，其感官享受最为猛烈，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佩戴特制的VR头盔等可视设备得以实现;另外一类则是半沉浸式虚拟现实，最常见的如洞穴式自动虚拟环境，这种形式的VR主要由多屏幕和投影构成，可为多人同时提供虚拟现实;最后一种是非沉浸式虚拟现实，如VR电脑游戏等。布鲁克斯认为可从三个更具体的维度来衡量沉浸，那就是时间、语境和参与，这三者构成了观众对沉浸的重要感知。而VR近年来致力于突破的事情，就是将人们置入虚拟环境中的时间和空间，使人们通过身体的参与获得精神参与感，进而沉浸于虚拟环境中。（Brooks，2003）而对虚拟环境中的在场感（sense of presence）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是一个跨学科的话题。VR研究中的在场主要是指“一种身在一个地点或环境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当物理上身处另外一个地点”。（Witmer & Singer，1998）在场被认为是VR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因为正是在场使得受众与虚拟环境产生“关联感和情感上的反应”。（杨慧、雷建军，2017）近几年，关于沉浸和在场的研究层出不穷，如维纳巴-维纳亚格阿莫里等设计了一个实验，以评估人们在沉浸式虚拟环境中对虚拟人物的姿势所表达的情绪反应是否等同或接近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情绪反应（Vinoba Vinayagamoorthy et al.，2006）;舒米从心理学的领域对有关VR中的在场感研究进行梳理，尝试探索在场感的本质、结果、测量等，并着重总结了关于在场感来源的几种心理学研究（Schuemie et al.，2001）。整体而言，虚拟现实研究中的“在场”更多地被归于受众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即认为这是受众的一种心理感受;而“沉浸”则更多地与虚拟现实的技术程度相关联，被视为衡量虚拟环境对现实场景还原程度的关键向度。（Slater & Wibur，1997）

除此之外，批評性的研究视角也是西方学术界一直关注的议题（Brey，1999）。对VR的批评首先是关于伦理与责任的探讨，所涉及内容最主要是VR的应用领域及其对应的伦理意义，同时也包括VR自身的再现、活动和行为等（Kade，2016）。而另一大类对VR的批评则更多是对VR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的反思。有研究者质疑VR过于关注代表代表现实，而在原本可能的空间创新上有所不足（O'Neill，2005），另一种关于VR发展的谴责则是批评VR目前太过强调技术层面而忽略情感层面，即更多地把它当做一种新的科技而非新的人文。

相比之下，国内对虚拟现实和全息影像背后的哲学、文化意义的探讨则相对较少。而在并不丰富的研究当中，聂有兵（2017）从伦理、哲学等方面对虚拟现实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见地的问题：“人类用自身的力量使自身沉沦为物欲和简单刺激的受者，似乎反证了人类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未来的现实中，高尚和深刻是否就有话语权？分众化和集权主义的对抗，谁会占据上风？”

小结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智能媒体和未来影像的研究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然而，通过梳理中外研究成果却不难发现，相比于国外相关研究的前沿性和深层性，当前国内的研究却仍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表层性特征。一方面，技术研发方面我们开始得较晚，很多核心技术只能尾随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学术研究方面我们相对欠缺技术哲学等方面的理论资源，很多思辨性的观点只能向西方寻索，近几年兴起的学术自觉的潮流也尚未与智能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我们曾因经济、文化、社会条件落后于西方而只能被迫地在传播研究领域尾随西方之后的话，那么，在智能媒体时代，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力量已逐步增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开展智能媒体和未来影像的相关研究，客观上我们已具备了更多学术创新的条件，因此，国内学界同仁应有紧迫感，在这一研究领域迎头赶上西方研究的深度和前沿性，以带动国内智能媒体实践和研究蓬勃发展。

另外，梳理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智能媒体和未来影像研究领域，学界的研究往往落后于业界的实践，这一方面体现了业界在资本驱动下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也应引起学界的检视和反省。只有学界和业界达成更和谐的互动关系，彼此能够真正相互促进之时，国内的智能媒体和未来影像的研究与实践才能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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